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审评委｜杨弋枢：多元电影宇宙与短片观察

西部影谈

杨老师您好，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天我们想从您的多元身份展开采访。第一个问题是您近期的创作非常活跃，不光有影片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同时也作为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IDF）的复审评委和这次VITA SHORTS华语短片联展的终审评委，结合这种在创作者与评审之间进行身份切换的体验，可以谈一谈在不同身份下您有何感受吗？

杨弋枢

出于我自身的工作性质，我个人认为我的创作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活跃，因为我的很多精力主要还是投入在教学方面，包括理论研究这些部分，所以我有很多计划就不能像我想象或期待的那样，能够活跃地或者说更高效地推进，总是比较慢。

我这些年做过还蛮多评审的工作，每年都会集中在几个月内去观看大量的影片。首先我连续几年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单元担任评审，其次短片观看得也比较多，包括线上平台的放映，以及参加一些线下的短片展，就类似于这次VITA短片展。

坦白来说，近些年在我的个人创作实践中，纪录片和短片这两类作品都是我没有再涉及的领域。在担任纪录片评审时，无论是在VITA还是在上一届的西湖电影纪录片大会，具备明显的国际化特征。我们能够通过这些影片了解不同国家创作者的创作状况。

纪录片本身与现实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使我能够深入思考各国创作者如何呈现其所处的现实环境，以及他们如何解读自身与正在发生事件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对特定人群或事件的关注。我观看纪录片的经验，实际上是通过影像与世界产生联结，从而与那些远离我生活圈的、发生在其他地方的事件建立某种共鸣。我们身处这个世界，那么世界各地的发生的事件并非与我们毫不相干。

在短片方面，我主要关注国内年轻导演的创作。与纪录片评审的工作相比，短片评审的性质显然更加聚焦于本土创作，而这两类评审工作为我提供了观察创作的不同视角。青年创作者中，有许多人仍处于学生阶段，这与我从事教学工作的群体高度重合。事实上，我所评审的很多短片的创作者，年龄、经历、生活状态都与我的学生群体十分相似。

作为一名教师，我已经从教十七年，最早的一批学生如今已在不同领域开展自己的事业。因此，每当我观看这些作品时，往往会联想到我的学生，毕竟在年龄上他们属于同一代人。创作者通常会在影像中呈现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和所面临的问题，所以我在看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与这些生活情境的共鸣。从艺术表达和思想倾向来看，年轻创作者所体现出的状态，使我对当前创作的趋势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我需要投入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评审工作，但到目前为止，我依然很享受这一过程。它不仅没有成为我的负担，反而是一种丰富我经验、拓宽视野的工作方式。当然我的主业还是在学校教学，所以仍然要处理时间问题，基本会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西部影谈

其实您刚才已经谈到了很多方面的问题，为我们今天的访谈打开了一个切口。您提到，许多短片作者的年龄与您的学生相仿，他们在创作中涉及的主题和议题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基于您此次担任短片展评审的经验，能否请您谈一谈，在您看来，当前青年创作者在创作中所体现出的趋势与他们的得失是什么？

杨弋枢

我觉得我每年获得的经验都不太一样，有一种情况我不知道算不算近些年比较凸显的一个现象，就是我在看这些年的片子的时候，发现确实有相当多的创作者在拍“关于电影的电影”。而且前天凹凸镜的记者也问过这个问题，当时因为我聚焦这次的短片，这种情况反而不那么明显。我之前也帮FIRST审过片，是主竞赛单元，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就让我想到了这个现象。

因为我本人是研究元电影的，所以看到这部分影片的时候，我自然会留意一下。尽管大多数关于拍电影的电影并未带来根本性的创新，但其中常常能见到一些有意思的创作手法。比如这次有一部短片，呈现出拍电影的过程与主人公的日常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实际上，电影的拍摄与其生活本身交织一体。这种电影内外的界限模糊化，是近年来电影创作中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这类作品反映了创作者在处理电影与现实、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时的一种探索。

除此之外，电影的其他方面一直在变化。比如有些年我会觉得，电影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实验性创作的趋势，而有些年我又会观察到年轻创作者倾向于拍摄更具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这使得短期内难以总结出明确的趋势或界定某一阶段的主流特征。

这种现象的原因与短片创作群体的多样性密切相关。短片创作者通常来自不同的背景，主要可以分为三个群体：第一部分是海外留学生群体，他们的创作具有独特的文化视角；第二部分是国内影视院校的学生；第三部分是一些影视爱好者，他们虽然没有接受过正式的专业训练，但因对电影的热爱而开始创作。正因为这些群体的多元化，国内短片创作的题材与风格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特点。

