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nghai Institute of
Global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世界秩序观前沿推介系列
《全球民粹主义的影响：
评估民粹主义对国际事务的影响》
作者：
丹尼尔·瓦伊纳（Daniel F. Wajner），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
桑德拉·徳斯特拉迪（Sandra Destradi），德国弗莱堡大学；
迈克尔·祖恩（Michael Zürn），柏林自由大学。
文章来源：
Wajner, Daniel F., Sandra Destradi, and Michael Zürn. “The Effects of Global Populism: Assessing the Populist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100, no. 5 (2024): 1819-1833.
引言：
过去十年来，当代政治逐渐进入全球民粹主义时代。尽管民粹主义成为一个社会科学界的研究对象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但直到最近才出现民粹主义领导人同时在全球如此广泛的国家组建政府的现象。2016年英国的脱欧公投以及欧洲、美洲和亚洲的新型民粹主义政党和运动都正在引起政治关注，并证实了“民粹主义在全球崛起”这一说法。此外，在人们重新关注民粹主义成功的国内驱动因素及其对国家社会的影响的同时，也越来越注意到民粹主义的国际层面，重点关注民粹主义话语和表现的国际组成等问题。有关民粹主义的问题也在有关“自由主义剧本”的争论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LIO）危机的辩论中被提及，民粹主义者被视为试图从内部掏空这种秩序并推动非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然而，迄今为止，这一研究领域所得出的研究结果是零散的，尽管现有研究指出了民粹主义对国际政治的各种影响，但却没有令人信服地解释目前可观察到的差异是如何出现的。不同民粹主义政府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各不相同，民粹主义对全球合作和地区一体化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换言之，对于民粹主义对外交政策和国际秩序这两者所产生的影响，我们仍然缺乏系统性的、以理论为主导的理解。
本期《国际事务》特刊旨在系统研究民粹主义分别对政治（politics）、政策（policies）和政体（polities）三者产生的国际影响，以此来弥合在民粹主义研究中理论和实践上的差距。本文将提出一个理论框架，帮助理解民粹主义者外交政策的变化以及民粹主义者对国际机构的态度。并加以总结相关文章的研究成果，用以讨论这些研究成果对政策的影响，并指出尚末解答的问题和进一步研究的途径。
一、 民粹主义的变种及其国际影响
比较政治学和政治理论中有关民粹主义的文献对民粹主义提出了几种不同的理解和方法。一些学者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获取并维持权力的策略；另一些研究则更多地关注其话语方面，指出民粹主义的政治逻辑是通过在“人民”和权力集团之间制造二分法来简化政治；研究也越来越关注民粹主义的风格类型方面，重点是领导力、传播实践和情感在吸引受众和追随者方面的表演作用；交叉方法和性别方法等研究民粹主义的新方法也得到了发展，但仍未充分研究。随着研究的推进，主张将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研究的概念方法（ideational approach）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其认为民粹主义作为一种薄的意识形态，通常与更厚的主体意识形态（host ideologies）相结合。这一观点在分析当代民粹主义时发挥了关键作用，这种薄的意识形态认为社会最终被划分为两个同质的对立群体，即“纯粹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并且认为政治应该是人民普遍意志（general will）的体现。以上此类概念性的判断决定了如何评估民粹主义对外交政策和国际机构的影响。
在此背景下，本文选取威权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这一概念加以研究，并认为威权民粹主义是当前民粹主义浪潮的驱动力，可以为理论上有关民粹主义预期的研究提供一个参照点。本文选择这种研究方法是因为在当前的民粹主义浪潮中，反精英主义和人民中心主义大多与现代社会中威权主义或社群主义两极所特有的意识形态特征相结合。威权民粹主义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形成的对政治和政党的普遍不信任，以及对中央银行、宪法法院和国际机构等非多数决的机构所推行的自由主义政策的不满。通过将完全威权主义的民粹主义视为民粹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最终形态，可以很好地审视近代以来的各种民粹主义，从其威权程度上进行区分并使得各民粹主义变体囊括在研究范围之内。本文的基本判断是：这种民粹主义的发展将会对外交政策、与之相关的政治决定乃至国际秩序产生影响。
除了民粹主义的类型学，这种方法也观察民粹主义的不同阶段。长期来看，履行政府职能的民粹主义领导集团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威权主义。虽然民粹主义者声称需要倾听人民（而不是精英）的声音，但威权民粹主义的掌权与民主体制的削弱是相辅相成的，因而其可能会从一个社会运动演变为一个争夺权力的政党，甚至蜕变为一个旨在破坏民主所依赖的自由原则的政府，并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成为一个威权主义政权。其影响路径为，民粹主义出于让所有机构都顺从其意愿的目的对民主机构进行渗透，并越来越多地控制媒体，最终达到压制反对力量的效果。其有可能通过破坏三权分立来重塑民主体制，使民主制度变得更为复杂。因而从这个角度看，民粹主义往往被认为会加速民主倒退，民粹主义者将政治代表权作为“民意体现”的理解使得政治权力集中化与个人化相一致，并推动了反多元主义的产生。由此可知，民粹主义的影响不仅因类型而异，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相应的变化，即：威权民粹主义者执政时间越长，我们就越能预期他们会越来越对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产生影响。
