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陈红娟（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思想史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当前，中共思想史研究在历史分期与脉络、人物思想与经典文本等方面成果丰硕，但也存在偏重人物思想、政治史与思想史混淆、经典文本与核心概念研究不足等问题，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事实上，思想内嵌于文本，文本是历史展现自身的重要载体，“根本没有任何办法绕过文本来直接理解‘真实的’历史”。回归文本、综合运用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是深化中共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路径之一。相比于以人物、时期或思潮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范式，将文本作为中共思想史的核心研究内容，可以实现以共识性问题为中心的关联性文本群研究，回应重大社会或文化问题，推进思想整合与贯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引入文本学来解决“原理反注文本”的困境一样，借鉴文本学以及与之相关的诠释学、阅读史等研究方法亦是反思与建构中共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手段。
一、中共思想史研究中的三种倾向
20世纪8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日渐转向实证化与学术化，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毛泽东思想；90年代，学界在梳理中共整体思想发展脉络的同时向经济思想史这一专题拓展；进入21世纪以后，中共思想史研究趋于多元，哲学思想史、政治思想史、新闻思想史等专题研究不断深化。当前，中共思想史的研究范围较为宽广，论题纷繁芜杂，相对集中于人物思想与经典文本的阐发，并存在以下三种倾向：
第一，文本意义阐释超出合理限度。
在脱离语境的情况下对文本不当赋义，是对既定意义的僭越。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洛夫乔伊（Arthur Lovejoy）致力于在复杂历史中探寻观念的普遍意义，部分研究成果致力于论证经典文本的现世性，追寻经典文本中蕴含的“永恒智慧”，思辨性远超实证性。一些研究尝试“返本开新”，将经典文本中的只言片语与当下热点概念或话语相联系，在视域融合的综合判断中挖掘文本思想的先见性与当代价值。这种解读方式存在一定的合理性，毕竟文本之所以经典，正是因为其在历史不断洗刷下仍能散发出理论的光芒。从文本学角度进行思想解读，无疑需要挖掘显性文本的隐形逻辑，“要求在阅读中穿透有形文字，读出空白读出失语，从而真正把握作者写作文本的深层理论问题式”。但是，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概念与当下的概念存在“形同意异”的可能，不当的架构或关联容易产生时代误置。此外，“历史事件、时代烙印和解读者的主观意图共同构成当下我们所知的历史”，随着时代变迁，同一历史文本必然因为不同研究者或政治诉求而呈现不同图景。经典文本在当下意义的无限延展，可能带来所指的游移不定、意义的过度诠释或者望文生义的附会等，僭越了作者的预期与书写目的。如何在文本蕴含的“史实”与作者阐发的“史思”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怎样实现文本主题与现实问题之间的有效对接，最大程度祛除研究者有意图的“赋义”，科学呈现文本的思想与价值？这些都是中共思想史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思想生成过程研究有所缺失。
政治史与思想史混淆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以政治决策的演进替代思想形成过程，会遮蔽思想发展自身的独特性。一些研究在思想史与政治史始终“同频同步”的理论预设下开展，出现“以论代史”、政治逻辑替代思想逻辑、结论“反注”过程、泛泛解释替代扎实论证等流弊，甚至出现“从结论到结论”的循环论证。毋庸置疑，中共思想史发展与中国宏观政治发展相辅相成，思想发展不会逾越政治的总体性观瞻；与政治史相结合的论证可以拓展思想史的视野，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思想发展脉络。