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要从两个不同年代的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与通胀的横向对比说起。
1960~1980年，美国联邦政府深陷越战泥潭，从1964年林登约翰逊提出“伟大社会计划”开始，财政支出随即快速提升，在70年代财政有了更进一步的明显扩张，至75年达到顶峰才开始收缩。通胀的同比数据则看起来和财政支出并不同步:在“伟大社会计划”提出的当年开始提升，而到财政支出开始狂飙的1970~1972年反而有所下降，但在1975年财政略有收缩之后反而再度反弹。
进入21世纪，美国财政赤字在2008~2010年的金融危机后略有加速，随后在2014~2017年里基本保持稳定，至特朗普上台之后开始失控狂飙。但美国的通胀率在金融危机后的2012年开始探底，却在政府支出有所收缩的2014~2017年有所抬头，又在政府支出大幅上升的2018~2020年再度下降并且保持低位，而后至今通胀的故事已经为人所熟知。
经济学理论上对这类现象的一般解释叫做“通胀对政府支出的滞后性与通胀自身的粘性”，意思是在政府支出提速后，通胀一般会晚于政府支出才上升，但通胀上升会不断通过预期自我实现，所以又会比政府支出更有持续性。但如此一来，民主党对通胀的无能倒是变成了特朗普时期财政扩张的替罪羊。为什么当特朗普竞选以此为杀手锏时，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有能力站出来对此进行反对并说服民众呢？
图:美国政府赤字&通胀率 1960~1980
同时期的有些跨国对比，也让这些传统的经济学解释显得不那么有说服力。同样是70年代，欧洲国家的通胀率则呈现出极大的分化，政府支出占比最高的德国成为了通胀控制最成功的国家、显著低于英国和法国。而即使政府支出相对接近的英国和法国，也在通胀的爆发能力上出现了巨大的差异。
此时的经济学解释，就开始利用一些不那么“货币”的分析范式对货币现象强词夺理。比如，认为英国的通胀来源于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使得政府不得不被动扩张支出来保持对企业的补贴；德国对通胀控制的能力，来源于该国在当时福利主义盛行的大背景下还能直接且主动地将工资管控作为经济政策考核目标的一部分，而不完全被福利主义绑架。相比之下英法政府则始终只能被动应对工会的诉求，顺应甚至助推了福利主义潮流。但如果你掏出国有经济占比的数据来对比英法，战后重建中国有化更为积极的德国却相对受到更少的通胀伤害，似乎国有化比重较高，才是德国人能够控制工会的优势之一。
图片来源：《德国、法国国有经济：发展历程和经验启示》郎昆冯俊新
所以结果是，我们常见的经济学分析，不但对同一国家的通胀没有跨时期的解读能力，也对同一时期的通胀现象没有跨国的解释能力。但正如我们上一篇全球化分析（如果把经济史看成股票行情……）中所描述的那样，不同于经济学分析的“个例研究”，实际上全球在二战后，都伴随着孤立主义的瓦解和战后国家民族叙事观的重塑，而全球的经济现象实际包含着相同的政治经济背景。
从财政角度来说，先是欧洲依托马歇尔计划以政府推动重建的模式，一边国有化企业，一边接受美国人的财政资金输入，用需求解决美国人的产能过剩，带来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随后则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在越战中大量进行全球融资所彰显的“嚣张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开始无法控制它的外溢影响，向欧洲传递传递负面影响，最终完成了欧美体系从战后重建→经济滞涨的整个过程。
但无论是欧美的区别，还是欧洲内部英法德的区别，实际都源于在地缘政治上它们继承了不同的战后遗产。美苏在二战之后确定了雅尔塔体系，表面上是对德意日的殖民地实行托管计划，但实际上对德国来说，由于其本身崛起较晚，俾斯麦对海外殖民地并不热衷，且在一战失败后就已经被动接受过一次殖民地的再分配，也因此战时接管殖民地的得而复失，实际对其没有造成太大影响。最终受民族主义兴起影响最大的反而是英法两家，它们苦心经营接百年的海外殖民体系在二战后快速崩溃:
1947年-1956年，印巴分治先后脱离英国统治，英国失去它在亚洲的地缘战略重要支点，与此同时也大量失去廉价煤炭、铁矿石资源的直接来源；1951年，伊朗摩萨台政府开始正式实施“伊朗石油公司”国有化的法案，BP等公司受损严重。1953、1955年越南、柬埔寨脱离法国统治，60年代初大量非洲殖民地脱离法国控制，法国开始失去一系列重要的廉价农产品、矿产、石油来源。1956年，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把英国和法国实际控制的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回。英、法国为了重新占领苏伊士运河，和以色列于同年十月底对埃及进行的军事行动。
最终，英法殖民地的崩溃伴随着其国有化的浪潮从欧洲转向非洲和东南亚。
