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一直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构成，尤其在全球化退潮与国际社会疫情肆虐的今天，讲好中国故事，树立中国口碑，不仅有利于外交和经贸工作的展开，还可以增强国内民众的爱国意识与国家认同。于是，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著述颇丰，甚至出现了议题“扎堆”的现象。已有的分析视角长期集中于中国，且通常侧重于外部视角，讨论国家如何向外界塑造和传播自身的品牌及形象。在这个维度上，一定的理论探讨与对策建议有其合理性，不过也导致了过于“当代化”的局限。从学理角度看，一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展示与传播，不但关涉对外的声誉、威望、影响等“软权力”，而且惠及自身，构成了内部政治聚合与国家建设历史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这在布迪厄看来就是通过人为的文化政策来形成一种认知结构，国家也因此具备了一种象征能力，它优先于物质性的暴力垄断或资源汲取，并在近代国家的政治社会发展中形成体系。因此，我们有必要在理论文献之上考察这些历史上的典型案例，一方面梳理现实中“国家形象”的起源、构建与传播过程，在史论结合的基础上形成更深入的思考;另一方面，在国际视野之下，重点关注国家形象在聚合本国人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方面的政治效能。如此，也就可以为当下文化强国的长远战略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学理分析。

作为西方现代国家构建的一种典型，绝对君主制曾在法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以至于当我们探讨任一时期“法兰西”的形象之时，王权都构成了理论阐释与历史考察的关键。尤其是近代早期，国家的形象往往也就等于国王的形象。在“王之两体”的政治隐喻中，君主的身体就等于“国体”，国家则借由君主来“肉身显现”。对此的诠释、呈现与传播催生了最初的国家象征。正如伯克在《制造路易十四》中所总结的，基于符号、标志、图像及一系列象征物，权力构建了人们关于国王(与国家)的集体想象。即便1789年的大革命颠覆了王权，这种想象亦不过是从“皇家的”转向了“国民的”而已，其形塑共同体的内在机理依然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保留，即“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演进可以囊括不同语言、风俗和种族，王国境内也可以有着不同的方言和传统，但人们却认同一个法兰西国家的存在。”这种“统一性”意识同16世纪后的主权概念相结合，在君主制国家中，主权就是国王所拥有的、超脱于教皇和神圣罗马皇帝的最高、绝对、统一的权力。

1621年《法兰西通史》封面中的

圣路易、路易十三与亨利四世

为了明确王国相对于教会与帝国的优先性，“基督教国家”成为最初的一种形象打造方案。从贞德时代的查理七世开始，法国国王便纷纷以“圣路易”自居，书籍与版画印刷中往往也配合这个主题。比如1643年，巴黎商人蒙科尔内印制的路易十三肖像画中，国王就头顶圣人的光环，肃重而朴素的面孔给人一种“虔诚而清苦的主权者”形象，画中题文说：“这个国王的奇异事迹，使我们抱有希望，未来将要在法兰西的列王之中，出现两个圣路易。”通过国王的圣徒形象，17世纪的绝对主义成功建立起世俗国家与上帝之城之间的联系，而在虔诚的一般民众看来，国家就是承自上帝与罗马的“天选之邦”，国王就是活着的上帝形象。“在他的国度里他需要像社团头目、一家之主一样，让国家通过神圣的联结作为统一体而存在，所有部分都在这唯一头首的主权之下。”在这个意义上，国王的形象亦即国家的镜像。一方面，视觉作品在突出“神的形象”的同时，还会模拟宗教画中耶稣的身体来类比国王与国家的有机构成；另一方面，公共生活中的事物与场景往往强调王权统治的合法性。宝球、权杖、王冠代表着至高权力，国王则化身为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阿波罗、亚历山大，用其身体诠释着关于国家的政治神学。

