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海全球 · 观点 | 释启鹏：“自由”的阴暗面：探析西方世界秩序的思想基础

     现代世界体系肇始于16世纪欧洲经济的一些新变化，但那个时代盛行的意识形态并非个人主义或自由企业家精神。彼时欧洲大陆业已出现的两大趋势——经济活动的民族化以及国家和经济的军国主义协作——导致了重商主义观念的流行。重商主义认为“占便宜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世界上尽可能多的贵金属储备吸引到自己一边，并防止本国的贵金属外流”。 按照生产需求征服国外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必然靠损害他国利益实现。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财富，葡萄牙、西班牙以及荷兰和英国都陆续开启了“重商主义殖民模式”。在此模式下，宗主国最关心的是在短期内最大限度地创造财富以满足巨大的消费需求，并采取一系列限制自由贸易的排他性措施。许多宗主国将其在殖民地的全部事务委托给一个专营公司(拥有盐、烟草和鸦片等商品的专卖权),并与殖民地的本土政治精英签订奴役性条约，强迫他们把香料、大米、木材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宗主国。

     重商主义殖民模式为世界体系中的第一波“大国崛起”提供了原动力，“正是殖民主义扩张下全球化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支撑了欧洲日益精细的劳动分工、日益降低的技术吸引成本、日益扩大的小商品贸易和生产规模，从而在文艺复兴500年和哥伦布航海300年之后，引爆了一场基于‘规模化大生产原理’的工业革命”。 到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大大降低了殖民扩张的成本，这一跨时代的变革直接加速了世界罗网的密集化趋势，加剧了中心与边缘的分化。但西方国家帝国扩张的欲望却在18世纪中叶之后减弱了。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工业革命使得英国将对手远远地甩在身后，它不再需要把殖民地作为其工业产品的受保护的市场，因此推崇商品自由交换变得天经地义。然而，这类观点却很难解释整个世界体系所经历的自由主义转向，因为甚至像西班牙这样的重商主义国家也在王位继承战争之后开始推行颇具自由主义特征的改革。于是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个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变化，它突出体现为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迅速发展，自由主义的信徒们纷纷为资产阶级的兴起著书立说。本文认为，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与霍布斯鲍姆所谓的“双元革命”——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同等重要，三者分别重塑了18世纪以来世界体系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场域的基本逻辑。

     国内需求是政治思潮出现的基础，在重商主义的巅峰时期，欧洲列强围绕海外贸易权的纷争已经悄然出现了一些变化。一方面，以旧贵族为核心的欧洲主权者们围绕海外领地密谋、博弈的基本模式还在延续着；另一方面，新兴的商业资本家们开始通过游说或走私等方式试图打破壁垒并角逐贸易主导权。为了适应这些变革性因素，经济领域的自由主义转向以古典经济学为嚆矢。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剖析了重商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他看来，不加节制的殖民扩张已然是少数贵族阶层和富商牟利的工具，沦为战争之源的殖民地“不曾提供任何收入，来维持母国的内政，亦不曾提供任何兵力，来维持母国的国防；其主要利益，据说就是这种专营的贸易”,而这种独占行为，“给唯一阶级带来的唯一利益，在许多不同方面妨碍国家的一般利益”。面对“七年战争”之后殖民地的防卫经费问题，斯密建议“英国自动放弃它对殖民地的一切统治权，让它们自己选出地方长官，自己制定法律，自己决定对外媾和宣战”。斯密认为，这样英国不仅能立即摆脱殖民地平时每年全部的军事费用，而且可与殖民地订立商约，使英国能够有效地确保自由贸易，从而进一步有利于人民大众。

     伯克也对英帝国的扩张及统治进行了猛烈抨击。伯克指出，“东印度公司滥用职权，尽力剥削这个国家，牟取私利”,从而导致殖民地民怨沸腾。但值得注意的是，伯克并没有质疑英国殖民活动，他只是批判了东印度公司长期奉行的重商主义殖民政策。相反，伯克认为英国殖民地相较于其他国家殖民地的核心特征与优势在于前者建立在“自由原则”的基础上，这也是让帝国保持“永远伟大”的基础。边沁则撰写了一系列著作公然抨击西班牙、法国以及英国的殖民政策，指出制约国家贸易发展的核心因素是资本的数量，而非市场的规模，如果不能将更多资本用于贸易，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掌握足够的资本，那么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无法推动这个国家的贸易发展。正是边沁在1789年创造了“国际”一词用以代指国家之间的法律事务，因此将国际关系学追溯到有关殖民—帝国主义的讨论不无道理。

