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英男：父亲李立三冤死之后

本文转自《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

我的父亲李立三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经多方交涉于1946年1月终于从苏联回国，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母亲李莎也于同年10月来华定居，全家团聚，过了十几年相对平静的生活。

母亲来华后一直从事俄语教学，努力工作，热心为中国献力。她的作风、她的品质，党中央很多人都了解。1949年毛主席在香山会见她时，还握手称她为“好同志”。母亲长时间保留苏联国籍，当时也没有人提出异议。

但是，50年代末，中苏两党从友好到对立，又从对立到破裂，不仅彻底改变了国际局势，也严重影响了许多人的命运。我们这样的“国际家庭”自然首当其冲。 

1966年和父亲李立三最后一张合影（右起：李英男、李立三、李莎、李雅兰）

中苏关系的转变很快反映在党内，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指控为“里通外国”。康生见风而动，继续寻找目标，首先抓住的把柄，就是苏籍学者郭绍唐访华问题。

郭绍唐原是我党早期党员，1925年赴苏学习，后在共产国际机关工作。苏联肃反扩大化期间，他受冤入狱，流放西伯利亚，18年后才得以平反回莫斯科，在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担任研究员。

1957年秋，他应周恩来的邀请，偕同苏联夫人及女儿回国访问。刘少奇、周恩来都会见了他，很多人轮流设宴欢迎。父亲也在家里招待，邀请杨尚昆、李维汉等一些老同志参加。未料，这次畅谈往事、抒发旧情的老友聚会给在座的所有人都带来了灭顶之灾!

在庐山，康生借批判彭德怀的声势，把1957年和郭绍唐有过接触的中央委员特意召集起来，郑重宣布：郭绍唐是苏修特务，当年来华是有任务的，要求大家注意，断绝同郭的来往。康生还到处吹风说，李立三的老婆是苏联籍，李立三很可能有里通外国的嫌疑。

据可靠的同志讲，他这种阴风当时直接吹到毛泽东的耳边。父亲周围的环境骤然发生变化，许多人对他避而不见，无故冷淡起来，家里也变得格外冷清。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兆头，不幸的事紧随其后。

有人乘机给中央写诬告信说，李莎与苏联大使馆保持紧密联系，且有“修正主义言论”，值得怀疑。1962年，中央成立一个调查组来审查这个问题。审查是“背靠背”进行的，没有惊动母亲，由康生出面向父亲“了解情况”。

父亲坚持实事求是，对诬告信中的捏造一一做了澄清，说明母亲一贯拥护我党立场、反对修正主义，偶尔去苏联使馆只是为了办理护照延期等合法手续，绝没有任何不正当联系。

1962年10月14日，父亲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达四千字的信，就李莎问题向中央提出申诉。信中他坚决为母亲作证说：“她同我结婚26年了，在政治上始终和我一致，没有过任何不好的表现。到中国来也已经16年了，耳濡目染，政治思想有不少进步，逐步认识 我们党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伟大，对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事业是非常热爱的。”

父亲还引用毛主席在1962年1月中央扩大会议上的一句话：“要坚决相信苏联国家是好的国家，苏联人民是好的人民”，强调提出：“不要把修正主义与苏联人民混为一谈”。周恩来很关心父亲的问题，也很了解他的为人和坎坷经历。

他亲自找父亲谈话，建议如果不愿和母亲离婚，就一定要让她转入中国籍。父亲欣然接受 ，并动员母亲写出申请，1964年经周恩来批准，母亲正式成为中国公民。中央调查组也没有发现她“和苏修有联系”的任何证据。

“李莎问题”暂告一段落，但康生一伙不肯就此罢休。

1966年春夏之交，“文革”爆发了。 

当时父亲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但早已有名无实，几年来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基层搞“四清”。1966年6月初，华北局书记处在北京开会，父亲从天津赶回参加，被挡在门外。他向华北局第一书记提出质问，遭到冷遇。从此，父亲实际上被停职反省了。

1966年8月，华北局院内开始张贴大字报，一些人勒令父亲“向群众做检查”。开始，他认真对待，认为共产党的干部应该“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借群众运动之火烧掉自身的错误缺点。

