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丙乾：财政在“文化大革命”中苦撑危局
文摘
2024-05-18 20:48
中国澳门
“文化大革命”十年，政治形势动荡，社会秩序混乱，规章制度遭到破坏，国家财政受到冲击。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支持和李先念同志的领导，财政部仍然坚持正常的业务工作，保障了国家财政的正常运转。这是“文化大革命”中财政部的主流，在当时能够做到这一点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这一时期，我相继担任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司长、部党组成员、革委会副主任，开始参与财政部业务领导工作，值得回顾的地方不少，现将印象最深的几件事概要说一说。在“文化大革命”中，财政部也受到了冲击，特别是在1967年连续受到夺权和大批斗的考验。但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特别是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财政部广大干部确保国家财政大权始终在党中央的手里，为保证国家政权正常运转，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在上海纺织四厂搞“四清”。上海“一月革命”后，形势很乱。有天晚上，纺织四厂领导悄悄找到我，说北京让你回去，你快走吧，到明天就走不了了。我听后连夜乘火车赶回北京。回到北京时财政部却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到处贴的是大字报。有张大字报说建国以来财政部执行的是刘少奇的“黑线”。我很气愤，回去就写了张大字报贴了出来，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地指出：建国以来财政部执行的是毛主席的“红线”。在“一月革命”的冲击下，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的领导干部，大都成为红卫兵和造反派揪斗的对象。面对这种险恶的情景，周总理悲愤不已，深感不安，决定采取保护措施。经与几位副总理商议，他提出以国务院通知开会、汇报工作和写检讨等名义，让受冲击的部长、副部长们住进中南海“工字楼”宿舍，保护起来，其中就包括主持财政部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吴波。1967年1月，财贸口的造反派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开始酝酿夺财政部的权。1月，财政部的造反派宣布打倒吴波，夺财政部的大权。财贸口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也进驻财政部，成立所谓“接管委员会”。财政部的工作几近瘫痪。周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派先念同志到财政部解决问题。先念同志到财政部后先找造反派代表谈话，规劝他们放弃夺权，但被造反派代表拒绝。先念同志非常气愤，对造反派代表和支持造反派夺权的个别领导干部进行了严厉批评。然而，造反派不但不服从，反而把他的指示在各个造反派组织中宣扬，然后串连起来，提出“打倒李先念”的口号。周总理在听取先念同志的汇报后，决定与先念同志一起，接见财贸口的群众组织代表，制止造反派夺权，保住国家的财政大权。1967年2月17日，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在国务院小礼堂主持召开财贸口领导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会，严正宣布财政大权属于中央，不容造反派夺取，要立即缴回，并当场下令解放军战士将支持造反派夺权的财政部某位副部长逮走。周总理这一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是得到毛主席同意的。周总理的斗争艺术很高明，他没有说不能夺权，只是说中央财政大权不能夺，只能监督。这就宣布并确立了这样一条原则：凡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的权，特别是国家外交、财政等权，都属于中央、属于毛主席，造反派不准夺取，从而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效地刹住了这股邪风。周总理在和造反派代表谈话时，还多次谈到财政部的成绩，指出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财政上把外债还清了，把内债也很快还清了，赤字没有了。世界上哪一个国家能够跟我们相比呀？帝国主义、反动派、修字号三类国家，不是有外债，就是有内债，像美国那样，有多少内债呀!财政上有赤字，还有多少亿的各种内债。财政部正是在毛主席路线的指导下，才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周总理积极支持先念同志的工作，他说，先念同志曾经提出不兼任财政部长，毛主席说不行，得兼。毛主席信任他，我们信任他。周总理讲完之后，先念同志在讲话中也对造反派代表提出了严厉批评。1967年2月18日，周总理、先念同志又在中南海接见了财贸口部长、司局长。我也参加了这次接见，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周总理对财政部造反派夺权很生气，教导我们要捍卫国家财政大权。周总理说：“政府大权如外交、财政、公安、国防、经济大权，怎么能夺！”周总理指出，国防、公安大权既不能夺，也不能监督。财政算第二类，可以监督，但不能夺。中央规定业务权只能监督，超过了限度，就要走到邪路上去。谁要夺中央的财政大权、经济大权，我们就要起来保卫。不起来捍卫毛主席直接掌握的大权，就是犯罪。聆听了周总理的讲话，我十分激动。我觉得多亏党中央和国务院对财政部的支持，特别是周总理的亲自关怀，否则真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会给国家带来多大的损失。会后，先念同志在周总理的支持下，坚决不让造反派夺财政部的权，坚决支持财政部各部门照常工作。