     在18、19世纪之交的几十年间，自由主义思潮的扩散使世界体系的扩张模式发生了比较暧昧的变化，商业贸易代替领土扩张成为将世界联系起来的核心动力，甚至素来推行重商主义殖民模式的西班牙也在王位继承战争之后开始削弱行业垄断协会。而对于彼时的世界头号强国英国，学者与政客坚信“英国仅依靠资本的力量便可以称霸世界，放弃殖民扩张的幻想和推行贸易自由的政策比从事垄断行当更有利可图”。 鉴于贸易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愈加突出，英国采取了一系列配套措施，诸如剿杀残余的海盗势力、保护私有产权和迁徙自由、制定以平等主义为原则的普遍关税制度以及创建自由贸易协定，等等。在当下流行的帝国史研究中，研究者把这种自由主义转向包装成世界政治迈入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例如，尼尔·弗格森在《帝国》中将19世纪的英帝国描述为一个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克服各种障碍推行自由贸易，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力量，帝国与多边合作模式一样，都推动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甚至帝国用武力和枪炮推动全球变革是被历史证明了的更加行之有效的方式，它的建立“改善了全球的福利”,是“人类的福音”。

     然而，这种历史解读模式显然忽视了自由主义的另一个重要面相。从世界历史整体趋势来看，在18、19世纪之交，直接的殖民扩张衰落了，但世界体系却加速发展，“在1733年～1817年这个恢复经济扩张(和通货膨胀)的时期(或长或短)的过程中，欧洲世界经济突破了它在漫长16世纪创造的疆界，并开始将巨大的新地带并入它所包含的有效分工”,印度次大陆、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和西部非洲纷纷被纳入其中。倘使研究者对此时英国对印度等殖民地的贸易策略稍有了解就不难发现，中心国家与其说是“贸易而非统治”,毋宁说“如果可能，是非正式控制下的贸易；如果必要，则是统治下的贸易”。在这个进一步扩大了的世界体系中，英国一方面允许外国货物自由进入英国市场，因为这些货物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竞争力，但作为交换，弱国必须对英国制造品开放市场。对此，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痛斥了这种披着人道主义外衣的虚伪本质，即“滥用道德以实现不道德的意图的伪善方式就是自由贸易体系引以自豪的东西”:“你们消灭了小的垄断，以便使一个巨大的根本的垄断，即所有权，更自由地、更不受限制地起作用；你们把文明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以便赢得新的地域来扩张你们卑鄙的贪欲；你们使各民族建立起兄弟般的关系——但这是盗贼的兄弟情谊；你们减少了战争次数，以便在和平时期赚更多的钱，以便使各个人之间的敌视、可耻的竞争战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自由主义转向在帝国统治的版图上有着明显的时空差异。当英国逐渐对其早期的殖民地转变为间接统治时，对新殖民地却进行着血腥征服并采用直接统治的方式。在伯克看来，加强直接统治是解决印度治理危机的最佳方案。除了前述洛克的“劳动—财产权”学说，西方世界还以“文明等级论”来为其殖民统治寻求正当性。“文明等级论”主要来源于18世纪英国的大卫·休谟、亚当·斯密、亚当·弗格森等人的思想。例如，斯密就把人类社会理解为不同阶段的依次演进，且每个阶段都有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基于这样的认知逻辑，殖民者认为印度深陷迷信、宿命论、多妻制、最原始的宗教和专制制度，“再也没有哪两个族群之间的差距比英国人和印度人之间的差距更大了……他们的传统和我们毫不相干，他们的宗教比起伊斯兰教距离我们更遥远”。与那些缺少历史的殖民地相比，“受困于历史故而毫无未来可言”的印度只有在英国的“帮助”下才能实现发展。19世纪的英国史学家甚至声称：“英国是征服者，但是在印度从来未享有过特殊的权利。不同于西班牙之于墨西哥的关系，英国从来没有以征服者的身份治理印度，印度人也从来没有俯首称臣，呈上商品。英国并未采取强制手段，或者为富不仁，而是以公正之名承担起了统领全球的重任，是印度空前未有的领导者。”