他主动去华北局阅读大字报，仔细研究群众意见，写出了一篇长长的自我检查，对自己在华北局的工作做了一番深入的回顾，反省各种缺点错误，并挖出自己的“阶级出身”、“小资产阶级思想”等根源。

他在华北局全体干部大会上念了这篇检查，但是被“文革”煽动起来的人们继续吵吵嚷嚷说：李立三“不老实”，“避重就轻”等等。“造反派”上纲上线，争相提出骇人听闻的指控。父亲受到极大的震动，他希望过关、重新得到群众的拥护和认可，但绝不做违心的事，不能用大字报和批判会上的“革命语言”来进行自责，更不能承认莫须有的罪名。

在批判会上，群众喊“毛主席万岁”的时候，低头站在台上的父亲也跟着举手高呼，喊“打倒三反分子李立三”的时候，他则紧闭嘴唇，任凭拳打脚踢，也决不开口。特别是，当有人捕风捉影、提出什么“里通外国”的问题，父亲总是要大声反驳：“我绝不是里通外国分子!”

李立三

向他查问其他同志的历史情况时，他十分注意措辞，决不作伪证，以免被红卫兵利用做打击别人的把柄。1967年1月，“揪叛徒全国造反联络站”要他“揭发批判刘少奇的罪行”，父亲从客观事实出发，详细介绍了他在历史上有三个阶段和刘少奇一起工作的情况，指出在安源时期刘少奇是“按照毛主席的精神，领导那里的工人”，并最后强调说：“这三个阶段没有看出刘少奇有什么大问题。”

为了让党中央了解下面的动向、了解干部的处境，父亲多次给周恩来写信反映被批斗、抄家等情况。他在信中写到：“总理，现在说我‘里通外国’是批判和斗争我的最重要的罪名……我首先要严肃声明，我过去犯过立三路线的错误，使党受到很大的损失，以后又犯过各式各样的错误。但我绝对不是什么叛徒汉奸、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等等。这完全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地加给我的罪名，是对我的诬蔑!”

父亲一再要求中央组织一个专案组审查他的问题，作出公正的结论。他向中央表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我是完全相信这两条原理，一点也没有怀疑的，因此，我也就相信，我的各种问题，特别是所谓‘里通外国’问题，一定会弄得清楚，水落石出。”

起初，华北局的造反派因知道父亲早就不是真正的“当权派”，没有把他当作运动的重点。但是，随着1967年春“文革”动乱进一步升级，对父亲的批斗也从“小范围交代”到机关全体会议、从华北局内部批斗到联合社会上的红卫兵，声势越来越大了。

父亲在高台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还被迫低头弯腰、挂牌子、“坐喷气式”。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肉体上的折磨，精神未垮，身体先衰，有几次几乎晕倒在台上，被人拖着送回家来。

此后，他两腿发软，不能站立，只得长期卧床。北京医院的医生给他开了休息和暂停会客的证明，可哪能挡得住造反派的“革命干劲”呢!他们仍不断地来家纠缠，甚至不惜采取哄骗的办法，把他弄到外面进行批斗。面对这种情形，父亲几次给中央写信，要求给他安排一个地方休息几天。

5月中旬的一天深夜，天津来的一小队造反派翻墙闯进家里，非要把父亲拉到天津批斗。父亲断然拒绝说：“我坚决不去!你们要是硬拉我走，我会死在路上，你们要负责任的。”母亲也竭力抗争，为父亲挡驾。恰在这时，有几个威严的军人闻讯赶来给父亲解围，让他回卧室休息，使父母松了一口气。军人耐心地给造反派讲政策、打发他们离开后，第二天又到家里，详细询问了父亲被批斗的情况及身体状况。父亲十分激动，高兴地对我说：“这肯定是周总理收到我的信，派人来了!”他日夜盼望着解放军再次来临。

但是，时至1967年夏初，周恩来的处境已十分险恶，保护老干部的余地不断缩小，“中央文革”的活动越来越猖獗了。5月23日，戚本禹以“中央文革”的名义接见华北局群众组织代表，公开点了李立三的名。

他别有用心地煽动说，华北局的群众运动不应把矛头指向李雪峰，真正的重点应当是李立三，“李立三是真老虎，不是死老虎。”“李立三的问题很大，就好比这一暖瓶的水，你们掌握的仅仅是一点。”“李立三是里通外国分子，他老婆是苏修特务。“

