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马建凯（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民呼吁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多方政治势力、多个社会阶层参与其间，由革命阵营发起、广大群众参与的民众废约运动尤为引人注目。由于废约或相似意涵的主张是这一时期民众运动最主要的对外口号，因此广义上看，民众废约运动并不是一场单一的、独立的革命运动，而是伴随着非基督教运动、五卅运动，以及北伐过程中的民众运动而进行的。中共在民众废约运动中扮演了关键的领导角色，俄共（布）[1925年改称联共（布）]、国民党左派等也是运动的重要推手。
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美侨深陷中国民众反帝废约声浪之中。受自身立场影响，他们对中共等政治力量在废约运动中的作用尤为重视。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往往将中共、苏俄和俄共（布）在华人员、国民党左派等混为一谈。既然很难从美侨对中国废约运动的认识中区分出哪些看法是针对中共的，也不应作这种“后见之明”的区分，本文拟将其眼中的相关政治力量统称为“共产主义力量”。学界已有不少以列强在华侨民视角反观此时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研究，也关注到了美侨对民众废约运动的因应。但站在中共党史的角度，还需进一步考察美侨对共产主义力量的认识，因为按照“古今中外法”，只有了解废约运动中的“外国”“彼方”，党史研究才是全面完整的。
据1927年美国众议院统计，上海共有美侨约4000人，占在华美侨总人数的1/3，其中以商人和传教士居多。故本文拟以美侨中的商界和传教界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从1920年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上海美侨如何认识中国民众废约运动，特别是其中的共产主义力量。
一、商界的呼声
面对20世纪20年代轰轰烈烈的中国民众废约运动，上海美商不得不承认其中的合理性，但为了维持自身特殊地位和利益，又不断寻找借口，反对这场运动，并鼓动武力“捍卫”条约。
1923年、1925年，上海的美国商会两度呼吁美国政府警惕中国的革命运动（美商称之为“动乱”），维持不平等条约带来的特权。1926年4月，美国驻上海记者高尔德（Randll Gould）将在华侨民对中国民众废约呼声的表态分为三类，其中商人群体是主张坚守旧条约的代表。他们“通常主张严格遵守与中国的旧条约，将其作为延续过去繁荣的可靠手段。他们认为，为了维护外国在中国的利益，在紧急情况下，完全有理由使用外国炮艇、军队或其他武装力量”。
少数上海美商公开宣布支持废约。如报人兼商人约翰·鲍威尔（John B.Powell）流露出支持修订条约的态度。又据美商白刺勒（C.C.Batchelder）在美演讲时称，商界中有人同意立即放弃不平等条约权利，认为此举将有利于经商。多数上海美商则认定中国民众的废约呼声源自共产主义力量鼓动，废约运动即共产革命，“反赤”成为其请求美国国内加派武力以维系旧条约的口号。譬如五卅运动后，受美侨商界支持并为其发声的英国报人伍德海（Henry Woodhead）宣称，废约口号是布尔什维克“为破坏西方文明而发明的流行语”，资本主义列强应予以强硬抵制。美国联合商会系位于上海的全国性美商组织，1925年、1926年，该会反复向美国政府施压，较为清晰地反映了上海美商对“反赤”话语的具体运用。在1925年的呼吁中，他们称，“由于莫斯科在学生和工人阶级中巧妙散布了布尔什维克的宣传，中国人已经提出完全废除条约的要求”，并进行激烈的“排外”活动，意即布尔什维克及深受其影响的中国革命势力有意引导中国民众废约。有鉴于此，美国应“捍卫”既有条约体系，为中国发挥真正的“建设性作用”。在1926年的呼吁中，他们称，在联共（布）及其在华分支机构鼓动下，群众普遍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美国应与其他大国联合行动，否则“共产主义事业”将使中国“陷入无政府状态”。
面对民众废约运动，上海美商尽其所能地试图予以抵抗。较具代表性的是，五卅惨案后，中国民众纷纷以废约为口号，发起冲击上海公共租界的运动，代表商界意志的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则始终以万国商团、租界巡捕等武力为依凭，对群众运动持严防、打压态度。