     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对重商主义多有批判，但在奴隶问题上，他们却展现了极大的包容度，而且许多自由主义者本身就是奴隶制的深度参与者。洛克曾经担任过英国殖民地的贸易与种植园委员会秘书长，其主要工作就是起草制定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法规。从洛克与殖民地官员通信的内容中不难发现，这段有关殖民地的经历极大地塑造了他本人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而作为奴隶贸易在政府中的代理人，伯克更是利用其议员身份推动英国政府向奴隶贸易公司提供更大的财政支持。到了19世纪，随着奴隶制与奴隶贸易走向终结，昔日那些拥护奴隶贸易的自由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了废奴先锋。探究废除奴隶制与奴隶贸易的原因，显然并不能从所谓的“人道主义”中找到答案。许多废奴运动的重要领导人都是银行家，这充分说明资产阶级通过废除奴隶贸易收益甚多。而且从奴隶到自由劳动力的转变，也没有真正改变世界体系中固有的剥削关系：“在奴隶劳动下，所有权关系掩盖了奴隶为自己的劳动，而在雇佣劳动下，货币关系掩盖了雇佣工人的无代价劳动。” 作为正式制度的奴隶制虽然淡出历史，但事实性奴隶制——中心国家之于边缘国家、权力精英之于普通民众的压迫和剥削，依旧保留了下来。各种会议和公约都曾一再谴责奴隶制和奴隶贸易，但从未提及强迫性劳动。

     时至今日，依旧有数量众多的发展经济学家热衷于讨论到底何种殖民模式更有利于殖民地的长期经济增长。虽然对“好”的殖民模式存在争议，如定居殖民模式、帝国主义阶段的殖民统治、英帝国的直接统治，等等，但他们确实相信，存在一种具有“现代性”的殖民模式决定着殖民地在独立之后朝着更加现代化的路径前进；而那些“坏”的殖民模式则导致殖民地独立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根据这种观点，落后国家所展现出来的历史延续性自殖民地时代业已奠定。而根据某些更为极端的看法，那些取得良好发展绩效的国家与地区只不过是因为吸收了来自“文明世界”的殖民者所给予的“馈赠”。然而从历史来看，自由主义的神话是经不起推敲的。即便是经历了自由主义转向，殖民地所受到的不平等统治也并没有丝毫改变。虽然不乏在英国殖民统治的地区发现代表制传统，但这种制度安排仅仅适用于白人群体内部，而且他们也并没有任何意愿将这些权利扩展至殖民地的本土居民。自由主义殖民模式之所以能够产生积极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同质化的社会；换言之，社会结构而非殖民类型是“好制度”与“好政策”得以运行的基础。那么，同质化水平较高的殖民地是如何出现的呢？抛开那些本身就比较贫瘠的地方来看，同质化的社会结构是以殖民者对原住民的种族隔离乃至灭绝式屠杀而实现的。例如，在枪炮和疾病中，墨西哥中部的印第安人在17世纪初的人口只剩下一个世纪之前的3%。

     资本积累为世界体系中心地带建立强大国家机器提供了必要的财政基础，同时保证了中心地带对边缘地区的控制并进一步降低了后者在交换等级中的地位。这套机制处于隐蔽的进程中，只有当这种不平等的交换关系遭到严重挑战时，政治和军事的力量才会被动员起来。例如，英国在强调自由贸易的同时，在边缘地区发动的战争却从未停歇——在非洲的祖鲁战争、对印度起义的镇压、对缅甸作战以及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等，都展现出自由主义背后的征战与杀戮。而冲突一旦解决，“世界企业家阶级便会装作一副经济运行完全由供需决定的样子，而只字不提世界经济是怎样历史地达到这个特定的供求点，是什么样的暴力结构在那一刻维护了世界劳动力工资水平和实际生活质量的‘习惯’差异”。通过不断阐明制度乃至种族的优越性，中心国家依靠自由主义逻辑来维护商业垄断的“文明使命”愈加清晰。当帝国主义在19世纪再次使用武力介入市场活动时，它越来越多地是以多边或普遍的自由贸易为名义，而不是像当年重商主义那样。面对自由主义温情面纱下世界体系的无情扩张，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蒙受苦难与屈辱就实现过什么进步吗？”