中央文革这一轰动性的表态一下子扭转了华北局的“文革”方向和群众的情绪，形形色色的“批李战斗团”应运而生。6月5日，北京各大专院校及外地造反派共56个组织又联合成立“批斗李立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联络站”，直接和中央文革挂钩，搜集材料，定期汇报。

按照中央文革的旨意，李立三的问题就这样升级为“反革命集团”，在联络站成立公告上宣称：李立三“勾结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进行一系列里通外国的反革命罪恶勾当，为刘少奇的篡党篡政篡军活动老实效劳。”

紧接着，联络站的红卫兵强行驻进我家，割断父亲与外界的联系，并以“学习毛泽东思想”为名，天天对他进行长时间的审问。华北局连日举行批斗会，母亲也一起拉去挂牌陪斗。身体本已十分虚弱的父亲，此时在家里也得不到安宁，失眠、头昏、不能进食等使他体重剧减，枯瘦如柴。

6月19日，有一群造反派(其中有天津市公安局的干部)破门而入，把父亲从家里拉走，非法监禁在三里河一所私人住宅里。他们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声称要把李立三“保护起来”写材料，并有组织地到各地游斗。他们的牌子如此之大，据说连华北局机关也要经过一番交涉，才能把父亲临时接出去审问、批斗。

6月21日，华北局又召开一次批斗会，母亲被迫站在台上。两天来，她一直不知父亲的去向，万分焦虑，未想到在会上能见到他。父亲面色苍白、消瘦不堪，步履十分艰难。两人站在一起，却不能讲话。

散会后，母亲快步向前，拉住他的手，扶他出门。父亲说口渴，母亲连忙找到水壶，把一杯开水送到他嘴边。老夫妻面面相对，百感交集，但只能用目光相互勉励和安慰。他们被押上汽车后，母亲心里产生了一丝希望：莫非会让他们一起回家了？

但是，汽车开到府右街嘎的停下，坐在前排的人向母亲喊了一声：“出来!”母亲试图抗议，却硬被拽出去。父亲伸出手来和她告别，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你多保重!”车门被猛然关掉，母亲站在路旁，深沉地望着快速驶走的汽车，心中充满了无限痛苦……这就是她和父亲的最后一次会面。

1967年6月22日，父亲在造反派私设的牢房里含冤谢世。据说，他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死在送往北京医院的路上……母亲和我们当时不知道他去世，更不知道他死前的情形。多年后，我们才看到他用颤抖的手写下的遗书：

这封措辞自相矛盾的遗书，字里行间流露着一个共产党员受到摧残时的痛苦和即使濒临死亡也要卫护自我清白的决心。但是，这封信同时又引发许多疑问：大量的安眠药是从哪里来的？

监护人员中有经验丰富的公安干部日夜看守，为什么没有防备和制止他自杀？看见他吞服安眠药，为什么没有及时送医院抢救？李立三死得如此突然，如此神秘，当时就引发满城风雨。

1970年，周恩来专门指示华北局军管小组进行调查，切实查明死因，材料报送中央，但是调查结果不得而知。

父亲被关进私设牢房时，华北局机关就流传着这种说法：李立三是“活的档案”，必须把他“保护起来”。究竟有什么人想“保护”这个“档案”呢？父亲在遗书中提到的那封未写完的信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提示。

信中，他向毛主席揭发了中央文革对他的诬陷，愤然写到：“如果没有中央文革批准，怎能成立这么大的联络站，如果中央文革中真有人看了这个公告而批准了的话，这真是抹煞历史，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给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加以莫须有的滔天罪行，这真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父亲还提到他在苏联期间曾向康生揭发过王明篡党阴谋等党内鲜为人知的情况。因造反派的闯入，他被迫停笔。他被带走后，造反派马上进行搜查，使这封信落到“联络站”手中，随即肯定要送到中央文革。孰不知康生对自己在苏联的表现讳莫如深，和王明的关系更是他历史上的一个大污点，看到李立三这封信后，他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

