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先行者——致敬那些民国时期的留学僧

我国东渡日本的留学僧以大勇、持松为最早，随后有显荫、又应、纯密等人。

1. 大勇

原名李锦章，四川巴县人，早年接受现代教育，毕业于法政学堂，并参与了武昌起义与民国的创建。民国八年，他依太虚大师出家，从此踏上了佛教之路。

民国十一年冬，大勇与持松一同东渡日本，进入高野山密宗大学专修密法。一年多后，他获得传法灌顶，获授阿闍黎位，并于民国十二年十月返回中国。回国后，大勇在沪、杭、武汉等地积极弘扬密法，其影响力之大，使武昌佛学院的多位学僧，如法尊、法舫、超一等，也深受其法脉熏陶。

密宗在他的推动下，迎来了短暂的复兴时期，大勇被誉为“唐以后密宗传播的第一人”。然而，他的求法之路并未止步于此。民国十三年秋，他前往北京改学藏密，显示出他对佛法深研不倦的精神。

2. 持松

湖北人，曾在华严大学师从月霞法师，深研华严教义。民国十一年，他与大勇一同赴日本高野山密宗大学求学，同样获得阿闍黎位。民国十三年春，持松回国，正值东密在中国大兴之际，他的弘法活动迅速风靡沪、杭、武汉三地，盛况空前。

尤其在武汉，持松的密法传播对当地佛教界影响深远。武昌佛学院的诸多院董因受其感化而转信密宗，甚至一度威胁到学院的正常运作。这充分反映了他在密宗传播上的强大影响力。然而，这种影响力也引发了宗派内部的争议。

3. 显荫

字大明，江苏崇明县人，早年依谛闲法师出家，精研天台宗教义。民国十二年，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显荫与包承志前往慰问，并顺道进入高野山天德院师从金山穆昭阿闍黎，学习密法。

仅一年多后，显荫便完成学业，返回中国并在上海传授密法。然而，他与师父谛闲法师因宗派差异而产生了严重矛盾。谛闲偏重天台，而显荫致力于密教，师徒间的意见不合最终演变为一场激烈的争执。这场纷争不仅损害了两人的关系，也严重影响了显荫的身心健康。民国十四年五月，显荫因吐血而圆寂，年仅二十四岁。他的早逝令人痛惜，成为佛教界的一大遗憾。

4. 曼殊揭谛

父为中国人，母为日本人，民国十四年与王弘愿一同依雷斧大正僧学密法。曼殊精通佛学与国学，学识渊博，然因不满王弘愿破戒收比丘弟子，公开发文批评，导致国内佛教界显密两派激烈争论。

5. 墨禅

墨禅，浙江人，武昌佛学院出身。民国二十年后东渡日本，进入正式大学深造，成为首位领取庚子赔款资助的佛教留学僧。他日文造诣颇深，曾将矢吹庆辉的《三级教之研究》译成中文，发表在《海潮音》杂志上。

九一八事变后，墨禅希望通过中日佛教交流缓和紧张局势，发起成立「中日佛教学会」。此举却引发了国内佛教界的强烈反对，熊东明、巨赞等公开批评其与日方合作。墨禅则作《诫支那内学院》，以针锋相对的文章回应，引发了一场因门户之见而起的佛教界风波。

6. 谈玄

湖南人，曾于民国十四年春随晓悟、悲观一同赴日本大阪胜尾寺密宗学院求法。然而，因学院另有企图，晓悟与悲观很快回国，谈玄则另辟他寺继续求学。民国二十三年，他再次东渡，专修台密，最终获得日本东密与台密两大支流的密法灌顶学位，这是他独具的成就。

谈玄不仅钻研密教，还广泛搜集日本密教典籍与仪轨资料，收录多达两千余种，许多为中国失传的重要文献。他回国后，在上海佛学书局举办密教书籍展览，为佛教界带来珍贵的文化交流成果。

7. 天慧与仁性

天慧与仁性为闽南佛学院毕业生，曾进入日本佛教大学深造。日中战争爆发后，日本方面试图利用他们充当翻译。天慧因愤恨日本侵略，毅然潜回国内，并经香港辗转至重庆，后赴印度修学梵文，回国后任教于复旦大学，为抗战时期的文化事业做出贡献。仁性则行踪不明，难觅后续记录。

自民国十一年至二十五年间，东渡日本的留学僧人数量不少。然而，大部分留学僧主要学习密宗传法，对佛教教育体系与学术研究影响有限。真正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将日本佛教名著译介回国，以及引入日本佛教治学方法和文献整理技术。

尽管这些僧人在历史舞台上的活跃时间有限，但他们的探索为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亦为佛教现代化提供了经验教训。他们的经历是民国佛教寻求复兴的一部分，也是佛教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一段缩影。

