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系列笔谈之三
本文作者：徐显芬（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教授）
中国幅员辽阔，地缘政治条件和周边环境非常复杂。能否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不仅关乎中国自身经济建设与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也会影响到区域乃至世界的稳定和发展。在众多的周边国家当中，中国与朝鲜、韩国、日本这三个东亚邻国有着紧密的历史联系，但也正因如此，历史问题常常成为相关国家双边关系的焦点。然而，关于当代中国与东亚三国关系的论著，大多是对现实外交关系的研究，历史层面的考察相对较少。而在当代中国外交史、中共党史方面，基本都是专门针对中朝、中韩或中日关系的成果，缺乏对几组双边关系之间联动性的研究。实际上，东亚各国的历史始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当代中国史的角度看同样如此。如果不能从整个区域的视角分析问题，双边关系史往往难以得到准确把握。因此，本文拟在回顾大陆学界有关当代中国与东亚三国双边关系史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概述该区域各国历史相互联系的情况，以此说明引入区域史视角的必要性；进而提出几个可能的研究路径，并以笔者熟悉的史料为例，探讨进行相关研究的可能性。
一、当代中国与东亚三国双边关系史研究概况
关于当代中朝关系史研究。已有成果主要关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中朝关系的基本定性。常见的描述是，经过在朝鲜战争中并肩作战以及在冷战格局下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作为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中朝两党两国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传统友谊。这种口径大体成为大陆学界中朝关系史宏观研究的基本遵循。在此基础上，近年来的学术进展主要体现在对俄罗斯、东欧、美国等国家和地区解密档案的进一步利用，以及对一般现代国家关系视角的引入等方面。
二是中国与朝鲜战争的关系。通过考察朝鲜战争的过程及性质，学界探讨了战争爆发的原因、中国如何参与其中以及发挥了什么作用、这场战争对之后的中朝关系和中国对外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等问题。相关研究尤其关注中国出兵参战的经过、抗美援朝决策过程中与朝鲜的关系，具体细节关涉朝鲜战争爆发的时间、中国领导人知晓相关信息的时间和方式、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具体情况及其对朝鲜战争的影响、中朝双方领导人的沟通方式、朝鲜战争的停战过程，等等。
三是中朝关系的发展轨迹。已有成果基本按年代划分时期，认为20世纪50年代中朝军队在朝鲜战争中并肩作战，由此形成了“鲜血凝成的友谊”；60年代以后中朝政治关系的基本情况是两国相互支持，中国支持朝鲜人民争取和平统一的斗争，朝鲜支持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和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朝两国关系则经历了一些曲折或调整。
关于当代中韩关系史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于1992年8月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以此为节点，现有成果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建交前的中韩关系。阐述中韩关系的发展轨迹。常见的描述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处于对峙状态，70年代开始出现转机，80年代接触增加、渠道拓宽，90年代初期建交后经贸关系迅速发展、文化交流全方位开展。这类研究实际上主要是对中韩建交“远因”的考察。具体探讨中韩建交的决策过程及其“近因”。两国由对峙走向接触的具体过程尤其受到关注，包括经济开发战略与经贸合作关系、体育竞技带来的民间交往热潮，以及影响深远的文化交流等。
二是建交后的中韩关系。主要有针对双边政治关系、经贸关系以及文化交流合作具体情况的研究，还有从韩国视角讨论其各届政府外交政策、对华关系的研究，考察中国政府相关外交决策过程的成果则相对较少。
总的来说，上述当代中朝、中韩关系史研究即便能够点到国际形势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大多也只是作为理所当然的背景知识加以介绍，基本局限于对两国间关系发展轨迹表征的描述，很少放到整个区域史的框架中去还原和分析。
关于当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国于1972年9月发表联合声明，实现邦交正常化。与中韩关系相类似，已有成果同样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建交前的中日关系。探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过程。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日民间贸易到“廖高贸易”，再到70年代初田中角荣访华，相关情况已经基本搞清楚，具体议题包括领导人的战略决策与思想、社会各界（包括日本各党派、社会团体）的活动及作用、围绕台湾问题的交涉、民间外交的开展，等等。通过对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的考察，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中日关系来之不易、需要珍惜。探讨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主要因素。相比于日本学界更重视国际环境因素，中国学者普遍强调“人民外交”的作用（不过近年来也有研究对“人民外交”的决定性作用提出疑问）。可以说，针对中日关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思考，实际上存在两种观点，即“人民外交决定论”和“国际环境决定论”。前者认为，哪怕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中，中日两国人民的交往也可以力挽狂澜，推动一衣带水的两国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后者则高度关注美国因素的影响，强调日美安保体制的决定性作用，甚至认为只要搞好中美关系就可以自然搞定中日关系。