但如果囿于既定政治决策演进，则容易进入论题、论证和结论均流于常识化、熟悉化的怪圈，难以揭示思想内在发展逻辑的特殊性，尤其是思想先于政治行动形成的“复线式脉络”。除了使思想矮化和窄化，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中国实践时所体现的先进性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邃性、原创性、独特性也将难以彰显。事实上，思想史与政治史存在“错落纵横”“分野并行”“交织共进”等多元化样态。思想有其内在发展逻辑，观念陈旧、思想滞后将制约政治实践的发展，而原创性、先进性思想往往与正确政治决策的制定和推行相辅相成，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便是如此。如何不逾越政治限度，既立足文本本身，又深入历史机理，探求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展现思想蛰伏、绵延、缓进、激流、凸显或变革的过程？这是当前中共思想史研究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第三，思想交锋与容受研究相对薄弱。
尽管近些年来中共党史学界积极借鉴新文化史和新政治史的研究方法，但整体而言，建立在爬梳和考订大众文化、日常生活、常识世界等社会历史语境基础上的思想解读仍然较为薄弱。一些研究存在“从思想到思想”的问题，即单纯停留于文字、语法、句子等“外部所看到的纯粹景象”，抽象演绎思想的发展过程。一方面，一些研究遗漏了同时代、相同或不同立场人物的文本，导致承载思想的经典文本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事实上，任何文本的产生都不是绝对孤立的，而是一个多元、立体、含混、复杂的过程，其所蕴含的思想既离不开前人思想的积淀，亦离不开与同时代其他个体、党派的对话与交锋。不同群体、不同党派对同一时代性问题会有共同的关注，只是因为立场、视角、论证逻辑、价值导向不同而结论迥异。文本之间的比较能够彰显中共思想的独特性，将中共思想置于历史变迁和特定社会格局中更能阐发其历史价值与意义。遗憾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与他者文本的比较、互动、交流、争辩等，在中共思想史研究中尚且相对薄弱，思想间的共有与分歧难以彰显，容易形成“自我言说式”的研究。另一方面，如果大众接受与理解思想的过程被简约化，仿佛文本所蕴含的闭合式意义可以轻而易举地抵达并被民众完全接受，那么中共塑造干部、党员和普通民众思想的差异性与复杂性就会被遮蔽，思想塑造过程的艰辛、曲折与坎坷就难以凸显。事实上，经典文本的意义从作者到读者的传播并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过程，也未必是“意义等价”的线性过程，通常难以构成英国文化理论家霍尔（Stuart Hall）所言的“立即的一致性”，意义遗漏、过滤、选择性误读、曲解甚至是异化都可能渗透其中。有些思想有效地促进了民众社会心理的改造、集体记忆的熔铸，最终实现了民众对中共理论、政策等多方面的政治认同。有些思想在从政治中心向不同群体下沉的过程中分层化地实现了容受，领导干部、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接受的程度、重心与行动转化效果并不相同。与此同时，有些思想在渗透到底层民众的过程中出现了“话语漂浮”“意义偏移”等现象。中共不同时期的主流思想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在不同利益的冲突、叠加与融合中从无到有，进而成为社会的“共同趋向”。如何在历史发展的主线中厘清这种逻辑秩序，是中共思想史学界需要着力研究的问题。
二、文本谱系中思想的聚合与跃升
根据“互文性”理论，“任何一篇文本的写成都如同一幅语录彩图的拼成，任何一篇文本都吸收和转换了别的文本”。可以说，经典文本的产生无一例外都是作者阅读、吸收和借鉴他者文本，并不断修改与锤炼的过程。由此形成的文本群或文本序列共同构成了某一思想的存在巨链，原初观念在此过程中聚合、炼化，最终实现思想跃升。
第一，多样态文本网络中的意义生产。
一些研究在文本选择方面单纯依托正式文本，忽视了文本的形成过程，存在“就本文论文本”、孤立地挖掘文本表层意义与思想蕴意的问题。事实上，文本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生产性文本、场景性文本等多个文本构成的网络铺垫、反衬与映照的结果。在中共思想史领域，除了正式文本外，还存在文本思想酝酿前积淀的论述性文字和笔记、批注等生产性文本，日记、书信和宣传类广告、图片等场景性文本，承载一般性知识的语境性文本，同时代的类文本，等等。将这些文本纳入视野，可以大大拓展中共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研究者不仅应该研究正式发表的文本，而且需要考察文本形成过程中的生产性文本和语境性文本。
