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徐迟（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1922年上海浦东日华纱厂的三次罢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初步领导工人运动的重要事件。中共领导上海纺织业工人会浦东部（以下简称“浦东纺织工会”）成功组织了两次罢工，纺织工会持续活跃、声势不断壮大，超过半年之久。关于此次罢工，部分工运史、地方史或中共党史著作虽有涉及，但基本都很简略，未能充分展现早期中共发动的工人运动如何在地方社会各种非制度性因素中发轫与突破。
事实上，上海华洋共存、北洋政府各派系互相倾轧的政治格局，使地方当局呈现多层面、异质化的权力结构，工人运动的对立面具有“复调性”特征。但有关中共建党初期工人运动的研究，普遍较少关注地方当局所扮演的复杂角色。而一些材料表明，在日华纱厂罢工浪潮持续期间，浦东纺织工会始终与上海华界当局特别是浦东三区警察署署长曾永奎保持密切联系，双方的互动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因此，本文拟以中共与上海华界当局的关系为中心，详细梳理日华纱厂三次罢工的历史过程，希望通过观察罢工中除劳方、资方以外的其他介入者，拓宽对早期中共工运实践活动的认识维度，尤其是为理解工运动员策略调整、工运组织方式改进等关键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一、第一次罢工与警署官员的“私人调解”
中共成立之初，将上海工人运动的目标定在浦东的工厂区。中共一大闭幕后不久，与日华纱厂一街之隔的英美烟厂就已在中共的工运领导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带领下，取得罢工胜利，成功组建起上海烟草工人会。这也是中共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的工人罢工。为向劳动力更密集的纺织产业施加影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遣干事李启汉等接触日华纱厂工人，并于1922年3月19日组织起浦东纺织工会。该工会是继沪西纺织工会后，受中共领导的又一个纺织业工人团体，它的成立说明中共对上海纺织工人的组织已从公共租界拓展到华界。不过，可能是考虑到上海华界当局压制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态度，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领导日华纱厂罢工时采用指派干事与浦东纺织工会领导者私下联络的间接领导方式，纺织工会中也未有党团员脱产指导。
中共对日华纱厂罢工的构想是突破英美烟厂那种只局限在技术型机器工人的小范围斗争，有组织地领导全厂工人共同抗争。因此，如何动员在厂内占比极高的女工与童工，就成为运动初期的关键。浦东纺织工会把握有利时机，将罢工时间定在米价飞涨、工人普遍感到经济压力增大之时，由此顺利获得厂内工人支持。1922年4月6日，工会出面代表日华一、二厂工人，向厂方寄出一封要求涨薪两成的信函。厂方接信后，依据惯例邀请浦东三区警察署署长曾永奎出面解决。
民国初年，地方警察负责调停劳资纠纷实属惯常之举。曾永奎在任期间已处理过多次日华纱厂内部的经济纠纷问题，但并无与工会打交道的经验。他在派员查探后，作出撤去工会门牌、要求后期集会提前报告的指令。曾永奎所依据的，应是1914年北洋政府颁行的《治安警察条例》关于结社与集会的规定：凡结社须在成立3日内由负责者“呈报于本报或支部事务所所在地之该管警察官署”；社团集会前亦须提前12小时向警察署呈报。除此之外，曾永奎未再干预浦东纺织工会其他日常活动。
