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系列笔谈之三
本文作者：张小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虽然此次笔谈讨论的主题是当代“中国外交史”，但我个人更喜欢用“中国对外关系史”这个概念，因为后者的内涵要比前者丰富得多。不管是中国对外关系史，还是中国外交史，都是很大的研究课题。在本文中，我将主要就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中的跨学科或者叫“跨界”问题，谈一些自己多年来一直在琢磨、实践但又不太成熟的想法。其实，我应邀参加这次笔谈本身就是一种“跨界”行为。过去40多年里，我一直在高校学习、研究和讲授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理论，并把自己定位为一名国际关系学者。虽然始终对中国对外关系史感兴趣，也发表过相关著作和论文，但我并不是专门研究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学者，更没有想过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文章，尽管《中共党史研究》一直是我喜欢阅读的学术刊物。
毫无疑问，中国对外关系史首先属于历史学（中国学科分类中的一级学科）的范畴。据我观察，迄今为止，国内从事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人大多是历史学者，特别是中国史学者和中共党史学者，或者是受过中国史和中共党史专业训练的学者。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学者把中国对外关系史（外交史）当作自己的主要研究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对外关系史也属于国际关系学（一级学科政治学下面的二级学科）的范畴。我们知道，在国际关系学的基础研究中，除了国际关系理论之外，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国际关系史，中国高校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专业的学生都要上这门课（或者分成“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和“战后国际关系史”两门课）。而一般说来，国际关系史又包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全球国际关系史（有学者称之为“国际关系通史”）、地区国际关系史、国别对外关系史。中国对外关系史无疑是国别对外关系史的一部分，属于国际关系史的范畴。因此，中国对外关系史至少是一个跨越历史和国际关系两个学科的研究主题或者研究领域。一个从事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国际关系学者参与讨论中国对外关系史的“跨界”行为，应该是具有“合法性”的。
实际上，从更为宏大的视角来看，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都属于研究人类活动的学问，或者说它们都将人以及人所组成的国家的行为、理念作为研究对象，二者在本质上应该是相通的。当然，历史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学科之一，学术积累十分深厚；而国际关系学作为一个新兴的独立学科，通常被认为只是开始于1919年，至今才百年有余，学术积累显然远不如历史学。现代学科的人为划分以及学术分工日趋精细，使得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之间的分野和边界变得越来越明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产生一道学术鸿沟。虽然在中国的学科分类中，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都属于“人文和社会科学”这一大门类，但历史学特别是传统的历史学通常被视为人文科学，而国际关系学则被列入社会科学，两者之间的界线是存在的，尽管实际边界并没有那么清晰。
在当今中国的大学里，历史系（历史学院）和国际政治系（国际关系学院）所开设的课程就有很大不同。而且历史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都有自己的学术共同体，包括各自的专业期刊和学会组织。两个领域的学者都很多，每个学者的学术志趣和研究取向均有很大不同，不可一概而论。研究路径方面，一般来说，历史学者十分注重史料尤其是一手资料的获得和使用，国际关系学者则很少搜集和使用史料。研究成果方面，历史学著述通常注重讲故事，可读性强；很多国际关系类著述特别是国际关系理论著述则注重抽象概念的界定和阐述，可读性显得相对差一点。以上差异同样体现在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中的历史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身上。历史学者的著述往往建立在较为扎实的史料尤其是档案文献的基础上，并由此得出自己的结论或判断；而国际关系学者的著述则倾向于使用历史案例来验证某个理论或者假说，很少或不使用一手文献资料。可能正因为如此，从事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历史学者与同样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国际关系学者之间，学术交流并不太多，甚至某种程度上有相互排斥的倾向。
学术边界的存在无疑是学科专业化、学术分工发展的产物，具有一定合理性。毕竟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兴趣爱好也各不相同，专注于一个研究领域（甚至是一个研究题目）和选择一种研究路径是大多数学者的选择，好的研究成果往往也是对某个问题长期探索之后产生的。但与此同时，学科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也很重要，跨学科研究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事实上，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一直存在，不少历史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都有“跨界”行为。据我所知，美国历史学家厄内斯特·梅（Ernest R.May）、约翰·加迪斯（John L.Gaddis）、梅尔文·莱弗勒（Melvyn P.Leffler）、马克·特拉亨伯格（Marc Trachtenberg），英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以及中国历史学家刘德斌、王立新等人都很熟悉国际关系理论，并将其运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中。
