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观前沿推介系列 | 《新型多极秩序： 综合发展、国家形态和新商业阶层》

作者指出，现有国际秩序理论忽视了新的地缘政治经济组合对国际体系的中心与边缘地带的连接作用，而中心和边缘地带的连接又反过来重塑了国内政治的结构。这一进程是全球资本主义不均衡综合发展（capitalism’s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UCD）的结果，在此背景下，地缘经济发展与国内政治相互影响，这改变了国家内部的阶级与社会关系，并在全球范围内重塑新自由主义。基于全球资本主义不均衡综合发展的研究纳入对地缘经济进程与国内政治的互动及影响的分析，与既有相关文献有所不同。

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陷入危机之后，拜登政府希望通过市场手段与地缘经济战相结合的方式改变全球供应链格局，这促成了“新华盛顿共识”的形成。新华盛顿共识下，一些学者开始主张当前国际秩序格局正在陷入去全球化。例如，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认为国家间联盟将重新出现，国际体系将陷入全球西方、全球东方、全球南方的对立之中。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认为，世界秩序正在变得“多元化”（multiplex），而非“多极化”（multipolar），更多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正让国际互动摆脱零和博弈。部分其他文献强调了不断变化的国家-资本关系以及当代全球政治经济中新出现的国家主义特征。一些学者也关注到了新型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这种模式一直以来都被认为与自由国际秩序格格不入。但是，很少有学者认识到这种新动态有赖于特殊的国内阶级关系来得到维系。

当前的多极化理论凸显了经济安全在塑造地缘政治中的作用，但是却忽视了当前全球秩序的阶级关系基础。正是植根于国际和地区经济进程的国家商业阶级（national business class）的出现，使得当前多极化的全球秩序得以维系。这种新商业阶级是新型多极化的核心特征之一，由那些与国际资本积累存在密切联系的国内商业利益集团组成。

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中，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发展起来的新国家资产阶级（state capitalist class）缘起于私人资本重组，国有企业（SOEs）和主权财富基金构成国内私有资产和国有和跨国机构的关键联系。借助国家的巨额补贴、免税等支持性政策和国家资源，这一商业阶级在中美开展竞争的领域与相关大国开展合作，同时与国内企业进行竞争。由此，这一阶层参与到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中，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并从中美竞争中获取资本积累，并追求行业内主导地位。而后，这些获得发展和经济利益的商业阶层往往会回馈政府，成为国家统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推动了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和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等保守主义民粹政权的激进产业政策。在这些政策下，国家资本家得以继续获得支持，并深度参与全球经济发展。这一新兴商业阶层对于理解当前以国家为中心的、以更加分散的地缘政治经济集团为特点的新多极秩序至关重要。

当前的全球贸易与生产规则正在被大国竞争重塑，这同时为非核心国家带来了制约与机遇。制约主要来源于围绕关键技术所有权的大国竞争。例如，由于美国对中国控股公司的高关税限制，印度尼西亚在电池生产方面持续受到制约。此外，西方对华“去风险化”（de-risk）政策已蔓延至中国与发达工业经济体的电动汽车（EV）贸易争端上。小多边主义在印尼持续扩散，具体表现为其国防预算与对华科技投资禁令的增加。更重要的是，非核心国家正被迫在中美科技竞赛中权衡其与两国日益紧密的安全与经济关系，而后选边站队。

在这一竞争态势下，大国借助新规制将安全因素与资本主义经济相联系，建立起多个大范围联盟。美国等核心国家希望通过这些联盟规范成员国的经济与安全政策，实现其关键战略目的。而由于国家可以同时签署多个贸易协定，各国就可能会选择成为多个规制联盟的成员。例如，越南可以同时加入CPTPP、RCEP和一带一路；印尼也试图通过与其他国家（如韩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绕过对华镍产品贸易限制；另外，据报道，三星、LG等韩国电池制造商也已经与存在中国关联的镍生产商以及《通胀削减法案》的受益者（包括特斯拉）建立了间接的供应关系；这种选择还可见于印尼、菲律宾等国的镍矿政策中。综合来看，各国加入多个规制联盟已成为新兴全球政治经济的重要特征。

然而，该趋势并非单纯的对冲战略，而是帝国间竞争在国家结构内部的内化表现。不同规制联盟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并非发生在国家之外，而是发生在国家内部。例如，巴基斯坦通过中巴经济走廊（CPEC）获得710亿美元中国投资的同时，也获得了大量IMF援助款。尽管遭遇政治动荡和债务问题，巴基斯坦仍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运作。

在这些综合背景下，国家开始以新自由主义的名号重新发挥作用，这重新塑造了国家精英和军事商业集团之间的阶级关系。例如，中巴经济走廊的发展和国际资本流动反映了不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矛盾和权力斗争。前者加强了军事商业集团的权力，而IMF的援助则推动紧缩政策落地，使巴基斯坦接受更多市场自由化改革。这一案例展示了巴基斯坦国内两大不同规制体系的冲突。