三、“帝国的年代”：奠基世界秩序

     资本主义国家所确立的霸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未受到严重挑战，在世界体系的自由主义转向时期，西方国家还不曾企图将这种霸权正式转化为有系统的征伐、兼并和统治，但到了19世纪中叶之后，有计划的侵略野心开始显现。在“国家”与“资本”的双重推力下，大型垄断组织登上历史舞台。地球上大约四分之一的陆地成为被六七个国家瓜分或再分配的殖民地。这段时间被霍布斯鲍姆称为“帝国的年代”,一方面是因为正式自称“皇帝”或在西方外交官眼中配得上“皇帝”称号的统治者达到峰值，另一方面则因为由资本主义核心地带决定步调的世界经济构建起了一个由“先进地区”支配“落后地区”的帝国主义世界秩序。

     在“帝国的年代”,思想场域也开始发生变化。霍布斯鲍姆所谓的“双元革命”重塑了欧洲的政治经济生态，加之奴隶制的废除以及政治参与的进一步扩大，导致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们确信欧洲已取得了其他社会难以匹敌的“进步”,而其根源就在于欧洲独特的文明乃至基因。如果说斯密、伯克、边沁尚且认同人类在理性上的平等，那么到了密尔父子、托克维尔以及韦伯那里，围绕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化表述就更为常见了。在詹姆斯·密尔看来，像印度、中国这样的国家，“他们政府是一种处于非常简单和原始状态的专制政府，没有一种艺术能够表明它已处于超过农业社会初级形态的文明阶段”。

     文明优越论在19世纪逐渐演变为人种优越论，并成为自由主义思想“帝国转向”的重要理论支撑，这与当时进化论所引发的“科学革命”不无关系。随着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兴起，自由主义持续数百年的思维模式受到了极大的撼动：在启蒙运动时期，人们普遍秉持一种超越时空界限的人性观，它的主要成分是理性之能力和对某些激情的追求；而自然选择理论则表明，在一个资源匮乏的世界中实现生存就意味着竞争，在生死存亡的斗争中遗传特征是决定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达尔文科学原则应用于人类事务最重要的结果是将理性从我们曾认为它占据着的核心地位上彻底逐出”。这种应用，便是19世纪末以后弥漫于整个思想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基于“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观念，消灭“次等民族”是提升人类发展整体质量的重要手段。而且随着有关“热带种族”可能吞并“温带种族”的言论甚嚣尘上，通过强化帝国统治以防止种族间的混合成为当时政界和学界的共识。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国家间关系也成为生死攸关的安全问题，通过战争捍卫“优等民族”即白种人在世界体系的统治地位是谋求国家安全的关键。1870年，种族划分第一次“在解释人类的历史、理解当代社会以及未来演进方面成为几乎通用的标准”。

     从“文明”至“种族”的区分，解释了思想家们为什么支持帝国扩张且并不认为这违反了自己恪守的自由主义原则。种族上的差异，意味着殖民地并不适用那些“文明世界”的优良政体。在《代议制政府》中，约翰·密尔认为，只有满足代议制基本条件的民族，尤其是达到了一定文明状态的民族才能实行代议制；对于其他民族而言，专制的殖民统治反而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至于那些对欧洲人怀有敌意的反抗者，宗主国就不得不采取一些特殊措施。托克维尔指出，“为使殖民达到某种程度，我们必须不但有必要使用暴力手段，而且要运用看上去邪恶的手段”,包括发动突然袭击、囚禁手无寸铁的平民和妇女儿童以及摧毁城镇。托克维尔将帝国扩张视作法国维持“伟大”的重要手段。他认为，如果无法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法国很有可能被排斥在西方世界之外，从而失去制衡其他强权的能力。

     关于密尔、托克维尔等学者的“帝国转向”,还有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原因，那就是世界体系自身的发展以及自由主义者对“反体系运动”的担忧。“反体系运动”即抵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张的运动，包括国家内部反对资本剥削的阶级斗争，以及边缘地区反对中心地区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在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也创造出自我的毁灭力量，工人阶级对财富再分配的强烈诉求与自由主义保护私有产权的基本信条之间产生了不可克服的矛盾。为避免大众民主的到来，自由主义者一方面继续贬低普通民众，称其在道德上是非理智的，另一方面则以代议制的方式使那些“有品德的阶级”即有产者继续保持优势。20世纪之前的西方政治思想史都在防止“多数人的暴政”,即便民主政治的坚定拥护者也认为“在穷人独揽立法大权的国家，不能指望公共开支会有显著节省”。对于那些不配享受公民权利的群体，自由主义者认为对他们采取“开明专制”是十分有必要的。这种思想蔓延至国际层面，体现为思想家们对帝国扩张的合理性辩护。由此观之，自由主义秩序关心的不仅是权利的具体内容，更包括哪些群体有资格享有这些权利。

