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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经济学堂”发表了梁建章、黄文政的一篇文章《四天工作制是否可行？》。
我都不用点开看，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以梁建章一贯的“爹味”和“忧国忧民”，四天工作制，一定可以实行，然后工作时间缩短了，就有更多的时间造娃和带娃了。打开一看，的确就是这么说的。然而他所有的论证都建立在毫无经济学常识、没有逻辑思维能力的基础之上，通篇胡言乱语。文章引用日本的数据说，日本从1990年代起，伴随着年轻人口的持续减少，日本经济增长也停滞不前。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要实行四天工作制，为员工提供更多育儿便利，允许他们晚到早退。
日本所谓“失去的30年”，是由于生育率下降引起的吗？当然不是。日本实施的通胀政策，才是经济长期衰退的罪魁祸首。1980年代，是“日本制造”风靡全球的时代，日本对美国存在大量贸易顺差。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五大湖地区的汽车产业被日本丰田本田等车企打得落花流水，企业破产，工人失业，“铁锈带”这个名字，就是源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祭出臭名昭著的“301条款”，对日本挥起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美国要求日本主动限制汽车出口，对日本汽车、摩托车、半导体、电视机、电脑、机械设备等征收高额关税。在这种背景下，美日英法德等五国财长和央行行长签署了一份协议，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允许美元对日元贬值，以化解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协议签署前，美元对日元汇率大约在1:250的水平，到1988年，日元汇率上升到1:120；最高值为1990年的1:80，也就是说，日元最高点升值了三倍以上。由此，日本出口主导产业受到了巨大冲击，经济开始大幅度下滑。
但这只是事情的开始。此后日本央行采取的一系列货币政策上的骚操作，才真正把日本经济打回了解放前。面对日元升值对出口产业带来的巨大冲击，日本央行开始实施量化宽松（QE）政策，央行直接下场为经济注入“流动性”，不断下调利率，意图刺激经济，并实现转型发展。加上日本在过去顺差之下持有大量美元资产美国国债，这时候由于日元升值，国债资产出现大面积亏损，资金又开始大量回流日本国内。熟悉经济学的朋友们看到这里已经知道，生产没有增加，却不断扩张信贷发钞票，就是通往经济毁灭的“死亡之旅”。钱非常多，而且还人为操纵升值，往哪儿去呢？在国际上，全球收购置业。三菱集团收购了美国洛克菲勒中心，索尼公司收购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日本人满世界旅游。在国内，则开启了一场房地产热潮，开发商大量贷款建设房地产项目，民众则加杠杆背负债务炒房，人人都是“房地产爱好者”，房价永不跌成为一个神话，谁不买显得谁傻。钱多得没处去，海量资源被调用到房地产领域，生产结构严重扭曲。生产并没有增加，储蓄并没有增长，要维系这些错误的投资，在物质上已经变得不可能。那么任何一个环节只要出现还款困难，整个链条就会崩溃，金融系统就岌岌可危。日本央行面对巨大的金融风险，不得不从1990年开始，连续五次收缩信贷、上调利率。结果，不出所料地，1992年，房地产泡沫破裂，企业烂尾、民众破产、失业大增，“硬着陆”了。这就是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的根源。扩张信贷，人为压低利率，操纵汇率，就能把日本经济折腾得死去活来。美国大萧条、次贷危机，以及我们当前的局势，多么相似。这跟梁建章说的，生育率下降，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有半毛钱关系？