关于上海美商反对废约运动的动机，除了“近利”“极端顽固”等视角以外，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废约的合理性，但声称此时废约“操之过切”。在商界颇为活跃的费信惇与白刺勒均表示自己尊重中国民众的废约愿望，因为“治外法权不可能无限期地维持下去”，“这些愿望与美国的建国原则一致”。这些公开表示或许有迎合中国民众诉求之嫌，未必是其心声，但部分上海美商在国际秘密会社内部的表现则显示出其确在一定程度上同情中国民众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共济会系欧美商人主导的跨国民间秘密会社，美国共济会称，共济会精神象征着尊重民族独立、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美国原则。1922年，到访上海的美国共济会高级会员、商人阿瑟·普林斯（Arthur D.Prince）称，共济会在中国是有未来的。历经了具有反帝性质的大革命之后，1928年，美国共济会内部会议仍称，“欧洲在华会所都不欢迎有中国血统的候选人，然而，在中国有许多有能力的中国人，完全有望成为共济会成员”。相比于欧洲相关会所严格限制中国人加入的做法，美国会所确实显得更加开放。
然而，上海美商又普遍敌视群众运动，声称废约会导致中国局势动荡。如费信惇公开宣称，不废除治外法权有违人道，但在中国混乱局势下立刻废除则是“危险”的。他在工部局内部会议上隐约表露了自己的具体想法，认为中国人唯有在法律观念等“现代智识”上达到西方人的标准，并使社会安定后，方可考虑废约。无独有偶，尽管认同中国人有成为共济会会员的资格，但多位在上海的美国高级会员依旧认为，由于军阀内乱及民智未开，中国尚未达到独立组建华人共济会会所的标准。这些美商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侨民中普遍存在的“上海情结”，即上海的繁荣发展是西方人的功劳，假如立刻废约，失去了西方“庇护”的中国将使这些成果毁于一旦。按照他们的逻辑，中国人有争取民族独立的资质，但付诸行动尚待时日。这实际上成为他们反对废约运动的借口。
第二，排斥有能力号召中国民众一致对外的政治势力。上海美商认为，共产主义力量或其他群众领导者对“未开化”的中国民众进行鼓动，使民众高呼对外废约的口号，会造成“排外”情绪蔓延，影响美侨利益。上海美侨欧内斯特·霍塞（Ernest O.Hauser）称，联共（布）点燃了孙中山、青年知识分子的救国热情，使其打出反帝废约旗帜。这反映了租界社会的普遍认知。另据美商卡尔·克劳（Carl Crow）回忆，20世纪20年代初，苏俄放弃在华特权并发动废约运动，是因为“认为他们可以把中国共产主义化”，“他们希望，这将使那些坚持其条约权利的邪恶资本主义强国感到尴尬”。不断利用“反赤”话语突出共产主义力量在废约运动中的作用，已经成为上海美商的共识。
霍塞还称，1927年上海英美大商人乐见蒋介石发动的反共政变，但并不以之为友，因为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关于商界对蒋介石的游移态度，霍塞的理解较为准确。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英美烟公司依旧认为，蒋介石集团很可能也激烈“排外”。1928年至1930年，共济会的上海美商则以警惕国民党“仇恨”旧条约为由，反对成立独立的华人共济会会所。以此推之，商界厌恶的不仅仅是共产主义力量，还有像共产主义力量一样有能力号召中国民众一致对外的其他政治势力。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面对已非共产主义力量发动的反抗房捐运动，费信惇在工部局内部会议中仍称，这是“极端分子”鼓动中国民众进行普遍反抗，需要采取强硬措施。
在美商看来，共产主义力量引领中国民众发起废约运动，猛烈冲击着他们的在华利益。他们主张，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在于“内部建设”，而不是“破坏性”的对外废约。美国驻上海商业参赞安立德（Julean Arnold）称，“无论何国人民，均不能与华人争胜，而使殖民为患于中华国土”，“中国之纷纭在于内而不在于外”，“在过去几年中，中国种种流行之口号多属破坏性质，而非建设性质，此实为不幸之事”。美国联合商会对此有着更为直白的表达：中国人不应关注废约，反而应借机大力引进外国资本，“中国非常需要外国资本用于工商业和政府的发展，只要这些资本能够以符合中国现代情怀的方式进行投资，并得到用于建设性目的的保证”。这实际上是在狡辩说，只要接受美国人投资，中国便能发展自己的现代事业，逐渐达到废约标准。
