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PE》:恐慌与提前预警

文摘   2025-02-03 11:00   云南  

据JPE官网显示,来自印第安纳大学的Deepal Basak助理教授和清华大学的周臻副教授合作撰写的论文“Panics and Early Warnings”(恐慌与提前预警),在国际经济学顶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线上正式发表

值得注意的是,该文是两位青年学者在2020年合作发表AER后(标题:Diffusing Coordination Risk),携手在国际经济学顶级刊物发表的又一篇理论经济学重磅成果,祝贺!


Abstract:We study optimal adversarial information design in a dynamic regime change game. Agents decide when to attack, if at all. We assume (1) delay incurs a continuous cost and (2) agents doubt the correctness of their actions. The game may end in a “disaster” due to weak fundamentals or panic — agents attacking despite sound fundamentals. We propose a “timely disaster alert” that promptly warns about impending disasters, making waiting for and following the alert the unique rationalizable strategy, thereby eliminating panic. We relate this optimal policy to early warning systems such as bank stress tests and debt sustainability analysis.

文章研究了动态体制变化博弈中的最优对抗性信息设计。参与者决定是否发动攻击,以及何时发动攻击。论文假设:(1)拖延会产生持续成本;(2)参与者对自身行动的正确性存疑。由于基本面薄弱或恐慌情绪 —— 即便基本面良好,参与者仍发动攻击,该博弈可能以 “灾难” 告终。本文提出一种 “及时灾难预警” 机制,该机制能迅速对即将到来的灾难发出警报,使得等待并遵循该警报成为唯一可理性化的策略,从而消除恐慌。本文将这一最优策略与诸如银行压力测试和债务可持续性分析等预警系统联系起来。

在集体决策过程中,人们常常因为担心他人会采取某些行动而提前采取类似行为,例如银行挤兑或集体终止对某项目的投资等。这种行为被称为“恐慌”。即使在经济基本面良好的情况下,恐慌行为也可能引发金融机构或经济系统的崩溃。在这样的动态博弈环境中,本文探讨了如何设计最优的动态信息披露策略,以预防此类恐慌事件的发生。

论文构建了一个动态协调博弈模型,描述个体根据所获得的信息决定行动时机的过程,例如何时挤兑银行或终止对债务人的融资。研究发现,由于推迟行动会带来成本,个体倾向于尽早采取行动以规避风险。然而,由于经济是否会因集体性冲击而崩溃存在不确定性,个体无法完全确信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因此更倾向于等待未来信息披露后再采取行动。

在这一理论框架下,论文提出了一种名为“危机预警系统”的动态信息披露策略。在未来的特定时点,该系统向所有个体发布如下信息:要么警报未触发,此时只要其他未行动者继续观望,经济系统即可避免崩溃;要么警报被触发,表明经济系统最终必然崩溃。这种预警机制能够在关键时刻提供危机是否发生的明确信号。如果没有危机预警,人们可以放心保持观望;若预警出现,则立即采取行动是最优选择。

研究结果表明,只要短期内推迟行动的成本相对较低,危机预警系统就能够确保所有行为主体选择等待并遵循系统信号的指导。因此,及时的危机预警系统可以完全消除恐慌,从而避免经济因非效率行为导致的崩溃。

文章进一步分析了该机制在实际经济中的应用,例如主权债务危机和银行挤兑。在主权债务危机中,国际投资者的集体撤资可能恶化财政状况并引发违约。然而,由于债务违约通常发生在到期日之前,短期等待的成本较低,因此危机预警可以有效防止恐慌。同样,在银行挤兑中,尽管银行可能因流动性枯竭而随时破产,但只要银行资产端负面冲击的到来时间具有随机性,短期等待的成本依然较低,危机预警仍能显著缓解恐慌。

论文的研究在信息设计与动态协调博弈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开创性地提出了一种简洁且可操作性强的动态信息披露策略以应对恐慌问题。这一研究发现对理解如何通过信息披露政策干预金融市场并维持其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的结论强调了及时危机预警系统的核心作用,并为实际中的银行压力测试、债务可持续性分析等信息披露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


周臻教授简介


周臻博士现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项目学术主任,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研究中心副主任。他于2016年毕业于纽约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此之前,他获得了清华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复旦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

周臻现阶段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信息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以及其在金融中介与银行监管、公司金融、宏观经济等领域的运用。周臻的研究成果发表于经济学领域全球顶级期刊上,例如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等。

周臻的研究成果近年来获得了多项国际国内学术和业界奖项,例如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著作论文二等奖),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乌家培资助计划、优秀成果奖、创新成果奖,PwC 3535论坛年度最佳论文等,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023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对周臻教授的专访