一是爬梳见证思想形成过程的生产性文本。党史人物在书写文本时留下了大量讲话提纲、批注、书信等，这些均属于生产性文本。比如毛泽东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读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等著、李达和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三四遍，写了约1.2万字批注；读米丁等著、沈志远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写了约2600多字批注。这些生产性文本反映了毛泽东阅读过程中的思考，见证着一些重要思想的酝酿和萌芽。比如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笔记中，毛泽东写道：“从感性阶段进到理性阶段，再从理性阶段进到革命实践。”“从直观到思维。”“从思维到实践。”这为他1937年4月至7月在抗日军政大学的授课提供了丰富的哲学素材，为其在《实践论》中提出“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作了酝酿和铺垫。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阅读与学习亦是如此，在此过程中形成的《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等生产性文本，反映着毛泽东在该时期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思考。客观地说，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语境中阅读马克思主义文本时所关注的问题域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他国语境中关注的问题域有所不同，基本概念和文本结构也因时空转移、场所变换、翻译策略等而发生深刻变化。党史人物在创作文本过程中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问题域进行转换，在“源文本”中嵌入中国革命、建设、改革面临的新问题，进而在知识生产中实现意义重构与话语创新。例如，毛泽东在相关文本中既存在直抒胸怀的“显白写作”，也存在苏联政治主流话语下小心翼翼的“隐微写作”，甚至有所变通，用苏联话语组织了表达自身意图与思想的文本。批注、日记、书信、笔记、记录稿等生产性文本见证了作者在创作前的思考，共同承载着党史人物与“源文本”沟通、交流的互动过程，原初文本被解码、接受、加工、赋义的过程，以及新思想的酝酿和定型过程。
二是观照同时代建构一般性与共识性知识的语境性文本。“语境本身就是一种文本，它不需要类型化和意识形态化‘描述’，而是需要阐释及有依据的批评。”可以说，文本思想不仅是对实践探索的因果反映，还蕴含着与同时代语境知识的互动与互鉴。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除前述毛泽东读过的两本外，还有伏尔佛逊著、林超真（郑超麟）译《辩证法的唯物论》（沪滨书局，1930年）和艾思奇、郑易里从《苏联大百科全书》词条“辩证唯物论”翻译而成的《新哲学大纲》（北平国际文化社，1936年）等。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专题性译著日渐丰富。例如20年代末，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被翻译成汉语并开始传播；30年代，潘谷神译《辩证法的自然科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等有关辩证法的译著陆续出版。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开始自己撰写并出版有关唯物论、辩证法的书籍，如张其柯（高语罕）《理论与实践——从辩证法唯物论的立场出发（书信体）》（亚东图书馆，1930年）、李石岑《哲学概论》（世界书局，1933年）等；中国学者还编写了一些哲学类教科书和解读本，如温健公《现代哲学概论》（骆驼丛书出版部，1934年）、赵一萍《社会哲学概论》（生活书店，1933年）等。这些文本共同建构了毛泽东阅读相关哲学书籍的意义之网，体现他进行思想创作的知识背景，反映了当时的一般性和共识性知识。只有在观照与对比过程中剥离出一般性、共识性知识，党史人物创作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本才能凸显其独特性和历史价值，将常识作为创新的“误置”才能得以避免。
