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汉一代，西域被正式纳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格局之中，与此同时“西域与中原地区是一个整体”的观念也开始形成。这一观念不仅体现在中央政权对西域管辖权的宣示和西域各民族对中央政权的认同，也体现在域外国家对西域归属中国的认知。东汉时期，不论是罗马帝国的马其顿商团，还是迫使部分西域地方政权纳质的贵霜统治者，均将西域视作汉朝的一部分。这不仅与汉朝中央、西域地方政权对西域属于汉朝的认知形成呼应和对证，而且开辟了日后亚欧大陆诸多民族对西域与中原地区一体性认知的先例，进而从思想史的层面和世界史的视野佐证这一事实，即汉代以后历代中央政权经略西域的实质，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对在汉代已属一体的中原地区与西域的不断整合，而非西方帝国历史经验中的 “征服”。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审视近代以来部分国外学者在新疆历史认知上的局限，以及长期流行的“中原地区-内亚”二元对立视角，重新看待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态的特殊性和延续性。作者简介：张子青（1988-），男，新疆克拉玛依人，历史学博士，新疆大学历史学院（历代西北边疆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新疆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从事新疆历史、中外交流史研究。
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西域自此被正式纳入汉朝版图，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汉朝以后，历代中原王朝时强时弱，与西域的关系有疏有密，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管治时紧时松，但任何一个王朝均将其视为故土，行使着对该地区的管辖权。在这一历程中，西域各民族与中国其他各民族交流互补、迁徙汇聚、冲突融合，共同推动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 展。然而，随着16-18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勃兴和基于血亲专属观的族性地理观的发展，一种将西域与所谓的“中国本部”（西班牙文la propia China、拉丁文 Sinae Propriae、英文 China Proper）相对立的观念在西方流行开来，并于19世纪传入明治时期的日本。这一观念用近代欧洲“本部-异域”思维和“民族国家-帝国”的历史经验生硬地阐释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态，不仅无视当时西域与中原地区广泛深入的联系，而且忽略西域在明清以前长期属于中国的事实，最终在政治上与近代帝国主义肢解中国的图谋形成暗合。时至今日，这一观念在北美、日本学术界仍不断发酵，在与后殖民主义理论、全球史观等结合的过程中，衍生出所谓清朝作为“帝国”（empire）“征服”（conqure） “殖民”（colonize）西域、“中国本部”与“东突厥斯坦”对立等观点，为国外某些势力歪曲解构新疆历史、攻击中国政府治疆政策提供学术工具。针对上述问题，近代以来，从顾颉刚、傅斯年、钱穆到当下，中国学术界展开持续的思考和深入的批判，成果不胜枚举。但是，这些成果主要得自中国史研究。实际上，自古至今，西域为中国面 向域外之门户、东西贸易之要道。“西域自古以来属于中国”既可从中国史的视野求之，亦可从世界史的视野考察。特别是针对部分国外学者在西域历史研究中对所谓带有中原中心色彩的汉文史料表现出的一味拒斥，从这一视角开展研究就显得尤其重要。近年来钟焓从西域和中亚地区的非汉文史料出发，证明了在元代以前的10-13世纪，西域和中原地区在空间上同属于中国不仅是高昌回鹘、喀喇汗王朝等西域地区政权的认识，也是哥疾宁王朝（Ghaznavid Dynasty）等中亚地区政权的认识。这一研究给笔者以重要启发。笔者通过研读托勒密《地理学》和玄奘《大唐西域记》等文献， 发现域外国家将西域与中原地区视为一体的认识可进一步上溯：早在东汉时期，罗马、贵霜等域外国家即认为西域在地理和政治上属于中国，与汉朝中央、西域诸国对西域属于汉朝的认知形成呼应和对证，为我们从世界史的视野考察西域自古以来属于中国这一历史事实，提供了宝贵的早期线索。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罗马
