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礼华：各具风范的新中国前十任财长
文摘
2024-05-03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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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具风范的新中国十任财长
翁礼华
新中国从1949年10月1日建国以来，走过了整整60年。在60年风雨历程中，先后有薄一波、邓小平、李先念、张劲夫、吴波、王丙乾、刘仲藜、项怀诚、金人庆、谢旭人十任财政部长。他们当中有以高职兼任财长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李先念、薄一波；有早在战争年代就投身革命的老前辈：张劲夫、吴波、王丙乾；也有新中国培养起来的财政专家：刘仲藜、项怀诚、金人庆、谢旭人。在这十位财政部长中，四川省籍的一位，为邓小平同志；山西省籍的一位，为薄一波同志；安徽省籍的两位，分别为张劲夫、吴波同志；河北省籍的一位，为王丙乾同志；浙江省籍的两位，分别为刘仲藜、谢旭人同志；江苏省籍的两位，分别为项怀诚、金人庆同志。就任财政部长时年纪最轻的是李先念同志，时年45岁；年纪最大的是吴波同志，时年73岁。从经历看，除吴波、王丙乾和项怀诚三位同志，从青年时代开始一直在财政部工作，并且在财政专业岗位上逐级晋升为部长以外，其余七位都是有了各种不同经历后，兼任或调任财政部长的。人，是时代的产物。由于部长们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他们的所作所为首先是历史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他们个人特点的反映。他们以各自不同的从政风格推动着中国财政不断向前发展，也见证着中国财政60年。薄一波同志于1949年10月19日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兼任财政部部长。面对建国之初满目疮痍、国民经济百废待举的严峻形势，为安定百姓生活，打稳新中国经济基础，薄一波配合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从平抑物价入手，抓住关乎国计民生的大米、棉纱、煤炭，即“两白一黑”的牛鼻子，调集数量足够的物资，各大城市统一行动，大量抛售，很快打垮了投机分子，到12月10日物价上涨风便告一段落。上海一位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事后说：“6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仅用经济力量就能压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想不到的”。物价逐步平抑之后，统一全国财经成了当务之急。这一工作的重点是统一财政收支，而其关键则是加强税收工作，建立统一的税收。回顾这一段历史，最精彩的要数薄一波筹备召开第一次全国税务会议。第一次全国税务会议于1949年11月在北京前门的一个旅馆里召开，历时半个多月。参加会议的中央各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48人，各行政大区、各省市税务局的代表34人。到会作报告的领导人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薄一波。财政部第一副部长戎子和、财政部税务总局负责人李予昂主持会议。朱德同志在报告中强调：税务部门不光是收钱机关，也是计划生产机关，要变成调查统计局、生产指导局，不能只限于打算盘。陈云同志在会上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为增加税收，二为发行票子。发行票子要引起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老百姓叫苦，投机商人乘机发财，社会经济紊乱，票子是多发不得的。所以，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增加税收。税收增加了，不但可以满足财政需要，还可以经常回笼货币。薄一波在统一税政方面提出了三项原则：第一，确定税收问题要注意到国家财政的需要；第二，确定税目、税率要注意政策，不能单纯地为解决财政收入，要注意通过税收打击哪些、限制哪些、发展与保护哪些；第三，简化税制，实行合理负担。会议强调，全国税收立法权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统一行使，任何地区或部门都不得变更、自定。会议拟定并讨论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工商业税暂行条例》、《货物税暂行条例》等草案，这些草案经政务院审查批准后于1950年1月27日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在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尤其是私营工商业大量存在的情况下，作为新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税收法规和税政统一准则的《全国税收实施要则》明确规定：实行多种税、多次征的复合税制。会议讨论了《全国各级税务机关暂行组织规程》草案，一致同意从中央到地方建立由上而下统一的六级税务机构。1949年12月17日，政务院任命李予昂为财政部税务总局局长，崔敬伯为副局长。税务总局于1950年1月1日正式成立，从此，全国的税收工作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同时，会议还制定了1950年度全国税收收入计划。由于统一全国财政工作部署有力，措施得当，进展非常顺利，曾经四分五裂的中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实现了财政经济的统一。毛泽东曾评价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邓小平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1949年9月，邓小平同志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参加了开国大典。