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的豪登监狱(Halden Prison)，提供了宽敞舒适的牢房和私人卫浴，监狱里还有图书馆、厨房、攀岩场、游泳池，甚至犯人专用的录音室，可以录点饶舌歌。这些囚犯人均每年耗费的税金是9万欧元！
这到底是度假还是坐监狱？这到底是在鼓励犯罪还是在打击犯罪？那些受害者看到如此情景，想到自己受到的创伤和不断增加的税单，到底作何感想？
符合伦理法则的正确处理办法是什么？
对杀人犯，当然应当杀人偿命。约翰·洛克说，这种人已经在人类理性和公道的法则之外生活，应当当做老虎和狮子那样的野兽一样加以毁灭。“社会”，就是基于相互承认财产权之上的和平合作。杀人，就是摧毁和平合作，就是反社会行为，必须以最严厉的方式加以回击。一个人杀人，就已经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资格。
正当的伦理法则决不允许一个杀人犯被他人供养至死、颐养天年。
这也是正当防卫理论的根基。当一个人侵犯他人的生命和财产，他人就可以无限防卫，直至将其杀死。一个入侵私有财产者，产权人可以将其消灭，因为他无法判断入侵者下一步会采取什么严重的侵犯行为，无法估计事态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危害会不会扩大危及自己的生命。所谓“正常人”和“对等反击”的标准，是上帝视角的无理要求。对入侵者的宽容，就是对犯罪的鼓励，对受害者的无情。
在私法社会，一个受害者或者家属，可以选择原谅与不原谅杀人者。受害者选择不原谅，那就必须处死他；选择原谅施暴者——不论是否要赔偿和做任何利益交换——那是他的自由。反对这一点、以及主张所谓废除死刑的人，请问你们凭什么代表受害者选择是否原谅，难道你们比受害者自己还了解他的处境？
对财产犯罪——如米莱所说——必须判处强制劳役，将劳役所得赔偿受害者。 米莱说的30%，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直至赔偿完受害者的损失，并加倍补偿。
为什么要加倍处罚？
假定一个人偷走、抢走了他人1万元财产，如果通过没收他1万元财产，或者强制劳役赔偿了受害者1万元，这只是将财产状况恢复原状，并没有实现惩罚犯罪行为的目的。因此，犯罪者应当在赔偿1万元的基础上，再支付受害者1万元，这才是正确的、对等的惩罚。
重要的是，不论是没收他的财产，还是强制劳役所得，都是用来赔偿和补偿受害者的，而绝对不能收入国库。是受害者受害了，“国家”又没有受害，凭什么拿走这笔钱？
在19世纪美国西进运动、基本接近无政资的时期，以上这种基本原则被私人警务力量运用得炉火纯青。
赶牛人如果将产权人的牛卖掉后卷款走人，这就是盗窃行为，牛仔们会派出一员猛将，将其抓捕归案，强制其清偿债务，赔偿业主损失，如果无法清偿，那就强制劳役，所得全部归受害者，直至清偿完毕。特别优秀的是：侦查、抓捕的一切费用，也由盗窃者承担。谁要是违背契约精神，侵犯他人，还有一种终极的杯葛手段：将其直接驱逐流放。（参阅：西进运动中的产权与自由）
自由的原始样貌，可能是粗粝的，然而它却蕴含着产权伦理的精髓。
看看现在的“文明”世界，早已与自由渐行渐远，自由这个名词本身，也早已面目全非。
造成当今世界自由退化的根本原因，是国家的兴起，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占据了观念上的统治地位，已经形成一个最为强大的宗教。
国家垄断了暴力，既将所有人缴械，让人们丧失了自卫能力，成为必须依附于它才能安全的奴仆；同时取缔和消灭了所有私人警务和司法力量，让人们别无选择。一切垄断行为的后果，无一例外，就是提供越来越差的服务，收取越来越高的价格。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重大的案件反而不愿查办，而有利益的事情就可以远洋捕捞；为什么你的税单在不断增加，然而享受到的服务却每况愈下。
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让利维坦变成了一个正义和道德的代言人，也成了“社会”的代言人。于是出现的荒唐一幕就是，一个犯罪分子侵犯了他人，利维坦代表社会关押他，供养他，因为这代表着“社会”利益，每个人都应当服从于社会利益。那个侵犯者侵犯的，似乎不是具体的受害者，而是“社会”，于是顺理成章地，利维坦要代表社会没收他的财产缴入国库。既然侵犯了社会，利维坦作为“社会”的唯一代表，就可以代表所有人表达原谅或者不原谅，受害者本身的态度，反倒并不重要。
而那些白左同情心泛滥，要求保障那些罪犯的“人权”，通过舆论攻势立法，让所有人服从于他们的意识形态并为此支付代价。他们同情所有人渣和犯罪，唯独不同情受害者和无辜的同胞。垄断的监狱机构，则乐见罪犯越来越多，乐于扩张他们的权力和预算，罪犯对社会中人是祸害，对他们来说则成了聚宝盆。
知识分子成功地把利维坦打造为每个人安全和幸福的守护神，从中捞取稳定的收益和声望。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让一个以侵犯所有人为收入来源的机构来保护所有人，有多么自相矛盾。他们说安保、司法、监狱服务，是镇压反社会的人的，是一个社会必须的，且必须交给那个全能之神来垄断经营。他们从来没有证明过，人们需要某种服务，为什么就意味着必须垄断经营？面包是如此重要，能不能证明它必须由一家国营饭店来生产供给？
知识阶层的观念和营造的舆论，是如此强大，说得那么言之凿凿，以至于让人们不假思索地承认其正确。任何敢于质疑他们的人，都会变成大众的敌人。舆论的一统，智慧之火被浇灭，人类智力退化成受操控的木偶。
作为一种终极的解决办法，必须打造一个私产社会，实行安保、司法、关押机构的市场化。在现有条件下，米莱砍掉监狱的预算、断掉罪犯的口粮、回归产权法则，就是边际改善的办法。
这种事情，只有受过经济学严格训练，明确地知道怎么做才是正确的人，一个理性主义者，才会去做，才能做得到。正确的理论指引，而不是经验观察，才能抵达光辉的顶点。
祝福阿根廷，祝福米莱！
自由万岁，TMD！（写了半天，就这一句最舒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