罗马（Roma），在中国古籍中作“大秦”，据传建城于公元前8世纪，后经不断扩张，至公元前30年，一统地中海世界，形成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在此之后，罗马积极探索东方世界，远达中国。根据史书记载和学术界研究，历史上罗马曾有两支使团抵达汉朝。一是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即安敦尼王朝三位元首Antonius Pius，138-161年在位）曾遣使汉朝，“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东汉以来，历代学者均将其视为大秦（罗马）始通 中国的标志。二是据罗马帝国时期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地理学》转述已轶的地理学家马利努斯（Mari nus）《地理学导论》的记载，曾有罗马帝国马其顿地区的商人到达中国：
有一位叫梅斯（Maes）的马其顿人，又名蒂蒂阿努斯。此人与其父一样，以经商为业，曾记录了这段距离（从Lithinos Pyr gos到Sera城，即从中亚“石城”到洛阳—笔 者注）。他本人虽不曾至赛里斯国（Seres，即中国-笔者注），但派其他人去过。
长期以来，中外学术界始终未在中国文献中找到与其印证的记载。直至上世纪90年代，林梅村首次发现，梅斯商团前往中国的时间大致于1世纪末至2世纪初，恰好与《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中关于东汉和帝永元十二（100）“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的记载相合，并认为蒙奇、兜勒分别为罗马治下的马其顿（Mecedonia）和推罗（Tyre）。杨共乐认同这一现，但认为蒙奇、兜勒实为一国，即蒙奇兜勒。该名为希腊文Μακεδνες（拉丁字母转写为Macedones）的音译，意为马其顿人或马其顿地区。张绪山肯定了杨文的论证思路，并将该词释义限定为“马其顿人”。杨文和张文论证坚实，应从之。在100年，来自罗马帝国治下马其顿地区的梅斯商团曾经抵达东汉殆可无疑。
根据托勒密的记载可以得知，梅斯商团不仅抵达了中国，而且带回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地理信息，例如山川、民族、城镇以及相关路程的数据等。这些信息经由托勒密的测算，最终以经纬度的形式记录于《地理学》中。对于这些信息，从亨利·裕尔（Henry Yule）开始，许多中外学者持续关注，取得大量研究成果。学术界对Serica为中国，即希腊罗马文献中的Seres基本无异议；多数学者认为其西界Imaus山为葱岭，三条主要山脉Auzacis山、Casii山、Emodus山分别应为天山、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Issedon Serica（162°，45°）、Throana（174° 40′，47°40′）和Sera Metropolis（177°15′，38°55′）分别对应于阗、敦煌和洛阳，其中Metropolis在古希腊语中意为“首都”，表明洛阳为Serica的都城。此外，托勒密提到的大量山川、民族、城市尚难以考定，但分布于塔里木盆地至洛阳一线应属无疑。限于主题和研究范围，本文不对相关信息作一一介绍和考证。然而，笔者认为，梅斯商团带回罗马帝国的除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地理信息，还有一种思想上的认识，即西域与洛阳同属一个国家Serica（汉朝时期的中国），其中洛阳为首都。梅斯商团使团抵达汉朝的时间为100年，正值东汉“二通”西域之时，即永元二年至殇帝延平元年（90—106）期间，班超为西域都护。梅斯商团将西域与中原地区视作一体，并称洛阳为国都，可谓如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东汉对西域的有效管辖。由此亦可知，东汉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管辖，直接导致罗马商人形成了西域归属汉朝的认知。