随后，与刘伯承率部向西南进军，占领了云、贵、川、西康诸省，参加领导了进军西藏和西藏和平解放的工作，实现了中国大陆的完全解放。此间，邓小平同志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1952年7月，邓小平同志调往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税改风波发生后，鉴于当时的特殊形势，1953年9月18日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同志兼任财政部长。从1953年9月到1954年6月，虽然只有短暂的9个月时间，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下，邓小平同志表现出政治上的洞察力和经济上的务实精神。邓小平同志认为，财政是调节经济利益关系和解决政治问题的重要手段，财政工作要集中体现国家政策。1954年1月13日，他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提出了财政工作六条方针：第一，归口；第二，包干；第三，自留预备费，结余留用不上缴；第四，精减行政人员，严格控制人员编制；第五，动用总预备费须经中央批准；第六，加强财政监察。这六条方针以“归口包干”为核心，不仅强化了用款单位的责任心，也平衡了诸多方面的利益关系，高度体现了邓小平一向抓大放小、举重若轻的工作作风。在反对高岗、饶漱石借税改风波发难，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中，邓小平同志做出重要贡献。1954年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4年6月19日，在陈云推荐下，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北省党政军一把手的李先念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长，9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陈云之所以向毛泽东、周恩来鼎力推荐李先念，是因为此前李先念在稳定中南地区各省的财经工作中曾做出过突出贡献。李先念在主持湖北省工作的同时，也分管中南地区各省的财经工作。刚解放时，中南地区各省经济十分萧条，生产停滞不前，物价飞涨，粮食奇缺。不法分子趁经济混乱之机，囤积居奇，操纵市场，企图在乱中发财。广大人民群众一时生活十分困难。李先念本来不懂经济，但他善于学习，善于调查研究，善于从群众中总结经验。在他的领导下，中南地区各省连打了几个经济仗，打退了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稳住了市场，控制了物价，恢复了经济，发展了生产，解决了当时中南地区各省的粮食问题。陈云在上海与资本家打经济仗时，李先念也在中南各省同资本家打经济仗，而且两人经济仗的打法竟不谋而合，李先念在工作中的做法也多与陈云的思路相似，获得了陈云的赏识。1954年5月，陈云见到了刚到北京的李先念，他开门见山地说，中央的意见，是调你到北京来，出任国家财政部长。李先念听后诚恳地表示，我过去长期打仗，文化不高，没有学过经济，难以胜任财政部长这样重要的职务。他建议中央理解他，另外考虑人选。陈云耐心听完李先念解释后，坚定地说，中央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相信你一定能胜任。李先念和陈云谈话后不久，邓小平又把他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告诉李先念，我过去也没有学过经济，也没有当过财政部长，这不是也当了吗？你还是当吧，我相信你。李先念仍对邓小平解释说，我长期在军队工作，虽然也在地方工作过，但对经济工作还是外行。这样重要的职务，我恐怕干不了，希望小平同志理解我，同意我的意见，另选更合适的人当财政部长。邓小平说，我们认为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你要做好上任的准备。和陈云、邓小平谈话之后，李先念感到思想压力很大。他说自己难以胜任财政部长并不是谦虚，而是发自内心的担忧。李先念幼年时只读过两年私塾，后来虽然在艰苦劳动中自学一些文化知识，但文化水平总体上还不算高。参加革命后，他常年带兵打仗，没有机会集中学习。在新疆时，他曾补习过半年文化，在延安的马列学院，他又学习了半年，但当时李先念一心一意想着到前线去带兵打仗，最关心的是前方的战事，对有的课程，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课程，听不进去。现在让他当财政部长，不懂得经济理论知识的他，确实感到压力很大。这时，毛泽东听邓小平说李先念已经来北京了，非常高兴，又听邓小平介绍了李先念的顾虑，就想马上找李先念谈一谈。6月1日，李先念应邀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他一见到毛泽东就提出：我当不了财政部长，没有那个能力和水平，请中央再考虑由其他更合适的人当财政部长。毛泽东面带微笑，听完李先念的话，缓缓地说，先念同志，你说你干不了，不想干，那只好把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让他干好了。毛泽东的这番话，对李先念触动很大，也使他再也说不出什么话了。他向毛泽东表示，既然中央已经决定了，就坚决去干，还要争取干好。李先念给自己订了一个学习计划：用一年读遍读懂革命导师和领袖关于财政经济工作方面的著作和中央有关文件；再用一年时间，系统掌握财政、经济方面的专业知识，熟悉有关政策和法规。但艰巨而又紧迫的财政经济工作的需要，促使李先念加快了学习的进度。他仅用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就仔细读完了领袖们关于经济方面的所有著作，并且对这些著作有了深刻而又系统的把握。除了读书之外，李先念另一个学习途径，就是在开会时向财政经济专家学习。他在主持召开财政经济工作会议时，总是有许多财政经济方面的专家参加。他把这些会议当作向这些专家学习的一个好机会。开会时，他总是让专家们把自己的意见说完说透，他静静地听，认真地记，反复进行思索。