2024年，杨弋枢导演的剧情片《内沙》于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作为创作者，杨弋枢较早地投入到电影事业中。2006年，她的纪录片《浩然是谁》入围洛迦诺国际电影节今日影人竞赛单元、香港国际电影节；2014年，她的剧情片《一个夏天》入围釜山国际电影节，获法国沃苏勒亚洲电影节评委会奖；2018年，剧情片《之子于归》入围平遥国际电影展。同时，她当前是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深耕电影学术，出版专著《电影中的电影：元电影研究》等。
杨弋枢导演在2024「VITA SHORTS 华语短片联展」中担任了终审评委，基于自身的专业资历、从业经验以及对短片及电影艺术的理解，以多元身份介入评价体系，关注与发掘青年电影人的泛华语创作视野。
凹凸镜DOC有幸采访到杨弋枢导演，杨导和我们从电影意识、电影创作方法及电影评价体系等方面谈论了当下青年电影人的创作道路。
杨弋枢VITA SHORTS华语短片联展颁奖典礼现场
短视频的切片文化特别“low”，不应侵权来伤害完整作品
作者：段昕彤
编辑：张先声
凹凸镜DOC：杨老师您好！过去关于您作为个人的采访及您的影片的采访相对较全面，我们希望能从您作为一个影视行业的前辈、电影艺术学的老师，以及本届VITA SHORT华语短片联展的的主竞赛终审评委的角度来聊聊年轻人们的影片创作道路。
当前越来越多的创作者们无意识或有意识地在模糊现实和虚构的边界，剧情片创作者逐渐回避戏剧性，纪录片创作者主动介入和不隐藏镜头的存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趋势，这算是一个好的趋势吗？
杨弋枢：每一次我评审观看影片时，其实都会将其作为我研究的样本，这一次主竞赛的14部影片相对于之前我评审过的较大量的样本来说算是数量相对比较少的，不一定能总结出明确的规律和趋势，但我们仍能看到剧情片在更多地用写实和纪录的方法，导演们在做倾向写实的、现实主义的影片，透入了更多非虚构的部分，这是很突出的一个特点。
VITA SHORTS华语短片联展 终审评委会议
凹凸镜DOC：在包括本次联展的很多节展中，纪录影像的数量可能都相对更少，您认为纪录片、纪录短片的创作对于年轻创作者们是否有存在的必然性？
杨弋枢：我八月份刚帮一个纪录片展做二审评委，其实纪录片创作的量是很大的，只是可能更适合专门的纪录片节展。纪录短片，哪怕是在纪录片展的短片单元，相对来说确实有点束手束脚，有一些题材的纪录片它还是需要一个体量才能呈现出来。
当然我觉得短片形式应该也可以用于一些特定的纪录片，尤其是比如论文电影一类的纪录片靠强剪辑的电影；生活流态的纪录短片要完整地呈现一些生活片段，片长太短的话呈现生活原生态这一方面也就不占优势了。
而你所提到的，纪录片对于创作者们的影响，是否有必然性，我觉得还要联系到创作者个人。每个导演在什么时候拍什么片子，会跟个人的状态有一些直接关系。
比如像耿军导演，早期拍《青年》《烧烤》都是很写实地结合自己生活的剧情，纪录片《诗与病的旅程》也是跟随着一个人的生活的私影像，他一直都是在做写实的东西；我呢，我最早开始拍纪录片，但是我的纪录片一直是有故事性的，我的朋友看我的纪录片，都会说看到了剧情片的影子，因此创作题材、风格、方式等等，我觉得都还是得回归到导演自己的生活脉络中。
导演耿军
凹凸镜DOC：您刚刚也提到，其实每一位导演他会根据自己的身份经验和脉络去拍摄，年轻创作者们很容易困扰于“影像应该拍给谁看”，“影像应该表达些什么”，您认为怎样才算是一种完整的电影表达？
杨弋枢：首先可能是我们如何看待自己正在创作的影像，这部作品它其实即没那么大、也没那么小，它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阶段的呈现，凝聚了我们一部分的人生。其次就是，我们能不能在创作过程中看到自己的成长轨迹。无论是纪录片还是剧情片，能坚持拍摄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我因为一直在学校里做老师，我能看到很多我的学生的成长轨迹，能看到他们一点点在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形成了作者的一套电影语言系统，形成了我们去理解世界的一种角度。
你刚才说电影应该拍给谁看？怎么才是一个完整表达？我有两个一路看着成长的学生，黄玥和张文倩（《热天午后》主创），张文倩之前一直在拍纪录片，她有对于童年耿耿于怀的记忆，这段记忆笼罩着她，直到她拍自己的剧情短片时，也是在对这段记忆的影像复现和重构，梳理她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在不断地看她的家庭是怎样变成现在这样的。这是她的关切，是她一直在注视的东西，那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完整的电影表达，它能获得一部分观众的共鸣，也可能会使另一部分观众感到疑惑和无聊，但只要她把自己特别深的关切的东西讲清楚了，而且是一个电影语言的呈现，那么它就是完整的。
至于会有多少观众看呢？或者就算是很多观众打了差评，那也没关系的，艺术创作有两极分化是命定的现实，我们需要接受它；艺术表达本身就是一种成长，在不断地表述中我们会寻找到自己独特的讲述方式。