当然，中共思想史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记录、描述或者罗列这些文本，而是在互文性中探寻思想内聚的力量。批注如何反映思想的发端？日记、笔记中体现了怎样的思想酝酿？广告图片反映了何种思想定位？与同时代类文本的比较呈现了哪些原创性与话语流变？直面这些问题，思想的发展才是连贯而非突兀的，对党史人物思想的研究才是整个思想史的重要环节，而非单元观念的自我发展。
第二，差异性版本中的思想演化轨迹。
任何文本都有一个描摹、斟酌、修订与成稿的过程，“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篇文本，并且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以往研究多聚焦于选集、文集等经过多次修订的文本，较少关注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由不同版本构成的文本链条。不可否认，正式形成的终端文本特别是经过作者亲自修改、校对、定稿的文本更能代表其最终思考，而且在概念表述、语句使用上更规范、更符合时代需求，具有较强的权威性，是思想史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然而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在被收入选集、文集、文献选编的过程中，文本经过了加工与修订，并存在事后重新筛选和编码、祛除历史痕迹、在“制作介入”过程中被赋予新的“组织”意义的可能。修订前形成的“源文本”及其传播中形成的不同版本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重要概念的原初形态、特定时代的流行术语等都反映在这些文本中。比如“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等一度呈现为音译形态即“布尔乔亚”“普罗列塔利亚”“意德沃罗基”等，又如“平民”是20世纪初的流行语之一，在陈望道《共产党宣言》汉译本中有所反映，而这些概念在后续版本中往往被更“规范”的用法所取代。若想回到历史语境中真正理解文本的价值、意义以及当时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知情况，这些承载特定时代记忆、思想印记并反映着概念术语历史谱系演变过程的文本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不同版本内容的增添与删减隐匿着思想本身的流变。与原初版本相比，除了标点符号、专业术语和若干提法的变化外，最终公开发行的版本在表述、论证与篇幅上都可能存在较大幅度调整。比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51年《毛泽东选集》收录的文本比1925年刊登在《革命》半月刊上的文本减少2000余字，且删掉了一些表格与数据。又如《论十大关系》经历了从原初带有随机性的讲话到记录稿再到完整呈现与全面阐释、字词斟酌与打磨、文本不断完善与定型的过程。同一文本表述上的选择与删改，体现了党史人物或中共领导集体在主流观念变迁与社会认知发展等影响下隐没或显扬的内容，反映了不同时期对同一问题的认知变化。当然，中共思想史研究并不是简单地考证、铺陈变化，而是见微知著，探究显白处的隐形逻辑，管窥思想变迁的“潜流”或方向性变革与创新。
另外，由域外语境进入中国语境的经典文本普遍存在多个差异性译本、版本。以《共产党宣言》为例，从1920年陈望道译本到2009年译本共有12个不同译本，其序言也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7个序言齐备的演变。注释作为辅助性文本体现着中共对文本的理解、诠释与意义建构，12个《共产党宣言》汉译本的注释经历了从0个到45个的变化。可以说，无论文字表述、语气标点，还是内容体量、蕴意指向等，各版本都存在差异。与单一地在原语境中研究文本变化、管窥思想变革不同，文本跨语境传播关涉译者意图、对应词择选、视域融合以及误读与修正等问题，“具有历史性的译者使自己的视域与源语文本视域互相发生融合而形成新视域，并用浸润着目的语文化的语言符号将新视域重新固定下来形成新文本”。依托经典文本勾勒马克思主义文本思想先经历苏联化解读再在中国语境中实现中国化的曲折经历，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祛除苏联化、实现文本再中国化的探索过程，依然任重道远。
