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革命的陶冶场，把我们的信心坚定加强，把我们的意志磨炼成钢，我们不怕吃苦，不顾怨劳，把革命的种子播撒四方……
嘹亮的《龙泉政工队队歌》穿透清晨的浓雾，唤醒沉睡中的山城龙泉。1937年底，杭州沦陷前夕，浙江省级机关团体、工商企业陆续外迁，当时迁驻龙泉的共284个单位。许多革命志士、进步青年学生纷纷来到山城，龙泉一度成为浙江抗战的大后方。
1938年的1月，寒风凛冽，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派张三扬、邵荃麟等率领“浙江省抗战后援会流动剧团”30余人，来到龙泉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和革命文化活动。地处浙西南山区的龙泉，交通闭塞，文化落后。流动剧团进城后，在街头巷尾教唱抗战歌曲，上演抗战戏剧，呼吁大后方的民众一致抗日救国。
张三扬（中排右5）
当时再度复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黄绍竑，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也提出“刷新战时政治，保卫大浙江”的口号，并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容纳一批共产党员及进步青年到政府机关、抗日团体工作。
龙泉是黄绍竑推行新政的三个实验县之一，年仅27岁的民主爱国人士唐巽泽也于这月，受黄绍竑指派来到龙泉出任县长，是当时浙江省最年轻的县长。“浙江省抗战后援会流动剧团”30余人分别被唐巽泽安排在龙泉县政府宣传、教育、文化、政工等部门，其中张三扬任政训室室主任，邵荃麟任教育科长，俞坚任战时政治工作队队长，葛琴任编审室室主任，舒文任民众教育馆馆长，他们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同时，他们5人组成了闽浙边临时省委设立的中共龙泉县特别党支部，张三扬任书记。
同年2月，经县长唐巽泽同意，他们将原班流动剧团改为民众剧场，由中共党员黄灿任主任。部分剧团人员编入龙泉战时政治工作队中，队部和剧场都设在龙泉城内的江西会馆。民众剧场不仅是龙泉县抗日救亡宣传演出的中心，也是中共龙泉党组织活动的秘密场所。剧场里9位负责同志，其中7位是中共党员。周边邻县等地的同志过境时，剧场后楼就是党组织的联络站和接待站。
民众剧场的工作人员大都是来自沪杭等地的爱国进步青年，文化程度高，能说、能写、能演，个个朝气蓬勃，热情高涨。每天清晨五点起床，他们集合于会馆门口的龙泉溪边，吊练嗓子，练习歌唱：白天读剧本、念台词、排练剧目以及筹措道具等，忙于演出准备；晚上除了演出，就是学习政治理论和戏剧业务，经常工作到深夜。剧场成立后，陆续上演过《雷雨》《日出》《复活》《卢沟桥》《上前线去》《流亡三部曲》《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种涵盖话剧、歌剧、活报剧、哑剧，丰富多彩。
为了扩大公演，剧场除了每周坚持一次会演，还常常走上街头演出活报剧，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有一次，剧团在街头闹区演出《打日本鬼子去》时，王朝闻扮演日本战俘，被扮演八路军的演员押解着，垂头丧气而行，剧场主任黄灿扮饰老农，腋下夹着一把雨伞，紧跟其后高喊：“打日本鬼子去！”孩子们以为真的将日本鬼子抓来了，兴奋得直往队伍里钻，朝“鬼子”一路吐着唾沫。
“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是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成立大会上提出的口号。民众剧场的工作人员跋山涉水，下乡巡回演出，在龙泉乡村的各个角落，传播抗日救亡的种子，点燃民族解放的火焰。
山区交通极为不便，他们背负铺盖、头戴箬帽、脚穿草鞋翻山越岭，尤其是剧场里那些来自大城市的女性，英姿飒爽，不让须眉。剧场人员来到村庄，都是自己解决伙食问题，演出一般在社庙，完毕后以幕布为地毯，就地睡在舞台上。夏夜蚊子叮咬，冬天寒风刺骨，但第二天照常演出。每到一地，他们还访贫问苦，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张贴标语，宣传抗日道理。原天平乡湖尖下村周氏宗祠墙外“莫心焦，敌人来了不要逃，大家约定三更时，一齐请他吃长矛”的标语，就是1940年民众剧场下乡巡回演出时所题。
剧场还组织有一支30余人参加的歌咏队，教唱民众《大刀进行曲》《壮丁歌》《慰劳歌》《打回老家去》《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卢沟回答》和俞坚创作的《龙泉政工队队歌》等。有美术专长的王朝闻等原流动剧团成员，在画笔缺乏的情况下，就地取材，用笋壳经捶打柔软后扎紧代替，在龙泉街头巷尾利用墙报、壁报等形式，创作了大量宣传抗日救亡的美术作品，通俗易懂，一时震动整个山城。
1940年10月，国民党强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山雨欲来风满楼，部分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根据上级组织安排，已提前有计划地分批撤离龙泉，县长唐巽泽也被调离龙泉。民众剧场的最后一场演出是在这年的冬天，剧目为《绯色网》，台上演的是爱国军人反击日本间谍的斗争，而台下却有国民党的特务时时窥视着台上的动静。这是一次艰苦的演出，也是最后的一次演出。演出结束后，民众剧场被迫解散。不久，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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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丨《浙江文史记忆·龙泉卷》 作者 林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