获悉曾永奎的态度后，浦东纺织工会加快活动步伐。一方面，向外宣传自身具备合法资格，专程派员联络各中文报馆声明工会并未被警署取缔；另一方面，以厂方始终不同意提薪为由，动员夜班工人于1922年4月16日夜间罢工。日华纱厂第一次罢工表现出较强的组织性，浦东纺织工会不但通过事先召集工会代表将罢工指令逐层传递给不同车间的工人，还针对男女工不同需求提出差异化条件。这更符合日华纱厂女工比重高的特点，从而在短时间内成功团结起全部工人。浦东纺织工会还提前劝诫工人，使罢工呈现“全体一致、举动文明”的有序形式，并集合数十人组成罢工稽查队，以防范罢工被破坏。
面对工人方面为保障经济权益、改善自身境况而进行的罢工，警署通常会居中协调。但在浦东日华纱厂罢工之初，曾永奎并未积极介入。在他看来，工人不过“志在工资”，并非无端生事。他认可工人增加工资的诉求，希望等厂方商议出办法后再劝导工人。这使厂方得到地方警察“保护”的期望落空。与此同时，厂方亦在寻求日本驻沪领事船津臣一郎的庇护。船津唯恐罢工波及其他日资工厂，希望华界警方迅速出面压制罢工。于是他联络了曾永奎的直属长官、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樑，请其对日商予以“保护”。在徐国樑授意下，曾永奎出面调解罢工。
值得注意的是，曾永奎坚持强调“以私人名义调解”，这一非官方的介入方式反映出他认为这场罢工事态并不严重。自4月21日起，在曾永奎主持下，工会与厂方代表在浦东警署内进行协商，先后两次就工人的经济诉求展开谈判。协商进程起初颇为顺利，但在协议即将达成之际，却因厂方拒绝补贴罢工工资中的“零头贴水”而失败。劳方对资方罔顾工人利益、拒不让步的行为很是不满，曾永奎对此亦感不快，二者一致认为厂方应对谈判失败负责。三日后，浦东纺织工会致信日华纱厂厂方，要求两天内结清所有工人的存留工资，否则工人准备全部辞职。这封信被同时呈递给曾永奎，意在争取其支持。
日华纱厂的第一次罢工最终因厂方让步而平息。4月25日，厂方再次邀请曾永奎出面，约请工会代表磋商，最终达成解决办法。厂方愿意妥协的主要原因是该厂此时盈利稳定，长期停工会流失熟练工人，造成经济损失。
此时的日本在沪警务情报系统已侦察到中共对日华纱厂罢工的领导，但曾永奎尚未察觉。他在日华纱厂工人复工当日发布的公告中特意强调，罢工“一切举动，甚属文明”。对于厂方提出惩办散发罢工传单者的要求，他也未予批准。此次罢工中，浦东纺织工会始终以弱势姿态与曾永奎进行沟通，以便赢得其同情。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共对日华纱厂工人的动员争取到宽松的外部环境。
中共在这次罢工中虽处于间接领导的位置，却也有组织、有计划地对罢工进行了支援。除了党团组织着力宣传造势，代发罢工宣言2万份、传单600张之外，更重要的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解决了罢工的经费问题。一般而言，人数在500人以上且持续超过一周的罢工，往往容易因为经费短缺而不能坚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已有为英美烟厂罢工筹募资金的经验，日华纱厂罢工开始后，由干事董锄平出面，联络并说服公共租界内的其他工界团体共同发起浦东纺织工人经济后援会，以后援会的名义开展宣传。募集到的所有款项与物资均送交工会，以充罢工经费，有效避免了工人因生计困难自行上工。
二、第二次罢工与警署的“官方介入”
1922年5月初，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州组织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会议宣言提出，以产业工会为基本联合实体，向外国与本国的资本家发起斗争。会后，中共在上海继续将日华纱厂作为重点目标之一，在该厂组织罢工从而扩大影响力。