图片来源：《印度、马来西亚国有经济：发展历程和经验启示》郎昆冯俊新
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角色从国际政治新秀到世界体系掌控者转变的美国。虽然老罗斯福之前的美国总统长期奉行孤立主义，使美国和德国一样错过了殖民地扩张的黄金时期。但在老罗斯福从孤立向扩张转变后，美国却能更多的以“合作者”而非“殖民者”的身份参与到海外经济的扩张当中（其实是新殖民主义）。1933年，美国石油商人来到沙特商谈合作之时，两个传统中东石油大国伊朗和伊拉克已经扎满了英伊石油、荷兰壳牌石油、法国石油、纽约石油等等旧殖民巨头。在大萧条对朝圣带来的贸易需求骤减的情况下，沙特王室同意美国人的合作并最终建立了沙特阿美。因此，尽管在1950年沙特王室也曾经停止支付阿美石油公司贷款的利息，但最终美国人与沙特政府依然可以爽快的宣布二者间的“五五平分协议”。背着殖民历史的包袱的英国则没有那么幸运，这一协议无法在伊朗通过则最终激怒了伊朗人民，反对国有化的拉兹马拉首相被暗杀，伊朗进行了更为极端的直接国有化运动，美国人在沙特的让步最终变成了捅向英法利益的一刀，可谓是隔山打牛。尽管在摩萨台被政变击倒、国有化运动失败之后，外国石油公司又被“请”了回来，但此次已经不仅仅是BP一家了，沙特阿美的四大股东、法国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均成为新加入者，在美国人为自己找到增量利益的同时，也成功瓜分了英国、法国所让出的实际利益。
所以相应的，70年代开始欧美的通胀差异、全球化浪潮、与美国近三年的通胀就有了一个相对统一的解释，即地缘政治影响了资本流动与工业产能的匹配：
在二战后重建、马歇尔计划向欧洲进行财政支出的背景下，欧洲当时尚能利用原有的殖民地带来的低价资源快速重建，并借助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对抗的地缘政治诉求拿到大量筹码和订单实现产能地快速扩张，帮助美国在战后高速资本支出下仍能压制通胀的上升。欧洲人收获了战后的经济增长，美国人间接享受了欧洲的殖民地遗产。
但随后，美国为了掌控战后体系，必须对欧洲进行削弱，与它自身在越战陷入困境的双重背景下，美国人不得不对欧洲的旧有殖民地经济、资源体系也进行再度分割，并被迫接受民族主义兴起所带来的对自身利益的损害。在旧有的资源提供方逐渐国有化积累自身的工业体系的情况下，欧洲本身基于殖民地遗产而形成的庞大工业产能，开始失去低成本的支持，最终造成了企业效率的下降。随着海外投资意愿的逐渐崩溃，政府支出无法再向外分摊。而海外利益的撤退又使得长期对外投资的引起的资本流出无法抵消短期资本快速回流对价格的冲击，最终在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构成了严重通胀。
来源：Trends in the Flow of International
Private Capital, 1957-65，Marcus Diamond
不难看出，70年代实际通胀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外部资本因为地缘政治的影响造成了短、长期被动回流；另一方面，各先发工业国内部“争先恐后”地向福利主义妥协所造成的制造业成本抬升，最终使其制造业产能与货币派生无法匹配。而回到开头的问题，民主党造成的通胀，是否就仅仅是特朗普时期资本开支的受害者？也不尽然，正如我们在公众号之前的文章中所提到过的，在特朗普时期面对贸易战带来的美元回流、政府依靠开支本身能够匹配原油增产的背景下，民主党最终用自相矛盾的政策一边逼迫美元回流，一边控制资源投资，最终造成了美国遭遇70年代相同的通胀窘境的结果。
只有看到上面所有的因素，有一些东西才值得现在的投资分析借鉴。在股权分置改革触发A股大牛市的背景中，人民币汇率改革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加入WTO之后经济高速发展的4年并未引发股市任何积极反应的情况下，人民币中间价的一次性升值带来短期资本的快速流入，最终对资产价格形成了高速的推动效应。而在如今，一带一路对外投资依然在快速扩张的时期，资本在对外形成投资扩张的同时，又带来了更多低成本的制造业所需各类要素，二者匹配的情况下，无论是通胀还是资产价格，才都脱敏于内部宽松所造成的货币膨胀。
图:人民币中间价
常见的分析框架下，无论是对通胀的分析，还是考虑基本面对于资产价格的影响，最终都陷入了分析资产价格、需求与经济基本面的循环当中，需求影响基本面→基本面影响资产价格→资产价格又影响需求，最终陷入鸡生蛋、蛋生鸡的永动循环中，你永远不清楚第一个衰退来自哪里，也想不出第一个复苏出自何处。
既然在过往的文章中，我们已经发现，这套分析体系在当前全球大变局的背景下，可以成功预言欧美的通胀、欧猪国家复苏、以及日元的疲弱等等，除了将目光锁定在老生常谈的财政刺激，也应该将目光对准基于地缘政治影响的海外资本的投资与回流上，这才是上述变化的最实质影响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