听不懂时，就反复地请教，在比较中获取启迪。李先念对我党著名经济专家陈云和财政部前任部长邓小平十分尊重，真心拜他们为师，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当时，陈云在中央分管财政经济工作，二人在工作中接触比较多。在实际工作中，李先念经常打电话或登门向陈云请教，陈云也真诚无私地把自己的知识、经验介绍给李先念。有问题，两个人就共同商量。李先念从陈云那里学到了不少管理财政经济的知识和经验。尤其是陈云在实际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对他的影响很大。邓小平作为前任国家财政部长，富有理财经验。李先念也经常向邓小平请教，他对邓小平提出的理财方针十分信服，在工作中也认真贯彻执行。特别对邓小平提出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归口包干、结余不上交的理财方针，理解很深。他常说：如果没有这些方针，钱再多也可以花掉。李先念还经常虚心地向他的下级学习。李先念在任期间，财政部上下凡与他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先念同志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尊重每一个干部。在先念同志看来，财政部的干部都是财政经济工作方面的业务内行，有丰富的知识和工作经验。所以，凡是遇到搞不懂的问题，他就抓紧时间向别人请教，不管对方是什么级别的干部，他都要向人家讨教明白。由于李先念刻苦自学，虚心请教，再加上记忆力强，悟性高，他不仅很快就担起了财政部长这副重担，而且成为中央领导财政经济工作的专家。在中央高层研究重大经济问题、拟定重要经济决策的会议上，李先念的发言总是包含着深刻的经济理论观点。国家许多重要的财政经济方面的数字都装在他的脑子里，在会上，他能脱口说出许多重要的数字，并对这些数字进行分析对比。他提出的意见、方案，总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具有长远打算。毛泽东、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都对李先念的这种迅速而巨大的进步感到十分高兴。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党，在经济方面也有“四大名旦”，周恩来算一个，陈云算一个，李先念算一个，薄一波算一个。李先念不仅大事清楚，对小事也能见微知著，目光敏锐。例如，他发现四川有个供销社，在外贸出口猪皮和羊皮之前，先将毛皮里面的猪油和羊油刮下来，加工成商品油脂，这样又可以多卖一笔钱。李先念觉得这个方法很好，便发文向全国推广。在长达21年的财政部长生涯中，李先念在经济工作中继续学习，不断积累财政工作经验，大力筹集经济建设所需资金，在服务经济建设的前提下积极实现国家财政预算的平衡，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1975年1月17日，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的张劲夫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据说，在张劲夫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以前，周恩来总理在一次讲话中曾说：我给你们财政部派一位能干的人来当部长。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张劲夫。张劲夫同志于1975年1月17日至1979年8月17日担任财政部长。这一历史时期，正好是中国重大事件连续发生的重大转折时期：1975年邓小平副总理狠抓各项工作整顿，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10月我党一举粉碎“四人邦”。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此，国家进入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在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既要在改革前夜的黑暗里守住国家财政的基本“摊子”，又要在改革黎明的朦胧中维持国家财政的有序运转，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张劲夫在任部长期间，领导财政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开展了一系列工作：1975年1月代国务院起草《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工作和严格审查 1974年财政收支的通知》；1975年8月制定《关于整顿财政金融的意见》(即“财政十条”)；1976年3月实行“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财政体制；1977年11月经国务院批转各地执行《关于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1978年2月发出《关于试行“增收分成、收支挂钩”财政体制的通知》；1979年7月代国务院起草《关于试行“收支挂钩、总额分成、比例包干、三年不变”财政管理办法的若干规定》。这一时期所实行的收入分成型财政体制，是通过中央对地方财政收入或其超收部分另行确定分成比例，来鼓励地方超收。其中，多收少支的省市可以得到较多的分成收入，以适当缓和收支挂钩型财政体制所带来的矛盾。同时，这一办法也使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脱钩；通过财政支出包干，有利于地方安排财政开支。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目标就是：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确保财政收支平衡。张劲夫是一个思想敏锐，记忆力超群的人。他给人讲解放上海的过程，可以讲清每天的变化。在组织务虚会时，为了听取青年干部的意见，竟然会吸收当时既不是党员也不是领导的年轻人项怀诚参加。他长于演说，讲话颇富鼓动性。