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珍出生于50年代中，家在深圳xx村。父亲是工人，母亲在乡下照顾孩子们，她共生了15个儿女，阿珍是老幺。
阿珍7岁那年，父亲病重又不舍得花钱看医生，不久撒手人寰。母亲不堪生活重负、心力交瘁，第二年也离开人世。
母亲走后，嫁到邻村的大姐把8岁的阿珍带回了自己家。大姐待她很好，姐夫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他无声地接纳了这个无依无靠的小姨妹。
阿珍在乡下和两个侄子一起长大、一起上学。她乖巧懂事，手脚勤快，每天放学到家就帮忙做家务。
对于阿珍来讲，大姐的家是温暖的，全家都未把她当外人。就是日子太穷太苦，阿珍读完小学就辍学了。
那时，附近几个公社常有村民游水去香港讨生活，也常有人在半道上被遣返回村。
阿珍村上也开始有人游水去香港，每次只要有村民偷渡成功，村里都要放鞭炮祝贺。
眼看着那些有儿子或女儿跑去了香港的人家，日子越过越好，而自家的日子越过越难，姐夫也动了偷渡的心思。但大姐死活不同意，姐夫只好作罢。
到了70年代末，跑出去的人越來越多。村民们不但自己跑，还把大队的漁船也开去了香港，留下來的人无法组织生产，生活更加艰难，都想跑。
这时的阿珍已经18岁，村里也时有小姐妹往外跑，她们去到香港后不久，就开始连续不断地往家里寄钱。
阿珍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也忍不住动起了跑香港讨生活的念头。
但阿珍知道，以大姐的性格不可能让她去冒这个险，只能偷偷地跑。她想，到时只要能赚到钱往家寄，大姐终归会原谅自己的。
1977年6月7日，阿珍与小姐妹相伴，成功地偷渡到了香港，那年她19岁。
“天啊天！偷渡，你不怕吗？”
“怎么可能不怕呢？別说香港，我那时最远就去过县里。谁愿离乡背井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都是让穷給逼的。”
“你也是游过去的吗？”
＂不是，我和小姐妹都不敢游水，那时常听说有人淹死在海里。”
“那你怎么过去的？”
“我走陆路。出发前我们都已带备好几天的干粮和水，然后潜伏在深圳河附近的草丛里，等待机会跑过去。”
“你过境时顺利吗？”
“我运气比較好，只在草丛里藏了一天就順利过来了，听说有的人等了三、四天才找到机会。”
“就这样直接跑过来吗？”
“边境其实就是一排铁丝网，我们白天就躲在铁丝网附近，天黑下来之后慢慢等待机会。巡逻队的人一走远，领头的男人起身开跑，我们就跟着跑～”
“怎么过铁丝网呢？”
“男人大多直接从网上翻过去，领头的男人在铁丝网底部铰出个大洞，让女人们从洞口爬过去。”
呼～听着阿珍的故事，我在旁紧张得直噓气！
阿珍和同伴顺利跑过边境，又躲过香港警察的查捕隐匿民间逃港者行动，安全到达九龙界限街。
当时香港政府己颁布抵垒政策，为减少不同身份人士间的磨擦，确定了偷渡者与战后移民拥有同等香港居民身份。
1974-1980年间，由中国偷渡来港人士，只要能顺利到达香港市区（九龙界限街以南），即可取得香港居民身分。
阿珍到金钟维多利兵房完成登记之后，取得了合法身份。此刻的她，眼里尽是迷茫和不安，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城市，一双手就是她生活的全部依靠。
当时，香港劳动力资源仍缺乏，阿珍顺利地在一间制衣厂找到工作～车衣工。
阿珍每日需做10小时，旺季时加班就要做13小时，工作很枯燥、也很辛苦。
对于阿珍来讲，每月最开心的是出粮日，她可以领到1000港元左右的工资，这无疑是一笔巨款。（1979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134/年)
生活充满艰辛和汗水，但阿珍是满足的。因为现在的她已不再是大姐的负担，还能帮到大姐及家人脫离贫困。