1. 大勇

四川巴县人，俗姓李，名锦章。早年曾毕业于法政学堂，并参与武昌起义。民国八年，他依太虚大师出家，九年在金山寺受戒后前往五台山顶礼文殊菩萨，求智慧开悟。民国十一年，他东渡日本学习东密，但因东密系统不够完善，十二年冬返国后，十三年秋前往北京依白普仁喇嘛学习藏密，并创办「藏文学院」，为进一步求学西藏奠定基础。

民国十四年，大勇率领大刚、法尊、超一、观空等二十余人西行入藏。在西康扎迦寺停留期间，他依格西洁尊者学习藏文经典，并翻译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略论》。不幸的是，他因旧疾复发，于民国十八年圆寂于甘孜，年仅三十七岁。大勇的早逝被佛教界视为巨大损失，其未竟的事业由弟子们继承发扬。

2. 法尊

河北人，武昌佛学院首届毕业生，是大勇的重要弟子之一。他随大勇入藏学法，并在大勇圆寂后继续前行，最终抵达拉萨，成为少数深入藏密核心的汉地僧人。法尊在藏地留学十二年，对藏文及佛学造诣深厚，回国后受太虚大师委托，主持「汉藏教理院」，翻译宗喀巴大师等多部重要典籍，将藏密精髓引入中原。法尊不仅在佛学研究上贡献卓著，还致力于汉藏文化交流，被誉为汉藏文化沟通的桥梁。

3、观空、密吽、严定、密严、密悟、密慧

凡冠以“密”字的僧人，皆系大勇之徒，留康十年。观空、严定二师，民国九年入长沙讲习所，同侍空也法师。民国十一年秋，空也法师应太虚大师聘任武昌佛学院讲师，即率讲习所全体同学入武院，二师亦与焉。密吽系大法师之子，观、严二师为虚大师最得意之弟子，民国十四年秋，随大勇入藏，留康十年，精进不懈。另有恒演（系大慈之子）、广润二人亦随大勇入藏，留康十年。密悟、恒演二十四年继续入藏。 严定、观空、密吽三法师，都于民国二十四年东返，严定、观空皆受聘于汉藏教理院。密吽法师受聘北平法源寺，唯大刚仍滞留西康。密悟仍在西藏，其理解与修持，都无逊于法尊，在西藏佛教地位，其声望颇高，被视为汉藏交流的重要人物。

4、超一　

随大勇入藏，同止甘孜。他回国后，除传授密法外亦有多种译品问世：菩提道次第论颂掇（宗喀巴大师造）、菩提道次论极略颂（宗喀巴大师造）、菩萨戒根堕掇颂（寂静造）、菩萨律仪二十颂（旃檀果尔造）、集绪学修（寂静造）、菩提道次第论掇科判，以上均属小品。超一法师初于汉藏教理院任教，后至京沪传授密法，并住持无钖惠山圣觉寺。 

5、恒演　

系大慈在俗之子，大慈出家后，竟能以父志为志，近事三宝。继而大慈圆寂，乃依大勇出家，名法宗，字恒演。随入「藏文学院」，后入藏求法，被阻于西康数年。大勇逝世，而大刚、朗禅、法尊、恒演等继承大勇之愿，孜孜不倦。恒演以事暂回汉土，撰述康藏佛教内容，定名「略述西藏之佛教」，请太虚大师作序。 

6、大刚

湖北人，民国十二年依太虚大师出家，民国十四年随大勇入藏。在西康十年，精进不懈，唯受容魔梵而成之密法影响颇深，而对大乘显教，竟持不敬态度。曾一度上书太虚大师，要求太虚大师先学藏密十年，然后再来传教，其狂妄之我见，于此益见，遂遭武汉居士等呵斥。 

7、能海

四川人，俗姓龚名缉熙。民国十年太虚大师在北京广济寺开讲法华经时，始入座听讲佛法，后出家专修密法，其于密法修持，精进不懈，亦曾入藏留学，并发愿欲助国内百名僧青年入藏留学，其于密法修持之外，对汉藏文化沟通，显不及法尊之成就。 

8、碧松（扬州人）、胜进（四川人）　

于抗战期间，相继入藏留学。碧松后在拉萨主办国民小学，教导藏民中华文化，并与胡季藻先生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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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留学僧‍‍‍‍

印度作为佛教发源地，吸引了体参、法舫、白慧、岫卢等人前往学习。

1. 体参

湖北人，俗姓李，名虎。民国十一年，他考入武昌佛学院学习，之后又进入南京支那内学院深造，对英文尤为热衷。民国十九年，他任职北平拈花寺佛学院教师，并于次年以中华佛徒旅行团成员身份，途经南洋，朝礼印度佛教八大圣地。其后，他进入泰戈尔创立的「国际大学」攻读梵文，成为中国僧人在印度高等学府求学的先行者。

在「国际大学」期间，体参因其学术能力和语言才华，获聘为华文教授。民国二十二年，他离职后转赴尼泊尔、克什米尔等地考察佛教遗迹，后受聘为《印度日报》华文版英文翻译，并长期撰稿，报道印度及国际佛教动态，在佛教界享有盛誉。