综上所述，多数上海美商认为，中国民众的废约口号有其合理性，甚至可与美国标榜的所谓立国精神比肩，但又污蔑中国人尚未成长为“现代人”，急于废约会导致局势动荡。他们宣称中国的问题在内而不在外，在于建设而不在于“破坏”，并认定中国民众的废约运动是共产主义力量主导的革命。通过选择性地对外释放有所夸大的言论，上海美商试图唤来列强的出兵干涉。
二、传教界的态度
与商界不同，非基督教运动开始后不久，多数上海美国传教士在压力下逐渐表态支持废约，试图以此避免废约运动冲击基督教在华传播，乃至幻想利用自身的宗教力量“引领”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
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长期由美国传教士主导的国际宗教团体，在华总部位于上海。1923年，隶属该会的传教士“集议数次”，大约形成三种意见，其中同情废约、主张“应享权利，则一概抛弃”的呼声较为突出，“人数略多”。1924年2月，在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司与北美海外宣教会举行的关于在华美侨生命财产安全问题的通气会上，传教士代表表示，他们越来越“反对依靠治外法权等特权或任何形式的武力”。五卅运动后，传教界继续出现同情废约的声音。1925年12月，北京政府获悉，与传教界有密切关联的基督教团体向美国政府发起请愿，呼吁“赞成中国废弃治外法权并关税自主”。除了笼统的表态，传教界也有配合废约运动的具体行动，如逐步放弃传教士对中国基督教事业的主导，加速在华基督教团体的“本色化”等。
在较早表现出支持中国民众废约运动的友好姿态的同时，上海美国传教界不能正确认识到中共对于革命运动的领导作用，而是迎合“反赤”话语，不断攻击共产主义力量对废约运动的“介入”。与其表面上对华亲善的形象相左，这些行为含有一种反对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意味。例如1925年2月，传教界主办的《教务杂志》发表匿名文章称，俄共（布）及受其影响的年轻人正在鼓动中国人的“排外”情绪。7月，上海美国传教士白秀生（Hugh W.White）宣称，假如中国人远离“赤色分子”，“西方人将尽最大努力让中国的情况得到理解”，意即中国民众的废约主张不应受到共产主义力量鼓动，而应在西方人“帮助”下实现。1926年1月，长期在上海传教的伯尼（L.J.Birney）在表示同情废约主张的同时，攻击联共（布）对中国废约运动的影响，声称苏联前后矛盾的作为将是中国的“祸根”。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一方面，多数上海美国传教士仍表示支持废约。据1927年《教务杂志》主编乐灵生（Frank Rawlinson）记述，传教士大多同情中国民众的废约呼声，表示“一俟中国政府与外交团商酌妥帖后，即愿遵行办理”。又据同年3月在上海的美国记者甘露德（Rodney Gilbert）报道，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中的美国传教士准备回国开展支持中国废约的宣传。另一方面，随着反帝斗争的推进，传教界夸大废约运动中的负面信息，宣称其缘于共产主义力量的影响。如1926年8月，美国长老会在华负责人、上海美国传教士阿瑟·布朗（Arthur Judson Brown）刊文称，在华侨民应欢迎、宽容中国人独立精神的增长，至于与之相伴而生的社会动荡，一定程度上系联共（布）的责任。1927年，《教务杂志》对共产主义力量的报道多系诋毁之辞。其中一篇文章称，随着中国民众民族独立呼声高涨，外国传教士受到了很多源自共产主义力量的攻击。另一篇文章则宣称，在反帝废约旗帜下，共产主义力量给传教士的教育资产带来了损失。
当然，也有部分上海美国传教士公开反对废约。1926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在上海集会，有1/4的传教士或表示“不赞成修正条约”，或不愿参与关于中国革命的争论。《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亨利·米塞尔维茨（Henry Francis Misselwitz）回忆称，1927年夏，部分上海美国传教士动摇了之前对废约运动的同情态度，少数原本就反对废约的传教士也公开站了出来。