总之，不同版本研究将展现某一思想复调、浓缩、转移、深化的链条。尤其是域外文本进入中国语境后大多被翻译成不同版本，对其展开研究将有助于勾勒中共诠释与接受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过程，厘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国化的过程，澄清思想在跨文化语境中的“语义旅行”。在文本链条上，内容篇幅有无增减？文体风格如何变化？在特定历史语境中，人们基于怎样的政治诉求重新修订文本？为什么要增加内容？哪些修订反映了作者思想理念的深化？哪些反映其对思想的消解或修正？这些修改总体上反映了作者怎样的思想变迁？又是什么影响其思想变迁？是话语场景碎裂，还是言说对象遮蔽？深化中共思想史研究，有必要深耕不同译本、版本，以小见大，深入探究这些问题。
第三，类文本间的思想融合或碰撞。
立足文本开展思想史研究时，要想克服“脱语境化”问题、实现“去熟悉化”“再问题化”，就要改变当前单一、抽象的表彰式或褒扬式研究，注重回到历史语境中，与其他群体或党派的类文本展开互动与比较。不可否认，文本是作者在问题意识引导下自我思想的阐发，然而其基本概念或话语未必是绝对自我编撰的产物，对同时代他者概念与话语的吸收、借鉴、对话、交流或者反驳、争辩均隐匿于文本创作中。“思想史的中心课题就是人类对于他们本身所处的‘环境’（situation）的‘意识反应’（conscious responses）。”每个群体或党派都存在对环境的意识反应，多元主体对同一问题有着不同的思考，形成思想之间的争竞、碰撞、关联、互动，这才是历史的本相。所以在同一历史语境下，针对同一问题，持有不同或者相同“主义”的作者会有不同的叙事。文本叙事的有效性往往取决于与他者的对话，“任何一个文本都在与其他文本相互指涉时才能确定自身的位置”。
一是同一“主义”下类文本的思想演绎。同一时期内，许多中国共产党人都会对同一个理论问题作出论述，这些文本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类文本群，反映着中共对该问题的集体思考。对其展开研究，更能呈现与佐证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与此同时，由于文本作者的提问方式与思维方式存在差异，类文本之间形成的复合式知识生产又体现了不同思想的分流与聚合。比如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前后，陈独秀发表了《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瞿秋白撰写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邓中夏、蔡和森、周恩来等也发表了关于中国社会阶级及其革命态度的文章。其中邓中夏强调：“资产阶级不能革命，即革命亦是少数中的极少数，而且革命亦不得贯彻到底。”在分析原因时，他指出，“‘商业资本’是贩卖洋货及代办原料出口，固然不能脱离帝国主义的关系而独立存在”。可以说，对社会状况、革命力量、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探究是共产党人共同关注的话题，而在怎样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阶级的问题上，则存在着诸流竞进、多元叙事的类文本群。正是这些类文本共同构成了观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参考系统，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彰显不同文本的特征与时代价值。一些党内经典文本的单行本将类文本加以聚合，即围绕某个问题形成多文本的连续叙事，反复唤起并强化读者对文本的记忆，以促进思想认同。例如1939年《论持久战》单行本将彭德怀《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周恩来《怎样进行持久抗战》作为附录收入书中。总之，类文本研究有助于从横截面上呈现共产党人对同一问题的集体关怀与总体认知，纠正将思想史简约为某个思想家思想谱系自我演绎的偏向，全面呈现思想激荡的历史面相。
二是不同“主义”间类文本思想的激荡与互动。在以往的中共思想史研究中，以中共为主体的线性叙事比较多，对其他党派、无党派知识分子以及日本、苏联方面相关文本的观照相对比较少，对不同“主义”间的文本比较、思想碰撞等研究得不够充分，以至于他者观念或话语一旦被挖掘出来，反而仿佛冲击了中共文本的权威性。事实上，尽管不同党派持不同“主义”，但面对同一时代问题时，基本都会有相应的“意识反应”。比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反思“五四”以后过度追求“世界化”而忽视“民族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学术中国化”的社会思潮，无论马克思主义党派还是非马克思主义党派的知识分子都在思考社会学、文学等外来理论的中国化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与此不无关联。