玛丽·德·美第奇与路易十三肖像

注：图中可以看到两边的御座上各有一根权杖和一个宝球，宝球上是十字架，球的表面是T-O结构的图形

版画《扮作赫拉克勒斯的路易十三》

在紧接着的形象宣传工程中，17世纪繁荣的艺术与科学提供了新的呈现方式与传播载体，依托这些不同层次的技术表现形式，国家可以从内向外展示出不同的面相。肖像画中的权杖、宝剑、王冠，芭蕾舞剧中的面具、服装、布景，公共建筑中的浮雕、壁画、塑像，王室仪式中的加冕、入城与丧葬等等都是这种“形象构建”的实践载体。路易十四入画的形象通常伴有一整套道具，例如雷电、战车、女神等等，这些道具既象征着最高的、绝对的权力，也代表着整个法兰西国家。换言之，正是依托于国王的形象打造，近代国家才实现了“肉身显现”。为此，王室还专门成立了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皇家铭文与美文学院、皇家科学院、皇家音乐学院、皇家建筑学院等知识机构，它们当中诞生了拉辛、勒布朗、诺特等专职负责国王形象设计的史官、文人与艺术家。

王权形象的构建反映了一项重要传统，即“拟人化的国家”。如同我们今天在兰斯、圣丹尼修道院、卢浮宫、凡尔赛宫这些历史古迹所看到的那样，高卢雄鸡、克洛维受洗、列王墓、路易十四像、镜厅乃至承载这些象征的建筑物本身，它们自王权时代就构成了法兰西的历史书写与国家认同的基石，而到了18世纪以后的共和民主阶段，这些历史遗产又继续影响了国民记忆的形塑。更为重要的是，绝对主义时代这套政治象征的建设机制并没有被抛弃，反而得到了有效继承。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时期的版画、图章和年历中，国家的主人往往被描绘成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他手持大棒，痛击敌人和侵略者。这种主权者象征在共和革命中得到保留，1793年巴黎的一座广场上就树立着赫拉克勒斯痛击九头蛇的巨型雕像，它象征着国家的新主人——人民。政府还决定，所有的公告、印章和硬币上都要镌刻赫拉克勒斯的形象，配上这段铭文：“唯有人民才是最高统治者”。

从19世纪以后一直到今天，法国的共和政府着力用“玛丽安娜”来代表法兰西的国家形象。在外部世界看来，手持标枪、火炬或三色旗，头顶自由帽的年轻女性常常成为各类画作中法国的象征。而在国内，除了各类公文、印章、钱币和日常纪念物之外，各地重要场所的雕塑与绘画，乃至共和国的徽章也往往以这位头戴自由帽的女神形象为模板，这同时也呼应了大革命之后树立起来的“祖国母亲”的政治意象。

1610年名为“国王在密涅瓦的照管下成长”的纪念章

注：图中宝球上面立着一个十字架，球面上出现的是三朵百合花标志，代表的是法国王室。

在西方，以英国、法国为代表，近代国家形象的构建大致在两条轨道上进行:其一是神圣与拟人化的人格塑造，这在王朝时期众多图像、戏剧、典仪的表现形式中得到了充分展示。其二是领土空间与地缘轮廓的具象化。基于版图的国家形象更多反映了近代外交兴起后的交往视角，诸如六边形的法国、靴子状的意大利、低地国家的雄狮图案等，都是官方与民间在互动中刻画彼此国家的一种形象的说法。故而，在19世纪流行的政治宣传和讽喻画中，拟人化的地理人格可以代表一个国家，配合着各有特色的标志、装饰与扮相，它们也逐渐融入到各民族自身的共同体意识当中。因此，疆域地理也就构成了近代法兰西国家形象和传播的重要内容。

1620年勒克莱克《法兰西王国地理大观》封面

注：上方是一个头顶王冠的地球，球面上是法兰西地图，下方是巴黎的城市地图，标题页左侧是扮演太阳神阿波罗的路易十三，右侧是手持地球的亨利四世，法兰西的“赫拉克勒斯”。

早在16世纪，人文主义者波特若就指出：一个国家的幅员、疆域、河流、森林、资源与人口对于统治极其重要，而了解与描绘这些符合“国家理性”。在法国，夏皮伊和布丹成为这种观念的倡导者。他们代表了宗教战争后的和解与团结理念，也希望将政治从教会支配与帝国纷争中解放出来，回到法兰西的国家利益本身。这也就意味着对以往两种“国家”形象的拒斥：一是源自罗马教廷、古典城邦与文艺复兴的意大利模式；二是在日耳曼部落、帝国遗产与宗教改革基础上的德意志模式。此时，基于疆域空间的特殊性、排他性与统一性叙事就成为一种可行的方案。