国际关系研究与历史研究同样密不可分。首先，国际关系研究本身就包含历史研究的要素。如前所述，国际关系史（包括国别对外关系史）是国际关系学重要的基础研究内容。历史学的研究路径也一直是国际关系学的传统研究路径（traditional approach）的要素之一。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最早一批国际关系学者很多都是历史学者出身或者主要采用历史学研究路径，今天依然如此的国际关系学者也不少。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关系研究也可以被视为历史研究的一部分。或者如有的学者所说，国际关系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产儿”。其次，国际关系理论建构需要借助历史经验，不可能只依靠推论和想象，尽管历史研究本身不一定导致理论建构。不管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非西方国家，国际关系学者在进行理论建构的时候往往都很重视对有关国家间关系的历史经验和思想传统加以归纳、总结和升华。众所周知，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直被西方国际关系学者视为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的思想源头。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等人通常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或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而他们都对欧洲外交史和政治思想史特别是有关均势（balance of power）的理念和实践有过深入研究。国际关系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又译作“英格兰学派”）中有不少人是历史学家，比如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马丁·怀特（Martin Wight）。该学派至今仍坚守包括历史研究在内的传统研究路径，重点探索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从源起于欧洲向全球扩展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国的一些国际关系学者，比如阎学通、秦亚青等人，也努力从中国历史经验、思想传统和对外理念中获取灵感并用于理论建构。最后，大凡国际关系理论，不管是传统的、重理解（understanding）意义的理论，还是科学的、重解释（explanation）因果关系的理论，对其正确与否的检验都离不开历史证据。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关系史成为证明或证伪各种国际关系理论的实验室。比如，从冷战结束到如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一个引起不少关注的课题就是用历史案例或数据来证明或证伪“民主和平论”。
既然中国对外关系史是一个跨越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两个学科的研究主题，那么历史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应该可以相互学习、借鉴与合作。不过，对于如何在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中实现两个学科之间的“跨界”合作，不同的人肯定会有不同的看法和思路。在我个人看来，“跨界”的路径多种多样，其中一种是合理地借鉴和运用国际关系理论，努力实现历史与理论比较自然的结合。
之所以强调“合理地借鉴和运用”，主要是因为我在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发现了很多生搬硬套地使用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和诠释国际关系史（包括中国对外关系史）的例子，比如在国际关系专业学生的学位论文中，经常存在着理论概述与历史案例分析之间联系不紧密甚至相互脱节的“两张皮”现象。在我看来，研究中国对外关系史时，国际关系理论的作用主要应该是启发思想和启迪智慧，或者如有的学者所说，提供一个大致的“路线图”。做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史料尤其是一手文献资料无疑极为重要。我本人曾经在美国、英国做过官方和个人档案的研究，也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山东省档案馆以及江西省档案馆查过档案，还指导研究生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查阅过解密外交文件，对此深有体会。但是，史料本身不会说话，对史料的选择与解读必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深受研究者头脑中的观念或者理论观点影响与左右。这个时候理论就可以发挥作用了，也就是通过提供一个分析框架而让历史事实“说话”，或者帮助研究者“聚焦一个问题”。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小约瑟夫·奈（Joseph Nye， Jr.）指出：“理论在实践中总是被加以使用。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至少需要简单的因果观念，以及简化（simplify）、诠释（interpret）现实的手段……大多数人意识不到自己每天都在使用理论。即便是那些有意识地使用理论的人，也常常对于自己所必须运用的理论是如何产生的、有什么局限性知之甚少或者毫无所知。”中国历史学家李剑鸣也认为：“史学的发展，特别是领域的开拓、方法的更新和视野的转换，经常是通过吸纳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实现的。向其他学科开放自己的领地，可以说是史学不断获得生机的奥秘所在。”与此同时，我们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解不宜太狭窄，不能将其等同于所谓的几大“主义”。它应该包括所有系统、深刻与抽象的关于国家间关系的思想，否则就有可能出现将几大“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概念生硬地套用于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现象。
毫无疑问，在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中做到合理地借鉴和运用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项颇有难度的工作。过去几十年，我一直在努力把国际关系理论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特别是探索如何把相关理论运用到冷战史、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关系史的研究中。我想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和体会，谈两点不成熟的看法，以供两个学科的学者参考。