事实证明，父亲离世后，康生仍未放弃对他的诬陷和迫害。1968年，康生向中央递上所谓“叛徒、特务”名单时，李立三被列为“苏修特务”。父亲的遗体被秘密火化，火葬登记表上填写的是：“自杀者李明”，并以无人认领为借口，把骨灰深埋于北京东郊，至今无法找出。

父亲离世的当天下午，母亲就被看管起来，不久被扭送到公安部，关进秦城监狱单人牢房。第二天，我和读高中的妹妹李雅兰也以“谈话”为名，被骗到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软禁起来，同年10月被正式逮捕转入秦城监狱。

整个审讯过程由1967年6月下旬专门成立的中央专案组负责，由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亲自过问。据母亲回忆，她的逮捕证就是谢富治签署的，在1968年审讯高潮期间，谢还亲临现场督阵，表明了中央文革对此案的重视。 

专案组认定李立三是国内“苏修特务头子”，通过李莎和国外联络，国内外组织了庞大的“特务集团”，“一直搞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勾当。”这个假案随意定调后，从中央到地方有几十名老干部、老党员被打成“李立三特务集团成员”，遭到逮捕迫害。如：社科院苏联研究所副所长赵洵、北大副校长黄一然、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林利、北京外语学院院长张锡俦、著名导演孙维世、著名翻译欧阳菲等等。

可以说，凡是和我家有过来往的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和株连。专案组重点审查李立三和中央各级领导的关系，不断扩大打击范围，力图把“李立三特务集团”和“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捏到一起，借此向杨尚昆、李维汉、伍修权等同志提出了无端指控。

其实，专案组手里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实际材料。他们翻来覆去要求母亲交代的就是和郭绍唐的关系以及她去苏联使馆和几次回苏探亲的情况。母亲说明她和李立三同郭绍唐只是一般朋友关系，回国探亲每次都是经过中央批准，去苏联使馆也只为了办理一些手续，绝没有任何非法活动。

专案组得不到口实，就不断施加压力，轮番审讯。母亲在审讯室被连夜提审，不许坐下，回牢房时已经天亮，起床铃一打响就不能上床了。吃饭时，送来的窝头粗饭不够填肚，恐怕是想用失眠和饥饿来摧残她的精神和毅力。但她不顾一切，一直支撑着，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意志。她坚持不撒谎、不说违心的话，不承认莫须有的罪名，更不去诬赖他人。无论是口供、笔供，字字句句都要仔细斟酌、再三考虑，以免失真。

母亲以实际行动抵制了专案组“逼供信”的圈套，她在狱中写出几十万字的材料，反映的都是客观事实，至今能站得住脚。“文革”结束后，中央为母亲平反时，赞扬了她坚持真理的精神，并指出她所写的材料为平反许多人的冤假错案提供了依据。

事后，我问过母亲：在当时环境下是什么力量支持了她？母亲的回答很朴实。她说：“是我的信念。我没有做过坏事。我一直相信，我的问题早晚会弄清楚的，我一定会获释出狱”。

李立三与李莎

1969年“九大”以后，开始落实“可教育子女”政策，我和妹妹被解除监禁，下放农场，1971年陆续回北京。母亲继续被关在秦城，我们根本得不到她的消息。1975年5月才被批准去看望。

探监之前，专案组宣布了几条纪律：不许把爸爸去世的消息告诉她，不许说亲友中谁受牵连，也不要抱头大哭等等。公安部的吉普车把我们送回熟悉的地方，我的心情既激动又不安：我终于要看到妈妈了！她的身体不知怎样？人是不是衰老了？我虽然有些心理准备，但没有想到妈妈的变化会如此之大：原来还是健康活泼、充满生气的她如今变成一个动作迟钝、表情麻木的老太太。

刚过60，她的头发已经全白，而且脱落得厉害，上下穿的是一身黑色衣裤，从远处看，真分不清是男是女。妈妈开口就问：“你们见到爸爸没有？我想他也在这里。下次你们来看他，不要忘记给他带一条好烟。他从来都是抽烟比吃饭还要紧。”我一听，巴不得告诉妈妈，爸爸早已不在人间了，但我不敢，也不愿增加妈妈在狱中的思想负担。我什么也没有讲，只是鼓励她说，以后我们要争取每个月都来看她，让她多多注意身体。