我们甚至可以不谈货币银行、资本结构、商业周期、价格结构等复杂的经济学问题——这对梁建章来说无疑太难了——那么，哪怕就只需要动用一点点逻辑能力，也会发现生育率下降与经济之间，根本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梁建章说，人少了消费能力就下降，对经济不利。这是胡说八道。我们兄妹好几个，算算当时的消费水平，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几个人十年的消费，比不上我娃现在一个人一年的消费。我上学的时候能骑自行车，就高兴得不得了，我娃现在上学都坐飞机高铁，出门就打的，动不动还吃海底捞，谁说人少就消费下降了？过去一家十来口住三间瓦房，现在一家四口还要分开住，买两套三室一厅，怎么能说人少就消费量小呢？消费是数人头吗？刚果金和越南人口差不多，它们消费总量一样吗？瑞士人口800万，朝鲜人口2500万，朝鲜人能不能消费瑞士人一个零头？这一切都取决于资本存量所决定的劳动生产力。只要人均生产量大，那么人均消费量就大。没有资本，没有生产，人再多也消费上不去。再按照梁建章的观点，难道生育率高的国家，经济就进步了？全球生育率最高的国家为尼日尔，总和生育率6.82；刚果（金）人口达1亿，生育率6.16，经济进步了吗？反过来说，越南在1990年的总和生育率是3.60，到了2023年是1.95，经济衰退了吗？讲点事实，讲点逻辑嘛，总不能为了自己的目的，不要脑子了，直接用脚趾头思考了，强行建立因果关系。所以你不要看梁建章西装革履，但他的思维模式实际上停留在“人多力量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水平上。他经营携程的时候，绝对不是这种思维模式，他在文章中说现在年轻人就业困难，那既然人多力量大，他怎么不把携程再扩招10万人呢？说来说去，就是爱表演。当自己不用付出代价的时候，啥话都敢说，还能彰显自己忧国忧民的姿态，搞个国师当当。一个人可能经营企业很成功，但是在经济学上却是文盲，然而他却以为商业经营上成功了，所以自己就啥都懂啥都可以谈。这种事情常有。这些人永远学不会一个基本的品质：在自己不懂的事情上闭嘴。梁建章的问题，其实是我们经常谈的“理论与历史”的问题。美国一直在通胀，但是美国经济一直在增长，我们能否从这两个数据中得出一个结论：通胀促进经济发展？中国改开四十年的巨大成就，市场化程度提升，政府也在不断扩张，所以经济发展是有为政府的功劳吗？朝鲜没有最低工资法，法国有最低工资法，所以法国人比朝鲜人生活水平高的原因，是因为最低工资法吗？同理，日本在三十年里生育率下降，经济衰退，所以生育率下降是经济衰退的原因吗？再同理，公鸡打鸣，天就亮了，所以公鸡打鸣，是天亮的原因吗？你不能把先后顺序当成因果关系，也不能把相关关系当成因果关系。一切经验数据，都必须用正确的理论去解释。如果没有理论，任何历史事件，不过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垃圾；同样的历史事件，甚至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理论，在逻辑上先于任何经验，它是经验的先决条件。逻辑是我们理解现实世界的唯一理性工具。梁建章没有理论，也没有逻辑，所以他得出的结论就如同疯子的胡言乱语。他作为一个实证经验主义者，也是不合格的。你要收集经验，那就把正反经验都考虑进来，去“验证”自己的结论，怎么能“先打枪再画靶子”，按照自己的主观偏好去收集经验数据呢，这不是骗子吗？实际上，梁建章直接倒置了因果关系。与其说生育率下降导致日本经济衰退，毋宁说是经济衰退导致了日本年轻人不爱生娃不敢生娃。虽然这并不像经济学定理那样确凿无疑亘古不变。生育节制，是人类理性的表现，是保障人类和平分工合作的基础。无情的“马尔萨斯人口定律”告诉我们，在生存资源和人口之间，有一个最佳的匹配值。资源总是有限的，当人口规模超过可用生存物资，或者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生存物资的增长速度，意味着人均占有财货变少，也就是变穷。这时候，人类就会发生“生存斗争”，只有将一部分人淘汰，才能享受原有的生活水准。马尔萨斯定律是绝对有效的。它是“报酬律”的一个特殊应用，两种或者两种要素之间总有一个最佳的匹配值，以达成最佳的产出，这是先验有效的。至于到底这个值在哪里，会不会移动，则是一个经验问题。当一国资本存量节节攀升，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口增长速度，那么这时候人口的增长就不但不会降低生活水平，反而会实现人口和生活水平的同时提升。