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10/17
有关中国龙的
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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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的直观认识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自古以来，公众就乐于借助图像来建构对于未知世界的认识。16—18世纪的西方人通过瓷器、丝绸，以及各种外销器物上的图案来认识中国龙和中国人。耶稣会传教士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年）在谈到中国的外销图案时就曾说过：“他们（中国人）在瓷器上画的花是相当美丽的，但人物形象全是残缺不全的，他们在外国人的心目中损害了自己的形象，因为外国人只能通过这些东西了解中国人，他们以为中国人的身材真的就像画上表现的那样可笑，那么可怕。”（《中国近事报道》）
英国著名艺术史家昂纳（Hugh Honour）在《中国风：视觉印象》（Chinoiserie: The Vision of Cathay）序言中以自己为例，说到他小时候对中国的印象，就是通过一些画着中国景象的生活用具，以及那些被称作中国风格的建筑物等视觉形象而获得的。他说自己“和其他孩子一样，偶尔也去参加化装舞会，把自己打扮得像个‘满大人’，全副刺绣的丝绸套装，草编拖鞋，一条长长的辫子从我后脑际垂下来，再在上唇粘上一溜胡须”。尽管由于中西艺术审美的标准不同，这些中国形象可能让西方人觉得滑稽可笑，难以接受，但他们并不厌恶，相反，可能很喜欢。正如令人喊打过街的老鼠，到了迪士尼设计师的手中，可以化作惹人怜爱的米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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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雷《在北京皇宫接待大使和他的随从》1792年
李明认为，欧洲画师的写实绘画以及透视技术远在中国同等画师的水平之上。只要欧洲画师愿意，他们一样可以制作出让中国人爱不释手的精美龙纹。1878年，中国印制的第一套大龙邮票，就是由一位法国画师设计的（蒋宝林《揭开大龙邮票设计者之谜》），不仅如此，许多具有浓郁中国风味的大清邮票，如1894年的“万寿票”等，也都是由欧洲画师设计的。1889年巴黎世博会期间，法国出版了一部大书《巴黎展（1889）》，其中多处出现舞龙灯助兴的热闹场面。其中《夜晚在巴黎荣军院举行的殖民庆祝游行》所描绘的巨幅越南龙灯，不仅制作精美，而且显得喜庆温良，和蔼可亲。
由此可见，龙之美丑，既不取决于画师的中外身份，也不取决于画龙技术，主要取决于市场或政治需求。邮票设计师将龙进行美化处理是为了适应中国市场的需要，同样，漫画家将龙进行丑化处理是为了适应欧美舆论市场的需要。
同为欧洲画家，他们可以将龙画得精致可爱，也可以将龙画得丑陋狰狞。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辱华漫画，无论龙形如何千变万化，多数都会在头上扎起一根丑陋的辫子，以标示其中国元素。各种辫子虽然丑态各异，但是，怪诞的基本特征却是一致的，这正是漫画家们刻意描绘的结果。
16—18世纪的欧洲人很少深入中国内地，图书插画中的中国元素，除了贯穿于整个16—19世纪的大辫子，出现频率最高的中国元素主要是汉字、佛塔、凉亭、神庙、商铺、轿子、码头、骑楼、牌坊、旗杆、龙纹、凤纹、灯笼、纸伞、对联、木船、水车、驿站、拱桥、城墙，以及纺织、节庆、婚礼、集市、抽烟、打牌、喝茶、演戏、放风筝、官员仪礼等。这些插画元素的主要来源有二：一是仿自中国器皿、布帛等工艺用品上的现成图案，一是源自欧洲商人和旅行家在广东、澳门等南方沿海地区的见闻。这些插画表现了一个宁静安乐的异域东方。
到了19世纪，大量的西方商人和冒险家开始深入中国内地，图书插画的中国元素也相应地扩增了。16—18世纪出现过的中国元素依旧会出现在19世纪的插画中，但是，从出现频率看，表现宁静安乐的元素明显偏少，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颓废的鸦片烟馆、高大的北京城墙、戴枷的罪犯、路边的乞丐、衣衫褴褛的穷人、求神拜佛的男女、推着独轮车的老男人、威风八面的“满大人”出行、道士或和尚、女人的小脚、热闹的剃头摊、奢侈的宴饮、阴沉的街道、破落的神庙、舞龙舞狮、士兵操练、婚丧嫁娶、节庆活动、斗鸡斗鸟等场景，描绘了一个停滞、野蛮、贫富两极分化的异域东方。
1900年，西方的摄影技术已经非常成熟，许多摄影师尾随八国联军来到中国，拍摄了大量中国图片。在这些图片中，出现得最多的是八国联军的胜利留影，以及义和团员的砍头照，其次是劫后的废墟、萧条的街道、杂乱的市场、荒芜的皇宫、贫病的百姓、惊恐的路人，以及劫后余生的教民生活等，记录了一个地狱般的东方废墟。
直到20世纪中期，美国中小学教科书上有关亚洲的部分，依然讲的是中国的“大辫子、缠足、水稻、火药发明等事情，或是稻田中原始水车以及长城、宝塔或神殿等图片”（《美国的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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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摩《伟大的乔斯和他的玩偶》1829年
多数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认识只能是类似这种片面化、元素式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一定还是这样，只不过抽取哪些片面、哪些元素，却是随着中西关系的变化而轮换的。
虽然我们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中国国力的加强，这些种族与文化之间不理解乃至相互敌视的姿态一定会逐渐得到淡化，但是，重温一个中西方文化碰撞的旧话题，也许对于一个正在日益强大的民族能够起到一些清神醒脑的作用。
以上文字与图片
均节选自
《中国龙的发明：近现代中国形象的域外变迁》
《中国龙的发明：近现代中国形象的域外变迁》
作者：施爱东
本书借助文化学、民俗学的基本方法，溯源龙是如何成为帝王专属，又是如何过渡到全民共享的，考证了不同时期龙形象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变迁。在探讨近现代域外视野中龙形象的问题时，作者梳理了200多幅欧、美、日等国古旧书刊的罕见图片，从象征地位的皇家符号、时尚元素，到讽刺、攻击东方古国的惯用素材，揭示出龙形象及其背后含义的复杂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温中西方文化碰撞的旧话题，不仅给我们一个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内涵的新视角，更能脱离时代局限审视域外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以史为鉴，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寻求现代文化困境的破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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