     形成于19世纪晚期的帝国主义思潮一方面根植于历史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势，另一方面又极大地助推了帝国主义世界秩序的形成。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转变为中心国家瓜分世界提供了物质推力，而思想领域的“帝国转向”则为血淋淋的剥削行径提供了合理化论证。在1800—1875年间，殖民帝国平均每年获得8.3万平方英里的土地，而到1875—1914年间猛升到平均每年获得24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帝国主义创造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异现象，即一小部分的国家和人口掌握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的命运。相较于三百年前谋求纯粹财富掠夺的重商主义殖民模式，自由主义者的复杂论说意味着帝国时代的扩张模式更为复杂。帝国主义不单单是一个国际体系，还是深入到各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体系。中心国家在剥削边缘地区的同时，还为那里的人们带去了新的观念和医疗物品，援建了不少学校，适龄儿童在接受学校教育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不仅如此，中心国家还致力于塑造等级性的思想学术支配体系，它们凭借资源优势“向非西方世界扩展自己的思想学术，把后者纳入不平等的全球思想、学术、观念分工体系之中，进行学术剥削，尤其是从思想上、精神上支配、驯化非西方世界，为自己进行政治操纵、进而进行经济剥削创造有利的思想文化条件”。事实上，这类中心国家创造的旨在规训边缘地区的不平等话语体系，也确实被许多边缘地区的精英分子大加赞赏甚至奉为圭臬。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以及梁启超的《新民说》中的某些论述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宣扬的文明—种族优越论的影响，甚至将帝国主义的侵略视作“文明”的西方与“落后”的东方之间的冲突。

     在强大的权力网络的加持下，自由主义秩序所塑造的帝国主义体系形成了鲜明的中心—边缘特征：在中心地带，西方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彼此承认主权的平等地位，那些达到“文明标准”的非西方国家如日本也得到了认可；在边缘地带，分布于亚洲、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民族遭受着殖民统治并长期处于宗主国的“监护”之下，这些地区在国际社会中没有独立的主权；在中心和边缘之间还存在着许多半边缘国家，如中国、暹罗、阿根廷、埃及和伊朗，这些国家并不是完全的殖民地，还保有一定的主权独立，但是它们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文明”国家，且处于相当程度的“监护”之下，被迫与西方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拱手出让治外法权。“帝国的年代”不仅造成了延续至今的世界秩序，而且绝大多数关于“新世界”的蓝图也是在“旧思想”的框架内构想的。例如，20世纪初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威尔逊“十四点原则”提出的世界秩序图景，虽然明确了各国在政治意义上的平等权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自由贸易，但它对边缘国家的不平等地位却漠不关心；而20世纪末的自由主义全球治理方案，则强调在现有秩序下采取“去国家化”的措施，这对那些缺少“国家性”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如此看来，改变这一世界秩序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为艰难。

     本文基于世界政治学的视角审视了自由主义如何通过差异化叙述模式为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提供合理化论证。“自由”的阴暗面作为一种强大的思想力量，在这个充满压迫和剥削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和演变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以“自由”之名，“自由世界”的国家建立了一个不自由的世界秩序。

     长期以来，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将“主权”“国家”和“无政府状态”视作世界秩序研究的起点。但若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等级而非平等、剥削而非合作才是世界秩序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只要资本主义方式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两大支柱不发生改变，那么任何制度或政策层面的挑战都无法实现新的世界秩序。当然，“自由主义”远非同质化的整体，其内部争论从未停止过，贡斯当和伯林都讨论过两种自由观的分野。但这类围绕差异性的争论其实忽视了不同观念之间共享的理论“硬核”(hard core)——无论是古代人的自由还是现代人的自由，抑或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都只是“自由主义”概念家族中的不同“成员”。这些思想家都是在“文明等级论”的视野下审视边缘国家，都默许不平等世界体系的存在。按照沃勒斯坦的观点，这个体系在19世纪趋于成熟；但也正是在19世纪，另一种自由观强势兴起，并在20世纪作为全新政治实践席卷全球。它曾推动革命在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爆发，并在当下引领着拥有几千年文明的东方大国走向复兴。世界体系出现裂变，一场以“自由人联合体”为最终目标的伟大实践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