二是建交后的中日关系。学界主要讨论了20世纪80年代中日关系在各个领域的巨大进展，90年代以后的结构性变化，21世纪初期日方在历史问题上违背承诺的做法及其影响，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提出、曲折与重提，等等。
应该说，中日关系在当代中国与东亚三国关系史研究中处于相对领先地位，但同样存在忽视区域史视角的问题。比如对中日政治关系史的研究，大多按照政权更替、领导人的认知（对华观或者对日观）和情感（“亲”或者“反”）来叙述，缺少对于“日美安保体制与中日关系史”之类的区域性制度问题的关注，也缺乏有关中日关系与中朝、中韩关系关联性的讨论。再比如一些研究认为，日本存在一贯的“大国战略”，而且不管在战前还是战后的冷战时代乃至于后冷战时代，日本都基于这一战略而将中国视为潜在对手甚至障碍和威胁。但实际上，日本学界对于日本有无明确的外交战略存在很大争议。笔者认为，不妨秉持学术研究开放包容的理念，将这种观点作为重要参考，全面考察区域内其他国家在中日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而非先入为主地将日本存在称霸亚洲的“外交战略”当作讨论的前提。
二、当代东亚各国相互联系的历史
东亚各国自古以来联系密切，宗藩关系、贸易往来、儒家和汉字文化圈、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统治，凡此种种都使得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主动或被动、自觉或不自觉地拥有了很多共同或相互联系的历史经历。
1945年，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朝鲜半岛挣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枷锁，日本则开始被以美国为首的盟国所占领：东亚各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是，随着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东亚地区被卷入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冷战，几个国家又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历史联系。朝鲜半岛一分为二，1948年8月，南边成立大韩民国，被纳入资本主义阵营；9月，北边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被纳入社会主义阵营。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于1950年2月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49年12月，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从大陆逃往台湾，台湾当局于1954年12月与美国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日本先是被美国占领，随后通过与以美国为首的部分盟国签订所谓“旧金山对日和约”而获得主权独立，同时签订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则将日本完全纳入资本主义阵营。自此，东亚各国的战后发展道路被牢牢地框进了冷战格局之中。
冷战格局深刻左右着中、朝、韩、日四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外交取向，即便看似相互隔绝，几个国家实质上也是紧密相连、互相影响的。中日关系与中苏、日美关系联动，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是中日两国交往时的焦点问题之一，并与中苏、中美、日美关系联动，中韩关系的演进则与日美关系和美、日、韩三方关系密切相关。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缓和，给整个东亚格局带来巨大影响，各国又有了新的共同历史经历，即开始拓宽外交活动空间，探索建立直接的国家间关系。在日本，尼克松访华形成了震撼性的“尼克松冲击”，使得田中角荣政府决心结束与中国之间的不正常状态。中美关系缓和对于韩国调整对外政策同样不无影响，朝鲜与韩国随即开启了建立双边关系的摸索。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崭新历史进程后，区域内各国经济交往和人文交流逐渐成为双边乃至多边关系的重要纽带。
即便冷战正式结束，之前的格局依旧具有强大的历史延续性。虽然中苏关系自50年代末就开始逐步走向破裂，《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却在修订后延续至今，仍然很大程度影响着东亚各国关系。苏联虽然已经解体，俄罗斯却仍然在东亚地区具有一定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中朝关系举世瞩目，并继续与中韩关系紧密相连。中日关系则依然深刻地受到日美安保体制影响，同时与日韩关系、中韩关系相互关联。
总之，东亚地区任何一对双边关系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其他几对双边关系的影响，东亚各国相互联系的历史还在续写，研究中国与东亚三国的关系史时，有必要更加突出区域史视角。
三、区域史视角下当代中国与东亚三国关系史的研究路径
第一，中国与东亚三国发展轨迹的联动性研究。
比如，中朝两国发展进程的同步性和差异性此消彼长的情况极大影响着两国双边关系，但这可能还不足以涵盖全部重要影响因素，韩国的发展进程特别是其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与朝鲜的复杂互动关系，对于中朝关系史而言同样不容忽视。再比如，在美国因素影响下，日韩两国的政治发展模式和进程关联颇深，那么日本国内政治变化有没有牵动中韩关系的演变，显然值得观察；相应地，韩国自身的发展也影响着中日关系。至于多组双边经济关系的联动，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重要课题。这一研究路径不仅有助于加深中国与东亚三国关系史的研究，而且可能为观察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提供更加宽广的视野。