坐在主席台上作报告时，每当激情奔放，他不仅会站起来讲，还会沿着主席台周边手舞足蹈，边走边讲。同时，张劲夫同志也是一个关心群众、平易近人的部长。1976年夏，北京抗震期间，他深入财政部家属院视察，正巧遇到一群孩子在下围棋。他兴味盎然地凑过去“观战”。几天后，他竟把围棋下得好的一个孩子找到自己家里下棋。孩子的父亲是当时财政部工交财务司的一位干部，每当谈及此事都感动有加。由于前几任部长都是在担负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同时兼任财政部长的，张劲夫同志就成了新中国财政史上第一个在财政部有办公室、同时也在财政部办公的部长。就这一条，也着实让当时财政部全体干部职工兴奋了好长一阵子。吴波同志自建国之初便在财政部担任领导职务，经历过著名的“税改风波”，在这场风波中，吴波同志的政治品德至今为人称道。从1979年8月17日由财政部副部长升任部长，到1980年8月6日卸任，吴波同志担任了一年的财政部长。其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同志主张地方财政包干，而吴波则力主中央与地方分税。为此，两人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之后，有人把这件事称作“赵吴大战”，并向吴波求证。吴波严肃而平静地回答说：不是大战，而是财政部向国务院领导汇报工作。吴波同志实事求是，襟怀坦荡的高风亮节，由此可见一斑。在财政部任职期间，吴波官声清明，倍受敬重，克己奉公的形象深入人心。唯一一次回乡休假的经历，就是他廉洁自律的生动写照。吴波是安徽人。为了避嫌，他因公因私没有到自己的故乡安徽省去过一次，他出差到江西、福建、上海路过安徽，从不下车，是名副其实的“过家门而不入”。1982年初，前任财政部长张劲夫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吴波当时是财政部的顾问，二人是同乡。张劲夫知道吴波40年没有回过安徽，便借黄山脚下三星级的桃园饭店落成的机会，请吴波和夫人一同去黄山看看。盛情难却，吴波答应了张劲夫的邀请。吴波和夫人乘火车到达合肥时，省委办公厅主任带车到火车站去迎接，从黄山回北京时，省委又派车把他送到火车站。上火车前，吴波委托省委办公厅主任将50元车费转交汽车队。他认为这次到安徽是私人的事，私事不应该享受因公出差的待遇，否则就是公私不分了。吴波这次去安徽休养，是给财政部党组写了请示报告的，财政部党组讨论认为：吴老40多年未曾去过安徽，应当回去看看家乡的变化。因此，财政部办公厅通知行政司，要给吴波报销往返的火车费。但他郑重声明，这次回安徽探望是私事，往返火车费坚持不肯拿去报销。吴波常说：“搞财政的人一定要做老实人，做人要正。”国家每个月给他的保姆费，他全交了党费，保姆费则从自己工资里扣。他经常给社会捐款。吴老家乡的人有困难，只要给他写信，他就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救济父老乡亲。吴波逝世后，留下的存款不到3万元。除去丧葬的费用，几乎没有什么剩余。就连他生前住过的房子在他“走”后也交还给国家。留给几个孩子的就是几大柜子书籍：二十四史，财政学书籍……吴波晚年时曾有领导建议他写一个20世纪50年代初期税改风波的回忆录，他淡然婉拒说：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不用写了，让历史去评说吧！1980年8月6日，财政部副部长王丙乾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在长达12年的部长生涯中，王丙乾紧紧与财政包干为主要特征的“分灶吃饭”体制联系在一起，同时，在他任内也为税收杠杆作用的发挥和分税制的试点工作做了准备。1980年由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带动，财政体制的改革走上了“分灶吃饭”之路。改革不但改变了以往中央财政“一灶吃饭”的大一统局面，地方财政的收支平衡由中央财政一家平衡改为各地自求平衡，而且各项财政支出，由部门对口下达改为“块块”安排；同时，包干比例和补助数也由一年一定改为五年不变。它运用农村改革“一包就灵”的经验，将原本统收统支的大锅饭体制改为“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分灶吃饭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在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前，全国有了“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解递增包干”、“定额上解”和“定额补助”等6种不同的包干形式。这一时期，随着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进入了经济管理体制重构时期。原有的单一税收制度难以适应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新形势，因此，“利改税”以及工商税制大规模恢复和重建被提上议程。在王丙乾的积极推动下，第一步“利改税”自1983年开始。其主要内容是凡有盈利的国营大中型企业按55%的税率纳税，并以1982年为基数采取递增包干上缴、定额上缴等办法将税后利润部分上交国家；国营小企业按8级超额累进税率缴纳所得税。第二步“利改税”从1984年开始，这次税制改革健全了所得税制度，进行了增值税改革的试点工作，调整了财产税和资源税并针对某些特定行为开征了建筑税、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等新税种。同时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建立健全了涉外税制，对涉外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工商统一税、城市房地产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等做了详细的规定。农业税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发展并不断完善。王丙乾这一时期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利用各税种的不同功能充分发挥税收杠杆对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调节作用。