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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底，一个风雨欲来的日子。学生们自是不用多说，早就为即将到来的开学和还未完成的暑假作业叫苦连天。老师们则是有苦不能言，为提前到岗上班而感到焦虑。大概只有双职工家长迎来解放，恨不得立刻将烫手山芋们送回学校。
近年来，义务教育工作不断改革发展，其中，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双减”工作，一定是普通群众感受最深的。一夜间倾塌的教培行业，应运而生的托管服务……教育资源的倾斜让一些家长走上了“鸡娃”之路，也让更多的双职工家庭无所适从。人们在教育这条路上，学习的过程中，总会将目光聚焦到考试之上。考试这一制度，很多人依赖它，期望在最为公平的赛道上改变命运，寒门子弟也能“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也有很多人畏惧甚至考试的独断，只能被限制在死板章程的独木桥上，给人生带来极大的压力。而考试这条人生的桥梁，早已在这片黄土地上延续千年之久。我们现在引入的西方考试制度，在史料中也有记载均受到科举制的启示和影响。科举考试“公开竞争、平等择优”的原则，是近代欧美国家借鉴的需要和必然趋势。就让我们一起回顾——科举考试，从先秦到近代数千年的沉浮。在先秦时期，还没有出现“考试”概念，在人才的任用上，更多是通过上层阶级的主观考核、考察和选拔。这种“乡举里选”也被限制在大夫之下的低级官吏中，高级官员仍然通过出身的世官制。直至春秋战国时期，世官制开始没落，百家争鸣的环境中，“选贤举能”成为了更新兴的选择。“选贤”的观念并不等同于考试，却与考试互为表里。“尚贤”观念也是考试思想的基础，由此，也成为了考试文化的起点。在汉代，出现了一种新型的选拔官吏制度——察举制。在制度上并不强行考试，在所有考核科目中，以“孝廉”最为重要。察举制的举荐和策问，都以“德行”为先，在学问上则以“儒学”为主，以儒术取士。察举制虽然打破了血统论，推动了社会阶层的流动，然而到了东汉末年，察举制难以掌握的道德标准引发作伪成风，流弊四起，所谓孝子廉吏，早已徒有虚名。因此，在汉魏之际，兴起了“重才”之风，人们开始寻找更加客观的取士标准和考核办法，从而取代察举制。在对东汉腐朽吏治的冲击中，尚书令左雄上书：“郡国孝廉，古之贡士，出则宰民，宣协风教。若其面墙，则无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礼》称‘强仕’。请自今孝廉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这就是考试观念确立的重要标志——左雄改制。左雄的改革要点限制了被举荐者的年龄，要在四十岁以上；要分儒生和文吏二科；以及最为重要的，以“某种专门知识的程式化考试，作为认定居官资格的手段”建立真正的考试制度，深深影响了未来选举制度的发展方向。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曹丕即位后，为解决用人之急，陈群提出了从一开始实行就弊端丛生的“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是在各地设置本地已任官职的德能才盛者为选贤的“中正”，负责对其所在地区的候选者，根据各项条件进行综合评估，定位九个等级，上报司徒以备吏部选用。从九品中正制制度本身看，其原本也是“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氏族高卑”的公正制度。然而，将选拔权力交付到个人手上，缺点也非常明显，从西晋代魏后，九品中正制已完全被门阀氏族把控，只取门第，让平民寒士毫无前进之路。直至东晋和南北朝，仍有人不断对九品中正制大加指责，但体现了世族特权的九品中正制，伴随着世族的统治地位，在隋唐科举制的确立之前，仍存在了四百年之久。隋唐时期，考试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在长期以来传统尚贤思想发展和人才选拔经验总结后，以考试为中心的科举制最终形成。隋文帝分科举人，奠定了科举考试的制度基础；隋炀帝初置进士科，便是科举考试制度确立的重要标志。唐代科举制发展已基本完备，每年举行一次科举还考试，科举考试项目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法律）、明字、明算（数学）等，考试内容有时务策、帖经、杂文等。武则天时期，还产生了武举，考试科目有远射、马射、步射、平射、筒射、马枪、摔跤、举重等。唐朝的科举制度不分世庶，向全社会开放，是封建时代所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它扩展了封建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吸收了大量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士进入统治阶级。盛唐处于科举制度之初，显示出生气勃勃的进步性，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宋元时期，经过唐朝奠基的科举制进入了改革与发展阶段。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力图将科举制推进为更客观、严密的制度，以实现公平取士，消除科举与学校之间矛盾等缺点。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进一步加强了考场纪律，派卫兵巡考。在考试内容个你上，加强了策论的地位和重要性。王安石改革废诗赋考经义，在明清逐渐演变为八股文。由此可见，宋代科举虽然速决引荐，纯以试卷定取舍，所以考试内容不合理的问题便更加突出，诗赋、经义并不是选拔人才的科学尺度。并且，宋代大幅增加的录取名额，也为后期封建统治严重的冗官问题埋下祸根。辽、金、元时期，少数民族对于汉制中的科举考试，并没有进行大方向的改革，在具体的实施上则冲突不断。宋元时期，关于科举制度的讨论广泛激烈，人们对考试的理论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知识，科举制也在思辨中不断曲折发展着。明清时期是我国古代考试发展的极盛时期，科举考试已经定型，形成了固定的模式。科举成为一个层次、等级、条规、名目繁多苛严的庞大体系，有童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五级，其中往往又分层次。在统治者的高度集权下，明清政治家不断强化科举考试制度，实行“科举必由学校”之制，参加乡试的士人，必须是官办学校的生员；地方学校的优秀生员，可以报送到京师国子监读书，而国子监生则可直接选授官职。最终形成了学校科举化，科举学校化的局面，可以说，整个国家完全围绕科举考试一种目标运行了。明朝中叶，形成八股文。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固定段落组成。八股文体制僵死，唯一的用途就是考科举。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猛烈批判宋明理学的八股取士制度，并提出了凝结新思想精神的选士与考试方法，为晚清变革作了在必要的思想准备。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对外的大门，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救亡图存，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迎接新思想，在中国迈入现代化时引导一场又一场激烈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近代，科举考试作为传统的选士制度，被人们视作束缚思想，阻碍社会进步的一大制约因素，废科举改新制的呼声日益高涨，终于在1905年废止了所有科举乡会试。科举制的废除，为中国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人们的思想不再为僵硬死板的考试选官所限制，但同时，也需要新的制度引导人们学习强国。所以，科举的废除并不等同于考试的消亡，中国考试制度，在近代迎来了新的开端。下载三毛游-全球旅行文化内容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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