又如对于如何抗战这一普遍性社会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都有关于持久战的论述。中共方面，除了毛泽东《论持久战》，还有朱德《实行对日抗战》、张闻天《关于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刘少奇《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等。国民党方面，则有蒋百里《国防论》、陈诚《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等。毫无疑问，由于价值立场不同，国共两党的意旨、解读、影响皆大相径庭，中共思想史研究应该观照此类差异，“抽象出这种隐藏在不同形态之思想表象背后、但又贯穿于不同层次之思想体系之中的共同的思想要素”，进而在比较中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厘清中共思想的独特性。可以说，对多元文本相互“对话”的场景再现不仅能够还原历史，还能彰显中共对大历史问题的关注与解答。中共思想史不仅是一党思想之发展，还蕴含着对时代主题的回应和对中华文化的传承。
总之，中共思想史研究应该观照不同类型文本中思想行进的整体性与连续性，辨明思想在同类文本中的竞争性与差异性，既呈现主流思想更迭演变的大潮涌动，又展现从运思到架构再到思想塑形的潜流缓进。这就要求我们跳出结果性文本，关注文本链条的过程性与对话性，探寻思想的聚合与跃升。
三、文本流通中思想的撒播与容受
读者与文本的关系，包括读者的反应、与文本的对话、对文本的重构等，均是文本学的研究内容。中共思想史中的经典文本与意识形态建构相互关联、互相作用，担负着塑造思想的政治功能。经典文本要被民众掌握、变得可行动化，必然要被诠释与演绎、阅读与容受，“老式的‘诠释’仍然要就其含义对文本进行拷问，而新类分析法却询问文本是如何运作的”。文本如何在印刷出版、诠释塑造、阅读容受中不断实现自我运作，值得深入探讨。如果说本文前一部分探讨的是思想如何在文本谱系中源起、对话、更迭与演进，这一部分则主要探讨思想从“源文本”中溢出并在衍生性文本中流变的过程，即思想如何扩散、下沉，与日常生活关联，转变为政治动员与思想塑造的重要力量。
第一，文本印刷出版与思想启蒙。
思想的传播离不开文本印刷出版，策划、印刷、传布是文本得以理解与接受的前提。作为反映文本意义的符号性存在，物质载体规定着特定时代理解文本的方式。以往的中共思想史研究往往注重考察基于意识形态建构诉求的经典文本传播，较少关注经典文本如何生产和制作，怎样在出版社、市场、资本与知识需求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下流通与刊布。实际上，排版风格、编辑方式、印刷流程等微不足道的细节都影响着文本的视觉感知和意义呈现。“书籍排版和格式上的细微变化会暗中影响读者的阅读方式和阅读习惯，甚至改变他们对文本内容的理解。”可见，开展以文本为中心的中共思想史研究，还应关注文本印刷出版、制作发行、市场流通等环节与思想传布的内在关联。
文本进入出版发行阶段时，都要面临市场潜力、政治场域、文化诉求、资本逻辑等多重因素影响，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亦是如此。一方面，中共通过组织化宣传与制度化政治教育，实现了经典文本从中央到各根据地的流通。“在对敌占区的宣传工作方面，要特别注意质量，印发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两书，到敌占区、游击区广泛散发，并用一切办法保障送到觉悟知识分子及伪军伪组织上层分子手里。”值得注意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战事紧张，各根据地的自发学习、组织学习并不同步，文本的印刷出版和发行流通也存在较大时间差，形成了“中心—地方”经典文本流通差异化的格局。结合错综复杂、各方牵制的社会语境“深描”文本经典化过程，可以呈现中共经典文本思想在党内传播的“非线性”图谱。另一方面，为了促进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在广阔的社会领域流通，中共还要观照文化、市场与资本逻辑间的平衡。毕竟只有符合文化消费趋势、社会心态、思想诉求等，文本才能在政治助力之外获得流通市场。当前研究对中共宣传体系外经典文本的流通与发行重视不够，在文化意义与社会知识取向中彰显中共经典文本思想魅力的视角相对缺失。