5月中旬，日华纱厂第二次发生罢工。由于第一次罢工成功，浦东纺织工会影响力大增，日华一、二厂绝大多数工人都被吸纳入会。工会对继续斗争充满信心，于是当有工人再次被解雇时，迅速采取行动，于5月18日前往浦东警署向曾永奎通报情况。在得到允许后的次日，他们向厂方明确提出，希望厂方信守承诺，停止解雇工人。同时，工会还传达了新的诉求，即改变日华二厂经纱车间五名新手女工的工资计算方法，以维护其经济权益。
面对工会的诉求，厂方态度十分强硬，不仅挂出公告牌，声明与工会断绝一切关系，还在放工之前驱逐经纱车间女工，并关闭厂门。工会迅速反击，于5月20日再度罢工。这一次，工会不仅要求厂方撤换殴打、侮辱工人的监工，赔偿停工损失等，还提出工头应有管理工人入职与退职的职权，并要求厂方承认工会作为实体机构的合法性。至此，斗争的诉求已不限于经济层面。
曾永奎收到劳方痛陈困苦境遇的函件后，与前次始终以私人名义调解不同，径直以地方警察署署长的官方身份出面协调。当协商未果且巡警扣押了传递罢工信息的工人时，曾永奎发布公告声明：此次事件是小部分工人假借工会名义煽动罢工。曾永奎显然不愿看到辖区内反复发生劳资纷争，但他也未接受厂方查封工会及强制工人复工的要求，仍强调双方须理智谈判解决。5月22日，曾永奎传唤浦东纺织工会代表张益章等二人到警署询问，因其与前述被扣押工人均否认“煽动”罢工，三人被浦东三区警察署押送至上级警务机构淞沪警察厅等待审办。
中共对这次罢工更加重视，组织多方面力量参与援助。在曾永奎停止调停、将三人押送警察厅的同一天，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由蔡和森起草、以青年团名义对外发布鼓动社会各界同情援助浦东纺织工人罢工的传单。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则在上海公共租界杨树浦工厂区成立上海纺织工会杨树浦部，开会讨论援助浦东工友的办法。除舆论造势外，中共直接派员赴浦东，有针对性地面向工人开展宣传，如率领上海平民女校的女教员和学生，着力向日华纱厂女工宣传纺织工会对工人的益处。
淞沪警察厅司法科初审前述被拘捕的三人后，未能掌握其“煽动”罢工的充分证据。但在船津臣一郎施压下，徐国樑决定立刻查封浦东纺织工会。不过，曾永奎并未立即执行命令，而是仍以私下通气的方式劝告浦东纺织工会即日复工，并允诺如此变通即可使工会免于被查封。工会不愿退缩，反而发布通告重申罢工原因在于工人深受日方压迫，仍要求厂方承认工会、恢复工会名誉。对此，曾永奎发布布告，重申工人自行结社不合法，但并未点出浦东纺织工会的名称。浦东纺织工会随即再次致信曾永奎，强调工人备受日本资方欺压，以期获取支持。
随后，浦东纺织工会改变协商条件，提出只要被扣押的两名代表被释放即可接受调停。两名代表之一张益章的临时获释加速了谈判进程。5月26日，曾永奎再次主持工会与厂方的谈判。厂方表示愿意承认工会为全体工人的代表，但必须辞退浦东纺织工会会长郭文英与代表张益章。厂方的节外生枝让曾永奎颇为不满，他指责厂方突兀改变计划，造成谈判破裂，不仅扣押了厂方雇用的散发传单声讨工会的工人，还默许工会继续正常活动。浦东纺织工会在积极与曾永奎保持联系的同时，依然每日召集各车间工头商讨最新情况，继续公开领导罢工。
此时的厂方已无意促成谈判，甚至通知工人到厂结清存留工资。这与纱价持续下滑有关。受1922年4月底开始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影响，上海本地棉纱出口外埠受阻，纱价普遍跌落。后虽短期停战复市，纱价仍持续走低。在第二次罢工期间厂方与工会谈判当日，日华纱厂丹凤牌棉纱的成交价格已低于生产成本。这种情况下，厂方即便暂时停产也不会亏损过度。就连《时报》记者也不禁感叹，此时机于工人罢工有碍，厂方愿意停工实属拖延时间。
