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是科学总结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与发展实践经验的理论成果。自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以来，学界展开深入研究并形成了丰硕的理论成果，系统挖掘并凸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从无到有”“史无前例”的原创性贡献，涉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来源、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以及实践要求等方面。随着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的深入，挖掘事实层面的原创性贡献背后所蕴含的具有普遍规律的原理性贡献愈加必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要不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重点研究阐释我们党提出的新理念新论断中原理性理论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贡献是指新时代党在领导和推进我国文化建设过程中经过实践反复检验而确立起来的具有普遍性、根本性和长远性的理论贡献，其蕴含的基本原理是能够超越民族国家、具有世界性理论高度和全人类指导意义的科学世界观，如具有引领性的文化领导权原理、具有动力性的文化主体性原理、具有整合性的共同价值原理以及具有发展性的文明更新原理。习近平文化思想展现的原理性贡献对持续指导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以及推动全人类文明进程意义重大。

     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阐发坚持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将掌握思想领导视为掌握一切领导的基础，并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制度形式加以确立，提出党领导文化建设、进行思想文化宣传工作的根本原则和具体举措等，逐步形成具有首创性、标识性和引领性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系统回答了在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科学内涵、重大意义以及具体举措，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根本性、核心性的原理。

     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基础。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救亡图存之际，既是带领中国人民团结奋斗，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身实践使命的伟大政党，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理论武装，并不断进行知识创新、理论创新以及方法创新的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是发挥人民群众主体性、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物质积累进程，同时也是始终坚持以先进思想文化武装广大党员、干部头脑的思想解放历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和科学真理指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坚定理想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写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旗帜上，从根本上掌握了对思想文化的领导权，并以科学理论引领人民劳动实践。文化领导权是指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建设领域的领导地位，包括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对社会文化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党引领各项工作的根本遵循和首要前提。习近平文化思想包含的文化领导权原理解答了新时代政党如何加强思想文化领导，如何形成具有统摄能力的文化观、巩固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等问题。

     文化领导权原理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唯物史观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的创新性阐发。习近平文化思想归根结底属于思想的上层建筑，对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以及政治发展具有积极的能动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虽然没有专门针对文化领导权进行专题性阐释，但对于意识形态的本质、意识形态对于社会物质建设的重要性进行过集中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强调“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物质关系的观念反映，集中体现统治阶级的价值诉求和现实利益。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在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力量以及推动文化发展方面具有强大的支撑作用；因而，解决意识形态的归属问题，即由谁来掌握领导权则至关重要。意大利共产主义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Francesco Gramsci,1891—1937）提出文化霸权理论，他把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将政治上的领导权发展为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他还提出通过意识形态领导权斗争获得政治力量，并表示统治阶级要么通过暴力、要么通过建立智慧与道德的意识形态维护其统治。葛兰西强调意识形态对于经济基础的建构性作用，突破了苏联教科书体系中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二元式解读模式，对新时代政党加强意识形态领导权、把握意识形态阵地具有警示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基本原理，强调思想文化工作的宣传要做到“润物细无声”，广泛全面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创新并发展了文化领导权原理。

     文化领导权原理着重突出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发展，推动我国文化建设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守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的基础上取得历史性成就。“守正创新”中的“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就是强调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坚持和加强党对文化建设与发展工作的全方位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作为一项制度加以确立，在传承中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体现了新时代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以意识形态工作为核心的文化建设事业，关乎整个社会经济生产、政治制度乃至社会生态发展。“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文化作为观念形态或思想上层建筑虽受制于社会生产力，但文化建设又具备推动、规范和保障经济社会建设的引领性作用。文化领导权原理既注重党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伟大突破，承认生产方式对文化的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也强调“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引领和保障作用。

     文化领导权原理揭示了党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即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意识形态作为系统、自觉反映社会经济状况和政治体制的思想体系，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核心诉求。在我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反映统治阶级利益需求的思想体系必然是服务于人民大众的理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历史和实践都证明，只有思想上、精神上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才是内在的、强大的、持久的思想力量。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而党之所以能够带领人民群众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用生动的实践案例不断验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智慧和真理本性，关键在于党的理论具有鲜明的人民性，贴近人民生活，满足人民需求，实现人民期盼，始终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党的指导思想和实践纲领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党性和人民性具有统一性：党性规定文化领导权理论的领导属性，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尤其是文化工作的领导；人民性体现文化领导权的阶级属性，在社会主义中国，党的思想文化宣传工作面向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主体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性和人民性是相互统一的，而非割裂和对立的，强调讲政治与把握正确导向，这都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心声的统一。