事实上，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出版社在文本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个商务印书馆远比一个北大有力量”。据统计，1919年至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有21种，中共主导的人民出版社则出版了16种。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图书出版活动高涨与国民党政府明令禁止其出版的政策形成极大反差，更是说明马克思主义书籍对社会知识分子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此间，除了经典文本的封面、布局等浸染着政治化的修辞策略与隐喻表达外，建构文本与社会问题的关联、依托报刊媒介营造社会舆论等举措都为文本在市场的流通制造了“可以加以利用的思想资源与‘符号资本’”。同时，从报刊上自主获取文本、书商制作伪装本、学生自发翻印、书店邮购避查、学校内部组织传递等行为共同构筑了经典文本在中共组织外传播的网络，“各种印刷物将思想带到原先所到不了的地方，形成了一个网络，而且深入到原先不可能接触到这些思想资源的大众，形成了一个纵深”。中共组织外的印刷厂、出版社、书商、书店等从印制、出版、发行等方面共同助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那么，经典文本如何编辑、印制？封面图片、版式设计如何表征与隐喻意义？相关图书如何在消费市场、金钱魅影与思想文化的综合作用中流通并抵达知识分子？中共如何在文化市场中形成有力的印刷出版策略，促进文本思想撒播？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总之，研究经典文本的印刷、生产、发行、消费等，不仅能够透视马克思主义启蒙与动员社会知识阶层的过程，而且有助于展现“观念是如何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态度和价值观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第二，经典文本的诠释与思想接引。
以往不少研究将“经典”作为预设性前提，较少关注文本经典化的过程。不可否认，文本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蕴含的永恒价值、体现的跨时代关怀至关重要。但除此之外，国内外政治环境、党内理论诉求、重要文件、政治运动等对文本地位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文本在诠释中不断被激活、赋义，并与当下建立关联、开展思想形塑，这也是文本经典化的重要路径之一。
以往研究实质上认为，可以通过对文本封闭意义的诠释抵达作者的思想原意。与之不同的是，文本学认为文本意义具有开放性，诠释者可以根据自身诉求不断建构并赋予文本意义。为了引导读者接受唯一意义或政治化阐释，中共亦需创作系列诠释性文本。正因如此，文本思想被选择性唤醒、强调或遗忘，进而与新的时代建立意义链接，在祛除历史疏离感中彰显自身价值与意义。文本在诠释中进行着知识生产与意义积淀，发挥着话语支撑、社会动员等政治功能。新中国成立前，由于普通党员和民众整体文化水平不高，除了为经典文本撰写解读性或纪念性文章进行意义引导外，中共还编撰了通俗读本、教科书，将经典文本融入课程教学或简约化为篇章、段落甚至观点、口号、标语等，毕竟“思想要落实到现实，往往就要‘降一格’成为条文、格言之类的东西”。以《新民主主义论》为例，诠释性文本既有干部内部讨论使用的《新民主主义讨论提纲》（新长城社，1940年），也有理论性论著如朱善钧（署名方耀）等《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北社，1940年）、课程讲义类文本如何干之《〈新民主主义论〉解说》（华北联大，1947年），等等。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意识形态塑造的一环，围绕经典文本出版了大辞典、名词解释、典故注释、提要注释、辅导读本等材料，对历史背景、整体结构、基本思想、段落大意、思想渊源等进行引导式的诠释。具体到《新民主主义论》，有诠释性文本如李勉《新民主主义本质论》（团结出版社，1949年），还有教材类文本如李黎《新民主主义问答》（万国书店，1949年）、李岳南《新民主主义五讲》（前进书局，1950年）、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共党史组编《〈新民主主义论〉浅说》（广东人民出版社，1978年），等等。还有一些以该文本为中心形成的广播讲座、手册、小报、海报、标语等，普通群众的识字学习、生产劳动也常常与经典文本紧密联系。这些诠释性文本增强了经典文本对读者的投射与召唤，反映了经典文本不断被转化或简约化的过程。从经典文本到诠释性文本，作者赋予文本的一元意义与诠释者的政治化解读相互激荡。那么，文本思想是否在诠释过程中发生了重心偏移？诠释者赋予的新意义是否造成了对作者的僭越？中共在思想的制衡中怎样消解意义的不确定性，实现意义方向的一致性建构？