1967年2月25日，财政部向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财政厅局发电指出：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国家财政大权属于中央，财政部的革命造反组织只能夺运动的领导权，不能夺财政部的业务领导权，但对业务可以进行监督。现在我部党组已经恢复工作，业务领导权已经收回。前财政部“革命造反司令部”，以“造反司令部”名义发出的有关财政工作方面的文件一律无效。因为财政部工作的重要性和在财政部出现的这些斗争的复杂性，党中央、国务院为防止各种可能的破坏，确保对中央财政大权的控制及其正常运转，果断地决定对财政部实行军事管制。1967年7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公布《关于对财政部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决定》指出自即日起对财政部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军管会），任命殷承祯为军管会主任。军管会下面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的两个班子，负责部内工作。《决定》还指出，实行军事管制后，对外活动如需要以行政首长名义签署或接洽的，仍按过去规定办理。行政首长已撤职或停职的，应由上级指定适当人选以代理人名义出面。党中央、国务院的这一决定，受到了财政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1967年7月19日，财政部军管会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临时业务领导小组。经军管会研究，报请国务院同意，在没有组成有群众代表参加的业务领导班子之前，确定在军管会统一领导下，由刘洪章、吴波、谢明、姚进、王程远和我组成临时的业务领导小组。刘洪章、吴波分任正副组长，具体负责主持业务行政方面的工作。军管会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对于基本维持财政工作正常进行，保证财政部业务工作不间断发挥了历史作用。特别是军管会主任殷承祯，在原则上坚决贯彻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放手让业务组开展工作，不干涉财政业务，对财政部原来的司局长也采取保护和支持的态度，不让他们随便遭到批斗。还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的背景下，殷承祯对先念同志非常尊重。中央让先念同志就“二月逆流”事件回财政部作检查的时候，殷承祯亲自去门口迎接。当先念同志做完报告时，他还带头鼓掌，并在会后写了简报，向中央反映先念同志的检查报告好。这在当时是对先念同志很大的支持。1969年10月林彪“一号命令”下达后，财政部各业务司局除留少数人组成业务组外，其余人员都下放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劳动。财政部由600多人缩减成为70多人的业务组。当年，国务院精简机构，人民银行并到财政部，一起在财政部大楼里办公，所以机关大楼门口挂两块牌子：“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与人民银行合并后，业务上分为四个组：综合组（由原来财政部预算司和人民银行的计划局组成）、财政业务组（由财政部业务司局组成）、银行业务组（由人民银行业务司局组成）和办事组（由财政部和人民银行的办公厅组成）。每个组下面又分为几个小组，基本上一个司局一个小组。我担任综合组组长。在当时人手少和社会复杂的情况下，财政部留下来的人依然坚持工作。当时工作量非常大，规定每周一、二、四、五晚上都要加班，遇有急事，加班时间更多。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和支持下，国家的财政业务在“文化大革命”中靠几十个人依然艰难维持，基本保持正常运转，为维持财政平衡、维护国家财经秩序、支持经济建设和开展对外援助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全国刮起夺权的风潮中，两派群众严重对立，武斗日趋频繁，无政府主义思潮恶性膨胀。在一段时间内，企业管理混乱，财务制度松弛，截留国家利税的行为不断发生；投机倒把、偷税漏税现象严重，财政工作陷入重重困难，财政收入连续下降，很难维持财政平衡。针对这种情况，为了确保财政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实现国家财政收入任务，维持财政平衡，中共中央及时采取了果断措施，发出一系列通知，对上述现象，坚决进行了抵制和斗争，极大地支持了财政部门的工作。1967年6月22日，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中共中央及时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抓革命、促生产”，增加收入，节约支出的通知》，指出一切企业纳税单位都要努力增加生产，按规定向国家交纳税款和利润，不许挪用和拖欠。已经挪用的必须归还。已经拖欠的，必须补交。同年8月20日和次年2月18日，针对不少单位借“文化大革命”混乱之机，铺张浪费，乱花公款以及把集体所有制企业随意转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等歪风，又先后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加强资金、物资和物价管理的若干规定》和《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196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又及时发布《关于进一步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和投机倒把的通知》。当时有些人不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单纯追求个人暂时利益，强行要恢复和扩大过去关于工资福利制度中已经废除的一些错误措施；并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要求晋级加薪，随便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物资，鼓动学徒工、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要求转为正式工；煽动学校的毕业生对工作分配及分配后工资待遇等问题，提出各种不合理的经济要求；一些干部不讲原则，随意签字答应条件，有些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不按国家规定，强行向银行贷款，随意分掉党费、团费、工会福利费、机关职工福利费和企业的职工福利基金等等。