2023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乌家培资助计划授予了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周臻副教授及其他学者,以表彰他们分别在信息经济和信息管理领域做出的理论创新。

以下内容均来自于2023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对周臻教授的专访内容。


您的学术成长经历是怎样的?
我的学术成长经历是一段探索的过程,带着一些偶然因素。高考填报志愿时我对各个学科知之甚少,结果被经济类专业“选中”。大学里,我开始被经济学模型形式上的严谨和优美所吸引。更重要的是,这些经济学模型与现实问题密切相关。它们不仅提供了一个理解人们行为模式的框架,而且还是探索制定最优政策的重要工具。循着兴趣,在本科阶段我徜徉在复旦大学丰富且自由的学术环境里,听了各式各样的讲座、课程,虽然在学术方面还是很懵懂,也并没有特别出色的成果哪怕是尝试,却得以涉猎不同的学科与思想,享受了很多平静的思考时光,现在想来不仅非常怀念,而且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也大有裨益。
带着对学术的憧憬,我进入清华继续深造。当时正逢国内经济学科改革的热潮,众多著名的经济学家从海外回到清华访问并担任特聘教授。在这些学者身上,我感受到纯粹的学术追求和炽热的家国情怀——他们秉持的治学态度和经世济民的理想深深感染了我。硕士期间清华十分鼓励国际交流,我也因此获得了去苏黎世大学访学的机会,并在清华和苏黎世都提前修习了一些博士课程。在双方老师们的帮助和推荐下,我拿到了多所美国著名大学的博士录取书,并最终决定去纽约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进入博士阶段,我开始尝试从知识接收者向知识创造者进行转变。这一阶段充满着煎熬和挑战:从每一次寻找研究问题到不断地推翻、重建再到加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其中的艰辛和酸楚难以用语言表达。但在这些充满不确定性的探索中,我逐渐可以平静地面对一次次的自我否定、无疾而终,并且能够继续满怀激情地提出新想法,在一路坎坷中着手开展研究工作。这就好比西西弗斯将巨石推上山顶的过程,绝大多数的学术探索最终都是没有结果的,但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意义,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成长吧。


请介绍一下您的研究的理论意义、实践价值以及创新点。

我绝大多数研究都是通过理论建模的方法来理解影响人们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 信息。整体而言,相比于许多纯粹的理论研究,我的工作通常也会聚焦于如何将理论成果应用于现实,希望能从经济学模型的视角来为现实中的一些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提供理论框架和依据。

从理论方法上来说,我的很多工作与近些年来相对热门的信息设计理论有关。信息设计关注的是如何通过调整或影响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来改变他们的行为,我的工作主要围绕如何利用信息设计来解决协调博弈中的协调失灵问题。
协调失灵(Coordination Failure)问题是经济学领域的经典问题之一。马里兰大学的Thomas Schelling教授针对协调失灵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因其从博弈论视角对冲突与合作的探讨被授予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虽然协调失灵问题本身更像是一个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问题,但其在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金融经济学里都有很重要的应用。例如,芝加哥大学的Douglas Diamond教授和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Philip Dybvig 教授在1983 年发表于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的论文Diamond and Dybvig (1983) 中针对银行储户之间的协调失灵问题——也就是挤兑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因此被授予202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针对协调失灵的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是否可以通过给予市场一些信息,来有效地避免这种协调失灵的问题呢?如果可以,那么哪种信息披露方式更为有效呢?循着这个思路,我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其结果发现,从信息披露的视角我们对于破产制度和银行压力测试在防止金融危机所发挥的作用有了新的理解。其背后的机理,也有助于我们在应对其他协调失灵场景(例如金融恐慌)时设计新的信息披露制度。
例如,在我们最近撰写的一篇文章《Panics and Early Warnings》中,我与我的合作者考虑了一个动态的协调博弈问题。不同于同期的相关的文献,在将问题扩展到动态情形之后,我们考虑了各种可能的信息披露机制。我们构建出了一种类似“提前预警”的机制,并且证明了这种机制在消除恐慌和解决协调失灵问题上的有效性。这个发现从理论上阐释了现实中类似银行压力测试和主权债的预警机制所发挥的作用,也为相关市场的监督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您是怎样找到有趣的科学问题的?