总之，关于中共如何在诠释和运用文本中促进其经典化，实现从政治层面到知识层面的思想接引，值得深入探讨。将研究提纲、辅导读本、名词解释、课程讲义、通俗读物等诠释性文本纳入中共思想史研究范畴，不仅能够呈现文本实现经典化的过程，而且有助于透视文本思想在知识层面不断下沉、流转与渗透的过程。
第三，经典文本的阅读与思想容受。
经典文本在理解与应用中彰显自身的生命，但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作者的思想一旦形诸笔墨，就面临着被读者重新编码、赋义、拼接甚至歧义化解读的风险。读者在与作者的视域融合中完成对文本意义的衍生或再造，“阅读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实践，会创造出文本作者或书本作者的意图不能简约的、独特个别的含义（meanings）和意义（significations）”。中共通过诠释文本对一元意义的打造与读者的容受之间存在一定张力，文本权威化的意义诠释有没有被读者接受是经典文本能否发挥思想塑造与社会动员作用的关键。此外，中共思想史研究还应探究经典文本如何在阅读中实现信仰塑造、思想建设、宣传动员与政治实践等问题。
新中国成立前，经典文本的阅读群体主要是党政干部。中共通过经典文本赋予自身意义与秩序，阅读经典则是共产党人共同的文化实践。中共创设的集体学习、小组讨论、笔记和体会撰写等学习制度形成了集体阅读与个体阅读结合的“阐释共同体”，共同实现党政干部理解和接受文本意义的规训。党政干部在阅读经典文本时撰写了大量笔记、体会、札记等，例如陈伯钧、萧军、高鲁等人的日记记载了他们多次阅读《论持久战》的情况。阅读经典文本不只为了改造思想，更重要的是将文本转化为日常话语，促进革命实践及政策执行。此外，一些开明绅士、民主党派人士及党外先进知识分子等也是经典文本的读者，“一个中间阶层的领导人物读了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后，到处宣传说：‘中国有办法’”。只不过对于他们而言，经典文本更多的是解决自身关切问题的有效工具。他们在阅读中实现文本意义与生命体验、个体认知的耦合与共振，而非追求信仰的自觉塑造。较之共产党人，他们对经典文本的信任度与参与度整体呈现边际递减趋势。
新中国成立后，经典文本的阅读群体逐渐由党政干部向普通民众扩展，阅读方式也从组织性群体学习向自发性个体学习演变。当然，组织干部集体学习、要求撰写学习笔记、开展学习讨论等形式仍在延续，例如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提出：“高级干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读者范围，由中央委员到县委书记，都要读。”“然后讨论三个星期，共学一个月。”不少知识分子则记录了自发阅读经典文本的情况。仍以《新民主主义论》为例，作家废名有一篇题为《一个中国人民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欢喜的话》的手稿，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浦江清也仔细阅读了学生送来的不甚清晰的油印本。但是，“读者通过将文本纳入已有的文化框架内从而发现它的意义”，由于原有社会阶层、认知框架、生命体验、政治情感等存在显著差异，不同群体对同一文本的理解与接受程度差别很大。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对经典文本的阅读非常复杂，既有对新世界与新秩序的意义探寻，也包含着对自身成为社会主义社会成员的自觉体认。
不同群体在阅读经典文本的过程中产生了怎样的差异化意义容受？读者对于文本的“占有”本就不具有任意性，因为意义的生产是“超越控制”与“受限自由”的综合结果，那么，党外知识分子容受的文本意义与作者阐发的意义之间是否会发生偏移？怎样保障意义容受的一致性？个体默读、轮流阅读、聚集性讲读等不同形式的政治规训和仪式如何影响文本权威性、政治权力与话语控制？较之私密空间中的默读，在敞开空间中进行政治仪式、塑造“阐释共同体”等在思想塑造中发挥了怎样的功能？中共如何在空间场域、阅读方式、学习汇报等多种规训方式综合作用下为读者提供整合性意义框架？凡此种种，或许皆可从经典文本阅读史研究中找寻答案。以文本学的方法研究阅读，有助于厘清中共经典文本与思想容受、革命行动之间的内在关联，也有助于廓清文本思想在不同群体中差异化容受的历史图谱。
总之，经典文本既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封闭的自在系统，而是在传播与容受过程中不断变化与发展自身的意义。从文本印刷到中共诠释再到读者容受的过程见证了文本下沉到普通民众的意义流变甚至再造，展现了中共塑造思想、实现底层社会动员的艰辛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