留学生群体这部分创作者，他们的题材选择相对来说会有一些自己的特征，比如说身份问题、异国生存问题，也有处于孤独状态的情感问题，有一些纪录片会涉及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虽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普遍存在的主题，但是在留学生的生活中，可能会涉及到像国籍、种族等一些在国内较少遇到的问题。在那个语境下，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可能更多是在处理更为细碎微妙的部分，所以这些题材的处理还是跟创作者自身的生活经历有直接关系。

在今年的VITA短片展中，我感受到了一种与其他平台不同的开放性。展览在报名阶段的要求相对宽松，允许产业片、已经上线的高点击率作品等多种形式的片子参与报名。这一特点与其他电影展览有所不同，也使得此次展览中的作品风格更加多元，包括一些具有工业性质和类型叙事的影片。此外，颁奖典礼上，我们所颁发的大奖也是非常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独立作品，而其他获得奖项的影片则呈现出较强的实验性特征。所以，本次短片展中的获奖作品在形式和内容上都非常多样，涵盖了多种创作手法，包括动画类型的作品，也充分体现了当代短片创作的丰富性和包容性。

西部影谈

刚才听到您提到一些关于元电影的观点，近年来华语元电影可能没有特别的新意。因为您是研究元电影的学者，那您认为对于国内青年创作者拍摄的短片或长片，这种新意应该是什么样的？以及什么样的创作会让您产生一些惊喜，或者说会让您觉得这是比较创新的形式？

杨弋枢

举个例子，去年在我参与FIRST影展审片时，我注意到有大量的元电影作品。这些作品常常只是简单地呈现拍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境，很多时候情节集中在剧组成员之间的冲突上。这种叙事方式显得过于陈旧和平庸，几乎是任何对电影有所了解的人都能预见的内容。所以它局限在仅仅聚焦于电影创作的内部，未能有效突破这一框架，难以为观众提供新的视角或深层的思考。

西部影谈

我们想承接您刚才的分享，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您提到过自己在高校任教的经历，以及参与短片评审的工作，这种身份上的转换似乎赋予了您独特的视角。那么，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学术理论研究的学者，您对电影创作的兴趣是如何开始的？或者说，是什么样的契机促使您走向了电影拍摄的领域？

杨弋枢

实际上，我和许多当代青年导演的经历相似。作为电影专业的学生，我在学生时代观看了大量的电影，其中一些作品深深激发了我对生活的思考与感知。我的第一部作品是纪录片《浩然是谁》，我记得那时我看了很多台湾新电影和法国新浪潮的影片，也曾撰写过相关的评论文章。更为重要的是，在我进行理论写作的同时，这些法国电影和台湾新电影中的一些元素逐渐内化为我个人的感知方式。你可以说，我每天在观看这些电影的过程中，它们逐渐转化为一种我理解和解读生活的视角。在你观看我的电影时，可能能感受到某种台湾老电影风格的影响痕迹？然而，当我开始拍摄自己的作品时，面对生活本身，这些外界的影响逐渐被剥离。此时我更关注的是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呈现生活的本质，重点是电影中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

我还认为我的文学背景和经验对我的创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就像我们在研究人工智能时讨论的，实际上，我们的大脑也在不断地处理及“生成”内容。我们所看到的每一部作品，所接触到的每一种理论和文学，都在不断被输入到大脑，最终转化为我自己的创作。那些理论、文学及电影史中的经典作品，逐渐成为了我创作的养分。

西部影谈

您之前以创作者身份参与过很多国际和国内的节展，以您的评审经历和创作经历来看，您认为国内外电影节展在体验上有什么区别？

杨弋枢

我参加的第一个电影节是洛迦诺电影节，那时候是真的是第一次参加电影节，当时还是在竞赛单元。我就是一个小白，在那边很开心能看到阿基·考里斯马基的一个作品展，也看到了阿基本人，当时组委会还招待了我们，反正当时看什么都非常开心。

至于国内外电影节的差异，国内的电影节往往会与电影作者产生更紧密的联系，尤其是在当前这个时期。像我这次碰到了耿军导演，在所有的评审以及电影节里面真的都是老友聚会。大家现在都忙着自己的工作，不太有时间去约着闲聊，恰恰是这些节展让我们有一个机会碰到老友，互相了解彼此的最新工作，还能很随意地聊天，这是一个特别愉快的经历。去国外的影展虽然也很有趣，但你永远感觉在与陌生人交流，所以你会不知道你传递出去的信息最终是如何被接收的。