17世纪以后，法兰西的形象构建开始回归到高卢－罗马的传统。历史书写中兴起了“罗马”“法兰克”与“高卢”三种起源说，而无论是“回归说”（即法兰克是起源于高卢的，后来进入高卢不过是回归）还是“融合说”（即入侵的法兰克人很快被高卢人所同化），都反映了一种独特、统一且不断传承着的国家意识。王朝史官被赋予的使命之一就是搜集这方面的材料，借此论证古典时代的国家想象，且这种想象当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基于地域空间而产生的，它代表着一种原初性的故土与祖国意识——法兰西这个世世代代、传承自先祖的国度，一直可以追溯至高卢时代的疆域版图。正如1629年索雷尔在《法兰西王朝史》中所说的：“高卢人一点不羞于顶着法兰西人的称号，如此以来，这个胜利的称号在他们的记忆当中具备了力量。他们所居住的国家被称为法兰西，并且不同的语言与人民开始融合成为唯一。”1634年，贝济安·阿华也在书中指出：

今天的法兰西国王应该统治其属于其先祖的所有地区，如果只有一部分而剩下的被外国人所占据，这就称不上是统治，因为这违背了萨利克法典和摩西十诫。所以他应该统治所有，也就是说，路易十三应该统治所有过去查理曼和先祖所统治过的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地区……

伴随着历史书写的“国家化”与“官方化”，地图绘制与地图集的出版中同样出现了特殊主义的国家意识，而这两者在近代法国几乎是同步的。1635年，路易十三的首相黎塞留成立了法兰西学院，其目的就是规范法语、文学和国家历史的编写。差不多同时，这位首相下令汇集了全国已有各类地图，交由地理学家尼古拉斯·桑松统一汇编成一幅王国全图。事实上，借用符号、线条与色彩，地理学家在直观层面更容易营造出一种统一的“法兰西空间”，而这个空间可以“一直追溯至古代高卢的版图”，因而也就描绘了一个历史悠久、不断传承的国家形象。1646年，献给路易十四的《皇家地理》一书就指出：“这个您从祖先手上继承的伟大繁荣王国，在1300年前起就是由莱茵河、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和两面海洋所界定的古代高卢。”

桑松作为近代法国的制图学之父，其作品典型体现了这种疆域意识中的高卢情节。在他所编绘和出版的地图集上，一种“王国空间”的编排架构取代了传统教会（耶路撒冷为中心的T－O地图）、城市（鸟瞰地图、工程平面地图）、地方（地籍图）的绘图原则。1643年，他受黎塞留指示汇编出版的《法兰西王国全图》就写明是“依据法兰西边界重新绘制的作品”。在一段致读者信中，他用大写字母强调这是“整个法兰西”地图。尽管上面的边界细节尚不明晰，但一种视觉上的疆域分野毫无疑问在地图上凸显。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尽管在18世纪的科学测绘兴起以前，以法兰西为绘制主体的地图集大都是各种历史地图的拼接，但这些制图者们却预置了一个“统一性”的时空框架，这无疑为此后的国家形象提供了一个趋向同质化的空间范畴与书写惯习。

1643年桑松的《法兰西王国全图》

同样以桑松出版的地图作品为例。首先，历史文本与地理图像是相互配合的，且后者的视觉化形式更容易被接受和识记。17世纪地图集的出版大都伴有对各张地图的历史与地理说明，桑松出版的第一幅《古代高卢地图》就附上了一篇古今地名考据的论文，此后亦渐成一种惯例。1644年，桑松另一版的《法兰西地图集》分别包括两个序列的地图：一是古代的高卢地图，包括《高卢全图》《高卢四大区图》《高卢十七行省图》《高卢人群分布图》与《高卢道路地图》各一张；二是当代的法兰西地图，包括《法兰西全图》《法兰西主教区图》《法兰西高等法院分布图》《法兰西三级会议分布图》与《法兰西行政区分布图》各一张。古今对应之下，历史地图成为高卢传说与当下疆域之间的黏合剂，强化了一种更加立体、形象与深刻的共同体意识。