第二，中国与东亚三国外交关系的联动性研究。
比如，朝鲜半岛统一问题始终是冷战格局在东亚地区的具体体现，那么中朝关系是否以及如何与日韩之间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的外交互动产生关联？中日关系如何受到朝鲜半岛局势影响，又如何影响着半岛南北双方？相关探讨或将有助于理解当前有关朝鲜半岛的诸多问题：为什么日本和美国要求中国在朝核问题上承担所谓更大责任，而朝鲜则希望和美国直接交涉？为什么日本只是表达关注和忧虑，而未发挥实际作用？为什么韩国认为中国若在朝核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会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
第三，东亚各国之间复杂交错的“历史问题”研究。
历史问题之所以在东亚地区普遍存在，一是缘于“近”，中国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与日本“一衣带水”，有着数千年的交往史；二是缘于“争”，各国之间恩怨很多，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邻国造成巨大灾难。即使针对日本的“战后处理”已经结束，对于相关历史问题的认识仍然在当代中国与东亚三国关系中占据至关重要的位置。对于这个问题，不是说通过在中日历史问题上叠加韩日历史问题来凸显日本的责任，也并非制造中韩共同抵制日本的局面。历史需要铭记，责任不容回避，与此同时，形成一个包括加害者与受害者在内的共同面对历史问题的处理模式，显然非常重要。
第四，域外大国对中国与东亚三国关系的影响研究。
比如，经历了缔约与分裂的中苏同盟与直至今日依然存在的韩美、日美同盟使得中国与东亚三国的关系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复杂局面，有必要用外交史研究方法逐一梳理几组同盟关系的来龙去脉及其相互关系。已有成果多从域外大国的角度看中国外交，若能将区域史视角与域外大国视角相结合，必将开拓出很大的研究空间。
第五，东亚区域秩序研究。
从近代以前的华夷体系，到近代以后日本的侵略和殖民，东亚地区的区域秩序传统上是客观存在的。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种秩序似乎被彻底打破了，那么有没有取而代之或者正在建构的新秩序？中、苏、美、日、朝、韩六国之间纵横捭阖的交错关系是否曾经构成了某种区域秩序？符合相关国家人民利益的合理的秩序又应该是什么样的？建立区域合作机制是否有足够的历史依据？这些问题都有待深入探讨。
四、利用日本史料进行研究的可能性
从区域史视角来研究当代中国与东亚三国关系史，可以利用的史料很多，这里仅以笔者比较熟悉的两种来自日本的史料（包括日方编辑的美国档案）为例，初步展现这种研究的可能性。
第一，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公布的解密档案。
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被称为“外交记录”的外交文件。1976年以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大体按照“30年原则”陆续解密相关档案，至2008年共公开21批；2009年起每年多次公开，比如2022年一年内就公开了8次，最近一次则是2024年5月31日。从史料的形成时间来看，已经解密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些解密档案的目录和概要均以扫描件的形式公布在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网页上，可以随意下载，少数档案甚至可以下载正文。二是依据日本《信息公开法》不定期解密的外交档案。这类档案不受“30年原则”限制，有可能是新近内容，但往往不够系统。笔者认为，上述史料可以部分支撑区域史视角下的当代中国与东亚三国关系史研究。比如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期中日领导人互访的会谈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例如关于朝鲜半岛统一及其安全保障问题的认识和构想），以及双方对于中国作为日朝沟通和日本作为中韩沟通的渠道的期待，等等。再比如在2023年12月20日新近公开、可以全文下载的档案中，包括1992年美国总统布什访日、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和外相渡边美智雄访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日、日本天皇夫妇访华等内容，是难得的涵盖多组双边关系的一手史料。日本已经解密的外交档案尚有很多未被学界利用，如果能够加上韩国方面的解密档案、中国方面的领导人年谱等资料，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与东亚三国关系史研究推上一个新台阶，并非毫无史料基础。
第二，日本学者编辑出版的《美利坚合众国对日政策文书集成》。
这套史料实际上是美国政府档案，由日本学者收集、编辑并公开出版。至2023年11月共出版52期，每期10卷，其中第1卷是编者对本期档案形式及内容的介绍。各期皆有明确主题，不仅第25期“田中角荣与尼克松首脑会谈”涉及中日关系，还有专门针对东亚各国关系的期次，比如第32期“日本与亚洲关系”，第33期“中国关系”，第34期“NSC与朝鲜半岛关系”（NSC即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0期、第43期“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第44期、第51期“美韩关系”，第49期、第50期和第52期“中美关系”，等等。虽然这些英文档案也可以从美国获得，但经日本学者收集、筛选、按专题分类编辑并公开出版，可以为区域史视角下的研究提供很大便利。
总而言之，区域史视角下的当代中国与东亚三国关系史研究目前比较薄弱，推进这种研究既有明显的必要性，又存在一定的可能性。这方面的研究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外交关系的影响，但也应该在坚持内外有别的前提下，提倡“研究无禁区”的氛围。国际关系波诡云谲，与其以眼前的形势判断学术成果是否“热门”“有用”，不如一点一滴地做好实证研究，为中国的周边外交提供历史镜鉴。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4年第3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