这股风气一时甚嚣尘上，给财政和银行工作带来了更大的被动和困难。《通知》对此进行了坚决反击，对于制止当时的混乱情况起到了重要作用。以上四个通知，都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以布告的形式发布，张贴在墙上，布告周知，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这是在当时那种特殊形势下采取的一种不得已的办法，这样就有权威性，要不然我们宣传人家听不进去。“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有四年出现财政赤字，但六年是维持平衡的。虽然总体上是有赤字的，但是如果没有中央连发的四个文件，没有财政部努力维持平衡，赤字会更大。新中国成立17年以来，国家财政分配体系中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保证了国家财政政策法令的顺利贯彻执行与财政收支任务的胜利完成。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国家财政制度和财经纪律受到严重践踏。由于无政府主义的泛滥，无视国家财经纪律，有章不循，各行其是的现象到处都是。在这期间，预、决算制度也曾一度中断和未严格执行，1967年、1968年两年国家就没有正式的预、决算报告，形成新中国财政史料上的空白。在收入方面，侵占、截留国家财政收入，化预算内资金为预算外资金以及扩大成本范围者有之；公开抗税不交和超越权限减税免税者有之。在支出方面，基本建设投资“大敞口”，花钱“大撒手”，施工吃“大锅饭”的情况相当普遍。有些企业管理混乱，长期亏损，靠国家补贴过日子，却心安理得。有些单位乱建楼堂馆所，大肆请客送礼，挥霍浪费国家资金，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所有这些，实际上造成了许多合理的财政规章制度“不破自废”的严重后果。这不但践踏了财经纪律，分散了国家财力，而且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腐蚀和毁灭了一批干部。在这种背景下，我让部里各个司局整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财政制度文件。当时整理出的文件非常多，我就让挑出最重要，针对当时时弊的文件汇编在一起，以财政部办公室的名义印发了《财政制度摘编》。这本书对于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认真执行财政制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71年，林彪叛逃坠机之后，在该飞机残骸中发现了外汇。有工作人员到财政部查问林彪外汇的来源。财政部的同志回忆说，是曾有两个军官来财政部要过外汇，但财政部坚持财政制度和财经纪律，没有批。后来查清林彪的外汇是从别的渠道得到的。这件事受到周总理的表扬。“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时局复杂的背景下，财政部依然坚持召开财政工作会议，分析财政收支情况，交流经验，为推动财政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1967年10月，财政部召开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会上，财政部军管会正、副主任殷承祯、刘洪章作了讲话，我作了《关于1967年国家财政收支情况的说明》。1968年9月中旬，全国财政工作座谈会分别在北京、杭州、长沙、沈阳、西安5个地方同时召开，历时5天至7天。会议认为由于贯彻了“要进一步节约闹革命”和中共中央2月18日《紧急通知》，全国群众性的节约工作做得很出色。经过一番艰苦努力，初步可以实现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1970年3月，全国计划会议财政座谈会召开，我在座谈会上作了发言。1970年7月，财政部召开全国财政银行工作座谈会，着重讨论了财政银行工作的改革问题。在当时那样混乱的情况下，组织这些会议非常困难，今天想来，实在难能可贵。这些会议的召开，对支持、保证各地、各部门财政工作的正常运行，发挥了很大作用。十年动乱期间，国家财政在困境中发挥分配、监督的职能，多次采取增加收入、节约支出、冻结单位在银行的存款、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控制货币投放等措施，除了保证国家最低限度需要的经常性开支外，集中有限财力，积极支持了国家经济建设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在那样混乱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不少成绩。在这十年期间，农业方面，建设了大批水利工程，使其配套发挥效益，农业现代化的装备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从而使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方面，建设了一批大型工业企业。最突出的是石油工业在这个时期中进一步探明了石油资源，国家原油产量1976年达到8700多万吨，使中国由贫油国一跃成为能够自给自足的产油国。交通运输方面，也有进一步的改善和加强。这个时期建成了一些内地铁路干线。南京长江大桥全长6700米，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双层铁路、公路两用桥，于1968年完工。