其次，与古典地理学不同，桑松对地图集的汇编并不仅仅停留在“过去”，而是着力塑造一种“当代”的历史，继而探寻“法兰西”这个国家的延续性。诸如《古代高卢地图》、《古代希腊地图》，《罗马帝国地图》、《凯撒时期高卢地图评注》等等，都借助于对古代历史的梳理还原“法兰西”的起源，它们呼应的也是这一时期历史书写中关于特洛伊、凯尔特以及高卢的传说，意在为当代的国家认同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为此，桑松地图对古代高卢的追溯是以当代法国的领土空间为参照系的，这一框架下，古代史、宗教史、世俗帝国史都成为法兰西国家史叙事的一部分。在1681年的遗作《地理学导论》中，桑松也特别强调：“历史地理就是有关地理与历史关系的研究，它主要的考察对象有三个：主权国家、宗教领域和语言区间。”

桑松《高卢与法兰西地名对译表》

最后，与历史编纂及地图绘制相呼应的是现实政治中的“自然边疆”理念，它也是近代法国领土及外交政策的核心，反映了一种有限性的民族—国家意识。作为三十年战争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重要参与者，法国的首要目标就是明确地从外部空间上同神圣罗马帝国与周边国家区分开来，为此，黎塞留在《政治遗嘱》中指出：一要重现古代高卢时期的“自然界限”；二要加强对现有国土的防御。到路易十四时，军事大臣沃班也指出：“两面海洋、莱茵河、阿尔卑斯与比利牛斯山，它们构成了法兰西的天然屏障。”这种基于高卢传统的疆域意识一直延续到法国大革命之后。1793年1月31日，国民公会讨论是否合并比利时，丹东就指出：“法兰西的边界是天然确定的，在海洋、莱茵河、阿尔卑斯山与比利牛斯山四面之间，时刻威慑着欧洲的君主们。你们已经用国王的头颅给了他们重重一击，接下来便要轮到他们。”所以，合并比利时是基于共和国的“自然边界”，这不仅是出于革命热情，而且是符合国家利益的理性选择。

在近代法国，历史地图集出版与传播某种程度上也顺应了一类新的社会潮流——新航路开辟之后的地理大发现与大旅行，而这种顺应的过程本身也就促成了另一种正在成形中的国家面相。旅行最初诞生于宗教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扩展，此时的实践主体大都是游历的僧侣或朝圣的十字军，他们的世界往往以耶路撒冷为中心。随着启蒙运动与治理转型的展开，“认识国家”成为王室、精英与大众的普遍愿望，无论是治国、经商、迁徙还是旅行，人们都需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客观状况。借鉴那些绘制清晰、定位精准的地图是一种选择，而新兴的调查、统计与测量成果则提供了另一种参考。1715年，拉弗斯的《法国实景录》就试图“对法国进行准确的描述，以便人们掌握关于这个伟大王国的全部细目。”  显然，当这些统计国家资讯的新方法及成果被应用于旅行当中时，就在新兴的市民社会中普及了一种新的国家形象。如此一来，在传统的政治遗产与新型的公共生活之间，人们关于国家的认知结构也被悄然更新了。

始于中世纪的王室之旅在17世纪以后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游行仪式。以前，新王登基需要经过33公里的行程前往北方城市兰斯进行加冕，加冕之后，回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便是施行“神迹”，通过触碰来治疗患有瘰疬的病人。尔后，国王会不定期地展开全国巡视，尤其是边境地区、重要城市或新兼并领土，这就为阅读中的公众提供了一种整体性、领土型的国家印象。因为随着全国巡游的持续进行，一方面出现了大量的记述作品，尤其是小册子这种篇幅简短、成本低廉的印刷物流行，记述国王行程与国家风景的文本、图像与版画得到大量的发行与传播；另一方面，王室一行每到一处，便会通过接受觐见、入城仪式等一系列公共活动的组织，塑造和强化各地城市、领主以及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

年画《1682年的国王之旅》

注：画面上方附有王室所进入的城市图，下方的一幅地图详细描绘了他们的路线

1660年路易十四的巴黎入城式上的圣安东门

注：图中门柱两边的地图，一幅是洪达日比亚，一幅是昂代，两者之间隔着毕达索阿河。

久而久之，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时期，关于国家的重大事件都会在全国巡游这一类政治传统中加以纪念，并在各类文字与视觉出版物中得到呈现和传播。譬如1660年路易十四在巴黎的入城式就歌颂了国王大婚和边境谈判这两个主题。圣安东门上覆盖了挂毯画，上有巴黎市的八位代表正向国王跪拜。另有两幅反映南方之行与边境谈判的地图，左边是马背视角的毕达索阿河地图，右边是毕达索阿入海口的地图，它们向巴黎民众展现了边境地区的实际情形。另一次典型出现在大革命后的巴黎联盟节(1880年后成为法国的国庆节)，国民议会邀请全法国的同胞来参加节日宣誓，继而促成了史诗般的全国大旅行，各地纷纷派联盟代表前往巴黎，参加新生国家的庆典。奥祖夫因此说：内陆、河流、山川的屏障被扫平了，封建时代那个支离破碎的法兰西逐渐消失。“人们的朝圣只是为了回家，为了通过在外省和巴黎之间的往返更好地确定法国领土的神圣性。”