到1992年，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了一个由20多个税种组成的多税种、多环节课征，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发展要求的税制体系。正如任何一种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产生弊端一样，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包干制的弊端日益显现，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为缓解中央财政困难，王丙乾部长想了不少办法。一是以费补税，开征“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1989年又出台了“预算调节基金”，直接以平衡预算为目标。二是中央财政向地方借钱。为了弥补中央财政支出缺口，要求各省作“贡献”，先后三次向地方财政借钱。王丙乾工作认真细致，谨慎敬业，他与长期在财政部任职的吴波部长一起，给财政部带来了勤勉细致的传统。王丙乾曾因为对有关数据有问必答，且精准确切，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数字篓子”。1992年9月4日，曾担任过财政部副部长的国务院副秘书长刘仲藜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时代，把在财政舞台上一展拳脚的机会赋予了刘仲藜，分税制——这一新中国30年来最大的一次财政改革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他的肩上。对于这段难忘的经历，刘仲藜在2009年1月5日上午与笔者的谈话中仍然历历在目，清晰可见。翁礼华：刘部长，在您当部长期间，当时的分税制改革也是中国30年来最大的一次财政改革，您是领导者，请您谈谈过程好不好？刘仲藜：这件事现在各方面都很关注。其实分税制改革，应该说在王丙乾当部长的时候就提出过，还在九个省区进行过试点，但当时没有全面推行的机会，大环境还不允许。因为那时候承包还是主导思想。在农村承包制成功之后，把它移到城市，企业承包，财政也承包，所以没有这个条件。我现在回想起来，真正有条件可以推行分税制，还是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他在南方讲话中说，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也可以搞计划，市场和计划只是个工具，并不取决社会性质。这个结论一下，大家思想上解放了，许多重大问题也迎刃而解。紧接着当年就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一提出，从大环境上解决了认识问题，也就是从理论上、指导思想上做了准备。从客观上讲，1980年改革开放以后，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私营企业都已经发展很快。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和地方还在搞承包就不行了，必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平等竞争的经济、税收等相关制度环境，才能推动和适应新的经济制度，这就给税制改革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使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企业这两个关系在分税制中同时解决。这次改革实际上解决了分配上的两大问题：一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二是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使企业之间平等竞争。也只有在企业之间形成平等竞争的机制，才有税制改革的条件，否则是很困难的，这是最基本的。分税制尽管是财政部提出建议的，但做决定的是党中央和国务院。所以说，1993年能够推行这项改革，一个是客观上有基础，一个是客观上有要求。这项改革现在大家都讲是成功的，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应归功于四个方面：一是党中央、国务院决策的果断、正确、及时。二是各级政府的理解和支持，特别是发达省份，如广东、上海、江苏、浙江等这些省份的收入都比较高，尽管这中间也有碰撞和博弈，但大家都有理解和妥协，最后都支持中央的决策。因此，中央政令一下，各省、市都能认真地贯彻实施。三是社会各界的支持，理论界、学术界、企业界，特别是企业界对新税制的拥护和支持。四是广大财政人员的努力。新税制、新税法都是在很短时间内培训，一边出方案，一边办讲座、做准备。开始，大家对新的增值税都不太懂。过去产品税很简单，征百分之几就完了，现在销项要扣进项，增加了上游、中游、下游等很多环节，不仅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而且说实在的，一分钱一分钱都要靠他们去征收，很多账都要靠他们去做，这不容易。所以，我讲成绩要归功于中央、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和广大财税干部，财政部和我个人只是做了应做的工作，主要是组织实施好。财政，财政，有了财才能行政，有了钱行政能力就大了。过去财政收入占GDP的10%左右，现在提高到20%左右，解决困难群众补助、灾区救灾、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就有了力量。国家行政能力的提高，国家再分配能力的增长，对于平衡不同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解决东、西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能力就大了。这对国家长治久安非常有意义。翁礼华：刘部长，原来分灶吃饭的包干政策，是把财政总收入“做小”的政策。