     文化领导权理论既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又是这一原创性理论体系的基本原理，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守正创新、对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视、对宣传思想文化中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把握。文化领导权理论是引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担负新的文化使命、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科学真理，是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原理性贡献的关键。

     作为动力性要素，文化主体性原理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内在动能。文化主体性原理重点强调人民群众在文化创造中的主体地位与作用，构成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继承性创新。习近平文化思想创造性地解答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群众基石、历史生成和实践巩固等问题，在坚持“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过程中，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文化主体性是巩固本民族文化、延续民族精神和推动全球文明交融的理论前提，是展现民族文化自信心的强力依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文化主体性体现出一种文化区别于“他者”文化的独特身份标识和独立自主性，它“是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文化表征，是在推动文化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等的价值理念和存在状态，是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鲜明文化特质和独特价值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继承唯物史观原理的基础上，创造性地丰富了文化主体性原理，将其与人民性紧密关联，回应文化主体指向这一前提性问题。文化主体性原理的首要前提是承认全体人民构成文化的主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为人民立言、为人民代言的理论，是为改变人民命运而创立、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应注重从人民群众的生活生产中汲取理论创新的智慧。但纵览人类思想发展史，关于文化的主体问题长期未形成共识性见解，对于谁是文化的创造者、受益者和传承者始终众说纷纭。唯心史观基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原理，要么从观念论视角将文化的主体揭示为某种抽象理念或主观精神，要么将文化的主体视为个别英雄人物，从而抹杀广大人民群众在历史生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及价值。依据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历史是人类追求自己目的的活动，离开人类的实践活动，就无所谓社会历史，“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作为全部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有生命的个人通过广泛的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日益形成庞大的人类群体，创造了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文化同样是人类持续进行、日益深化的劳动实践的产物，人民则理所应当地成为文化发展的主体以及文化创新的源泉和动力。“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继承群众史观的基础上，既强调人民在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创造中的主体性与创新性，又赋予中华文明以鲜明的人民标识和人民立场，致力于激发全体人民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造就具有满足感、自豪感、获得感、幸福感的精神文化生活。

     文化主体性原理揭示了文化的主体性生成与人类社会物质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与人类文明的繁衍生息相互映照，不同民族国家在普遍的物质交流与广泛的文化交往中生成并巩固自身的文化主体性。恩格斯曾指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同样，文化主体性的生成除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之外，还必须扎根于社会的物质生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民族作为葆有五千年悠久历史传统、持续孕育华夏儿女的伟大民族，在漫长的社会劳动实践和普遍的历史交往中生成并巩固文化主体性。中国古代农耕技术的发展逐渐催生出强烈的“国家统一”的民族意识；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裹挟下开启了工业化进程，中华儿女为争取民族独立、摆脱殖民压迫的斗争精神逐步彰显，在回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中不断激发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持续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从两者的辩证关系看，文化主体性在中华民族以物质生产劳动为基础的历史性实践中生成、彰显和巩固，又为中华民族战胜来自物质和观念的各种风险挑战提供了精神动能与思想支撑。“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文化主体性原理阐明了培育和巩固文化主体性与高度的文化自信之间的正向关系。“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华文化主体性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成功建立，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得以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展现了“两个结合”的理论效应和现实成就，其中，“第二个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在‘第二个结合’中，中华文明通过吸收现代文明的有益成果，能够历史性地重构自身文化传统”，开启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广阔空间，并以思想和文化的生动实践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建设。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建立起来的文化主体性，是前所未有的真正独立自主的文化自觉意识，它对中华文化的深刻认同和高度自信，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全部历史实践中，将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纵深推进得到持续提升。而文化自信作为“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具备“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为持续巩固文化主体性并推动中华文明融入全球文明提供内部驱动力。文化自信根源于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文化表征。面临近代文明蒙尘的民族危机，中华儿女没有放弃文化主体性，反而在浴血奋战中艰辛守护和不断赓续中华文明；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创造了文化主体性得以持续发展的强大物质根基，也培育了精神文明的深厚底蕴，使中国人民拥有无比坚定的前进动力和文化自信。在中华文明的孕育繁衍和持续发展中，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不断巩固，并源源不断供给中国人民日益强大的文化自信。我国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科学理论引领社会发展的文化力量，造就了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持续影响世界文明、与不同民族国家文明交流互鉴的文化特性。