此外，在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与知识启蒙中，精英与大众也逐步形成了认识和了解国家的新风尚。从文艺复兴开始，人文主义者就将地理知识列入学问修养的一项，其中，旅行是补充信息的重要方式。1552年，艾蒂安的《法兰西道路指南》就已成为知识精英游历时的必备。新航路开辟之后，来自海外贸易、探险与传教活动的记述流入欧洲，与此同时，地形学、工程学与测绘学的技术在地理勘察与测绘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就为大众了解国家提供了更加翔实、丰富的信息材料，也诞生了许多新的创作及阅读形式。譬如这一时期流行的乌托邦小说中，虚拟的游记故事往往搭配现实中的航行日志与地图材料。到了18世纪，面向国家内部的地理测绘与地图出版渐成一股风潮，大众阅读与公共沙龙当中也出现了对游记的强烈需求。仅从出版数量来看，18世纪出版了150多部游记，这要远远多于17世纪的20多部，尤其在1750年以后，大量官方和个人旅行散记的激增带来了一批理性与科学考察的潮流。朗格莱－笛弗雷奴瓦在1742年就曾描述过这种潮流：“那些纪实和合理的游记读本深受众人亲睐，大多数人权且当作消遣，但聪明人用其学习地理、历史和商业贸易。”这一时期，除了王室巡游的小册子外，市面上更多涌现了《幸福之旅》《法兰西幸福之旅》《意大利幸福之旅》这样的通俗读物，也有专门针对旅游者的各种实景录，比如1781年梅西耶的《巴黎实景录》。在1788年的《法兰西道路指南》中，作者不仅详细描述了全国境内的旅行线路，还有提供了方便参考的旅行地图。

1792年《法兰西口袋国民地图集》封面

大革命之后，随着现代国民教育体制的创立，新的历史和地图编纂促成了国内旅行的“全民化”，也使得这一社会实践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时代主题相勾连。1790年，新成立的国民地图集公司出版了《法兰西口袋国民地图集》，它作为学校的启蒙教材，一共收录了93幅地图，不仅包括法兰西全图，还包括新成立的83个省份地图。书中提供了便于全国旅行的省、区、县、公社各级道路指南与状况说明，“既美观又便于记忆，有利于所有成人和小孩的学习。”1877年，被誉为第三共和国“红宝书”的启蒙读物《双童环法记》也是以旅行故事为题材，讲述了普法战争后，法国被迫割让了阿尔萨斯和洛林，来自当地的两个孤儿——安德烈和于连从家乡出发，沿途游览了法国各省的地道风物，终于回归到法兰西这个祖国的怀抱。今天，在过往众多类型巡游的历史遗产基础上，环法自行车赛以一种文旅活动的形式将全国旅行保留下来，并且打造成为一种国家性质的纪念仪式，它把领土本身当作布景，通过穿越那些名城胜地，人们不断重温着那些关于法兰西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形象。

按照安德森的说法，现代社会关于共同体的集体想象唯有在大众时代的阅读文化中方能得以酝酿，即便此时政治上的民族主义与国家意识尚未成形，公共生活中的人们已然能够通过报纸、杂志、书籍等大量发行的印刷物形成土地之上的邦民认同。换言之，从“个体”到“国家”，从“故土”到“祖国”，从足不出户的地方意识到全国一致的爱国情怀，17世纪以来新兴的印刷技术、大众媒体与公共阅读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一方面致力于传播、普及关于国家的最新资讯、资料及知识，另一方面又吸纳了成形中的公共舆论与民间记忆，使得民众、社会与国家结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情感共同体。