未料，几天之后，妈妈就被直接押送到山西运城，安置在当地棉科所的大院里。她最惦念的还是爸爸，到了运城就马上问专案人员：“立三在哪里？能不能把他也安排到这里来，我好照顾他。”专案人员支支吾吾，不敢直言以对。母亲又问，她的问题有没有结论，他们还是闪烁其辞，只说“到一定时候”会向她宣布的。

我们后来才知道，当时中央三办专案组已经作出“结论”，把李立三、李莎都定为“苏修特务”，并且把被迫害致死的父亲“清除出党”。这种言无实据的所谓“结论”，根本无法拿出来和本人见面，居然成为专案组的“秘密”!

母亲在运城虽然有了一定的行动自由，但仍受到秘密监视，且明文规定不许离开本地回北京。她的身体恢复后，要求参加一些工作，但遭到拒绝，说是让她“安心养老”。在这种没有结论、没有合法身份、命运未卜的处境下，哪能安心呢？

1976年春节，我到运城探亲，在妈妈的逼问之下，把爸爸去世的消息终于告诉了她。她眼直直地盯着我，表情十分痛苦，但仍不肯落泪，抑制住哽咽，慢慢地对我说：“你爸爸不在人间，其实我心里已经料到了”。说罢，把脸扭过去，久久不做声。

当时“四人帮”还在继续横行，不断掀起新的恶浪。母亲从不惧怕，她把悲痛埋在心底，坚定不移地面向未来，经常对我们说：“相信形势早晚会变化的，事情也总会搞清楚的。你们就在北京好好工作吧，我们一定能团聚，不可能让我一辈子流放在运城。”我每次去看望她时，她这种乐观、坚毅的精神总要给我以感召和鼓舞。

1976年秋，“四人帮”倒台预示了中国大地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和全国人民一样，期望着、憧憬着……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12月，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1978年春，在一些同志的建议下，我首先到胡耀邦的老友、又是父亲的熟人胡克实家里，向他探讨父母的问题应如何解决。胡克实告诉我，耀邦同志到中组部以后，那里的气氛焕然一新，被人们誉为“解放区”，中组部的工作重点目前就是重新审理“文革”中的案件。他建议我直接去中组部反映情况。

1978年4月初，我来到西单中组部大楼门前。我的心在怦怦地跳动：前不久，这里还是康生一伙盘踞之地，如今会有什么变化呢？我在传达室报了自己的姓名，并鼓起勇气说出：“我是李立三的女儿”。“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李立三”的“称号”在我头上已经压了10多年，我好久好久不敢这样大声说我父亲的名字了。

传达室人员听到后，很平静地看了我一眼，让我进门去某某室。我一推开门，一个白发苍苍、和蔼可亲的老人马上站起来，把我迎进屋里，别人都称她为尹大姐。老人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你就是立三同志的女儿呀！欢迎你！这里都是自己人，有苦就诉，有冤就申呀！”

这几句热忱的话顿时激起我心中的情感波澜，我抛弃一切顾虑，详细叙述了我们一家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也介绍了母亲的近况，希望组织上重新审理父母的冤案，尽早作出公正的结论。尹阿姨热情安慰我，向我介绍耀邦同志在中组部的工作及对平反冤假错案的坚决态度，让我相信问题肯定会得到解决。最后，她留下我的住址和电话号码，表示一旦有了消息，就马上告诉我。

两个月过去了，我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有一天终于接到中组部的电话，尹阿姨的声音仍是那样慈祥，但其中增加了几分深沉。她告诉我，这一段时间，中组部做了很大努力，想把李立三、李莎的案件从“三办”手里接过来，重新审理，但是“三办”坚持不肯放，中组部目前还不好下手。

尹阿姨怕我太伤心，最后鼓励我说：“眼前条件还不够成熟，但我们一定要继续争取，你要耐心等待。”是的，我明白，平息“文革”煽起的邪风、扭转国家的航向，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巨大的毅力和决心。