     文化主体性原理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基础上，揭示出人民群众作为社会文化创新创造的主体性地位，以及其在文化形成、运用与塑造中的能动性作用。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文化主体性原理，体现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实践立场和人民立场的原则坚守，展现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高度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确证了以“两个结合”推进文化创新创造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全人类视野，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普遍性的共同价值原理，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集成性创新，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原理性贡献体系内部的整合性原理。习近平文化思想基于全人类视野创造性地提出具有普遍性的共同价值，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集成性创新和发展，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整合性原理贡献。共同价值原理倡导并宣扬契合全球共同利益期待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其秉持的“全球两制”“两制并存”立场，超越了西方“普世价值”的虚假“普世”意向。在新时代立足全球视野坚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的重大意义。

     资本主义文明倡导的“普世价值”并不“普世”。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并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它是标榜着实现人类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宣称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普遍享有一切自然权利。马克思生活在早期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环境中，他不仅亲身见证了由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所造就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而且深刻剖析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描绘的人人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与现实生产环境下人们的不平等、非正义形成的巨大反差。马克思揭露并批判资产阶级所谓的自然权利，指出它“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利己的人身的保护”，“自由这一人权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结合的基础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的基础上”。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文明所推行的“普世价值”本质上是虚伪的、利己的，它将现实的人区隔成一个个原子式的人，不仅造成人们之间实质的不平等，也必然会被真正表征着全人类价值的高级形态的人类文明所取代。在二战结束直到当今时代，资本主义国家以维护本国政治、经济利益为出发点，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将其意识形态作为人类应当普遍遵循的价值观念予以全球推广，试图为推行其霸权主义寻找借口。事实上，西方社会提倡的“普世价值”只不过是针对自身发展需求和谋求霸权地位而制定的特殊价值，并非全人类共同价值。面临人类共同的生存危机和全球性挑战，资本主义所谓的“普世价值”不仅无力回应此类问题，甚至逐渐暴露出其伪善本质与霸权主义实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胸怀“两个大局”，深刻关切人类发展前途命运，创造性地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原理，主张“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当今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历来主张，人类的前途命运应该由世界各国人民来把握和决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培育和践行是共同价值原理在当代中国的生动展现。在立足本国人民文化立场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内向全体中国人民擘画涵涉国家、社会和个体三重结构层次的立体式美好生活图景，对外高度契合人类共同价值的普遍指向。相较于全人类共同价值而言，中国凝练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基于中国社会现实、展现中华民族利益诉求的特殊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殊性”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普遍性”并不相悖，两者是辩证统一、相互促进的关系。在伸张本国和本民族利益价值追求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扬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呈现具有统一性。放眼全球社会发展，站在全人类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的世界历史发展高度，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具有战略性意义和全局性高度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具有整合性功能的共同价值原理，是正当谋求自身民族发展利益与合理推动全人类文明进程的科学理论。中国共产党揭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一种反思性价值观，它对包括“普世价值”在内的人类共同价值观进行反思性批判，使得人类共同价值得以真正开显。“在此意义上，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以公共性的人类共同价值观超越独断论的人类共同价值观，成为各种人类共同价值观的真理形式。”全人类共同价值既包含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也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谓“普世价值”的狭隘性，是真正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意义的共同价值原理。

     共同价值原理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了人类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超越了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差异”。全人类共同价值之所以会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响应，根本原因不在于由谁率先提出，而是由于其具备两大显著特征。一是，共同价值反映全人类共同需要，全人类共同价值包含当今时代人类价值观优秀成果，反映全人类共同经历和参与的世界历史实践，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二是，共同价值凝聚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从世界各国各民族价值观中提炼出来、得到联合国认可、作为维护国际秩序必须普遍遵循的价值观，其超越了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的差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以普遍性形式而存在的特殊利益，是尊重并且通过各国发展差异性而生动展现的，“在普遍性里同时复包含有特殊的和个体的东西在内”，“只有直接地自它的对方而来并和它的对方一起，才可以得到理解”。共同价值原理作为服务于全人类的普遍性原理，丝毫不排斥民族国家内部发展的特殊性以及其特殊利益诉求，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体系及其“普世价值”的强制同一性，确证了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真实存在以及其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