而分税制，特别是德宝会议以后则是“做大”的政策，你完不成任务就要扣减你的基数，扣你的返还，因此大家都去做大，所以从德宝会议后就产生了一个很大变化：中国的财政前几年的承包都是做小，不让收入增加很多，只增加百分之几，然后他得最大的利益。从这次会议以后，大家都去做大了，今年国家的财政收入已突破6万亿，所以当年的德宝会议功不可没。刘仲藜：德宝会议是很重要的。1994年财税改革方案正式启动。方案一实施，当年一月份增长是比较高的，同比增长了61%，二、三、四月份同样在增长，但增长幅度在下降，联想到改革方案是以1993年为基数，1993年9月份后是超常增长，9月份是增长50%，10月份增长60%，11月份增长 90%，12月份增长120%，这四个月是超常增长。这时你可想象，到1994年下半年，曲线就要起变化了，对改革的成功带来了不确定性。于是，我们召开了十二个省市财政厅局长会议，是在德宝饭店召开的，我们简称“德宝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十二个省市财政厅局长广泛发表了意见，怎么保证政策出台，当年怎么能够实施得更好，怎么能够完成任务。在这次会议上，大家集思广益，你提出“同心同德向前看”，这是精神上的。在具体方案上，我们也做了相应的调整，主要有四项调整，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第一，原来增值税按1：0.3%返还是按全国平均的，当时为什么这样呢？有点“均贫富”的意思，有转移支付的意思，就是增长快的地方可以帮助增长慢的地方。后来经过研究，把它改了，改为增长返还与各省挂钩，也就是哪个省增长快，给你的返还也多；你增长慢，返还给你的就少。会上有的省觉得自己增长慢不太赞成，但大多数省是赞成的，后来我们给他说明：你增长快，交给中央多，返还也多；交给中央少，返还也少，将来中央可以通过从上缴得多的部分再转移给你，道理是一样的。虽然方法不一样，但是更能调动大家各自的积极性，这个非常重要。第二，如果说今年达不到一定的目标，要扣减去年的基数。当年给了一个任务是增长17%就可以了，因上一年增长51%，我只要求增长1/3，给各省挂钩，大家都同意。我们把四项政策报告国务院领导，国务院领导听了后觉得有道理，就在七月份召开了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当时的常务副总理朱基在会上讲：“同心同德向前看”，讲得非常好，把大家士气鼓舞起来了，上下共同努力完成任务。这以后的进展很顺利，到年底增长了18%多，比我们的目标还超过了0.7%。因此，第一年就非常顺利地度过了。对此李鹏总理曾说：“政策的威力真是不小啊！”这是因为跟各自利益挂钩了。第二年开始，财政收入增长就比较快了。那次德宝会议实际上是年中财政会议的预备会议。我有一篇文章给了你博物馆，都是“两两两”，这是最后一段，叫重大利益的调整：第一个是中央与地方两者的关系，第二个是国家与企业两者的关系，第三是两个重要税率的确定，第四是两个税务局的分设，第五是两项重大政策的调整。翁礼华：分税制非常重要，我们国家最近几年经济突飞猛进，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高，分税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实际上是把各方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刘仲藜：其实财政部也是在考察了很多发达国家以后，提出的这种办法，采用这种办法的是联邦制国家更多一些。我们虽然不是联邦制国家，但我们发挥两个积极性。实行分税制后，中央税、地方税、共享税，各有各的道，税制非常清楚。毛主席说：“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财政不是财政本身的，财政要建立在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上，这是基本的。财政蛋糕要做大，首先经济规模要做大，效益要提高。但光有经济规模，没有效益也不行。这几年财政之所以增长快，有很多因素，其中很重要的是企业的所得税增长很快。而过去实行计划经济时，主要靠流转税，直接税、所得税比较少。一个蛋糕大，一个效益好，科学发展观嘛，科学发展里面包含着要讲合理的、快速的、适度的、健康的、有效益的发展。如果没有效益，光讲GDP没意思。1998年3月18日，国家税务总局党组书记、副局长项怀诚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1960年9月，他于山东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中国科学院工作。2年零3 个月后，即1963年1月，调入财政部工作。从那时起，到担任财政部长，在长达35年的财政工作生涯中，他对于国家财政的本质有了越来越深刻的体会和认识。项怀诚认为，财政不能总是在集权和分权中打转，要跳出怪圈，从制度改革着手，建立公共财政新体制。项怀诚敏锐地觉察到，完成了分税制改革以后，围绕构建公共财政体系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化，时机已经成熟。所以在任期内，项怀诚大力倡行公共财政，并取得了显著成效。2002年11月，项怀诚部长出席了在香港召开的世界会计师代表大会。会议期间，项怀诚于11月21日应邀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演讲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的演讲和答记者问，基本概括了他在任期内为之不懈努力的奋斗目标。项怀诚在演讲中表示，我国目前已经基本建立起增长稳定的财政收入体系和灵活有效的财政宏观调控体系，正在构建管理规范的财政支出体系，这标志着一个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已初步形成。项怀诚在演讲中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财政体制改革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率先打破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相适应的统收统支体制，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政府与国有企业的财政关系以及税收制度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特别是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我国政府逐步明确了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并为此在财政收入体系、财政支出体系和财政宏观调控体系三大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全方位、根本性的改革。