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介绍一下李录：
李录（Li Lu）是一位华裔美籍投资家、慈善家和企业家。他在中国度过了早年生活，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动荡，并曾经是学生领袖。之后，李录前往美国，并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学业，获得了法学学位和经济学学位。李录的投资生涯始于20世纪90年代，他从未止步于寻求新的机会和增长点。
李录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创立的喜马拉雅资本管理公司（Himalaya Capital Management），这是一家专注于长期价值投资的投资公司。李录的投资风格深受其导师和好友沃伦·巴菲特以及查理·芒格的影响，他追求的是基于深度研究的长远投资机会，特别是对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的深入关注。
在投资领域，李录以其精准的市场洞察力和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投资机会的能力而著称。他特别擅长发现那些被市场低估的公司和行业，并通过长期持有这些公司的股票而获取丰厚回报。李录不仅在投资领域取得了成功，也致力于慈善事业，他多次捐助教育和公益项目，尤其是在中国和美国的教育领域。
李录在其职业生涯中所倡导的“常识”投资理念，也体现在他的写作与演讲中，他提倡投资者通过对经济、市场和企业的深刻理解来制定投资策略，而不是被短期的市场波动所左右。
接下来介绍李录最近在朋友圈发的11点常识：
分析以上11条常识的逻辑，并探讨美国是如何实现这些原则的：
1. “现代化是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结合的产物。但这其中有一个因果关系。市场经济是因，现代科技是果。没有现代市场经济，不会产生现代科技。在非市场经济的制度中，技术不能有效地转化成生产力，也因此不能产生持久、领先的科技。但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一定会产生领先的科技。”
这条观点强调了市场经济对现代科技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市场经济通过竞争机制和利润激励，推动技术创新和应用。在非市场经济体制下，缺乏激励机制，技术难以有效转化为生产力，创新也可能受到抑制。
然而，历史上也存在非市场经济体制下取得科技进步的例子，如苏联在航天和军事技术领域的成就。但这些成就往往缺乏持续性和广泛的民用化。
美国拥有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私人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推动力。企业通过市场需求和竞争压力，不断研发新技术以保持竞争优势。政府在支持基础研究和提供良好营商环境方面发挥作用，但主要创新来自私营部门。这种机制使美国在信息技术、生物科技、航空航天等领域保持领先。
2. “除国防外，当今所有先进技术最后都是由私营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创造出来的。美国、西方、中国都如此。政府主导先进科技创新，如果破坏了市场机制，没有成功案例。”
此观点强调私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导地位，认为政府主导的创新如果干扰市场机制，难以成功。尽管政府在基础研究和国防科技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商业化和广泛应用的先进技术主要由私营企业开发。
美国政府通过机构如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支持基础研究，但技术的商业化和市场应用主要由私营企业完成。硅谷就是私营企业创新的典范，苹果、谷歌、微软等公司引领了全球科技潮流。政府保持对市场的尊重，不直接干预企业的创新方向。
3. “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人的道德其实是对于更广泛私利、长远私利的描述。制度设计和政策措施如果不能激发人的私利，形成不了正向的激励机制，也就不可能持续。无论在经济或是政治活动中都是一样。”
这条观点基于人性自私的假设，认为道德是对更大范围和长远利益的追求。制度和政策需要利用个人的自利动机，才能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推动持续的发展。
美国的制度设计充分考虑了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通过利润激励推动企业创新和效率提升。政治制度通过选举和权力制衡，激发政治人物为选民服务以获得支持。税收减免、专利保护等政策都是利用个人或企业的自利动机来实现社会目标。
4. “关于腐败。腐败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寻租。只要有权力就永远有腐败。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在所有制度下，腐败一直存在，将来也会永远存在。腐败只能控制，不可能完全消除。过度腐败对社会伤害，过度反腐也会对社会伤害。公正的制度性控制比人为的控制更可持续，而且负面后果更少。”