那年中秋前夕，阿珍意外收到一封信，原來是同车间的熨烫工阿福，那位经常帮助她的小伙子悄悄把信扔进了她的布袋子 。
阿福喜欢她，想约她中秋晚上一起看灯会。阿珍沒有拒绝，独在异乡漂泊的她是多么渴望一份温暖啊！
父母早世的阿福比阿珍早来港几年，这时的他已攒下一笔成家费。初见勤劳朴实、温柔可人的阿珍，他就在心里认定她了。
阿福和阿珍都是基督教徒，1979年初，教会的牧师为他俩主持了简单的婚礼。从此，阿珍在香港有了自己的家、有了依靠。
最初，他们在大角咀万安街一幢唐楼內，租了个小小的房间，安顿好了在香港的第一个家。
阿珍的家在二楼，同层共租住了八户人家，外加包租婆一家人。大家共用一个厕所和厨房，环境非常挤迫。
第二年，阿珍生下女儿，体贴的老公让她别再去制衣厂，就呆在家里带孩子、料理家务。这是阿珍来港之后最轻松、最自在的一段日子。
可惜好景不长！包租婆的儿子在一家麻将馆做打手，夜晚上班、白天在家睡觉。这个牛高马大、满脸凶相的年轻男人在家休息时总是不穿衣服，还通层楼随意走动。
白天租户们都不在家，这令年轻的阿珍感到尷尬和害怕，只能尽量躲在自己房中避免与他碰见。
更令人讨厌的是，这个男人每次上街都故意不带钥匙，回來时就粗鲁地吆喝阿珍給自己开铁栅门。如果阿珍敢不出来开门，他就往她家里泼水，或是用玻璃杯砸她的窗门。
不堪惊吓的阿珍和老公商量后，就背着女儿去附近的小型制衣厂工作，以避开这烦人的骚扰。
阿珍一家人在大角咀住了好多年，直到汇丰银行征用了这片土地。作为租户，阿珍全家也得到4500港元补偿。（1500港币/人头）
那时，阿珍已生下老二～一个大胖小子。一家四口从大角咀迁到了钻石山，他们在那里买了间小木屋。
两年后的一个雨夜，小木屋突然倒塌，阿珍的老公赶快报警。当晚，全家人被安排住进了九龙湾啟徳区的临时安置房。
临时安置房里居住的绝大多数是1976年后抵港的偷渡者。很多人睡在同一个大厅里，按人头分派床位，一日三餐由政府派送。
阿珍一家在临时安置房过渡二个月之后，又被安排到了屯门兴田邨的公屋暂住，同时等候政府派公屋。
又过了两年，他们终于获派政府公屋。但阿珍对派到的屯门良景邨很不满意，因为那时的屯门赚钱很艰难，一天还赚不到150元。
政府人员问了阿珍三次她都说不要（每人有三次选择公屋的机会），她强调自己一定要住在市区。
政府人员回复，阿珍的家庭既沒有老人，也沒有刚刚出世的BB，不符合派市区公屋的资格。
阿珍决意等待机会争取市区公屋。沒过多久，她怀上了第四个孩子。在BB六个月大的時候，阿珍就把产前卡复印件寄去房屋署。
约半年后，阿珍成功获派位于美孚的公屋，一家六口终于有了个相对宽敞又稳定的家。
现在，阿珍的儿女们已经长大、各自成家立业。大女儿做老师、大儿子是工程师、小儿子是港铁公司职员、小女儿在美心公司做文员。
阿珍和老伴仍住在原來美孚的家，都还在工作、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另外儿女每人给父母3000/月家用。
“Wow！真好，您老已是苦尽甘來啊！”
“是的，孩子们都很孝顺。平时大家各忙各的，周末偶尔聚在一起吃餐饭，逢年过节就大家子人一起过。”
如今，阿珍夫妇常回深圳探亲。大姐己经老了，但身体还算硬朗，姐夫已在多年前过世。
80年代初，深圳率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面、树林中准备偷渡过港的人群，仿佛一夜之间全部消失！
同阿珍一起长大的两个侄子，也在1983年搞养殖业赚了大钱，如今日子早己过的红红火火。
两个侄子一直念着阿珍小姨当年的好，当初若不是她经常从香港寄钱回来，都不知全家该如何度过那段最艰难的日子！
现在，每年春节阿珍小姨带着家人回来，大姐必领全家老少盛情款待。几十号人排开几桌，推杯换盏、把酒言欢、其乐融融～～
文中阿珍、阿福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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