除时机不对之外，浦东纺织工会还面临经费不足的问题。第二次罢工之初，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因忙于其他事务、人手不足，未能像前次罢工一样及时组织起经济后援会，此后筹备后援会的行动更是受到上海公共租界警察阻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唯有临时改变方式，召集平民女校师生在公共租界公开筹款。零散捐款的规模自然无法与有社会影响力的工界团体捐款相比。浦东纺织工会获得的社会各方捐款总计只有800元（银元）左右，与其所期望的8000元相差太远，以致工会始终未能下定决心分发钱款。这直接导致罢工半月后，工人群体开始发生分化。
为早日恢复经营秩序，日华纱厂厂方利用月末适值端午节、工人们希望领取工资的契机，于5月30日宣布三日内分车间发放工资，从而吸引少量工人到厂。接着，厂方着力劝导，说服部分女工及炉子间工人复工。与此同时，厂方绕过浦东三区警察署，赴淞沪警察厅要求警方再度调停。
调解任务仍被徐国樑指派给曾永奎，对后者而言，再行调停成了一项受直属长官密切关注的差使。曾永奎首先说服浦东纺织工会接受调停，继而在日籍管理者缺席的情况下，迅速促成劳方与厂方委托处理此事的日语翻译李国士等约定：厂方允诺解决经纱车间新手女工工资等经济权益问题，依旧默许工会存在。针对双方胶着的开除工会代表问题，经曾永奎协调，最终只开除张益章一人，并补偿其三个月薪水。曾永奎还承诺，由其负责保释被淞沪警察厅扣留的工会代表。最终三方商定，6月4日傍晚炉子间工人先行上工，其余工人于5日正式复工。
至此，虽然略有损失，但浦东纺织工会的诉求大多得到满足，工会被查封的危机也基本解除，声誉和活动空间得以保全。据《申报》报道，为了表示感谢并借以巩固关系，浦东纺织工会拟向曾永奎赠送匾额。
建党初期，中共对罢工期待很高，相比之下日华纱厂第二次罢工的效果就有些不尽如人意了。罢工刚刚结束，即有文章总结了其中的教训：其一，罢工时机不佳。如前所述，因纱价较低，停工对厂方造成的损失有限，不能形成足够的威慑。其二，缺乏事先准备。劳方既未对工厂进行细致调查，设置应对机构，也未提前筹备罢工经费，以致工会被查封、代表被捕后无法应对。其三，罢工诉求没有充分照顾全体工人利益，因而未能有效调动工人的斗争积极性。
与此同时，工运领袖李启汉被上海公共租界当局拘捕，中共党团员无法继续借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公开身份在租界内活动。尽管客观条件愈发不利，工人的革命意识尚未得到足够培育，但尚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共难免倾向于套用欧洲工运经验，积极推进工运的意愿十分强烈，日华纱厂的第三次罢工也呼之欲出。
三、第三次罢工与华界当局的多方压制
1922年9月，上海华界另一军事官员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开始插手工运事务。他认定浦东纺织工会是前期罢工的“煽动者”，并与徐国樑通气，使其接受工会是潜在“治安威胁”的看法。9月29日，接到徐国樑的指令后，曾永奎带人查封了浦东纺织工会。
针对如何恢复工会合法性的问题，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强调要在政治运动层面进行坚决的斗争。10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罢工斗争的形式争取金银业工会的合法性。但同一时期，浦东纺织工会寄希望于相对缓和的请愿，不但借工团联合会名义先后向江苏省省长韩国钧、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发函申请，还连续两次请求日华纱厂厂方与徐国樑联络，希望后者能够下令启封工会。当所有尝试都无功而返后，11月1日，浦东纺织工会在中共领导下组织起日华纱厂第三次罢工。