我认为首先是关注现实生活。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无意识的“直觉”,可以源源不断地为我们提供灵感。回想我们小时候阅读的《十万个为什么》,它以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探索,激发了我们对物理世界奥秘的好奇心;而经济学,则是对人们主观行为的深刻洞察和总结,它通过一定的假设和建模描述人们在决策时所遵循的内在逻辑和外在影响因素。很多行为逻辑其实已经深深印入我们的潜意识中,深入观察人们的行为并不断思考背后的逻辑,当然也包括对那些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制度、组织和规则的思考,如市场、货币等,是我认为最重要的灵感来源。

其次是要熟悉文献,但又不拘于文献。大部分问题前人可能都有过一些思考和研究,了解他们的工作并对文献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是十分重要的。它不需要“正确”,但必须是独立思考的产物,这样才有可能激发出独到的见解,进而成为创新。


您主要用什么研究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

我通常采用博弈论和信息设计等理论经济学的工具和方法。这些都是经济学领域中比较传统但非常有效的工具。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它能够清晰地揭示出经济现象背后的机制和逻辑,并提供简洁而有力的解释。

此外,理论工作虽然形式上优美,但我始终觉得对理论结果、作用机制以及相关假设的检验也非常重要。因此,我也通过实证或者实验研究的方式,检验现实行为是否与理论相匹配。例如,我们2023年发表在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上的一篇文章结合了理论模型和经济学实验的方法,尝试理解动态协调博弈中的“等待”选项是否可以帮助大家避免一些协调失灵的问题。


您未来的研究计划是怎样的?

一方面,我希望在协调失灵问题上有更深入的思考,进一步拓展已有的认知,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创作出更多“好”的作品。例如,在我近期的一篇工作论文中,我尝试从理论和实验的角度探讨人们是如何通过没有成本的“空谈”来实现信息传递的。

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借助实证和实验等工具,做更多贴近现实的研究,例如了解金融恐慌如何发生,人们在金融恐慌中的行为模式,以及相关政策如何影响金融恐慌中市场参与者的行为等。
同时,我对中国发展过程中独特的经济现象和政策实践充满兴趣。这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希望在金融风险防范与处置方面做更多研究,以信息经济学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些现象,通过扎实的数据分析揭示这些现象背后的经济学机制,并寻找解决方法。


请您谈谈科研心得,您是用什么样的生活和哲学态度看待科研工作的?

对我自己来说,科研不仅是工作,也是认识世界的过程,是我满足好奇心和解答内心疑问的重要途径,也是我选择“浪费”生命的方式。

从事科研工作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熟悉我们学科的人可能都知道,在十分幸运的情况下,一篇高质量论文从写作到发表可能需要3至5年的时间。在科研过程中,我们为那些看似无用的问题努力寻找答案,尽管充满挑战和挣扎,但也正是这些挑战让科研充满了乐趣和成就感。
但值得强调的是,我们之所以能够相对自由地去探索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其实依赖于社会的包容和各个环节领导同事的支持和帮助。因此,科研工作不仅是个人智慧的体现,更是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您承担了哪些课程的教学?您是如何指导学生的?

我目前主要教授高级微观经济学、金融中介与金融监管以及博士生论文写作。所谓“教学相长”,教学是对科研工作很好的补充。我的体会是,把知识讲好是比“内化”知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对于基础理论课程,只有积累了深厚的研究基础,才能把知识真正讲清楚,并更好地指导学生。同时,和学生互动中迸发出的思想上的火花很多时候也能对我产生启发。在教学中,我鼓励学生提出质疑,独立思考,批判性地看待前人的经典理论,我认为这是积累学术能力的重要前提。

在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上,我可能更多希望做一些引导,去激发学生自身对高质量学术研究的兴趣和激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生自身的驱动力,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就显得更为重要。与其说是培养,我觉得我和学生的互动更像是骑行途中的“破风者”和“主将”,我鼓励他们自由地去探索,追随自身的兴趣,也尽力帮助他们克服学术研究中的困难,提供“过来人”的经验,减少他们前进的阻力。而他们,也只有他们,才是那个最终要独立完成研究并取得成果的人。


请您谈谈获得乌家培资助计划的心得和感受。

感谢乌家培先生的慷慨支持以及同行评委们的高度认可。乌家培资助计划对于致力于理论研究的学者来说,意义非凡。这一资助不仅象征着对我个人学术成果的认可,也体现了对信息理论研究这一领域的支持和鼓励。理论研究在国内经济学界一直没有特别大的声量,难以获得足够的资源和重视,同行关注度相对匮乏,这也更凸显出这项资助计划的难能可贵。

我将继续致力于信息设计和协调博弈领域的研究,力求在研究上取得更多突破。也希望更多的年轻学者加入这个领域进行研究和探索,为推动中国信息经济学的发展贡献力量。


消息来源:JPE、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官网、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等。

社科学人
展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
 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