在此之后，托勒密记载的有关中国的地理信 息为地中海世界的知识精英所继承。四世纪的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曾在其《英勇业绩》（Res Gestae）中详细描述Seres国（即Serica国）的地理状况。这些记载基本上与《地理学》所述如出一辙，并且将大城市Sera与西域地区的山川、民族均视作Seres国的组成部分。罗马帝国灭亡后，托勒密《地理学》在欧洲湮没不彰，幸得阿拉伯人保存、翻译和研究，于13世纪为拜占庭学者回译为希腊文，直至14世纪文艺复兴时，又为意大利学者译为拉丁文，并附印大量地图。1912年，著名的托勒密研究专家费舍尔（Joseph Fischer）在纽约公共图书馆（New York Public Library）发现一组绘制在羊皮纸上的托勒密世界地图，共27幅（其中世界总图1幅，欧洲地图10幅，非洲地图4幅，亚洲地图12幅），并鉴定其为失传已久的艾博奈利阿努斯古绘本（Co dex Ebnerianus）。该绘本为著名的制图家日耳曼努斯（Donnus Nicolaus Germanus）于1466年之前所作，是1478年、1490年、1507年、1508年等罗马出版的托勒密地图诸绘本的主要来源，绘制极为详细，特别是在Serica分图中，几乎囊括托勒密《地理学》中Serica的所有地名，并将西域地区与Sera Metropolis（洛阳）视作同一地理和政治单元。从中可以得知，在15世纪，欧洲人在《马可波罗游记》 等著作之外，依然将托勒密《地理学》作为了解中国疆域的重要信息来源，并且延续着罗马人将西域与中原地区视为一体的观念。这种观念直到欧洲传教士陆续抵达中国之后，才随着“中国本部”等概念的出现而逐渐改变。
贵霜（Kushan），在中国古籍中作“大月氏”，为1-4世纪时南亚、中亚地区一大帝国。贵霜于1世纪自印度西北部崛起，在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维马·塔克图（Vima Taktu）和阎膏珍（Vima Kadphises）统治时期“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罽宾”，“复灭天竺”。据《后汉书》记载，贵霜于和帝永元二年（90）之前即开始插手西域事务，曾助东汉平定疏勒和车师，但在永元二年以求娶汉朝公主被拒为由，派副王谢发大兵七万越过葱岭，并暗结龟兹，表现出进取西域的强烈企图，后为班超挫败。在至元初年间（114-120），贵霜又趁汉朝无力顾暇西域，操控疏勒国政，接纳获罪流亡的国舅臣磐，并扶立其为疏勒王。至迦腻色伽（Kanishka I）统治时期（约120-146），贵霜将疆域扩张至北印度，依托丝绸之路繁荣国内外贸易，大规模推广佛教并举行了佛教的第四次大结集，国力臻于极盛。多数学者认为，这一时期贵霜将势力扩张至西域。（其中部分学者推测贵霜未必直接统治西域，可能采用类似羁縻的间接统治。）理由如下：一是据《杂宝藏经》，迦腻色伽曾率领大军，“欲至葱岭，越度关险”，虽未能成行，但表现出向西域积极扩张之势，且不排除后续继续东进的可能。二是和田考古曾发现古代于阗一度突然流入大量迦腻色伽钱币，并采用贵霜造币技术打制汉佉二体钱，应与贵霜影响力东进西域有关。三是2世纪，贵霜佛教开始在疏勒、于阗一带盛行，贵霜的犍陀罗语也开始在塔里木盆地流行，亦应与迦腻色伽扩张势力有关。四是据《于阗国授记》和罗巴塔克碑铭，于阗王很可能与龟兹王迫于贵霜压力，参加迦腻色伽对印度的远征。五是虽然《后汉书》未记载迦腻色伽将势力扩张至西域，但很有可能是这一时期汉朝管辖西域较为松弛，没有获知有关贵霜东进情报所致。相较之下，证明迦腻色伽将势力扩张至西域的最直接的材料来自玄奘，并得到学者们的普遍关注。玄奘在途经迦毕试国（Kapiśi）和至那仆底国（Cinabhukti）时，得知在迦腻色伽时期，位于葱岭以东的中国“河西蕃维”曾慑于贵霜国威，遣送多位王子作为人质。事见玄奘撰著、辩机编次的《大唐西域记》（以下简称《西域记》）卷第一《迦毕试国》：
大城东三四里，北山下有大伽蓝，僧徒三百余人，并学小乘法教。闻诸先志曰：昔健驮逻国迦腻色迦王威被邻国，化洽远方，治兵广地，至葱岭东，河西蕃维，畏威送质。迦腻色迦王既得质子，特加礼命，寒暑改馆，冬居印度诸国，夏还迦毕试国，春秋止健驮逻国。故质子三时住处，各建伽蓝。今此伽蓝，即夏居之所建也。故诸屋壁图画质子，容貌服饰，颇同中夏。其后得还本国，心存故居，虽阻山川，不替供养。故今僧众，每至入安居、解安居，大兴法会，为诸质子祈福树善，相继不绝，以至于今。
