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系列笔谈之三
本文作者：赵继珂（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历史学系副教授）
冷战时期，为了防范和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助广播对华开展遏制颠覆活动，同时更好地向国际社会阐释政策、塑造形象，中国高度重视国际广播事业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然而，国内学界始终缺少对冷战时期中国国际广播史的深入研究，诸如中国制定了怎样的对外广播政策、开展了哪些对外广播活动、相关活动成效如何，其他国家对华开展了哪些广播活动、中国如何应对，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了哪些国际广播合作，中国开展国际广播的经验教训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仍有待详细解答。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受冷战史研究的“文化转向”影响，近年来西方学者高度关注广播在冷战中扮演的角色，系统研究了“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以及英国广播公司等的表现，突出了它们对西方阵营的助力作用。毫不夸张地说，西方学者已经暂时实现了对冷战时期国际广播宣传研究的话语垄断。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参考国际学界关于冷战宣传的最新研究动态，从拓宽史料来源、追求视野更新和突出问题导向三个层面，为推进国内学界对中国国际广播史的研究做一点理论准备。
一、拓宽史料来源
长期以来，国内主要是新闻传播学者或广播从业者开展中国国际广播史研究。受学科特点及考察视角、方法等影响，已有研究主要借助中文史料，偏重长时段线性梳理中国国际广播事业发展状况。然而，中国国际广播明显具有多边属性，在冷战时期更呈现出鲜明的多国互动特性，因此要想真正探明它在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首要任务是多渠道、全方位搜集整理与之相关的档案资料，为开展多国多边档案互证研究提供可能。
进而言之，国际广播史料本身同样具有独特价值。冷战时期，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国际广播并积极进行政策指导。认真解读这些政策文件，既可以还原中外各国政府的对外宣传立场，也能了解外国公共舆论对其政府决策的影响。各家电台为了吸引海外目标受众、扩大自身国际影响，往往会跟踪报道国内外最新时事动态并予以评论。这些广播内容展现了电台、政府乃至不同社会群体对热点问题的认识。
现阶段，需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完善史料搜集工作。就国内而言，一是深化官方档案的搜集整理。尽管以前编辑出版过几套广播政策文件选编等资料集，但所收录的只是众多相关文件中的一小部分，后续仍需系统整理。二是做好音像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利用。近年来已相继建设了上海音像资料馆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像资料馆等机构，由它们统一配置和管理各自电台拥有的海量视音频节目资料，但国内学者对其利用并不充分。三是开展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要抓住冷战时期负责外宣工作的重要官员及编辑记者大多健在的机会，尽早尽快同他们交流，如实记录其工作经历，亦可对他们保存的节目制作计划、采访记录、录音素材和广播稿等加以搜集整理，以此弥补官方史料不足的缺憾。
与此同时，还应做好对国外馆藏涉华广播宣传史料的爬梳整理。冷战时期，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在中国周边设立了多个监听站，专门搜集中国广播报道内容，并跟踪考察中国国际广播的最新发展动态。这些监听信息和评估资料多已解密，例如美国国家档案馆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电子阅览室收录有数量庞大的美国新闻署和中央情报局制作的监听报告。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冷战初期中国开展国际广播的重要合作伙伴，其解密档案中同样收录了大量涉华广播宣传文件，学者应予重视。在充分搜集和系统整理这些较易获得的外文档案资料基础上，还可尝试推进对亚非拉国家涉华广播档案的搜集。这些域外史料既可弥补国内档案文献不足的缺陷，又提供了“他者”视角。
二、追求视野更新
系统搜集史料为深入认识甚至重新构建冷战时期的中国国际广播史提供了可能，在此基础上，还需要转变研究思路，实现学术理念的更新迭代。
首先，打破学科壁垒。中国国际广播史研究涉及中共党史党建学、历史学、新闻传播学、国际关系学、人类文化学和电讯学等多学科知识，具有鲜明的学科交叉融合特性。要想深入考察其内涵和本质，应摆脱条块化、单学科思维模式，改变从历史看历史、就新闻谈新闻的单向度路径，充分开展多学科协同研究，将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理论引入中国国际广播史的整体考察中，把文献、调查和定性定量分析等方法应用到效能评估等具体问题中。