就个人层面而言，传教士支持废约，不排除确有对华友好、尊重中国人民及其民族独立精神的可能。但若从整体来看，他们的行为背后则有一种较为隐蔽的想法，即试图“引领”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事实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传教界就已普遍意识到中国民众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并自以为能够在民众运动中起到关键的“引领”作用。1920年，曾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首任总干事的巴乐满（Fletcher Brockman）在致友人的信中不无得意地写道，伴随强烈的民族危亡感，中国民众产生了“一种新的道德和精神需求”，“除了基督教，没有什么能够拯救中国”。1923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报告称，中国青年的爱国热情与对新文化之渴求情绪膨胀，“吾青年会乘此良机宜如何发挥基督教之真谛，宣彰基督本身之人格而诱导青年学子入于正鹄……”不难看出，20世纪20年代初期，传教界便抱有一种“引领”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使基督教成为中国“救星”的野心。即使受到革命冲击，1926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年报仍称，“还有人问，在这方面和其他方面，教会是领导民族主义运动，还是被它领导。人们普遍认为，在社会重建中，教会应当努力在思想和实践上发挥领导作用”。
传教界认为，共产主义力量会将中国废约运动导向社会动荡。常年活动于苏州、上海的美国传教士怀特菲尔德·布罗克曼（Whitefield W.Brockman）在其私函中称，联共（布）及受其影响的学生加剧了呼吁废约的青年学生的“排外”情绪。传教士杰拉尔丁·汤森（Geraldine Townsend）、琼斯（T.K.Jones）、考尔斯（S.M.Cowles）在私函中也有类似表示。实际上，传教界反对共产主义力量的深层缘由是担心其教义在中国失去号召力。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传教士与中共、俄共（布）等政治力量是互相排斥的竞争者。中共等成功引领声势浩大的废约运动，使基督教日益边缘化，才是传教界真正担心的，尽管这在其公开表态中不易被察觉。
以前文提过的巴乐满为例，1920年，他自信满满地认为，随着中国民众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基督教可以成为中国的“救星”。但在这之后，革命大潮中的巴乐满无奈地告诉友人，共产主义在华流行让他的想法完全落空，“目前的困难暴露了传教方法的弱点”，“在目前的情况下，传教力量是困惑的”，“民族主义精神要求被领导，而教会却未能作好准备”。巴乐满原以为传教士掌握了“引领”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先机，未料中共等进步力量先声夺人，领导民众开展废约运动，并排斥基督教信仰。又如1925年底，上海美国传教士阿瑟·卢伊（Arthur Rugh）也有类似感叹：联共（布）及受其影响的革命者在中国找到了完美的播种土壤，将从根本上动摇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再如1926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年报称，共产主义力量与废约等民族主义运动的结合令传教界陷入传教困境，“基督徒经常发现自己在精神上困惑，对正确的道路充满疑虑”。由此可见，在废约等群众运动中，中国民众对共产主义力量的响应有力冲击了传教界的特权和利益。
综上所述，出于“引领”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幻想，多数上海美国传教士较早表态支持废约并采取了一定举措。与此同时，他们感受到共产主义力量在废约等民众运动中的巨大成功，担心中国民众普遍“赤化”会使基督教“失去”中国。因此，传教界以共产主义力量导致社会无序为说辞，不断攻击其对废约运动的影响。他们试图用基督教的力量“帮助中国重新站起来”，代替中共及其他进步力量争取民族独立的努力；以所谓温和改良的方式实现废约，代替共产主义力量发起的革命运动。
三、美侨内讧及其结果
概言之，对于中国民众的废约运动，上海美侨形成了表面态度相互对立的两个阵营：一方以商人为主，持反对态度；一方以传教士为主，持同情态度。前者宣称运动是共产革命，美国亟须出兵；后者认为运动是民族革命，美国不需干涉。就其因应运动的真实想法而言，两个阵营都排斥共产主义力量的影响，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废约呼声的正义性和共产主义力量对中国民众的强大号召力、组织力。他们想法的相悖之处主要在于，前者认定中国民众“未开化”，排斥能够号召民众一致对外的政治势力；后者表面上给予了一定的尊重，并试图“引领”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他们之所以反对共产主义力量，更多是因为中共及其他进步力量成功引领废约运动，不利于其传播自身的价值观。由于观点明显不同，两个阵营之间未能形成共同声音，并持续发生争执。