伽蓝佛院东门南大神王像右足下，坎地藏宝，质子之所藏也。故其铭曰：“伽蓝朽坏，取以修治。”伽蓝北岭上有数石室，质子习定之处也。其中多藏杂宝，其侧有铭，药叉守卫。又见于卷第四《至那仆底国》：昔迦腻色迦王之御宇也，声振邻国，威被殊俗，河西蕃维，畏威送质。迦腻色迦王既得质子，赏遇隆厚，三时易馆，四兵警卫。此国则冬所居也，故曰至那仆底。（唐言汉封。）质子所居，因为国号。此境以往洎诸印度，土无梨、桃，质子所植，因谓桃曰至那你，（唐言汉持来。）梨曰至那罗阇弗呾逻。（唐言汉王子。） 故此国人深敬东土，更相指语：“是我先王本国人也。”此外，慧立根据玄奘取经事迹所著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简称《慈恩传》）卷二也有相关记载：（迦毕试国—笔者注）有一小乘寺名沙落迦，相传云是昔汉天子子质于此时作也。其寺僧言：“我寺本汉天子儿作。今从彼来，先宜过我寺。”法师见其殷重，又同侣慧性法师是小乘僧，意复不欲居大乘寺，遂即就停。质子造寺时，又藏无量珍宝于佛院东门南大神王足下，拟后修补伽蓝。诸僧荷恩，处处屋壁画质子之形。解安居日，复为讲诵树福。代代相传，于今未息。以上所述“河西蕃维”向贵霜纳质之事不见于其它中外史料，但为玄奘亲履所察，且能够在《西域记》《慈恩传》中互相印证，在迦毕试国和至那仆底国遥相呼应，构成一段相当完整的历史叙事，恐非当地人和玄奘虚构。希齐（Douglas A.Hitch）、冯承钧、余太山、朱丽双等学者均认为不能否定质子之事的真实性，笔者对此颇为赞同。而考虑到汉代西域诸国向大国纳质的传统、贵霜通过臣磐操纵疏勒国政的先例，以及上文提及的五点支持迦腻色伽东进西域说的证据，向贵霜纳质之“河西蕃维”在历史上只有可能是汉朝治下的西域部分政权。诚如余太山所论，玄奘的这段记载反映了西域部分政权在汉朝管理松弛和迦腻色伽进逼的情况下，出现了既臣服于汉朝，又向贵霜纳质的特殊现象。然而，通过《西域记》《慈恩传》的记载，笔者认为，即便在贵霜与汉朝争夺对西域的统治权，致使西域部分政权纳质的情况下，贵霜人依然认为这些西域政权的真正归属是汉朝。理由有二。 一是如上文所述，既然迦腻色伽要求西域部分政权纳质当为史实，则这一时期的贵霜人必然知道质子来自西域。二是贵霜人在明知质子来自西域的情况下， 仍将质子所建寺院和封国分别命名为“沙落迦”（洛阳）和“至那仆底”（中国封地）。 第一，据慧立所述，玄奘在迦毕试国所驻之寺名曰“沙落迦”，为质子在迦腻色伽时期“质于此时作也”。这部分内容不见于《西域记》，当为玄奘生前回忆和口授。对于“沙落迦”一名，学术界很早就予以关注。瓦特斯（Thomas Watters）认为其难以解释，推测其或为当地语言śālāka 音译，或意为 “小舍”（small mansion）；马夸特（J.Marquart）、羽溪了谛、冯承钧曾将“沙落迦”发音拟定为Salaka，为“疏勒”音译，但无文献为证。伯希和在考察《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的叙利亚文地名Sarag时，曾根据唐代义净《梵语千字文》中梵文发音“娑啰誐”（Saraga）对应汉字“洛”，考定Sarag为洛阳。向达在此基础上，认为“沙落迦”与“娑啰誐” 为同音异写，均为洛阳；而疏勒在玄奘笔下名为“佉沙”，并非“沙落迦”。考证精当，结论有力。“沙落迦寺”意为“洛阳寺”应属无疑。迦腻色伽统治时期正值中国东汉王朝，且当时贵霜人已知东汉国都为洛阳。以“沙落迦”（洛阳）命名为质子所建的寺院，说明当时贵霜人仍视来自西域的质子为汉朝人。据《西域记》《慈恩传》所述，这一认识随着沙落迦寺的存续和质子纪念仪式的代代相传而延续，以致于寺僧们为感念质子供养佛寺之恩，在壁画上将质子描绘成“容貌服饰，颇同中夏”的形象，而且有寺僧见到玄奘后，因其与质子同来自中国而态度殷重，邀请玄奘“先宜过我寺”。第二，据《西域记》，玄奘抵达至那仆底国，得知当年迦腻色伽对质子待遇隆厚，除了赐予夏居之地（迦毕试国沙落迦寺）外，还将此地作为冬居之地加以赐封，使该封国得名“至那仆底”（玄奘注 译曰“汉封”）。所谓“至那”，亦作“支那”“脂那”等，即梵文Cina音译，指中国，在玄奘笔下常被意译为“汉”。“至那仆底”一词不见于其他梵文文献。瓦特斯结合玄奘注译的“汉封”，将其还原为Cina bhukti，意为“中国领地”，并得到季羡林的支持。而贵霜将来自西域的质子的封地命名为“至那仆底”（汉封，中国领地），可知当时贵霜人将质子视作中国人（汉朝人）。据玄奘记载，这一认识在至那仆底国亦代代相传，甚至在数百年后，至那仆底人遇见玄奘，仍指语曰“是我先王本国人也”，并且将桃、梨称呼为“至那你”（玄奘注曰“汉持来”）和至那罗阇弗呾逻（玄奘注曰“汉王子”），以纪念质子引种质桃、梨之功。需要说明的是，在中亚和印度一带，为中国人建立封地之事仅此一见，但用象征中国的词汇，命名为中国人建立的寺院还有两例。据义净记载，在那烂陀寺以东的鹿园寺附近有一“支那寺”，为笈多王朝时期室利笈多大王（Sri Gupta）为求法的中国僧人建造。