作者认为，这种竞争性规制体系标志着一种资本主义联合发展的新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多种规制体系会内化于国家内部，并带来新兴国内资产阶级与跨国资本之间的矛盾。更重要的是，这些不同规制体系间并不决然对立，而是在国家内部松散地结合在了一起。

在国内新兴资产阶级与跨国资本关系日益紧张的国际形势下，国家开始重新采用保护主义的产业和贸易政策。学者们用“经济民族主义”或“资源民族主义”来描述这一现象，但这种新经济民族主义既非传统意义上对新自由主义的背弃，也不是简单的反外国资本，而是同时允许放松管制与市场干预的一整套灵活的政策取向。它的政策灵活性有赖于产业资本、国家资本和全球化国家精英组成的新型联盟力量。这一力量正推动政策变革，重塑全球政治经济。以东盟成员国的下游加工计划为例：东盟国家希望通过支持下游加工产业，推动本国经济增长，加强资源控制。第42届东盟峰会中，各东盟成员国强调了其加入全球电动汽车供应链的承诺，并以限制矿物出口、建立国内下游价值链、保留国家采矿业所有权作为其优先事项。印尼已通过限制矿产出口、促进投资政策构建国内价值链、保留本国采矿权，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也在推行类似政策。

这些国家的保护主义政策转向并非抛弃新自由主义，相反，这些国家希望通过将新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产业政策逻辑相结合，实现国家-市场关系的重新调整。这种调整可以在丹尼埃拉·加博（Daniela Gabor）的“去风险国家”（de-risking state）概念下理解：通过提高项目的投资吸引力，推动私有资本参与公共事务。这一概念本质上具有新自由主义特征，旨在将国家干预扩展到基础设施建设和关键产业中，将国家承担的金融风险转移给私人资本，并通过这些新自由主义政策，规避潜在的政治和监管风险。印尼下游产业的近期发展表明，“去风险国家”式的市场友好型新自由主义政策使中国公司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国际化成为可能。通过执行这类新自由主义政策，利用世界银行发展政策贷款，实行印尼《创造就业综合法》，印尼为国内采掘企业集团与其跨国盟友之间的合作建立了政治基础。这让印尼成功降低了国家投资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使印尼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镍生产地。

作者指出，去风险化产业政策不止为国家转嫁了金融风险，还重构了阶级关系，反映了全球资本主义不平衡与联合发展的过程，催生了蕴含新自由主义价值和民族主义政策的新国家形式。这种国家形式集中体现在全球南方国家增强工业竞争力过程中形成的强大社会联盟之中。

上述新型国家-市场关系的维系有赖于威权式国家主义的新国家形式。威权式国家主义同时具备例外国家和正常国家的特征，在这种形式下，表面的民主制与国家的威权控制同时存在。作者认为，威权式国家主义的形成需要追溯至冷战时期：由于西方世界与南方国家独裁政府间密切的贸易和援助关系，南方国家的民间社团、独立工会受到普遍压制，威权式国家主义由此诞生。而在当今的多极化世界中，这种民主制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遗产以新的独裁政权的形式出现。国家开始通过将国内权力和资源投向剥削政策，实现日益增长的资本积累目标。并在大国竞争背景下，宣扬保护本国利益的民族主义使命，将自身的资本积累目标合法化。在当代背景中，国家继续以各种新自由主义的面孔示人，但同时辅以更有力的行政控制、日益严厉的异见压制和民粹主义合法化策略，最终塑造了这种新式威权统治。

通过总结新兴多极秩序的主要特征，作者希望推动世界秩序辩论从国家与市场、新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的无意义二元论主题到对关键地缘政治经济发展如何推动社会和政治的新型组合形式分析的转向。这种新的政治-社会组合形式正在重塑国家内部的阶级关系和政治形式，以及新的国家-市场边界。在这个视角下，美国未曾失去主导地位，非核心国家也远未崛起。但新的多极秩序已经出现，这种新秩序有赖于新政治-社会组合形式作为其社会基础。

作者认为，未来研究的关键议题之一是，国内资产阶级精英能否巩固自己跨国资本主义阶级的地位，而不是仅满足于自己本国精英的身份。国际关系理论家和政治经济学着应当考虑通过分析多极世界秩序和大国竞争、以及国家资本主义和发展主义理论，来推进对国内资产阶级的认识。

最后，作者提出了三项政策建议：第一，决策者应当采取经验导向方法，摆脱经贸政策的地缘政治驱动论；第二，决策者必须意识到，国际秩序转型将造成国内政策重组，这将反向重塑多极秩序；第三，全球秩序转变或将引发政策困境，决策者应超越冷战二元对立的陈旧逻辑，将新秩序看成全球经济与社会危机的衍生表现之一。

  编译：熊梦溪、解丹彤、贾沛錡、梁智裕

编辑：江海涛

审核：朱华辉、崔元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