西部影谈

您同时拥有电影学和社会学两个博士学位，您的作品中也体现了深刻的社会思辨性。去年在IDF展映时，您通过考古学的视角探讨了当前热门的性别议题与人工智能的争论。那么，您的电影创作选题是否通常与您的学术研究相互呼应？换言之，电影创作与学术创作之间是否存在紧密的关联性？

杨弋枢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讲不清楚的一个事情。在我所认识的同行和我所敬仰的创作者中，很多人并不专注于理论的写作，但我认为所有优秀的创作者都有着强烈的思辨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至于大家为什么会对我的研究者身份更看重一些，在我看来是在于我理论研究的体制性。也就是说，别的导演他们也具备理性思维，只是他没有用理论写下来，可能差别就是这个。

我有很多的理论思辨是带有创作反思性质的，我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建立更多的联系，因为作为一名创作者，我在写作时对文本的内在层面有更多的理解。而我在写论文的时候，这部分内容可能会更为充实，从现状再到一个更宏观的思考层面，但是我也可以回到更细节的内部，深入探讨其内在结构，在这部分我能把握的东西可能会比只做理论要更充实一些。因为我有长期的写作经历，所以很多事情我就会试图把它讲清楚，不过有很多创作者并不需要讲这些。我不会觉得这种倾向一定是好还是不好，但是它会有特点，只是对于我来说，我做这部分的时候，可能会在理性的层面表述得多一些。

西部影谈

在您过往影片中，您的很多作品都是您自己担任策划、拍摄和剪辑等多项工作，但同时您作为高校教师，学术任务也很繁重，在创作过程中您是如何平衡学术教学和拍摄安排的关系？

杨弋枢

平衡是不可能平衡的，只能是相互占用时间，要么就是放弃一部分。像我这样拍一部片子，时间非常长，从最开始到结束，是一种非常长线的工作状态，所以就只能牺牲一部分绩效来完成这部分拍摄。不过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我在高校的教学研究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我并没有下定决心专职去创作，目前我会尽可能去找到一个平衡。

西部影谈

近年来，长三角地区涌现出不少兼具学术与创作身份的高校教师，如国美的德格才让老师和浙师大的苏七七老师。苏老师的作品《长谈》便聚焦于中产女性的视角。您作为一位同时担任教师与创作者身份的人，是否认为这种双重身份对创作视角和学理性观察产生了特定的影响？能否结合您自身或您熟悉的作品，探讨这一身份对创作实践的作用与意义？

杨弋枢

我不确定这是否可以称作一种“浪潮”。说实话，无论是职业创作者还是非职业创作者，后者在没有创作时的生活安排通常与如何安置生活息息相关。你刚才说的几个现象可能得区别来看，首先，关于高校教师从事创作的现象，这并非近几年才出现。早在北京电影学院，它就是培养电影人才的唯一高等学府时，许多教师就已经是创作者了。随着电影专业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各地高校也逐渐形成了类似的双重身份的现象。事实上，这些高校教师往往先是创作者，之后才转向教学工作。我身边许多朋友也是在担任高校教师的同时，仍继续从事创作活动。

而近些年的长三角地区，比如德格才让，他是一个特殊的例子，是高校在引进有创作经验的人，他作为创作者做得很出色，所以学校去引进，这是反向的。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国美等高校，如刘健等人，他们在创作上取得了显著成绩，因此被相关高校引进担任教学工作。至于苏七七的情况，或许更多是个人的选择。七七原本是影评人，长期参与电影行业的工作后，她产生了创作的兴趣并开始尝试拍摄自己的作品，完成后她发现这一过程非常有意义，于是开始持续创作。

所以，不管高校里的教师是否有创作经验，即使是仅在学术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的教师，他们依然能够从自己独特的视角出发，提供有价值的见解，帮助学生理解什么是好的作品，或者指导他们应该向何处发展。

西部影谈

谢谢杨老师。最后，想请您分享对当前的青年创作者的寄语？或者说对于他们的创作有何期待？

杨弋枢

我觉得青年创作者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还是生存问题。许多年轻导演往往需要从事其他工作以维持创作，这似乎是普遍的现象。我认为“条条大路通罗马”，要以自己的方式来持续地进行自己的创作，这中间可能会面临一些选择，比如说在你赚钱特别顺利的时候，你要不要放弃一部分？甚至有一些工作由于自身性质不同，做得时间久了可能会消磨自己的艺术趣味，这种事情在以后都有可能发生。在我看来，自己能够保持沉浸的那部分，还是要尽量坚持下去，你当然可以有各种别的事情去忙，但最好还是保留一个让你始终保持清醒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