1978年11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其拨乱反正的历史意义在20年后的今天看得更清楚了，当时，我只听到一些零散的“小道消息”，但也足够使人振奋。人们传得最多的是有关干部平反问题，说是“三办”要马上予以撤销，所有档案都要转到中组部，重新审查。不少朋友，包括父亲的老秘书李思慎，都敦促我赶快给中央写信，并直接把信递到胡耀邦手里。

12月2日，我拿着写好的信，在萧三之子萧维嘉的带领下，来到胡耀邦一家当时所住的富强胡同。那是星期六的晚上，胡耀邦没有在家，我见到了他的儿子胡德平、儿媳安黎，他们答应马上把信交到胡耀邦手里，叫我放心。

我知道，胡耀邦的工作作风是雷厉风行、一抓到底，但没有想到他的反应会如此迅速，办事速度会有如此之快。星期一上午，他到中组部上班，立即下达明确批示，下午中组部就给北外打电话，没有找到我，星期二一大早又打，让我赶快过去。

我骑车赶去，中组部的同志们告诉我：耀邦同志已在我的信件上作了批示，同意李莎马上回北京，然后重新做结论。中组部要求我立即动身去山西，把母亲接回来，并让我注意不要走漏风声。

我怀着极度兴奋的心情，和北京外语学院代表程丽真老师一起踏上去山西的路途，于12月下旬把母亲接回北京，安置在北外筒子楼简单住所里。许多亲友、同事、学生闻讯后，络绎不绝地登门慰问，庆贺她重归首都、与家人团聚。

高兴之余，母亲念念不忘她和父亲的组织结论，要求我反复和中组部联系、催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内形势有了根本转折，但是极“左”思潮尚未彻底肃清，不少人头脑中“文革”时期的观念仍在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对李立三、李莎冤案的彻底平反也经历了一段过程。

1979年夏，中组部干审局提出的一个结论草案不尽人意，没有明确平反昭雪，只是写上：“撤销中央三办关于“苏修特务，清除出党”的结论，给李立三同志恢复名誉，按病故中央委员召开追悼会。”

母亲和我看了这个草案后，当即表示：这里的关键是缺乏“平反”二字。明明是“文革”浩劫时期的冤案，为什么还要保留“1967年6月23日经中央批准，立案审查”的提法？父亲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致死，为什么要写成“病故”呢？

母亲还强调指出：李立三的冤案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也不仅是我们家属的问题，当年制造这个冤案从上到下株连了许多无辜的同志，其中有些人甚至含冤而死，或精神失常。李立三的冤案若是得不到平反，其他同志的问题也无法彻底解决。

母亲当时不仅口头申辩，也给中组部及中央领导写信，反映自己对结论的意见，要求平反昭雪。父亲许多生前好友，特别是受迫害很深的赵洵、林利等同志都支持她、鼓励她争取彻底平反，并建议再一次递信给胡耀邦。

母亲平时不喜欢惊动领导，但此次事关重大，必须完成父亲的遗愿，于是她派我再次去胡耀邦家里，把信送上去。胡耀邦此次具体有什么批示，我们不大清楚，但事后不久，事情显然有了转机。

中组部对母亲的住房等生活问题很快作出了安排，派来共同研究结论的干部也重新换人，态度和口气与过去大有不同。经过反复推敲协商，1979年12月27日，他们终于为父亲作出一个公正的复查结论，明确写上：“李立三同志1967年6月22日因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迫害致死。1975年8月4日，原中专三办结论，纯属冤案，予以撤销。为李立三同志恢复名誉、平反昭雪，按去世中央委员举行追悼会，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我和母亲的结论同时也得到了解决。

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为李立三、贾拓夫(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举行大规模追悼会，有700多人参加。邓小平、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追悼会由彭真主持，王震致悼词。

这篇由中央审定的悼词充分肯定了父亲对中国革命的功绩，指出他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在长期的白区工作和国外工作中，英勇奋战，探索革命真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朝气蓬勃，积极工作，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不顾身受林彪、“四人帮”一伙诬陷迫害的困难情况，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坚决抵制对党的老干部进行迫害，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

最后，王震同志大声宣布：“现在，党中央决定为李立三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给李立三同志一切诬陷不实之词，都统统推倒”。我和母亲站在父亲的大画像之下，激动不已，心想：父亲在天之灵，如能听到这些话，也当感到宽慰了!

转自晓丽有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