反过来说，如果新增生存手段完全被养育新增的人口吸收掉，便不会有什么手段留下来供应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如果资本积累速度小于人口增长速度，那么就意味着人们变穷。这时候就会发生过多的人口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的斗争，人类分工合作的和平秩序就会瓦解。我们所能说的只是，只有不断增加资本积累，改善生存条件，才能为生育率的提高提供可能性。如果采取的措施都是毁灭资本积累的政策，例如日本的通胀政策、福利主义、反自由贸易破坏劳动分工，那么人口的增加将不是一种祝福，而是一种诅咒，会让一个民族陷入资本衰竭、生活水平下降的“马尔萨斯陷阱”之中。一个计划经济的社会，为什么要实行强制性的控制生育政策呢？就是因为这种体制下资本被不断毁灭，有限的生存物质根本不可能养活过多的人口。而一个市场社会，当人们预期未来变差，生育过多子女会导致生活水平下降，人们就会自发地决定节制生育。因此，人口增长，在超过资本供给和科技知识状态所决定的最适规模之前，便会遭到抑制。由此，不会导致生存斗争，每个人的利益和所有其他人的利益不谋而合。所以，在一个人均资本量不断枯竭的社会里，自愿地节制生育是维持社会分工合作，而不是陷入残酷的生存斗争中的正确手段。凡是在生育后代没有节制的地方，便绝不可能有文明和生活水平的改善。日本年轻人，正是对未来的预期发生变化，由此理性地节制生育，来维持自己未来的生活水准。在没有强制的情况下，生育率下降，总是每个人、每对夫妇主动调整自己行为的结果。这个分析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下每个行动人的自主选择，有着强大的调整能力，理性地生育与繁殖，保持了生活水准，维持了和平合作。它同时告诉我们，要想一个社会生育率上升，而不至于降低生活水平，其先决条件就是资本积累节节攀升，人均占有资本量不断增长，超过人口增长速度。而要实现资本积累的增长，基础就是保障产权，而不是像日本政府那样通过通胀手段消灭产权、打击储蓄，并且到处乱干预。注意，我们只能说的是，外在生存条件的改善，使人口增加而不降低生活水平变为可能。当然，只是可能性，并没有必然性。毕竟，生育与否、生多生少，永远是个人自由；而每个人对生活水平的要求，完全不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也不一样。相比于经济学这样小心翼翼地处理人口理论，对每个人生育与否不做评价，梁建章的武断颟顸简直令人发指。发补贴、超长产假就能激励生娃吗？不能。相比于未来预期收入的降低，你发的那仨瓜俩枣的，顶个屁用？超长产假倒是有了，可是企业都不敢雇佣了，收入更低了，还生个猴子啊。再说了，这些干预主义措施都是侵犯产权、再分配，将导致对未来的预期更差，年轻人为了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平，恐怕就只有做“最后一代”了。所以梁建章主张的手段，与他想要达成的目的，完全是背离的。再说，认为发补贴、放长假，就能增加生育，梁建章这就完全是把人当机器、当畜生来处理。人在他眼里，就是这边输入A，那边必然产生B；或者拉个种公猪来配种，母猪就一窝一窝下。人是理性的动物，人会将自己的性行为和繁殖行为理性化。人绝对不会像动物一样，看见一个母的就扑上去交配，人会节制自己的性欲；人也不会像猪一样，怀孕了就生，一生就是一窝，人会主动地采取节育措施，以保证自己的生活水平。人也会有意识地牺牲当下而面向未来，人有时间概念，有时间偏好。人的理性，是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标志。所谓的推行四天工作制，就能提升生育率、增加照料孩子的时间，这也是把人不当人看。难道一周节省出来的那一天，就专门用来带孩子了？人除了出去觅食，闲暇的时间就不是在交配，就是走在要交配的路上？为了论证四天工作制的观点，梁建章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进步，理应工作越来越少，休闲越来越多”。这话大体没错。说大体没错，是因为人类社会总体上存在这样的趋势。人类所有的技术发明和进步，都是为了让人们使用更加先进的劳动手段，在单位时间产出更高。这是工资率提升的基础。由此，可以工作时间更短而创造财富更大，于是享受更多的休闲。