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元在赴日前担任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住持，他在接到来自日方的第四次正式邀请后，于1654年率弟子30余人，开启了一段推动两国文明交流互鉴的弘法之旅。隐元带领弟子在日本生活长达19年，他们将中华佛教文化传播给日本民众，推动了日本佛教黄檗宗的创建与壮大，丰富和扩展了近世日本人的思想和视野，发挥了促进两国相互理解的作用。
架起日本持续从中华文明汲取营养的通道
1652年，长崎的兴福寺住持、唐船主、唐通事等邀请隐元赴日弘法，此后又多次传书表达对隐元赴日的期盼。日方的屡次诚邀表现出对中华佛教文化的迫切需求。在接到第四封请启函后，63岁的隐元决定接受邀请，并与万福寺的僧众约定三年后回归故乡。第四封请启函的内容显示，日方整个邀请过程都报告了长崎奉行所并获得许可。1654年，在隐元登陆日本后的翌日，长崎奉行就拜访了隐元，并将会见情况向幕府作了报告。当时的“唐三寺”即长崎的兴福寺、福济寺和崇福寺，此前主要从事唐人的葬仪，在弘法教化方面影响不大，而隐元致力于弘扬明代临济宗禅法，在僧团组织、寺院建制、佛事仪轨、禅风禅法等方面，为日本佛教界输入了新鲜血液。
隐元的到来，让中华佛教文化滋养的受众从僧人扩展至多个阶层。隐元到达长崎之后，首先担任兴福寺住持，不仅当地唐人僧人全部投入隐元门下，还吸引了一些敬仰隐元的日本僧人大力协助隐元在日本弘法。最具代表性的是临济宗妙心寺派的龙溪性潜，他在隐元赴日的三年前，就在日本阅读了记录隐元话语和思想的《隐元录》，并于1664年1月，正式成为隐元的嗣法弟子。在日本僧人的推荐下，隐元获得京都所司代的信任与支持，经其说服幕府的大老、老中等重臣，幕府逐渐放松了对隐元外游范围和参见信众人数的限制。隐元逐步得以踏出长崎，走向京都及至江户，1658年11月，他应招登江户城拜见了幕府第4代将军德川家纲。第二年4月，幕府下达了允许隐元建寺的决定。
推动中华佛教文化在日本本土创新发展
日本统治阶层的认可与支持为文明交流互鉴打通了渠道。隐元在日本的弘法活动获得了日本皇室与幕府双重体制的承认与支持。1661年8月，位于京都宇治的黄檗山万福寺初具规模，其占地近20万平方米。1663年1月，应德川家纲之请，隐元在万福寺举行“祝国开堂”仪式。1665年，万福寺收到幕府颁发的朱印状，进一步确认了万福寺的正统地位。日本皇室的后水尾法皇虽与隐元未曾会面，但经由龙溪的介绍，二人多次通过书信交流。1667年11月，后水尾法皇成为龙溪的嗣法弟子，因此他也是传承隐元思想的弟子。后水尾法皇曾将隐元比作中国禅宗始祖菩提达摩，将龙溪比作二祖，以此强调隐元法统的正统性。
万福寺成为中日两国佛教文化开展交流的平台。隐元在日本先后住持过兴福寺、崇福寺、摄津普门寺和万福寺。自1661年以来，万福寺的前20代住持，共有16位是由来自中国大陆的僧人担任，他们有的原本就是跟随隐元赴日的僧人，有的则是专门从大陆邀请而至。隐元的另一位日本嗣法弟子铁眼道光，为了更便利地弘扬佛法，立志要在有生之年完成雕刻大藏经。他用13年时间讲经化募为雕刻大藏经做准备，最终以隐元从大陆带至日本的明代万历版大藏经为底本，刻印出日本著名的《黄檗版大藏经》。其中共收录佛典1618部7334卷，在印制成功之后，铁眼道光将佛典分赠给了日本的分属于不同宗派的3000多家寺院。
日本黄檗宗的创立与发展是明代佛教文化本土化的硕果。隐元在日传播的佛法缘于明代临济宗黄檗派，后经历代弟子传承发展，黄檗宗于1876年在日本正式创立，成为与临济宗、曹洞宗并称的日本三大禅宗派别之一。临济宗创立于13世纪初期、曹洞宗创立于13世纪中期，比黄檗宗至少早成立400年，皆为日本僧人在南宋时期从中国大陆传入发展而成。与另两个禅宗派别相比，黄檗宗至今保留着浓厚的明代佛事仪式色彩，目前所属寺院近400座，信众约35万人。辻善之助在《日本佛教史》中称“隐元东渡，为此暗淡境界放一大光明，正成为禅宗革新的曙光”。这证明隐元弘法不仅对当时的日本佛教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力量还深远地延伸至后世。
夯实中日两国互相理解的基础
先进发达的明代佛教文化提供了中日文化交流互鉴的丰富源泉。长崎兴福寺、崇福寺的建筑风格，体现的是明代寺院的特点。而在隐元主持下始建于1661年的京都宇治黄檗山万福寺，虽是由日本工匠参照长崎的寺院建造而成，但在建筑细节上又吸收了日本建筑的特点。佛像雕造巨匠范道生应邀于1660年赴日，先为兴福寺、福济寺雕造佛像，后为万福寺雕造明代风格的释迦牟尼佛、十八罗汉等佛像。陈列在东京五百罗汉寺的多尊佛像，是京都的佛像雕造师松云元庆的作品，他是铁眼道光的弟子，从其作品可以明显看出受到范道生风格的强烈影响。隐元与弟子木庵性瑫、即非如一师徒三人，因书法卓绝被后人称为“黄檗三笔”，三人的书法作品又随同佛法传扬到日本各地。受隐元等黄檗僧人书法的影响，江户时期形成了被称为“唐样”书法流派。
文明交流互鉴的华章持续辉映后世。柳田圣山认为“近世日本的社会发展，不论从哪个方面，如果离开黄檗文化的影响，都无从解释”。为表彰隐元为日本社会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从1673年隐元离世的前一天获得谥号开始，日本天皇共授予他谥号7次，前4次是“国师”称号，后3次是“大师”称号。1673年4月，在隐元离世的前一天，后水尾法皇授予隐元“大光普照国师”之号。2022年2月，为纪念隐元圆寂350年，在京都宇治万福寺举办的奉迎谥号仪式上，宣布了德仁天皇授予隐元“严统大师”谥号的消息。
隐元赴日弘法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日本进行创新性发展、成功本土化的一次历史实践。黄檗宗在日本的创立和发展，是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成果，也是两种文明交流互鉴的代表性事例。隐元一行赴日带去的明代文化，丰富了江户时期日本文明的内涵，他们对日本社会的影响，经后世的沉淀与积累，形成了促进现代中日两国构建理解与信赖机制的基础，对两国间文明交流与关系发展，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正如赵朴初在纪念隐元诞辰400周年时的献词所提：“黄檗婆心长忆念，东西两岸共婵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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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载于《学习时报》2025年1月17日第7版
本期编辑：翟月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