《法苑珠林》卷三十八引录东晋道安《西域志》云：“罽宾国广崇佛教，其都城内有寺名汉寺。昔日汉使向彼，因立浮图。”这两处寺院分别得名“支那”和“汉”（为Cina意译），均与创寺始祖来自中国有关，与沙落迦寺得名的情况 类似。在古代中亚和印度，有中国人到访殊为不易，为其建寺更为罕见。以象征中国的词汇命名这些地方，最能达到彰显其特质，使其与其它寺院相区别的命名目的，符合命名常理。至那仆底国之得名缘由亦同于此。综上，笔者认为，《西域记》《慈恩传》有关质子的内容透露了一个重要的史实，即在西域部分政权向贵霜纳质的情况下，贵霜依然认为这些政权属于汉朝（中国）。贵霜的这一认识当来自对汉朝长期经营西域的历史的了解，但也应受到质子对汉朝认同的影响。一方面，经过西汉和东汉前期的有效经营，大量西域地方政权长期心向中央，事汉以诚，质子到贵霜后亦应表现出对汉朝的认同；另一方面，如果质子为讨好贵霜而坚称本国独立于汉朝，贵霜人恐怕也不会将质子所在的寺院和封国称为“沙落迦”（洛阳寺）和“至那仆底”（汉封）。因此，笔者推测，汉朝对西域的有效经略和西域诸国对汉朝的认同，应是影响贵霜判断部分两属西域政权最终归属的主要因素。有汉一代，中央政权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经略西域，有效地将该地区纳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格局之中，为今后历代中央政权统一西域奠定坚实的基础。然而，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作为这一客观历史在思想领域的反映，“西域与中原地区是一个整体”的观念也开始从两汉时期形成。而这一观念不仅体现在中央政权对 西域管辖权的宣示和西域各民族对中央政权的认同，也体现在域外国家对西域属于中国的认知。通过上文所述可以得知，不论是在汉朝管辖西域 有力之时到访这一地区的罗马帝国马其顿商团，还是在汉朝管辖西域松弛之时迫使部分当地政权纳质的贵霜统治者，均将西域视作汉朝的一部分。从世界史的角度观之，汉朝统一西域成效之显著，影响之广远，亦甚为可观。汉朝之后，虽然中央政权经略西域的力度、范围有所变化，但亚欧大陆上许多民族仍将西域与中原地区视为一个整体。除了前文提及钟焓论文所举事例和托勒密《地理学》艾博奈利阿努斯古绘 本地图中的相关内容，笔者再试举几例。一是在3-7世纪的印度，流行一种“四天子”说。从《佛说十二游经》《大唐西域记》《续高僧传》《释迦方志》等文献的相关记载看，“四天子”中的“中国天子”辖地 为包括西域在内的葱岭以东之地。二是10世纪波斯地志《世界境域志》记载位于塔里木盆地的库车（Kuchā）、于阗(Khotan)及其村庄Kh.Za、喀什噶尔（Kāshghar）和罗布泊附近的怯台（Kādhākh）、Ḥutm、Sāvnīk、Būrkhīmū、Navījkath等城镇均属于中国（Chīnistān）。三是同属10世纪的阿拉伯诗人兼旅行家阿布·杜拉夫·米萨尔·本·麦哈黑尔记录南亚北部城市木尔坦（Multan）为“靠近中国的最后一座印度城郭”，显然以克什米尔与帕米尔一带为中印交界地带。四是10—11世纪花剌子模著名学者比鲁尼在《星象学书》中记载中印边界“在印度一侧为克什米尔”，克什米尔以东的西域视作中国之地。这些观念是否与罗马人和贵霜人对中国疆域的认识有关，尚有待探究，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观念不仅与历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管辖权的宣示和西域各民族对中央政权的认同形成呼应和对证，也符合历史上中原地区与西域紧密联系的实际，更从域外的角度佐证这一事实，即汉代以后历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经略实际上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对在汉代已属一体的中原地区与西域的不断整合，是统一和故土新归，而非西方帝国历史经验中的“征服”。笔者相信，随着学术界不断从世界史的视野发掘相关记载，我们将更充分地了解亚欧大陆诸多民族如何看待历史上西域与中原地区的一体性，审视近代以来部分国外学者在新疆历史认知上的局限，以及长期流行的“中原地区-内亚”二元对立视角，重新看待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态的特殊性和延续性。
转自：新疆大学铸牢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