在传统时代的法国，有关国家内政及外交事务的各类消息与知识一度为国王和贵族所掌控，平民大众离它们很遥远。但随着宗教战争、三十年战争的来临，国家行为的社会影响逐渐激发了公众的阅读兴趣，这使得那些反映战事报道、政治宣传及民间舆论的新型出版物很快出现在法国、荷兰、英国等国家。依据欧仁·赫丁的考据，在17世纪中后期的法国，大致有三种类型的新出版物：一是新闻类的公报(Gazette)，主营时事政治，Gazette一词最初指的就是“政论小册子”；二是文学类的文人报，大多探讨科学、知识与思想；三是轶事类的信使报，报道各类小道消息、地方趣闻、民间奇谈。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这三类连续出版物都在不同维度上向读者传达各类信息，丰富着人们对于“国家”的理解。

La Philopatria——爱国主义的拟人化形象

注：这幅图名叫“爱国者”（也可以指爱乡者），是代表热爱祖国的新的形象。

以时事新闻为例，1631年，雷诺多在巴黎创办了《公报》，前几期的报道还聚焦于国外，但从第31期开始，雷诺多就调整了办刊方向，“只报道关于法国的真实消息”，以此向读者普及国家与地方的公共与私人资讯。1635年，雷诺多获得了王室授予的特许状，在黎塞留的国家建设规划中，《公报》成为了宣传内外政策与形势的工具。1662年改版之后，它更名为《法兰西公报》，并在外交部主管之下刊印，头版也印上了皇家徽章。对于其职责，路易十四政府在新的特许状中有专门说明：

《公报》有两个目标：一是满足公众对于各种可能感兴趣的事件与发现的好奇心；二是形成服务于历史书写的回忆与细节等记录。前者需要对国家的内外状况有着广泛、持续且准确的关注，后者要求我们汇入那些有利于反映时代精神的记忆、作品和遗迹，以说明当时的政治是什么，欧洲各主权者的国家利益又是什么。

1792年共和革命之后，《法兰西公报》更名为《法兰西国民公报》，头版封面新增了革命时代的铭文“自由”和“平等”，其报道风格也转向“为公众提供即时、连续、完整的新闻报道，并基于宪法原则增加了关于国外资讯、战事细节、首都和各省市时事的内容。”这种面向公众的、关于国家的即时与纪实性记录一直延续到19、20世纪，旧制度时期长久压抑的出版业得到了解放，爆炸性增长的报纸、刊物、小册子、廉价书籍以及政府大量印发张贴的标语、报文、公告等等不仅向人们普及着最新的时政新闻、流行词语、符号象征等知识，而且孕育并塑造了新的市民生活与国家认知。今天，仅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这一处就收藏了1789—1799年间的1300种报刊，这还不包括那些外省的地方出版物。

当然，不同于王权时代，18世纪之后新闻媒体所传达的国家形象往往是多面性、复合性的。1789年后，巴黎就同时出现了两份新的公报，一份是10月创办的《巴黎报》，另一份是11月刊出的《民族报》。两份报纸的政治立场有所不同，譬如在报道联盟节的庆典场景时，它们似乎书写着两种不同的国家记忆：《巴黎报》着力强调国王的“好父亲”形象：

《民族报》的报道则更加凸显“属于自由与幸福人民的家庭大团聚”，他们试图拒绝新国家中的传统父权形象，并认为，“只有雅各宾派拥有一切的美德:他们有同情心，有人情味，慷慨大方。不过，他们也将这些美德都给予了爱国者，因为他们彼此是兄弟，而贵族们则永远不是。”受此影响，各地出现了激进主义的国家愿景。1794年，热尔省的一篇演讲中就说：“法国人民要组建，而且必须组建只有兄弟的家庭，他们共同的母亲会平等地珍惜、平等地爱护他们。”

这个共同的“祖国母亲”便是大革命中诞生的一种新型国家形象，与之相应，政治舆论与公共报刊开始有意塑造各类女性的符号与象征，借此向人民群众传达一种新的共同体想象，而这种想象是以所有国民共同的“家”为核心的。实际上，在很多历史学者看来，革命所创设的国庆节就像是一场盛大的“家宴”。1790年，国民议会向全国发布公告，邀请所有的同胞前来庆贺祖国的节日：“法兰西人，巴士底狱倒塌的那一刻，我们自由了！与此同时，我们也是兄弟了!我们拥有一个祖国！”短短数日间，十多万人涌入巴黎，在庄严肃穆的祖国祭坛上，国王、民众、资产阶级共同宣誓“以永不分离的友爱团结在一起”。这在亨特看来就是一种“家庭的罗曼史”，即集体无意识的家庭秩序想象。