当然，正如并非所有民粹主义者都信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也并非所有民粹主义者都在同样程度上掏空了决策程序和民主制度。民粹主义的威权主义成分取决于一系列可能限制这些威权模式的外生和内生条件，也与民粹主义者执政的持续时间有关：民主制度的削弱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随着时间的推移，民粹主义政府领导下的民主倒退将更加激烈，改变原有的制衡机制。
二、民粹主义的国际影响
基于以上讨论，有关民粹主义的影响的研究产生了一个关键问题，即：随着时间的推移，民粹主义不同程度的威权主义变体，如何影响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根据之前在引言中提到的对政治（politics）、政策（policies）和政体（polities）三者产生的国际影响，本文有三个预测。
预测1：
所有民粹主义者执政后都会改变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外交政策的集中化和个人化。随着威权民粹主义者的增多和时间推移，这种影响也会不断加深。
这一判断与上述的政治层面（politics）有关。受反精英主义的影响，所有民粹主义者都会对传统外交政策精英，尤其是外交官抱有极大的怀疑。因此，他们会倾向于将外交部、外交高层和专家顾问边缘化。鉴于民粹主义领导人声称自己体现了民意，外交政策也将变得更加个人化。民粹主义领导人及其核心圈子（通常伴有家族关系）更多地掌管国家的私人外交和公共外交，包括在地区和全球受众中培养对领导人的崇拜，以及与跨国网络的庇护关系。
随着民粹主义政府变得更加威权主义，集中化和个人化都会加强。高度威权的民粹主义政府在外交政策中会强烈依赖领导人级别的会议和决策，完全将传统的官僚程序置于一边。由于其强调民粹主义领导人的直接代表权，因此也可以预期他们会避免跨国公民社会参与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此外，其他国家政府，通过和民粹主义者，尤其是国际知名的主动、强硬且成功的领导人互动，在外交活动中学习，从而获得国内认可等合法性受益，也因此更有可能适应民粹主义者带来的外交政策变化。因此，本文预计按照民粹主义政府的威权化程度，所有的民粹主义政府将会对外交政策决策进行集中化和个人化，而且会以更极端的方式进行决策。
预测2：
所有执政的民粹主义者都倾向于在外交政策中强调国家主权。随着威权民粹主义者的增多和时间推移，这种影响也会不断加深。
这一预测的重点是政策层面（policies），即：民粹主义者执政后，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路线会发生实际变化。一般来说，民粹主义者会声称自己是为狭义的“人民”而执政，是善良和美德的“人民意志”的唯一捍卫者，这将促使他们高度重视人民主权的概念。但与非民粹主义政府相比，由于他们倾向于从摩尼教式的二元论（Manichean terms）的角度看待世界，他们也可能不太愿意在国际谈判中进行合作或在国际争端中寻求妥协。对民粹主义政府外交政策执行情况的现有研究也表明，言论与政策之间存在差距，在安全、金融和贸易等领域，民粹主义政策制定中的对抗言论与实用主义也相应并存。预计这将对外交政策的内容产生影响。
鉴于威权民粹主义的确切特征，民粹主义政府越是威权，就越是怀疑国家主权受到的任何内部和外部限制。与“人民永远是对的”这一主张相关的族群民族主义和多数主义也会对民粹主义者对待国际责任的态度产生影响。此外，认为受制于个人和少数权利的沉默的大多数的意志才是人民的意志，也会导致对人权和国际法的否定。
即使是起初奉行务实政策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在长期执政后也会在外交政策的多个主题领域中出现激进化，换而言之，即修正主义。族群民族主义、多数主义和决断主义的信念与作为文明冲突领导者的自我角色定位相结合，再加上“恢复"帝国历史的怀旧主张和对激进革命目的的公开偏好，使得威权民粹主义者更有可能在安全、贸易、人权、国际援助或环境等领域与前任政府的政策保持距离。
预测3：
民粹主义者的权力越大、越威权主义，他们就越倾向于对国际制度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提出质疑。
这一预测主要针对民粹主义对国际政体（international polity）的影响，即：本文预计，从长远来看，威权民粹主义浪潮会阻碍多边主义的发展。一般来说，我们预计威权民粹主义者会越来越怀疑和反对国际机构，因为国际机构就像国内的中间机构一样，被认为是领导者和人民之间的桥梁。而这些影响力日益增强的“国际官僚机构”被视为脱离人民需求的跨国精英。与此同时，威权民粹主义者被认为特别反感那些体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核心价值观的机构。然而，当代威权民粹主义领导人不仅更倾向于侵蚀现有的国际机构并使其非法化，而且还倾向于重建更符合其身份、利益和理念的“替代性"机构并使其合法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越是民粹主义政府就越是威权主义，就越反对现有的国际“政体”，并希望建立新的国际“政体”。
三、结论与展望
首先，当权的民粹主义者既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也影响外交政策的内容。此外，民粹主义者的当权时间越长，这种影响也会随之增大。第三，当权的威权民粹主义者会将矛头指向自由主义国际机构。这三个预测浓缩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对民粹主义者外交政策影响的重要见解，但仍有一些关键问题有待研究。
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三个方向推进。首先是执政时间的长短，由于威权民粹主义者的目标不是革命而是民主倒退，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威权民粹主义政府越能实现政权更迭，就越能导致国际政体和政策的彻底变革。其次是民粹主义者在掌权和控制外交政策之前的职业生涯，虽然本文关注的是掌权后的民粹主义者，但有理由相信其甚至在掌权之前就已经影响了外交政策，如果缺少这方面的探究就有可能低估民粹主义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此外，民粹主义研究还需要更深入地研究历史中的意识形态与社会运动，从历史意义上更好地理解当前的民粹主义浪潮，并汲取长期教训，指导当代应对当前的民粹主义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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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郑哲轩
编辑：江海涛
审核：朱华辉、李美欣、崔元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