他进一步解释说，财政收入管理制度的改革主要包括财税体制改革、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税费改革、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等，这些改革各有侧重，相辅相成，致力于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以税收为主、少量收费为辅的规范化的公共财政收入体系。关于支出管理制度改革，项怀诚说，本届政府推行的主要改革措施有十多项，概括起来可分为四类：基础性改革、技术性改革、机制性改革和结构性改革。其中，机制性改革主要包括实行部门预算、推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推进政府采购制度；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就是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逐步减少对竞争性领域的直接投资，增加社会公共领域方面的支出，包括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水平、增加对教育与科技的财政投入、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投入等。在香港接受记者采访时，项怀诚进一步强调：公共财政的灵魂，最最核心的是什么呢？第一，是部门预算。部门预算最最重要的是全面、细致、公开、透明，人人都可以查，它的重要作用有些可能现在看不到，等到你把部门预算全部公开的时候可就厉害了。你这个部长一年能干多少事，你这个部长一年事情干得怎么样，你这个部长一年花了国家多少钱，你这个部长一年给国家贡献多少，这些是必须跟人大报告的，这个时候人大的立法机构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人大的这种政治改革的推动力就体现出来了。第二，我们搞的公共财政的改革，就叫作国库集中收付制度。财政部门管资金的支付，预算成立了以后，你是这个部门的首长，你可以决定预算的使用方向，不削你的权，不减你的权，但是钱不到你这儿。你的商品谁提供的，我就拨给谁；劳务谁提供的，我就拨给谁，不经过任何中间环节，直接到达，这样资金效益就高了。项怀诚不无自豪地说，李岚清、尉健行同志可是非常欣赏这一条，我的这些领导对我的这些工作不能说不支持，是太支持了；不能说不重视，是太重视了。他针对记者的提问，实话实说：我们中国最大的问题不就是水到田头使嘛，不就是雁过拔毛嘛，叫作截留嘛，叫挪用嘛，背后就是腐败嘛。你讲反腐败，我就说开一百个会，不如推动一个制度的建立。这个过程中间，有的人老觉得是财政部这个权利太大，财政部在剥夺人家的权利，实际上这个剥夺权利的过程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过程。项怀诚在平时工作中善于将数字列表说明，凸显简明扼要之精妙，被财政部同事称为“一表人才”。2003年3月17日，国家税务总局局长金人庆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金人庆曾担任过财政部常务副部长，主持过1994年7月的德宝会议，对于会议提出的“与其争基数，不如保基数，同心同德把蛋糕做大”思想深表赞同。所以上任伊始，金人庆就提出了“做大蛋糕，主动埋单”的财政工作思路。为了清晰生动地了解金人庆所说的“做大蛋糕，主动埋单”，我们不妨摘录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金人庆与主持人的对话。主持人：金部长，您一直强调做大蛋糕。为什么要不断地这么来挑战自己呢？我觉得这是给自己出难题的一句话。金人庆：财政部长，一般人都认为他是切蛋糕的，只负责分蛋糕，是分钱的。但是分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没有米，谁来当财政部长？姓金也好、姓铁也好都没用，就是姓金刚钻也没用。所以这个关键在于，你当财政部长，你要有切蛋糕的本事，更重要在切蛋糕的过程里，你要想办法能够把蛋糕做得更大，蛋糕大了就好商量了。主持人：以前我们在做《对话》节目的时候我就知道，您在当国税局局长的时候，被大家称为是最怕见的人。现在不一样了，您是财政部部长，是大家最爱见的人。所以听说很多人都要争相约您吃饭谈点儿事儿，此话当真？主持人：现在请您吃饭的人少了，您是高兴呢？还是不高兴。金人庆：那应该是好事啊，过去你得“跑部钱进”，现在我是主动买单。金人庆：比如说，我根据我公共财政资金支出范围，看你这件事该不该办。假如我认为这是属于我公共财政支持范围内的事情，我们就会主动地提出来。主持人：但是如果大家都要你们买单的话，你这些单真的都能买得起吗？金人庆：你比如说，现在再叫我拿钱去办企业，我就不会去办。金人庆：我现在想买的单就是能够解决老百姓民生问题的，你比如说办教育，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科学技术、加强国防，这种单我愿意买，只要有钱我很痛快。有些单我就不太想买。今年我跟卫生部说，我们已经准备买几个单，比如说城市社区，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15种传染病实行免费的预防诊断，也包括免费地打预防针，我们今年安排了25个亿。你不要等到这个传染病传染开来以后，你再去看病，那花的钱就大了。主持人：关于社会保障方面主动买单的情况，您能谈一谈吗？金人庆：现在我们的城市社会保障也叫三条线，一个叫基本养老保险；第二个叫失业保险，比如你假如没有工作，你一下子暂时也找不到工作，那你可以去领失业保险，保证你的基本生活；还有一条是保底的，叫最低生活保险(障)。去年，我记得的全国大概有2233万人享受，财政大概拿了200多个亿。但是我们在农村还有3000万的低保人群，农村的社会保障情况呢？就我知道，去年有20多个省已经在农村实行了最低生活保障。