     全人类共同价值原理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原创性理论体系的整合性原理，以对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的深刻把握，彰显出习近平总书记审视人类整体命运的总体视野和推动世界文明发展进步的高远战略，在理论特质和现实运用层面，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体系的狭隘性，以既遵循本民族发展要求又契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中国方案赢得了国际社会普遍认可。

     习近平文化思想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和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实践，对推动中华文明繁荣兴盛与促进世界文明更新进步贡献了原理性智慧。具有发展性的文明更新原理系统回应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基础上推动文明更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课题，创造性提出了判断文明社会的标准、不同文明结合的可行性以及必然性，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勾画人类文明美好前景的世界眼光和使命担当。

     文明更新原理阐明了人类文明诞生、更新与发展的普遍标准。“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文明是人类创造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与制度成果的总和，是人类集体劳动实践的产物，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标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总结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将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等同于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在“两个大局”的时代背景下，人类社会面临不同文明相互交织与影响、冲突与融合并存的局面，文明应当如何实现进一步更新与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内蕴的文明更新原理科学解答了这一文化课题。文明更新原理的首要前提是厘定文明的标准。关于文明的标准，西方社会曾从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视角将其界定为三大要素：一是有能容纳五千人以上人口的城市，二是有文字的发明，三是有复杂的礼仪建筑。在这三条标准基础上，东方学界加上冶金术的发明和使用，最终形成国际惯用的四条文明判定标准。然而，以西方国家主导的文明标准是依据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进行的总结，不具备针对全球文明的普遍性。一种更具根本性和普遍性的文明判定标准理应合乎时代的迫切需求而形成。2004年，我国正式启动意义重大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历经20多年的研究和探索，最终冲破西方对文明判定标准及其要素的学术垄断，并提出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其基本要素包括：一是生产发展与人口增加而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而出现阶级，三是出现王权和国家。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为实证基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论述为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创造性提出了文明社会的普遍标准，厘清了文明更新的前提。

     文明标准提供了人类文明发展更迭的理论前提，继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文化传统是否可以结合，以及如何结合的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贡献了人类文明可以有机结合，繁衍生息的中国方案。在把握中华优秀传文化“根脉”、坚持马克思主义“魂脉”的基础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两个结合”视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生动展现了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不同文明可以交流融合、相互促进的客观事实。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将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以及发展性作为鲜明特征，在指导各国工人运动、夺取革命领导权的同时，也日益丰富和拓展基本原理及其实践运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一个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密码，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以贯之的原则。“第二个结合”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所在，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习近平文化思想创造性提出“两个结合”的具体路径，不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创新性运用和创造性发展，同时也向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文化建设、文化结合提供了中国智慧，即任何国家的文明发展和更新，既要守好自身文化的根脉，同时又要大胆借鉴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思想精华。

     文明更新原理基于全人类视角揭示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必然性。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哲学作为时代的精神精华，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指导和引领作用。哲学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创造演进密切关联，而不同国家、民族所诞生的文明，作为立足时代基础的思想精华，同样可以打通内外交流屏障，具备世界性的意义。文明更新原理内在要求增进不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促进全球文明的和谐共存，绘就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灿烂华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在人类打破封闭隔绝的地方史、日益走向交流融合的世界历史过程中，世界各民族人民都应清醒地认识到，人类不是处在孤岛上的独立个体，而是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因而不同的文明必然走向相互交流和融合、相互借鉴与发展的良性互动过程。

     文明更新原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求解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和发展问题、回应世界文明交流互鉴难题、助推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智慧。文明更新原理在立足人类社会演进规律、打破西方社会文明标准的前提下，创造性揭示出人类文明更新的普遍标准，进而又以中国的文化建设成就和文明交流互鉴经验，提供了全世界不同文明能否以及如何共存发展的智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明更新原理既为中华民族及其文明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理论支撑和方向引领力，又为人类文明以更自豪、更坚实的脚步延绵不绝、更新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立足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实际、放眼全球文明交流融合大势、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文化发展理论的创新性成果，以原理性贡献不断塑造国家和民族的精神世界，同时影响世界文明进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贡献是中国文化建设与发展、世界文明交流与融合的思想指南，以其内在的有机构成和严密逻辑而具备长远性、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具有引领性的文化领导权原理、具有动力性的文化主体性原理、具有整合性的共同价值原理和具有发展性的文化更新原理，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原理性贡献的有机体系，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的文化创新，拓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