浦东纺织工会被查封后，常在同一地址活动的浦东烟草印刷工人俱乐部于11月2日发动支援日华纱厂的同盟罢工，主要目的是启封浦东纺织工会，其他经济要求则属于附带条件。与浦东纺织工会相比，浦东烟草印刷工人俱乐部组织力量更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不但委派青年团员郭景仁驻厂领导俱乐部行动，上海分部主任袁达时亦时常赴浦东进行指导。因此，英美烟厂新老两厂很快聚集起9000余名工人参与斗争，还组织起300余人的工人纠察队，在集会时维持秩序。
面对日华纱厂和英美烟厂超过1万名工人的浩大声势，曾永奎不再出面调解，只是在纱厂周边加派警力巡查，具体处置则呈请上级定夺。而上海华界最高层级的军警官员则联手对两厂同盟罢工进行了镇压。11月8日，何丰林与徐国樑同时发布压制罢工的公告。徐国樑的公告措辞相对温和，在安抚工人后表示，淞沪警察厅将缉拿首犯；何丰林的公告则声称，必须将浦东纺织工会张益章等人火速拘捕归案。与此同时，曾永奎向所属警长下令，一旦发现工人聚集，不论人数多少，一律强制解散。
日华纱厂和英美烟厂几乎同时罢工，但由于两厂经营状况与工运基础的差异，厂方的应对举措有所不同。日华纱厂厂方表现出绝对的强势姿态，一个重要原因是1922年下半年国内棉花价格上扬导致“花贵纱贱”，沪上纺织业经营不景气。据10月25日上海纱布交易所统计，日华纱厂的主要产品16支丹凤牌棉纱售价比成本价还低了将近10%。由于短暂停工并不会造成较大损失，厂方坚决拒绝与工人再行交涉。比较而言，烟草业经营稳定，停工愈久，存货消耗殆尽，则厂方损失愈烈，因此英美烟厂极力推进与劳方的协商。11月6日的谈判因浦东烟草印刷工人俱乐部坚持要求启封浦东纺织工会而无法继续。但随着前述军警方面公告的发布，浦东烟草印刷工人俱乐部同意暂作转圜，接受厂方提议，邀请曾永奎帮助调解。
面对初次接触的浦东烟草印刷工人俱乐部，曾永奎先发制人地提出，暂不讨论启封浦东纺织工会事宜。面对如此鲜明的态度，工人方面未再争辩，只将谈判重点转移至工资增幅等具体劳动权益问题上。但因为劳方和厂方无法就全厂增加工资条件达成一致，调停陷入僵局。不久，厂方又试图以“规定时间内拒不复工即视为自动辞工”的办法威胁工人复工，结果收效甚微。劳方并未强硬以对，而是向厂方表示，愿意择日再经公正之人商议。了解到厂方很可能将在浦西招募新工人的消息后，11月17日，浦东烟草印刷工人俱乐部主动提出了让步条件。
11月18日，曾永奎在厂方邀请下，再赴日华纱厂主持协调。他没有遵循何丰林与徐国樑对浦东纺织工会的处理结论，而是以承认工会合法为前提，推动劳方与厂方和解。在约定的复工条件中，除由厂方贴补两日工资外，其余都与重新恢复工会有关，如由工会房东呈请启封被封存的器具，工头联名向淞沪警察厅发函转呈何丰林，撤销对张益章、郭文英的通缉令等。曾永奎之所以明确承诺愿意对工会给予保护与支持，可能与厂方态度松动有关。在谈判一周前，厂方提出，如果日本方面同意，可以让上海华界当局启封工会办公室。对这次的商议条件，劳方与厂方都比较满意，拟定于次日傍晚正式复工。
然而，部分工人仍担忧协议无法兑现而坚持斗争。11月19日，数十名女工赴日华纱厂翻译李国士家中论理，巡警拘捕了其中两人并驱散其余。时隔不久，数百名工人涌至警署要求释放被扣工人。再度被驱散后，他们呼吁英美烟厂工人予以援助。20日，英美烟厂工人抗议厂方招募新工人。接连不断的斗争使协商再次失败，曾永奎一边联合陆军驻防军队压制工人行动，一边向徐国樑与何丰林求援，徐国樑立即派出了40余名武装警力。