其次，突出国际视野。作为冷战时期文化宣传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开展国际广播不可避免地受到冷战整体态势的制约，亦对冷战的发展演变产生影响，两者存在鲜明的互动交融特性。因此，应该在宏阔的时空背景下，将国际动态和中国具体国情等变量纳入分析框架；还应在尊重学界积累的基础上，重新建构解读体系，厘清这个特殊议题与冷战史一般共性问题的区别，反映中国与其他国家开展国际广播活动的异同，凸显其独有属性和独特价值。此外，要进一步增进国际交流，尽早打破中国国际广播史研究既不关心国际学界最新动态，又缺少开展学术对话热情的“闭门造车”状态。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酒香也怕巷子深”，应该适当参考国际学界的最新理论和方法，主动推介我们的研究成果，发出中国声音，如此才能打破西方学界在冷战国际广播研究方面的“一言堂”。
最后，彰显现实关怀。尽管在如今的时代条件下，广播宣传的重要性明显减弱，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广播史研究已失去价值。冷战时期，基于长期实践探索，中国对外宣传致力于实现“发声”“阐释”“塑形”“求同”等功效，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话语体系。广播、报纸、电视、网络抑或其他新媒体都是这套话语体系发挥效能的载体，而它们在运作过程中又给这套话语体系注入了新内容，使其更加丰富和完善。至于冷战时期中国国际广播如何助推中国话语体系建构，需要关注以下几个问题：中国国际广播如何结合具体实际落实国家政策？如何推动广播与其他媒介交互合作以实现宣传效果最大化？如何有针对性地选择目标受众？如何科学制定宣传策略？如何有效提升宣传技巧？如何准确评估宣传效能？
三、突出问题导向
民主革命时期，延安新华广播电台1941年开播日语广播，1947年开播英语广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50年4月开始使用“北京广播电台”呼号进行国际广播，共播出七种外语和四种地方方言节目。此后，中国国际广播事业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地方电台投身其中。漫长的报道周期、庞杂的报道体系以及丰富多样的报道内容，既为中国国际广播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和选题，也增加了研究的复杂性和挑战性。鉴于已有成果的不足之处，必须摒弃“漫天撒网”“蜻蜓点水”的方式，应该选好切入点和突破口，制定恰当的研究路线图，由点及面、由浅入深，阐明中国国际广播的本质特点，其中起步阶段或可优先尝试以下几个议题。
首先，深入考察中国国际广播的“硬件”“软件”。所谓“硬件”即技术设备，这方面的研究，一是可以参考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编写自身发展史的经验，做好地方电台国际广播史的梳理；二是可以深化电台科技创新史研究，考察自行研发和国际合作情况，探究新广播技术对提升外宣能力的影响。所谓“软件”则指从宏观上厘清中国国际广播政策的演进脉络并归纳其阶段性特点，从微观上做好对各家电台对外广播策略、节目设置、报道主题与内容选取等问题的比较研究。
其次，重新描绘中国国际广播的历史图景。受中国外交整体态势影响，中国国际广播的战略布局一度形成了明显的前、中、后三个分区阵地，其宣传内容与目标意图各有不同，关注程度与资源投入也存在差异。“前区”阵地致力于应对美英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发动的广播战，侧重于防范对抗其对华渗透和颠覆；“中区”阵地致力于推进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广播合作，在促进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同时，积极吸取国外有益经验，改进中国的编播业务；“后区”阵地偏重谋求扩大在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影响，显著特征是力求增进相关国家对中国政策的理解，争取其道义支持。
当然，“三区”划分并非一成不变。例如20世纪50年代末，因中苏关系恶化，广播合作很快被中苏论战所替代，原来的“中区”实际上变成了新的“前区”；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缓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广播交流明显增多，对外宣传的侧重点由防范对抗变成了增进互信。由此可见，应该将中国国际广播史纳入冷战史和中国外交史的整体框架内，探究其战略分区出现变动的原因，分时段厘清报道主题的调整状况，最终归纳出中国国际广播的阶段性特点。
单纯的纵向梳理并不能完整呈现中国国际广播的内在机理和运作特点，做好横向对比同样重要。一方面，可以考虑将冷战时期的重大事件当作载体，对照考察中国同美国、苏联等国家围绕同一事件开展对外广播的异同，借此探明中国国际广播宣传的独有技巧和特色手法；另一方面，可以将广播与同时期的报纸、电视等加以比较，认清广播宣传的优缺点。
再次，全面评估中国国际广播的效果作用。以往的讨论常常就宣传谈宣传，评估过于刻意甚至带有程式化色彩，以至于“不识庐山真面目”，未能准确揭示中国国际广播的真实价值。鉴于广播兼具“快媒介”（fast media）和“慢媒介”（slow media）双重属性，除了关注直接宣传效果外，还应将其置于更为宏大的冷战史框架中加以审视，重点分析它在“攻心之战”中发挥的长期功效，更好地探究它对冷战整体进程的影响。与此同时，还应认真考察受众反馈的作用。例如，《中国国际广播大事记》收录了多例听众反馈信息，反映出编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然而，目前为止鲜有学者细致考察中国各家电台收到反馈信息后如何分析和应对，对此应该予以关注。
综上所论，中国国际广播史研究不是对其发展过程进行简单梳理，而是要打破线性或平面思维模式，在更广阔的时空框架下开展立体研究，多维度还原冷战时期中国国际广播活动的全貌，提出更有创见性的观点和结论。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4年第3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