张文倩导演作品《热天午后》
凹凸镜DOC：您在创作的同时也在完成电影学术的深造和教育，年轻创作者们很容易在实践过程中被理论困住，或者过于地跳脱出理论，您如何考量它们之间的平衡二者？
杨弋枢：我在创作的时候是不会去平衡理论的。首先我觉得我们讲理论，它是作为一种思辨，一种理解方式存在于所有人的思维意识里面；而创作它主要依靠个体的直觉。创作和研究于我而言是我生活中的两扇门，我推开不同的门就走进了不同的生活形态中去了。
创作者首先当然应该要具备基本的电影素养，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但创作中还是更偏向于直觉、依靠潜意识中的冲动和感动去创作。
杨弋枢在VITA SHORTS期间的交流分享
凹凸镜DOC：作为评委的时候，您更加倾向于打开理论的那扇门，还是创作的那扇门去做评论？
杨弋枢：影片是否和我的知识脉络接上了，有时候会影响到我对影片的情感，这时候其实是一种比较感性的状态，我有时候会非常执着地坚持对一部影片的判断。
凹凸镜DOC：继续围绕您作为评委的方面，包括本次联展在内的节展中有越来越多女性主题的故事被呈现出来了，这是一件好事；但也存在着站在模糊立场里标榜女性主义和消费女性题材的情况，作为评委您是否有一些对这类题材的评判标准？
杨弋枢：我是可以接受中性状态的。
很多男性导演在拍摄女性题材影片时，他并不能意识到自己根深蒂固的性别秩序和隐形歧视，他认为自己在对女性进行歌颂和赞美，但他所写的那些所谓好的东西其实是就一种秩序的规训描写，他即使默认自己在尊重女性，但这种潜移默化生长在他成长轨迹中的性别固化认知，使他的创作无意识地就将女性置于了“第二性”的位置。我能清楚地在看片时感受到的这种非中性的部分，然后把它“揪”出来。
凹凸镜DOC：扩展到所有的影片上，您是否有一个“好片子”的评审标准？
杨弋枢：除了刚刚提到的直觉是一方面，另外就是，影片还是要有一个对的世界观，然后要接地气，对生活理解得透，这意味着对拍摄对象或是创作对象同情共感，能体会到他们的处境，还有在电影语言上也不要陈腔滥调，有一个完整的语言表达系统。
终审评委宣布获奖名单
凹凸镜DOC：回到创作者的部分，不久前您的《浩然是谁》被西瓜视频做了分割和设置吸睛标题的处理，目前的短视频戏剧导向实际是和纪录影像或是非虚构叙事相悖驰的，短视频“世界”的膨胀是否在挤压创作者们的发展空间？
杨弋枢：我觉得这显然是的。中国短视频这种切片文化的一个特别“low”的东西，可以说是一种很廉价的东西。他们拿着一个完整的片子直接切成了一个个短视频并且去获取商业利益，这是非常不道德的，而且很多影片被切开从头讲了一遍后，甚至都不会提到导演的名字，似乎这个视频就直接变成了讲述者的，但是这个讲述者也并非对影片做拉片、解读或是分析重构，就只是讲了一遍。
我认为无论从创作者的权利保护方面、从道德、伦理意识层面，再到监管维护方面，都应该有一个措施，不应以侵权来伤害完整的作品。
我当时发给西瓜视频的公开信，一个原因是《浩然是谁》是2006年创作的，过去了近20年，我的拍摄对象已经进入到生命的另一个阶段了，他不愿意这些过去的生活被随意地公开，也不希望现在的生活被影响；另一个原因是过去我在做这部影片的小范围放映时，观影环境是严肃的，大家是以理解、尊重、体贴以及反思性的状态和心态在看这样的片子，所以它不会伤害到被拍摄者。但是现在被切片了之后，影像的内核就被改变了，短视频的制作者们断章取义，截取其中一个片段娱乐化地夸大其词，被拍摄对象变成他们嘲讽的材料了。同时短视频平台还会根据大数据算法把这些视频精准地推送到被拍摄者身边的人的手机上，然后再被不断传开，对被拍摄者和影像的伤害就成倍增长了。这是一个连环问题，切片视频制作者、平台，以及监管部门需要一些反思和改变。
杨弋枢作品《浩然是谁》
凹凸镜DOC：最后，今年我们有幸看到了您的《内沙》，都收获了一些感触，也希望能有更多的观众看到它，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您的影片未来是否考虑展映？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创作计划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杨弋枢：我上一部影片《之子于归》做了一些周边城市的小范围展映，然后更多的时候其实都是作为学术放映和电影节参展。我有计划是希望让《内沙》在艺术院线公映。
凹凸镜DOC：太好了，非常期待能在影院与《内沙》相见。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导演杨弋枢
杨弋枢 特别提及：《冬日小叙》推介语：
这部短片带有类型和戏剧性的元素，也可以被视作用传统的戏剧三一律的方法来书写文本一部作品。它描述了多个人物深层的、带着焦虑的困境，张力有序的争吵之外，结构上也做了突出的尝试。但我认为最打动我的闪光点，是在完成所有的叙事尝试后，其间的内核，在“哀悼”着文学的失落。作者以颇为当代性的方式，潜藏了恒远的文学精神。
部分图片来自：VITA SH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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