2. 法舫

法舫，河北人，民国十一年入读武昌佛学院，是太虚大师座下最得力的弟子之一，被誉为“多闻第一的阿难尊者”。民国二十九年，太虚大师访问印度、缅甸后应锡兰佛教界邀请，派法舫率白慧和达居两位僧人前往锡兰，推广大乘佛法，同时学习巴利文佛教。这一计划得到了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支持，并提供了官费资助。

在赴锡兰途中，法舫察觉缅甸佛教研究的潜力，留达居驻守仰光，创办「开源佛学院」，并兼办《耕荒》月刊，传播大乘佛法。法舫与白慧则继续前往印度，入「国际大学」，专修梵文、巴利文和英文，并教授中国文化。两年后，法舫转赴锡兰佛学院任教，期间完成多项重要译作，包括《阿毗达磨掇义论》。公元1951年，他因脑溢血在锡兰圆寂，是留印学僧中贡献最为突出的一位。

3. 白慧

广东人，自幼出家，是香港筏可法师的弟子，天资聪颖，善于辩论。抗战期间，他入读「汉藏教理院」，后随法舫赴印度「国际大学」学习梵文和英文。尽管中途官费资助中断，法舫仍个人资助白慧完成学业。

凭借极高的天赋和努力，白慧在短时间内精通梵文和英文，被誉为“小玄奘”。他的才华和学术潜力为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开辟了新的视野，成为中国留印僧人的杰出代表。

4、岫卢

岫卢，湖南人，于民国二十五年前往印度。他先赴锡兰，随后入「国际大学」学习。在留学期间，他完成了《转法轮经》的汉巴对照翻译，发表于《海潮音》期刊。此经在南传佛教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译作填补了汉传佛教经典中的一项空白。

1. 惟幻

湖北人，精通英语，抗战期间曾随军翻译，是僧人报效国家的代表之一。湖北省人，俗姓李，名荣熙，本为大愚法师在俗之子，后亦出家学佛。天资绝高，勤读不懈，精通英语。

民国二十五年，由中国佛教会派遣赴锡兰留学，遂与法周、慧松等五比丘同往。民国二十九年，太虚大师奉命组设佛教访问团，访问东南亚佛化国家，因他善于英文，大师特由锡兰召至缅甸，参与访问团，充当英文翻译，随大师访问缅印等地。历经五阅月，惟幻随虚大师回到重庆，闲居缙云山，后任军事委员会中尉英文翻译，随同远征军出国服务，这是抗战期间，僧人报效国家的代表之一。

2. 法周

又名巴宙，曾毕业于印度国际大学，并执教于该校及阿拉哈巴大学及斯里兰卡大学，约二十年。精于梵文、巴利文、现代印度语及欧西文字多种，并佛学、印度学等。其在锡兰学习时期最久，其成就也最大。美国爱荷华大学（University of Iowa）宗教学院聘请，担任佛学教授。

1. 等慈、悲观、性教等

留学团抵达泰国后，受到泰国政府高度重视，特意安排在著名的越特傌哈塔寺修学，并获得中华佛学研究社护法支持。然而，由于团员间意见不合，悲观转赴缅甸，性教与觉圆也各奔东西，唯有等慈一人继续留在曼谷，专心修学五年。

1939年，太虚大师出国访问，原计划与等慈同行，但因交通不便未能成行。等慈返回云南后，暂住云南省佛教协会。太虚大师回到重庆后，鉴于云南边疆地区情况特殊，为引导边疆少数民族，商得时任社会事务部部长谷正纲的同意，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成立了“滇边特区佛教联合会”，并推荐等慈担任会长。联合会于1941年5月5日正式成立，随即设立免费佛教学校，教育当地少数民族儿童，推进边疆佛教教育，促进民族团结。短短一年多时间，联合会成绩斐然，受到各界广泛赞誉。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联合会于1942年冬停办，等慈也因此离开。

2. 达居

广东人，是汉藏教理院的学僧之一，于1941年以官费派遣出国，与法舫、白慧一道前往海外求学。抵达缅甸仰光后，他与法舫、白慧分道扬镳，独自留在仰光开展工作。他受聘于十方大觉寺的九峰和尚，参与创办“开源佛学院”，担任教师，同时主编《耕荒》月刊，致力于宣扬中华文化，并激励当地华侨增强抗战建国的信心。

不久，随着日军南下侵占缅甸，当地局势迅速恶化，达居不得不离开仰光，返回重庆。虽然他在缅甸停留的时间较短，但他以佛教僧侣的身份，在异国他乡为祖国抗战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为中国佛教在抗战时期的国际影响增添了一笔厚重的色彩。

综上所述，民国期间入藏和赴海外留学僧人约有三十余人。其中，日本留学僧以东密传播为主，影响有限；而入藏与赴印留学僧如法尊、法舫等成就显著，为汉藏、汉印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