休闲是一种消费，只有生产更多，才可以消费更多。但是对于每个人来说，却并不一定。所以并没有“理应”这回事。一个根本的问题在于，一个人选择工作多长时间，终究是自己的事情，并没有什么千篇一律的规律。当一个人对劳动的收入有更高的评价，例如他要买房子、要还房贷、要养孩子，他就可以克服劳动的负效用，一周工作7天，全年无休。这个时候规定所谓的最长工作时间，就是在剥夺他劳动的权利，让他生活变差。而一个天才，甚至可以一直工作，他不会像普通劳动者那样，仅仅把劳动当成换取收入的手段，而是把劳动本身当成了一种乐趣和享受。反过来，一个三和大神，就可以只工作一天而休息三天。市场经济带来的雄厚资本积累是他能够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正是因为资本积累雄厚，让他一天的工作带来的收入就可以满足三天生存之需，如果在一个没有资本积累的古代社会，他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他必须全年无休地工作，还不一定能填饱肚子。
在自由市场，工作时长到底是多少，完全取决于劳资双方的自由契约，任何对这种自由契约的侵犯，都是在侵犯劳资双方的产权，一切侵犯产权的政策，都将造成时间偏好升高，人们倾向于消费资本而不是积累资本，结果就是降低劳动生产率，让所有人变穷。这种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伤害最大的，就是劳动者本身。它剥夺了劳动者自主选择的权利，打击劳动者改善自身处境的动力，锁死了劳动者向上的通道。我们想请所有劳动者认清一个事实：所有工作时间的规定，都不过是经济发展成果反映出来后，国家的一种事后确认。是亨利·福特引起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流程，几何式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先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美国政府才出台的相关法律，而不是相反。如果把这种事后确认当成了劳动时间缩短和工人待遇改善的来源，那就又犯下了因果颠倒的低级错误。工人劳动时间缩短而不降低生活水平的唯一原因，就是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是资本积累的增多，劳动者使用了更加先进的设备，在单位时间生产更多。它不是政府的功劳，不是工会的功劳，而是市场的功劳。那么，如果资本积累不够，揠苗助长地出台限制工作时间的规定，并不会改善人的处境，而是会恶化它。假定资本积累不变，而强制让劳动者只工作4天，意味着生产变少。这难道不是人类生存常识吗?我们永远要记得，一切干预主义，都将事与愿违。限制工作时间的政策，是经济学上叫“限制生产”的干预主义政策。它本质上是消费性的，而绝对不是生产性的，它带来的结果必定是生产更少，而不是更多。而消费的前提是生产，生产变少了，除了自己变穷、生活水平下降，还能有什么结果？那么很明显，我敢和梁建章打包票，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如果推行四天工作制，结果不会是工人回家造娃带娃，而是把这一天用来打第二份或者第三份工。因为在经济衰退，资本积累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减少工作时间，就意味着收入下降，生活水平降低，为了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人们就会再打一份甚至两份工。这个时候，都累瘫了，还造得动娃吗？眼看着未来变差，谁还敢去造娃呢？
所以梁建章，你不想着怎么保障产权，增加资本积累，提升劳动生产率，提高生活水平，进而为造娃创造条件，却一直在主张侵犯企业产权、侵犯劳动者自主选择，毁灭资本，还要限制生产，转过身却说这样就能提高生育率，这不是信口开河吗？一个资本家，不好好呼吁市场化，却整天主张反市场的政策，是嫌自己没有挨锤吗？企业家要有点道德勇气，站在捍卫市场经济的最前沿，这才是对劳动者最大的关爱，而不是在那里沽名钓誉，充当干预主义的肉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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