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政治学论丛”第一辑推出4本力作！

Global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政治学的知识统摄性和社会科学学科基础性，决定了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必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根基，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书先是简单梳理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之“多变”及其缘由；然后阐述了冷战时期论证西式民主政体合法性的西方政治学如何变成了“改变”他国的政治学，并制造了旨在“转型”的范式；接着研讨百年来“求变”的中国政治学的得与失；最后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取向，即建制性的国家治理研究是中国政治学的主流。中国的成就必须得到正面的解释，不能解释中国成就的理论不能算是好的社会科学理论。理论必须直面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和经验所取得的成就，这些成就必须上升为概念、理论乃至范式，由此，社会科学需要一场范式革命，历史政治学应运而生。

    作为政治学方法论的历史政治学发现了政治理论诞生的机理即知识论原理，历史属性决定了制度变迁方式的差异性，并由此而产生性质不同的政治理论。在比较历史的视野下，通过对东西方国家形态、政府体制、国家社会关系和对外关系演化的比较研究，发现在欧洲社会史中，制度变迁方式是竞争性、对抗性分配资源，相应地诞生了对抗性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在中国政治史中，大一统的制度变迁方式演绎出以致治-民心为线索的政治理论。政治的概念最充分地体现了不同历史的心理认知和行为模式的差异性，由此也打开了重新解释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基础性概念的大门，为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找到有效路径。

    本书运用历史政治学研究方法，带着理论意识进行历史研究，通过分析文教国家的起源、演变、构造和运转逻辑，尝试重建包括国家理论在内的政治学理论。本书重要观点包括：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国是生产型国家；文教与神教构成人类普遍性宗教的两大基本类型；文教具有教化神教的特殊功能，塑造“一个文教、多种神教，众神教统于文教”的复合宗教体系；文教支持政治统治机制，形成文教国家；文教赋予家生存本体论地位，国家就是有情意的政治共同体；文教塑造厚生主义和历史政治理性，有效维护大一统；文教塑造士人-士大夫，构成先进性领导团体；当代中国是强化版文教国家，在价值和制度两个维度上都优于西式民族国家和自由主义国家。

    本书在对钱穆论著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围绕大一统、政教关系和历史政治学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复古”和“西化”都不可能成为现代立国的实践立足点，应当在共和立国的大方向上来看待传统与现代性、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的关系，在大一统现代升级的视野中来理解晚清以来的变革、战争与治理。可以说，治体新论是在开放吸收中西传统启示的脉络中获得共和新生的，正如钱穆代表的经史经世之学是在与舶来政治学的会思中演成了传统之现代更生的典型路径。本书所论，不限于政治思想史，更着眼于钱穆这一类先行者指示出的新政治科学。

总序（节选）

呼唤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政治学原理

文|杨光斌

    从古到今,任何政权都需要自己的“政治学原理”以论述政治统治的合理性、合法性。中国几千年的经史之学就是政治学原理，新文化运动之后，作为政治学原理的经史之学被西方政治学取代，即以植根于西方历史文化的政治学方法论和历史观去评判中国政治的对错与好坏，政治学从政治辩护的身份走向批判者乃至革命者的角色。从晚清到1949年之前的中国政治学，在方法论上流行的是源自欧洲大陆的制度主义，这是自古希腊以来的欧洲政治学传统，即追问什么样的政体是最好的。19世纪欧洲普遍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政体论传统在政治学方法论上就演变成制度主义，而制度主义方法论背后的历史观（或世界观）则强调代议制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从著名历史学家基佐到自由主义大师穆勒都执迷于这种方法论和世界观。因此，制度主义方法论绝不是所谓静态的和法条主义等弊端所能概括的，作为流行的方法论事实上在普及一种历史观，即以此来衡量一国政治的好坏。这样的政治学与当时的中国政治之间的张力不言而喻。

    1980年，中国政治学得以恢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得以系统化研究，中国政治的研究也开始被触及。但是，尚未建成自己政治学原理体系的中国政治学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猝不及防遭遇美西方政治学，中国政治学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深受美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在方法论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治学的行为主义理性选择主义大行其道。基于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就是把个人利益至上论加以学术范式化的包装，理性选择主义无疑植根于美国这个“天然的个体主义”文化。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就是理性选择主义所表达的历史观，即实现个体价值的最好的也是最终的政府形式就是美式代议制民主。以这样的历史观去衡量中国政治，学科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加明显。

