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自中国书协书法培训中心教授【赵社英】老师
对于“碑学”与“帖学”的论点
有关”碑帖结合“话题的探讨
那么什么是“碑学”和“帖学”呢？对比着说本身是个很晚的概念和群体意识，提出者是晚清的康有为。
他在《广艺舟双楫》中明确的提法是“晋人之书流传曰‘帖’，其真迹至明犹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为帖学宜也。”这句话理解起来不算难，就是说，帖的始祖是晋人，而宋、元、明延续晋人发展起来的书法则为“帖学”。后面康有为又说：“国朝之帖学，荟萃于得天（张照）、石庵（刘墉），然已远逊明人，况其他乎！流败既甚，师帖者绝不见工。物极必反，天理固然。道光之后，碑学中兴，盖事势推迁，不能自己也。”
这句话就是说清朝的善写晋人之脉的书家，刘墉、张照是帖的集大成者，所以说是“帖学”，而这个“帖学”其实就是指学书宗法晋人一脉的人。康有为很快又提出了一个与帖学对应的词“碑学”，而且说的很严重，叫“物极必反”。
康有为说了帖学在清代的集大成者是张照、刘墉，同时也立了碑学的开山鼻祖，康氏言：“汀州精于八分，以其八分为真书，师仿《吊比干文》，瘦劲独绝；怀宁一老，实丁斯会，既以集篆隶之大成，其隶楷专法六朝之碑，古茂浑朴，实与汀州分分、隶之治，而启碑法之门。开山作祖，允推二子。”碑学的开山鼻祖康有为定为邓石如、伊秉绶，关键点是“启碑法之门”，且是在隶、楷两门书体上。所以“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的关键人物康有为都点了出来，都是善写字的书家。
但这不是最后的总结，最后康有为拉上了阮元《南北书派论》，趁上了乾嘉时金石学的高峰，列举诸多金石学著述，其言：“故今南北诸碑，多嘉、道以后新出土者。……出碑既多，考证亦盛，于是碑学蔚为大国。”接着又借包世臣《安吴论书》说：“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这又是说什么呢？
康氏是说碑学的实践者有，研究者亦有，碑学含括了实践与研究两个体系。实践是以隶书、魏碑作为标准，鼻祖是邓石如、伊秉绶，学者是金石学家，典型如阮元、包世臣。这是我们所说的碑学，在研究和关注时一定要注意，是具备两个群体交织在一起的，通俗的说就是一波擅长写字的，一波擅长研究的。
稍微熟悉点康有为的便知道，其实他是个很矛盾的人，同样《广艺舟双楫》里也有很多矛盾点，他倡导“尊碑抑帖”，而他又是帖学功底很深的人。我以为他推行的“碑学运动”与其参与的“维新变法”多少有些关系，所以我们必须学会把这些矛盾点独立出来分析，学会面面观。
其二，“碑学”之说。不管阮元、包世臣还是康有为他们鼓吹下的碑学，是以六朝碑版为主体的，而且都是进行很好学术思辨的，即使阮元这样不写碑的书家，我们依然可以把他说为碑学的提倡者和鼓吹者，但不能说他是碑派的尝试者或实践者。
再比如说对清代重要的书法家何绍基，人们一直争论他是不是属于碑学一脉？本质上说何绍基是碑学的鼓吹者，因为他是阮元的学生，一直为其师摇旗呐喊，但本质书写虽写点墓志，擅长隶书，但风貌却又不是碑派那么明显。这样的话，大碑学系统他是的，但碑派我们可以不划入他。
碑学、碑派厘清有个好处，就是我们也把习吉金文字的很多书家划出碑派系统，比如吴大瀓、罗振玉这样的学者书家区别开，他们在那个时代都治金石学，也知晓碑学相关问题，甚至有论述，但都不是重要实践者，因而不能轻易说写吉金（钟鼎文）、写汉碑就是碑学、碑派，只能说关注过碑学。再反推宋、元、明都有钟鼎文的拓本、抄本流传，写吉文的书家都能归为碑派或碑学吗？显然很困难。
其三，碑学、碑派清楚了，帖学、帖派也就好划分了。帖学一定含括对历代书作进行研究的学人，尤其对有刻帖以来的刻帖进行过很好研究、思辨的学者，这些学者有的并没有书作流传下来。比如黄伯思、曹士冕宋代的这些人，没见书作，但对刻帖研究贡献太大了，毫无疑问是帖学一脉。
帖派更简单了，康有为把张照、刘墉作为帖派底限的集大成者，事实上清代后期大量的人还是写帖的，因为他们要科考。更主要的是晚清很多人视野已开阔，六朝碑版和汉碑很普及了，多少都会涉及，只要书写风格不是老辣纵横、雄强恣肆、宕逸奇崛的，且以法帖二王大系为主流的，便是“帖派”书家。
至于“碑帖结合”问题，前面也做了一些提示。大家看到清代中后期很多书家，既写碑，又写帖，但风格仍是一种面貌。所以这个问题很简单，这便是审美的个人倾向问题。但无论碑也好，帖也好，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分析研究古代书法里最重要的部分。审美个人取舍很关键，有了个人审美意识，很多问题便不会那么纠结了。
在此文稿的写作中，承蒙金石学博士王文超先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我对他极大的谢意！
墨 池
赵社英老师多年来在碑与帖的临习和创作中不断摸索，不断对碑帖融合的取法思路更新、调整，他的书法创作不仅展示出碑帖各自所具有的美感，更是多处融合了南帖与北碑的优秀因素以创作。
课程大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