1790年7月14日巴黎联盟节上的祖国祭坛

在书籍、报刊之外，蚀刻版画技术成为构建与传播这种“家”之想象的重要途径。通过在纯铜版上雕刻凹槽，然后用锻压的方式逐页印制、上色，“国家”形象实现了大规模、标准化的视觉再现。这在众多版画作品中通常表现为两种叙事主题：一是全国武装的战斗形象。在共和政府的布告及宣传画中，拥有强壮线条的成年女性代表着“法兰西”。她时而身披戎装，手持标枪、盾牌；时而高坐祭台，受人祭拜，教导着人们“自由”“平等”“美德”“人道”“祖国”这些古典共和价值。公民们作为祖国的儿女，随时准备保卫共和国，保卫《人权宣言》中的革命信条。二是温柔包容的母亲形象。这类版画中的女性线条相对柔和，她们往往穿着希腊罗马或日常生活服饰，身边通常有一名儿童或青年男性，所配的文字主题大都是爱国主义的流行话语，诸如“祖国之爱”、“祖国感念”、“祖国教育子女”等等。由此，“祖国母亲”一方面取代了旧制度时期作为“祖国之父”的国王，另一方面又沿袭了传统王朝在象征构建、历史地理书写以及公共文化生活上的组织方式，进而延续了一种统一性的、共同体的“家”的记忆。

这种“家”的记忆在法国也可以一直追溯至高卢时代。拉丁语的patria一词最初指的就是埋葬父辈的“祖土”，进入中世纪后，人们用它描述自己的“出生地”或“家乡”，而广义上“共同的家”对应的是基督教话语中的“天国”。1771年的《特雷沃词典》中，“祖国”可以是出生的省份或帝国，也可以是出生的国家，但只有天国才是真正的“祖国”，是幸福的终点。上帝是这个家庭共同的父亲，而作为他的代理人，国王自然也就成为世俗领域的“祖国之父”。随着18世纪启蒙运动与书籍出版的兴盛，人们关于“祖国”的记忆在知识分子的论述中有了更为丰富的阐释。在1751—1772年畅销的《百科全书》中，“祖国”更多被描述成一片人民安居乐业的土地，“是被自由和法律所保障的幸福家庭、社会与国家，也是一个接受、呵护、关爱所有孩子的母亲。”换言之，祖国不再局限于一个人的出生地，而是政治认同与共同记忆的所系之处。在卢梭的笔下，它成为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神圣团契：“如果公民们能从祖国获得一切有益于维护他的生存的东西——公正的法律、纯朴的风俗、生活必需品、安宁、自由和对其他国家的人民的尊重——他们对这么一个温柔的母亲的爱，必将是情深意厚的。”

1793年的版画《祖国教育子女》

古典时代，对于大多数的平头百姓而言，只有生养自己的“故土”，不知地方之上还有“祖国”。而在17世纪以后的近代法国，“法兰西”的轮廓在象征、地图、巡游与阅读当中一步步清晰起来，国家形象的构建过程同时也是公共记忆与民族认同的形塑过程。与此同时，在徽章、版画、历史地图集、全国道路指南、旅行手册以及报纸、杂志、书籍等大众出版物和媒介的基础上，成形中的“法兰西”形象被不断传播与重现，这不仅营造了一种共同的“家族”历史与回忆，而且模拟了地缘空间上的“共居”想象。前者对应着“亲密感”，后者则呼应了“亲近感”，它们不仅可以使个体获得精神上的归感属，而且形成了一种融入生命的共同体意识。这种共同体意识首先是整体的、统一的，个体与国家的关系被理解为一种“有机的生命”，如此，建立于神圣团契基础上的国家形象也是崇高、神秘、受人尊敬的。其次，共同体也是记忆、体验与情感的聚合，祖国就是共同的母亲，她无私地哺育、呵护、照顾所有人，相应地，人们也会为了保卫她而流血牺牲。最后，相较于现代性的理念、制度与政治议程，历史上的共同体意识更多呈现并传播于象征、仪式、日常生活与通俗事情的展开中，这也就为我们理解当代社会的文化建设与认同形塑提供了一种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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