11月20日，英国驻沪领事巴尔敦（Sydney Barton）接到英美烟厂求助，出面同上海华界当局交涉，进一步促使何丰林关注浦东工运。巴尔敦来到华界专职处理外交事务的江苏特派交涉公署，要求中方逮捕罢工“煽动者”，并派军队维持浦东秩序。21日，江苏特派交涉公署相关负责人会见何丰林，后者允诺定会有所动作。至于安抚工人，何丰林认为这是地方警察的职责，强调徐国樑应将一应企图“干扰”警察行动者全部拘捕，交由自己处罚。同日，何丰林派出百余名士兵赴浦东暂作驻扎。
在各方的敦促声中，曾永奎再度露面，以地方主理官员的身份赴日华纱厂与英美烟厂分别协调。由于何丰林与徐国樑对浦东形势格外留意，曾永奎的变通空间大为缩减。日华纱厂与英美烟厂厂方的不同态度也影响了协调进度。11月21日，曾永奎带领浦东烂泥渡数名地方商绅先赴日华纱厂，该厂厂方不愿妥协，坚持认为罢工背后有共产主义势力支持，强调非解决这一问题不足以谈复工。曾永奎返回警署，传唤浦东纺织工会代表，告知协商条件。他表示，无论张益章的通缉令还是工会封闭问题，他都无权干涉，需由工会自行呈交淞沪护军使署办理；工会亦可改组、修改条款，呈请官厅立案。此时浦东已全面戒严，浦东纺织工会担心一旦露面就会被淞沪护军使署逮捕，因而拒绝协商。日华纱厂的谈判陷入停滞。
英美烟厂厂方则对曾永奎协调复工乐见其成，其最急迫的需求是尽快恢复经营秩序；至于处置浦东烟草印刷工人俱乐部与工运“煽动者”，可以暂时搁置。于是，曾永奎说服工人接受厂方所坚持的开除少数工人的条件。11月23日，香烟部工人率先复工。虽然在开工之时又发生一些波折，如香烟车间所属工业进德会的300名工人因要求增加工资而反对复工，但总体而言，此次复工比较平稳。24日，厂方依据调停协议增加了工人的工资。至此，英美烟厂罢工因浦东烟草印刷工人俱乐部退让而平息。
11月25日，在获知日华纱厂复工调解无效后，徐国樑发表布告严令工人复工，声称如有违令再生事端者，将以军法惩处。当日，曾永奎在与淞沪警察厅派员一道与厂方协商后，传唤工头，告知必须立即复工。次日，曾永奎加派警力在日华纱厂周围巡逻，工人也纷纷赴厂返岗。至此，持续接近一个月的日华纱厂第三次罢工落下帷幕。
这次罢工的失利使中共在浦东积累的革命成果受到重创，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着意发展的浦东烟草印刷工人俱乐部与浦东纺织工会都受到打击。从表面上看，浦东烟草印刷工人俱乐部仍被允许继续存在，甚至还被外国记者褒扬，称这代表着烟草业雇主比纺织业开明。但实际上，英美烟厂厂方已经意识到工会的影响力，工会的活动大为受限。厂方在复工谈判时坚持辞退的29人，绝大多数都是与工会关系密切的印刷部工人。除利用谈判之机打散工会骨干力量外，在复工后不到10日内，厂方还整理出一份多达50余名的“煽动”罢工人士名单，由英国驻沪领事馆转呈江苏特派交涉公署，要求华界军警予以追查缉拿，郭景仁即在名单之中。英美烟厂内部空气因此而更加紧张。浦东纺织工会则始终未能再获合法身份。原本在日华纱厂罢工期间置身事外的公共租界警务部门，也开始与华界军警达成共识，配合缉捕工会领导者。1923年2月，浦东纺织工会会长郭文英被公共租界总巡捕房逮捕。
中共在浦东的发展势头受挫，直接影响了中共三大后上海的工运动员布局。1923年9月中下旬，改组后的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开会讨论浦东工运问题，指出：自前一年罢工失败，浦东的工会团体已经陷入涣散状态。虽然有浦东工人主动接触郭景仁，希望党能对工会事务进行指导，但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持谨慎态度，决定先派员调查工会规模等情况后，再相机定夺是否公开援助工会。11月，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在中共中央执委会三届一次会议上汇报工作时，未提及浦东的工运，而是重点介绍了华界吴淞与高昌庙工厂区的情况。直至五卅运动期间，随着上海工运的蓬勃兴起，中共对浦东工人的领导才重新焕发生机。