观点指出腐败是权力滥用的结果，是不可完全消除的，只能通过制度进行控制。过度腐败和过度反腐都会对社会造成伤害，因此需要平衡和公正的制度来长期管理腐败问题。
美国通过健全的法律体系、权力分立和媒体监督来控制腐败。反腐败机构如联邦调查局（FBI）负责调查腐败行为。公开透明的政治捐款制度和严格的利益冲突法规减少了腐败的空间。自由媒体和公民社会的监督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5. “权力是一组人对另一组人行为的影响力。它的总量一定，和人口数量相关。权力从本质上是一个零和的游戏。政府权力过大，必然导致民间的权力过小，官不聊生必然导致民不聊生，古今中外都如此。”
该观点认为权力总量有限，政府权力过大将削弱民间权力，造成社会不平衡。权力的过度集中会限制个人自由和社会活力。
美国实行联邦制和权力分立，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自由。宪法规定了政府的权力范围，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防止权力滥用。公民拥有言论、宗教、集会等自由，参与政治决策，维护自身权益。
6.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政府在经济上让权给民间。在市场经济中所有重要的决定都只能由私人来做出。政府的作用在于服务和维持规则，不是指挥。由政府指挥市场经济没有成功案例。民间经济，市场经济是否有活力，常常取决于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权力是否足够小。”
这条观点强调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减少干预，让私人主体做出经济决策。政府应专注于建立和维护市场规则，而非直接指挥经济活动。
美国政府在经济中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主要负责制定法规、维护市场秩序和提供公共服务。大部分经济决策由私人企业和消费者根据市场信号自主做出。政府干预主要在市场失灵或需要宏观调控时进行，但总体保持克制。
7. “市场经济对人才的选择由自由竞争决定，不拘一格也无法预测。一个社会越能够容忍不同人格、不同价值观的人才，越能在市场经济中成功。反之亦然。”
该观点认为，市场经济中人才的选拔由自由竞争决定，无法预设标准。多元化和包容性的社会更能吸引和培养各类人才，促进经济成功。
美国以其多元文化和开放包容著称，吸引了全球各地的人才。移民政策、平等就业机会法等保障了不同背景人才的公平竞争。创新型企业如谷歌、亚马逊等都受益于多元化的团队，推动了经济繁荣。
8. “人从本性上都追求平等。追求结果平等的机制会造成最大的不平等，追求机会平等的机制会形成对结果平等的最大近似。”
观点认为，强求结果平等会抑制个体努力，反而导致更大的不平等。相反，提供机会平等可以让每个人发挥潜力，结果上的不平等也会缩小。
美国强调机会平等，通过教育、公平就业、反歧视等政策，努力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起点。虽然结果上的不平等仍存在，但社会鼓励个人通过努力改变自身境遇。
9. “人对安全的需求远远大于对财富的追求。在已经温饱的前提下，没有人身安全保障，对财富的追求会大大降低。”
该观点强调了安全作为基本需求的重要性，没有安全感，人们无心追求更高的财富和成就。
美国通过法律和执法机构保障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宪法赋予公民基本权利，司法系统保护个人免受侵害。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为经济活动和财富创造提供了基础。
10. “市场经济行为和预期相关。当一个市场经济中，绝大多数人无论因何种原因开始持负面预期时，经济活动会衰退，衰退本身会加固负面预期，从而加速衰退。反之亦然。”
观点指出了预期对经济的自我实现作用。负面预期导致消费和投资减少，经济下滑；而经济下滑又强化了负面预期，形成恶性循环。
美国政府和美联储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沟通策略来管理公众预期。经济危机时，通过降息、量化宽松、财政刺激等手段提振信心，阻止预期恶化。
11. “市场经济是由自发的需求、自主的供给，通过自由竞争而形成的。其需求是主因，供给是手段和结果。市场经济的真实总量实际上是由真实需求总量决定的，而不是由供给决定需求总量来推动。真实需求增加可以提升供给。真实需求下降，提振供给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会造成更多连带问题。”
这条观点强调需求在市场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供给必须基于真实需求，否则会导致过剩和资源浪费。试图通过增加供给来刺激需求，可能适得其反。
美国经济政策中重视需求管理。面对经济衰退，政府通常通过减税、增加公共支出等方式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而非单纯增加供给。供需平衡被视为健康经济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