一些迹象表明，对于同情废约运动者，反对者有过拉拢。1924年前后，上海美国商会组织了一个名义上由商人、传教士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在该委员会推动下，商会与传教士方面“举行了几次有趣的会议”，“就美国在华利益直接相关的重要问题交换了意见”。但这种尝试并没有使商界与传教界达成普遍的联合，也没有改变双方的对立状态。正如美国国务卿休斯（Charles Hughes）对1924年在华美侨政治主张的判断，“传教士作为一个整体，对当前的不利局势作出的反应与拥有商业利益的商人不同”。
五卅运动后，两个阵营的对立加剧。以传教士为主的同情废约运动者试图将民众运动的矛头引向以商人为主的反对者。1925年6月，上海美国传教士谢安德表示，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并非源于“基督教教育并赤化问题”，而是源于“列强对待中国之不善”，“外国实业家蔑视人道，无法律以保障工人”。11月，乐灵生声称，传教士很少依靠治外法权的庇护，而商人更依赖特权解决商业“纠纷”。
反对废约运动者不断指责同情者试图推卸责任。1925年12月，《密勒氏评论报》的一篇匿名文章注意到，传教士因同情废约的声明而遭到一些英美在华报刊持续批评，其与商界之间的分裂更加严重。1926年，伍德海撰文指斥传教界同情废约等革命运动、迎合联共（布），“以不实的理由参与煽动外国商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对立”。同年8月，在上海的美国作家、商人亨利·诺顿（Henry Norton）称，部分传教士故意迎合共产主义力量的“帝国主义”话语，商界普遍对此予以谴责。
随着革命声势壮大，上海美侨焦虑情绪急剧上升，在反对废约运动者呼吁美国政府出兵中国、扑灭废约呼声的同时，以传教士为主的同情者不断批评诉诸武力的主张。义和团运动时，美国传教士试图压制美商，夸大中国民众运动的危害，力主美国政府派出更大规模的武力。此时形势相似却又不同，上海美国传教界再次与商界“顽固派”对立，宣称废约等群众运动系正义的民族革命，抵制增兵来华。据鲍威尔回忆，1927年，对于呼吁武力干涉的美商，在上海的美国传教士团体公开批评其为“炮舰政策者”。在传教界团体支持下，即使受到美商猛烈攻击，鲍威尔仍继续批评动用武力的主张，并同样予以激烈回击。同年6月，他刊文表示极力反对敦促武装干涉的“自杀性政策”。反对废约运动者也不断攻击同情者对自己的批评。上海美国商会专门开会批判鲍威尔同情废约呼声、反对动武主张的报道，并免除其商会会员身份，一度引起轩然大波。
上海美侨截然不同的声音都是讲给美国国内听的，美国政府的回应决定着争执的结果，而美国政府并未采纳武力“捍卫”条约的意见。1924年，美国国务卿休斯否决了加强在华武装力量的请求。五卅惨案后，国务卿凯洛格（Frank Kellogg）在致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John Macmurray）和驻上海领事坎宁安（Edwin Cunningham）的两份函电中都宣称，美国的在华行动仅出于“保护侨民生命财产”的目的。1927年，美国政府又至少两度拒绝美孚石油公司关于加强驻华武装力量的请求，并声称“希望避免使用武力”。
休斯认为：“美国国内舆论的状态不允许任何进一步向中国派遣大规模军队的行动。”相较于反对废约运动者，同情者的呼声对美国国内民众产生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引起美国国内基督教团体的支持。如1925年9月，位于纽约的美国基督教北浸礼会差会受上海美国传教界影响，呼吁美国总统及政府“以最大限度的同情眼光看待中国人民的愿望”。1927年，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理事会“全体一致支持”政府不干涉中国民族革命的政策，并派人参与有关此事的众议院听证会。二是引起美国新闻界的发声支持。特别是鲍威尔与上海美国商会发生公开冲突后，同情废约运动者得到美国新闻界大力支持，呼吁武力干涉者则迎来接连不断的批评。1927年7月，上海美国商会刊文表示，“非常担心新闻报道对商会及其政策的曲解”。受雇于商界而呼吁干涉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记者乔治·李亚（George Rea）发现，自己在引导美国国内舆论方面处境艰难。