第一，可以运用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提出的“层次分析”框架来探讨冷战时期中国对外行为的动力或根源。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提出了国际关系的三个分析层次（levels of analysis），后在博士论文中改称国际关系的三个意象（images），并将论文以《人、国家与战争》为书名出版。在这本书中，华尔兹从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意象来讨论古希腊以及近代欧洲政治理论家有关战争起源的不同观点，认为三种意象是相互关联的。随后，另外一位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戴维·辛格（David Singer）主要针对华尔兹的这本书发表了两篇文章，讨论国际冲突和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三个分析层次”问题。“三个分析层次”就此成为研究国际冲突和国家对外行为动力的一种分析框架，为学者们所广泛使用。我在20世纪80年代撰写硕士学位论文时也曾借用这个框架分析美苏冷战的起源，后来在一本冷战史著作中沿用了这一思路。我认为，“三个分析层次”可以用来解释一国对外行动的动力或根源。美国冷战史学者梅尔文·莱弗勒就是这样解读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及其演变的。我的同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军的著作《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从冷战国际体系、中国国内政治以及中国领导人的认知与个性等角度，通过六个历史案例，以讲故事的叙事方式解读了中国从加入冷战到走出冷战的战略决策之演变及其动力。虽然牛军在书中没有使用“层次分析”的提法，他本人可能也没有专门研究过相关国际关系理论，但我认为他的分析思路完全合乎“三个分析层次”的框架。莱弗勒和牛军都没有先阐述“层次分析”框架，然后再进行历史案例研究；正因为如此，在他们的著作中，历史与理论的结合是很自然的，而非生搬硬套。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在使用“层次分析”框架解读冷战时期中国对外行为根源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个难题，那就是难以判断个人、国家、国际体系三个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哪个层次的作用最大。研究者不可先入为主地作出假设，而应该像牛军那样，通过对具体历史案例详尽、深入的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
第二，可以运用国际关系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来解读近代以来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在我个人看来，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外关系的主题一直是自身与最早源于欧洲后来扩展到全球的、由主权国家所组成的、主要由西方国家所主导的现代国际社会的关系。在此过程中，中国、现代国际社会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始终在发生变化。因此，思考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理应是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其实就是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研究。实际上，国内外相关学术成果很多，主要出自专门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历史学者和政治学者（包括国际关系学者）之手，比如美国著名“中国通”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作品。人们可以借用不同的理论观点（比如现代化理论、“冲击—反应”模式等）来解读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其中在我个人看来，国际关系英国学派所阐述的“国际社会理论”是一个有助于诠释和理解这一主题的分析框架。国际关系英国学派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学派之一，代表性学者包括马丁·怀特（Martin Wight）、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约翰·文森特（John Vincent）、巴里·布赞（Barry Buzan）等人。该学派坚守传统研究路径（包括历史研究），以“国际社会”为核心概念，主要探讨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是如何源起于欧洲并扩展到全世界的，因此也被称为“国际社会学派”。英国学派的很多学者都很关注中国，把中国作为研究非西方国家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个案，并出版相关著述。我本人多年从事英国学派的研究，并在近几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借用了“国际社会理论”来阐述、分析中国与国际规范的历史变迁。这是一个可以尝试的“跨界”切入点。
总而言之，中国对外关系史是一个至少跨越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主题或研究领域，历史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相互“跨界”是一个事实，两个学科的学者是可以相互学习、借鉴与合作的。在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中，“跨界”的路径多种多样，其中一种是将国际关系理论以启发思想和启迪智慧的方式引入历史叙述和解读之中，实现理论与历史的结合。这种“跨界”应该是自然与合理的，尤其要注意避免生搬硬套地应用理论。我以为，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最好境界是：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存在方式如同人体中肉眼看不到的骨骼。与此同时，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中的作用，我们要保持谨慎甚至是怀疑的态度，因为任何一种理论与历史事实都不可能完全相符。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4年第3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