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这个期间，我国广大科技人员在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推广、核技术、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等尖端科学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当然，国家财政通过其分配活动取得这些建设成就，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辛勤劳动的结果，是全国人民在承受极大灾难中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这绝不是，也绝不可能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文化大革命”严重阻碍和桎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没有这场十年浩劫，国家建设必将有更大的财力保证，财政资金分配活动将会失误更少，整个经济效益将会大大提高，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将会更大。我国对外援助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已开始。1966年至1970年，中国继续支援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民族解放、发展民族经济，向37个国家提供了巨额援助。1970年，毛主席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在谈话中批评第四个五年计划安排的对外经济援助太少，特别是对巴基斯坦的经济援助很不够，提出要由原定的2亿元增加到5亿元。1971年至1975年，即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先后向6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援助，建立了经济技术合作关系，特别是支持印度支那三国抗美救国战争，使中国对外援助支出急剧增长。在此期间，对外援助总金额比上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1倍以上。到1972年底，对外经济援助超过400亿人民币，其中越南、朝鲜、阿富汗占80％。当时我国自身经济和财政非常困难，还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数目相当可观的财政援助，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随着对外关系的迅速发展，要求中国给予援助的国家也越来越多。但是，中国国民经济严重困难，财政收支出现了较大赤字，没有力量再拿出过多资金进行对外经济援助。为此，中共中央于1975年4月决定压缩和调整我国对外援助支出，决定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将援外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由“四五”时期的6.5％降到5％以内，援外资金总额基本维持“四五”时期的水平。同时，要求援助项目一定要保质保量，经济实用，使受援国得到效益，真正体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周总理和小平同志先后主持中央工作。他们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忧心忡忡，决定尽快通过整顿，使各行各业进入正轨，改变混乱局面。财政部在这一时期，也开始了一系列整顿工作。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周总理明确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1972年，财政部为了贯彻周总理关于整顿的精神，在国民经济领域开始了第一次整顿。1972年10月，财政部在“加强经济核算，扭转企业亏损”会议上，坚定了“政治挂帅要挂在业务上”的认识，提出“国家要积累”的观念，号召大家促进生产，抓社会主义积累。这种思想上的整顿，澄清了一些是非，给财政、经济工作的整顿打下了基础。在整顿机构方面，全国各地陆续恢复了税务机构，增加了税务人员。原附设在财政部业务组下面的税务组，也于同年恢复税务局建制。与此同时，在财政部恢复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各省、市、自治区恢复建设银行分行。机构的恢复和人员的充实，给财政工作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在整顿企业财务方面，国家计委、财政部、农业部集中批判了林彪的“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只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的错误思想，提出切实抓好企业整顿、严格实行经济核算、落实企业生产计划、改进企业管理制度等一系列措施。通过国民经济第一次整顿，整个财政工作有了转机，经济形势和财政形势有了好转。这一时期，在整顿的同时，我们还抓住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部分解除对我国封锁禁运的时机，大规模从西方国家引进设备，以推动经济发展。以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为突破口，不断扩大对外引进交流规模，最终形成了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的《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报告建议，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引进设备对我国有利的时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这个方案被通称为“四三方案”，是打破“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贸易领域被封锁局面的一个重大步骤。以后，在此方案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1973年夏季的一天，军管会通知我、殷承祯和蒋乐民下午到国务院西花厅开会。这次会议要求各部门军、干、群各一名代表参加。到了西花厅不久，周总理健步来到大厅，向大家宣布：今天我把你们的一位老领导请了回来，他就是邓小平同志。