值得一提的是，日华纱厂罢工失败成为中共中央对上海工运形势认识发生转变的直接影响因素。中共成立之初将上海定为发展工运最重要的城市。1922年6月，陈独秀向共产国际汇报工运进展时，对上海的工作仍持肯定态度。与其他地区相比，中共在上海不仅工运动员形式丰富、成效显著，参与罢工的次数也最多。然而不久之后，马林就将李启汉被捕与浦东纺织工会被查封视为上海工运表现不如其他城市的显著证明。中共三大期间，结合上海地委的报告，陈独秀与马林达成一致意见，在向共产国际呈交的报告中表示，在上海这个工业最发达、最先进的城市中，工人组织非常落后，发动运动异常困难。这一认识在之后的历史中影响很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中共创建之初在上海开展工运所取得的一些成绩。
四、结 语
1922年浦东日华纱厂的三次罢工是由中共领导的、兼具经济和政治目标的一场工人运动。其中虽有工人的自发行动，工人群体尚未被完全组织起来，但连续的罢工活动已经显示出中共的阶段性目标和中共二大之后的奋斗方向，即通过增强纺织产业工会力量，力求突破单独工厂的限制，转向更大范围、更具普遍性的社会革命。中共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推动工运：一是尽可能影响浦东纺织工会中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联系紧密的领导者，使其接受中共领导、贯彻革命理念；二是与公共租界的工界团体保持密切合作，确保对日华纱厂罢工的经济支援；三是借助社会团体与报界力量，加强斗争中的舆论宣传。
中共之所以能在成立初期自身组织力量还不够强大的情况下，接连发动三次声震沪上的罢工，浦东纺织工会亦在一段时期内获得小范围发展，与其对上海华界当局内部非制度性因素的认识与利用是分不开的，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上海华界当局治理体系不健全，警察制度处在逐渐成形的过程中，地方治理过于依赖军事长官的个人手腕，缺乏制度约束。浦东三区警察署署长曾永奎在处理劳资冲突问题时，没有现成的规范可供参考。而上海华洋杂处的特殊环境又使他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对语言、思维等差异很大的中外人士。如此复杂的局面下，曾永奎只能根据自己对罢工的认知以及不自觉的阶级立场来确定应对策略。
第二，上海华界当局官员在协调过程中的数次态度转变，主要依据的是人情社会的行为逻辑。曾永奎之所以总体上没有强力镇压工运，可能不乏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的同情，亦有对官声、民望的在意与经营。而当徐国樑的处置意见较为明确时，曾永奎长期跟随徐国樑、在其照拂下从普通巡警一路迅速擢升的经历，恐怕也或多或少影响了他的态度。
第三，上海的地方政治生态比较复杂，拥有华界警察最高权力的徐国樑与手握军队的何丰林分属不同军阀派系，且无隶属关系，对罢工事件的认识与处置自然不会完全同步。除此以外，华界与租界并存的状况也造成了某些非制度性因素。随着工运升温，曾永奎与日华纱厂厂方的关系明显有所恶化。厂方因此将解决罢工的希望寄托于公共租界，频繁向租界当局寻求帮助。这种地方权力之间的“缝隙”为中共开展革命提供了有利条件。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4年第3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