金人庆：每一个中国孩子，不论是城市的孩子，还是农村的孩子，不论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孩子，还是家庭比较困难的孩子，都应该有享受同等教育的权利。这是我们公共财政要力求去尽快做到的一个目标。今年中央财政跟地方财政，大概要安排2230多个亿资金。主持人：其他方面呢，您的主动买单还为农民做了什么？金人庆：取消农业税是这几年党中央、国务院送给农民第一个大红包。去年国庆节，我陪温总理去四川看望老百姓，有一个农民兄弟就说，感谢总理给我们送了一个大红包。总理说，什么大红包？他说，就是取消了农业税啊，种田再也不需要交税了。2007年8月30日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早在数十年前，谢旭人还在工厂里从事技术工作时，就以认真细致、谨慎踏实著称。此后，无论在国税总局局长任上，还是在财政部长任上，大力推进精细化管理，便成了他施政的特色。谢旭人认为，财政管理的科学化和精细化是有机的整体，实施科学化、精细化管理要转变管理观念，加强管理意识，牢固树立全局观念、法制观念、创新观念、服务观念、效率观念、责任观念。他反复强调，要着重从七个方面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首先是建立完整的国家财政预算体系。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的编制，在建立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基础上逐步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形成有机衔接、完整的国家财政预算体系。规范非税收入管理。在清理整顿非税收入的基础上，将保留的收费、基金全部纳入预算管理，未纳入预算管理的收费、基金要予以取消。全面实施非税收入国库集中收缴，规范收缴程序，实施动态监控，取消执收单位过渡性账户，使所有非税收入直接缴入国库或财政专户。各级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要按照上述国家财政预算体系框架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其次是严格预算管理。认真落实预算编报的有关要求，在科学编报本级预算收入的同时，上级财政要提前告知对下一般性和专项转移支付预计数。下级财政要完整编报上级的各项补助收入，进一步提高地方各级特别是县级预算编报的完整性。严格执行预算编报、批复时限和程序规定，控制代编预算规模，提高年初批复预算的到位率。建立健全机构编制与经费预算衔接机制，完善行政开支定员定额标准。建立重大项目支出预算事前评审机制，将项目预算做实做细做准。完善预算拨款结余管理方式，促进结余资金管理与预算编制有机结合。建立健全资产管理和预算管理有机结合的工作机制。狠抓预算执行。健全覆盖各级财政的动态监控机制，提高预算执行的均衡性和效率。进一步加强国库集中支付、会计集中核算、公务卡结算、绩效考核等方面的管理。严格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防范财政风险。再次是积极推行预算支出绩效考评。要加快建立预算支出的绩效考评机制，完善预算支出绩效考评指标体系，选择有关重点项目、民生项目，积极推行预算支出绩效考评试点。规范绩效考评管理办法，将绩效考评结果作为以后年度编制和安排预算的重要参考依据。逐步建立绩效考评结果公开制度，提高绩效考评的透明度。第四是严格财政监督管理。建立健全覆盖所有政府性资金和财政运行全过程的监督机制，强化事前和事中监督，促进监督与管理的有机融合。严格执行《财政违法行为处分条例》，强化财政违法责任追究。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和部门、地区及单位的利益追究机制，加大对违规问题的处理处罚和信息披露力度。第五是进一步增强预算透明度。深化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建立统一规范、各级财政共同执行的政府收支科目体系，既体现公共财政要求，又满足实际需要。进一步扩大向人大报送部门预算的范围，逐步细化报送人大审议的预算。依法接受审计监督。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及时公布财政收支统计数据，以及经人大审议通过的政府预决算、部门预决算和转移支付预算安排情况，公开财政规范性文件以及政策、发展规划等。第六是加强管理基础工作和基层财政建设。强化基本数据信息统计、收支科目体系、支出标准、项目库、会计等各个方面的管理基础建设。转变和充实乡镇财政职能，充分发挥基层财政监管作用，充分发挥基层财政就地和就近实施监管的优势，切实保障各项民生政策的落实，发挥好政策的作用。乡镇财政管理工作要突破过去狭隘的“小财政”观念，树立“大财政”观念，对本级和上级财政安排的资金以及其他部门、渠道下达的财政资金都要加强监管，及时向上级财政反馈信息。同时要加强乡镇财政所的日常管理工作。第七，要加快推进财政管理信息化建设。这既是加强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手段，也是管理工作本身的重要内容。要依靠计算机、网络系统提高管理效能。按照系统工程和一体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坚持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协调，尽快建成财政管理各环节畅通、业务标准统一、操作功能完善、网络安全可靠、覆盖所有财政性资金、辐射各级财政部门和预算单位的政府财政管理信息系统，为加强财政管理提供技术支撑。谢旭人的精细十分惊人，他可以给下属演示税收征收的数学计算，讲解相关关系。在召开座谈会时，他的提问细及只有第一线征管人员才搞得清楚的具体细节，以至于不少平时大而化之的省市厅局长听说他要来开会都会胆战心惊。一次，谢旭人在北方的一个城市听土地使用税征收汇报时，一听数字他就觉得不对头，漏征太多。于是他让这个城市的市长请测绘系统利用航拍手段准确测定每个企业、单位和个人所实际占用的土地，结果所征收的土地使用税竟然翻了好几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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