必须指出的是，美国社会对同情废约运动者的支持非常有限。美国政府虽有如上表态，但从未放弃无视中国主权的所谓武力“护侨”政策，发生于1927年3月24日的南京惨案即是例证。此外，面对传教士放弃自身特权的言辞，美国公理会差会外事秘书詹姆斯·巴顿（James L.Barton）未予支持，并称：“没有哪个美国人可以一半是美国人，一半不是美国人。”休斯则表示，“针对任何一组成员的暴力行为都会对双方的安全和福祉产生同样的不利影响”，美国政府对在华侨民的政策应保持一致。因此，美国政府同样不同意传教士单独放弃特权。
美国主导建立的华盛顿体系本就声称尊重中国人的废约诉求。五卅运动前，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政府一直持渐进废约的对华政策，主张待到中国国内局势“好转”后逐次修订条约。五卅运动后，美国政府更是表示，可以更早地与中国政府协商废约。在此过程中，美国政府十分排斥共产主义力量对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对中国民众的废约运动持观望、退避态度，但又多次拒绝英国政府提出的对华强硬路线，并表示放弃以武力维持条约规定的不平等权利。美方之所以如此，更多是考虑国内舆情、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大国博弈等因素。这一时期同情废约运动的美侨只是恰逢其时，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助推作用。
1927年，中国南方的美侨多撤至上海。列强纷纷出兵“防卫”上海租界，美国政府也进行了武力“护侨”。费信惇率领工部局加强租界武备，以强硬姿态对抗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群众性废约运动面临巨大阻力，并在国民党“清党”后迅速退潮、陷入低谷，上海美侨的特权，包括治外法权及其赖以生存的公共租界，均得以延续至新中国成立。这些不平等条约权利的背后，是列强的武力威吓乃至侵犯。他们形同在中国建立武装据点，租界是大的据点，租界之外的美国人也不受中国法律管辖，所居之处成为小的据点。真正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特权、肃清帝国主义影响，还要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四、结 语
纵观20世纪20年代上海美侨对中国民众废约运动的认识，简而言之，商界固守特权、对华强硬，传教界则看似相对同情废约、对华友好。但若只针对运动中的共产主义力量之作用及影响，上海美侨的认识则呈现更为斑驳的面相。商界始终将民众废约运动与共产主义力量联系在一起，认为运动是共产主义力量主导的革命，美国应予武力干涉。他们自身也采取了强硬举措。传教界则一分为二，宣称运动中的“极端行为”与共产主义力量有关，而运动本身是正义的，并非共产革命，值得美国同情，并通过加速在华基督教团体的“本色化”响应运动。
其实，多数美商也不得不承认废约的正义性，但又强横、高傲地认定中国人“未开化”。这一论调不仅意在反对共产主义，而且排斥其他能够号召中国民众一致对外的政治力量。他们选择性地对外释放、夸大自己的认知，迎合“反赤”话语，欲借此催动列强干涉。与之不同的是，多数美国传教士幻想通过传教成为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引领者”。他们反对共产主义力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共等进步力量成功引领了废约运动，严重影响其传教效果。他们以所谓共产主义力量导致社会无序为说辞，攻击其对运动的影响，实质上是想要取而代之，令中国民众信奉基督教。换言之，面对民众废约运动，上海美侨反对的重点普遍在于共产主义力量。然而，这种一致倾向始终隐藏在同情或反对废约的争论背后，并未得以彰显。
面对共产主义力量引领的民众废约运动的冲击，上海美侨试图转移视线，提出一套所谓解救中国之策。但是，无论是商界有关专注内部建设、渐进达到废约标准的说辞，还是传教界口中的温和改良、协商达成废约，都与其所作所为自相矛盾。20世纪20年代，上海美侨不平等条约特权得以延续的背后，是列强及公共租界的武力威吓。他们将军阀混战、民智未开作为中国不能废约的理由，呼吁改进中国内政，但本身就依赖于有违文明观念的强权手段。此间的虚伪使得当事人理不直气不壮，比如费信惇在极力鼓动以强硬举措对待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时，曾不经意言道：“某些措施可能带有强制性，而且在正常情况下有些措施可能得不到法律的认可。”由此推之，不平等条约对于美侨特权的维护本身就是阻碍中国走向统一安定、达到所谓废约标准的症结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