此时小平同志被请了出来和大家见面，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接着周总理说，小平同志恢复工作是毛主席、党中央决定的。毛主席说小平同志“绵里藏针”，思想强、工作能力强。周总理还说小平同志虽然受了批评，但精神仍很好，不气馁，现在先恢复国务院副总理的工作，其他工作待毛主席、党中央另行决定。我能亲身见证这一历史时刻，感到是一种莫大的幸运。不久小平同志又恢复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并担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重任，后来又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小平同志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周总理带病参加会议，并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重申，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四届全国人大象征着国家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已有意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5年，财政工作在全面整顿中，采取一系列措施，整个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1975年初，四届全国人大任命张劲夫同志担任财政部长，同时撤销财政部军事管制委员会，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司、局组织建制，逐步把财政工作纳入正常轨道。“文化大革命”十年里共发生了八次震级较高、破坏力较大的地震灾害，始于1966年，终于1976年，天灾与人祸共始共终。财政部对地震灾害十分关心，不仅拨款救灾重建，还多次派人到现场慰问和调研。我在这里着重谈谈亲身参与救灾工作的唐山大地震。1976年7月28日凌晨，河北省唐山市发生了7.8级地震，并波及天津、北京及其附近地区。地震使唐山市工业建筑震毁90％，民用建筑几乎全部震塌，造成24.2万人死亡，重伤16.4万人，直接损失达30亿元。这对于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及财政状况，真可谓雪上加霜。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华国锋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亲临视察。我和陶省隅同志代表财政部于地震发生的第二天去唐山地震灾区，查看了机关、学校和企业的受灾情况，研究如何救治，并和河北省的领导同志见了面。我就带了陶省隅一个人，当时刚刚地震，去的人不能太多。预算方面，我自己都懂，没有必要带人。唐山是一个工业地区，这次去了解情况，主要是接触工厂，考虑怎么恢复生产、怎么筹划资金，所以带了陶省隅。两个人坐了一辆面包车过去。当时带面包车，主要是想可以睡在里面，因为唐山那边的情况，我们还不太了解。到了那边以后，才知道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已经在唐山飞机场搭了一个席棚。我们就住在席棚里，比住在汽车里好，吃饭自己做。国家计委的同志也希望财政部领导能住在那里，研究筹资问题更方便些。唐山财政局陪同我们的那位同志一家七口就剩他一个，财产就只剩一块手表，祖孙三代都没了，还陪着我们到处调查。这种精神，实在让我感动。当时我们就到处去看，主要是工厂，也去过一个煤矿。地震死亡人数太多，一时又不能殡葬，我们看了以后心里很难受。当时，唐山开滦煤矿正在井下工作的万名工人和干部，除坚守岗位牺牲的17人和几名失踪者外，其余全部安全升井，撤至地面。这是一个奇迹。后来唐山恢复重建，煤矿生产起了很大作用。在唐山呆了一个多月，回来以后拨款救灾。中央财政拨付救灾款3.9亿元。财政部部长张劲夫在北京坐镇，其间也到过唐山了解情况。我们向国务院做了汇报，国务院一看，财政部报的都是第一手材料，提的意见比较切实可行，予以采纳，所以后来唐山的恢复重建基本上是按财政部的意见办的，财政部为此出了很多力。此后，从1976年开始到1980年，国家财政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先后给唐山拨款33.6亿元，其中救灾款11.6亿元，基本建设投资22亿元。国务院核准当年减征河北省农业税指标1285万元，同年地震灾区的工商税也得到了相应的减免。国家财政的有力支持使唐山人民能够迅速地战胜困难，在地震的废墟上建起新的家园。重建后的新唐山我也去看过，总体规划改变了震前分区混乱、工厂和住宅混杂交错的不合理布局。全市分为新区、市区和东矿区，三大片呈三角形分布，组成一个和谐、漂亮、疏密有序的整体。一个个住宅小区、一座座高层楼房拔地而起，一个新型的城市在地震的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看到这些巨大的变化，我感到十分欣慰。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情况看，安定团结是非常重要的。国家政治局面安定，全党上下集中精力抓生产建设，经济发展就快，财政收入就增加得多；反之，国家财政就举步维艰。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的情况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一五”期间年平均递增12.2％；“二五”时期，因为“大跃进”运动，年平均递增仅0.2％；三年调整期间年平均递增14.7％；“三五”期间年平均递增7％；“四五”期间年平均递增4.3％。要保持安定团结的基础，就不能以盲目的政治运动冲击经济的发展。十年内乱时期是财政极度紧张和问题最多的时期，这里有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也有“左”倾错误在经济建设中的严重影响。现在中央提出搞和谐社会是十分正确的。我们要珍惜今天政治安定、社会和谐的局面，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把我们的经济搞上去，不断增强国家的财政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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