    120多年的中国政治学之路并不平坦。一方面，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高度发达，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但它们的学科化程度亟待提升；另一方面，在中国并没有思想根基的西方政治学的学科化程度又很高，对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影响深远。这一对矛盾严重制约了中国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呼唤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是方法论，正如有制度主义、理性选择主义才产生西方政治学。各学科都在努力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但关键的前提是要有专属于本学科的方法论。

历史政治学的含义与功能

文|杨光斌

    历史政治学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一种学科性方法论。这是因为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唯一几千年未曾中断的大型政治文明体。德国曾有发达的历史学派，英国至今是政史不分家的传统，中国社会科学更应该拥有历史传统。几千年的政治史所塑造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行为的影响之深之远，无论如何估量都不为过；由此所蕴含的政治理论资源，无疑更是有待发掘的富矿。因此，历史主义方法论在中国学术史上并不鲜见。

    然而，不同于含糊性因果律的历史主义，历史政治学是一种社会科学方法，追问的是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的历史渊源与时间性因果机制，并以此发现理论。历史本体论、历史连续性和时间空间化，是理解历史政治学的几个关键词。历史本体论重视历史的本质属性，社会史属性的历史和政治史属性的历史具有与生俱来的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历史连续性是说任何属性的历史在制度变迁过程中都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传承性。所谓时间空间化，意味着空间化形式的当下政治都是历时性制度变迁的产物。这些关键词是解释性概念，不但可以用来分析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自我“中华化”，也能说明“中华文明基因共同体”的形成和延续，也可以用于比较历史分析去阐释不同的现代化模式。

    历史政治学与政治史研究不同，后者主要聚焦于“事件史”，即把历史上的政治事件说清楚，属于历史学范畴；前者旨在回答当下重大的现实问题并发现理论，属于政治学范畴。历史政治学也不同于西方流行的历史社会学，后者是从社会史出发回答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和民族国家两大主题，而前者则是从政治史出发寻找大一统国家延绵不断的内在机理。

    和其他政治学方法论一样，历史政治学首先具有论述政治合法性的功能。有了历史政治学，对民主集中制、协商民主、群众路线、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诸多重大现实政治问题的理解和看法就完全不一样了。比如，在历史政治学这里，民主集中制事实上传承的是几千年中国政治最根本的传统——大一统，而西方政治学推崇代议制民主。又比如，在历史政治学这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天下观的一种自然延续，而西方政治学更愿意相信基于实力政治的“修昔底德陷阱”。可见，本土方法与外来方法对于中国政治的认识有着天壤之别。

    和其他政治学方法论一样，历史政治学是一种生产知识的方法论。

    简单地说，历史本体论决定了制度变迁方式，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产生了性质迥异的历史政治理论，因此所有政治理论都是历史的。具体而言，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是“多统”的社会史，它决定了“多统”之间为生存而争夺资源的对抗性制度变迁方式，这种制度变迁方式所产生的政治理论必然是对抗性的，而且是以个人权利为宗旨的，比如以权力制衡为基础的代议制政府理论。相反，基于国家统一的中国政治史发端很早，大一统国家的制度变迁重视的是由“致治”而达成的民心，即便是在历史上的分裂割据时代，主要王朝追求的还是通过“致治”而实现大一统。这种制度变迁方式所产生的政治理论必然是以民本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可见，历史政治学是一种知识生产流程，以此生产以概念为基础的知识体系。

    和其他政治学方法论不一样的是，历史政治学还是一种知识社会学，具有理论辨识功能。几乎所有的政治理论，从社会中心主义这样的理论体系到以自由民主为代表的基础概念，再到理性选择主义这样的方法论，都是历史政治理论，但在传播过程中非历史化为普遍主义。有了历史政治学，很多流行的政治学概念和理论就可以得到检验而达成新的理解。比如，被奉为“历史终结论”的代议制民主，不过是社会史演绎的对抗性制度变迁的一种制度安排；反过来，过去以“多统”之争、今天以党争民主为主要形式的代议制民主，到头来又可能加剧社会史的“多统”之争，引发身份政治与认同政治问题。这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因实行代议制民主而出现无效治理的原因，美国也因此出现了政治极化的历史政治学。还比如，西方人为什么喜欢“修昔底德陷阱”的零和游戏？这同样是由历史起源上的社会史属性所演绎的“多统”之间的你死我活的对抗性资源分配方式所决定的，由此造就的政治观或文明观就必然建立在对立和冲突之上。历史政治学有助于我们理解诸多时代问题的政治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