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依我看，世界上也本没有玩具，玩的人多了，也便成了玩具。
哪怕，是那些原本看起来跟玩没多大关系的东西。
比如说香烟盒，加上卡片的玩法，就成了时下流行的儿童游戏——烟卡。
烟卡，顾名思义，用烟盒制成的卡片，做起来很容易。将硬盒香烟的盖子部分剪下来拆开，经过几次折叠，就可以变成长方形的卡片。
玩法也很简单，玩家的烟卡列队排开，用手掌拍打地面，对手的卡若翻面，就可收入囊中。
大概从去年开始，烟卡游戏就在各地燃起星星之火，随后全国燎原。深圳当然也不例外。赶上学校放学或假期时分，在小区楼下或者公园走上一遭，往往能看见小学生围城一圈在拍烟卡。
再问问你身边的烟民，多少都有过被陌生小孩讨要烟盒的经历。
烟卡的风靡，放在今天已不算稀奇，称不上热点新闻。当下更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各界对这种现象的反应。
尤其是跟孩子们直接关联最近的学校和家长，占据舆论风口的官媒，加上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对烟卡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围剿。
01
烟卡大围剿
我们这代人上学时，多半也都收到过种种“封杀令”，比如不许带漫画书到学校、不许带手机、游戏机到学校等等。
不过这些“封杀令”大多只来自于班级层面，由班主任下达。
去年烟卡开始流行之初，深圳的一些中小学班主任，也纷纷定下了针对烟卡的禁令。
但这只是一个开始，一道道更大的紧箍咒随后从更高的层级而降。
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深圳的各个中小学，很多以学校名义向学生及其家长发送了一份倡议书，题目大致为“禁止学生烟卡游戏倡议书”。
这意味着，烟卡游戏从学校层面上受到了盖棺定论的禁止。
除了校方施压，媒体和相关监管部门，更是对烟卡重拳出击。
你能想到的官方媒体，几乎都对烟卡游戏的风靡做过报道，内容结构大体一致：担忧现象、危害总结、批判兼呼吁。
最后一环节，按言辞激烈程度，可分为警醒、谴责、怒斥等几档。
部分媒体投入了不少精力，像是央视新闻专门调查走访电视播放，龙岗疾控则专门拍摄了一部教育宣传片。
媒体的风向，通常决定了主流社会舆论。继教育部门盖棺，舆论造势施压紧随，行政处理便板上钉钉。
作为香烟的附属品，烟卡收集的主要方式是捡烟盒。不过为了获得更多卡，自然会衍生出另辟蹊径的获取方式。这让一些商家发现了可乘之机，将烟卡作为独立的商品进行售卖。
于是，商家便成了监管部门的首要打击对象。
任何含有烟草商标、标识的制品均不允许向未成年人销售。
一些商家私自印刷香烟包装，涉嫌商标侵权。
另外通过“合法”途径收集的烟盒用来售卖，也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制品这一规定的嫌疑。
如浙江省、海南省多地行政管理部门，都对校园周边各类经营场所展开了专项调查和治理。
此番对“烟卡”的打击行动可谓声势浩大，不由得让人联想起先前“萝卜刀玩具”和“奥特曼&小马宝莉卡”风靡后引起的社会震动。
去年，广东省教育厅特地发布通知，要求各地中小学加强有害玩具教育管理，即禁止萝卜刀出现在校园。
而在奥特曼和小马暴力卡风靡之际，人民网更是连发三篇雄文，“三评疯狂卡牌”，判卡牌以“疯狂”之名，细数“过度消费、激发赌性、引发攀比、商家无底线营销”几宗罪，最后呼吁：
“相关部门必须铁腕监管，出台严格的规章制度，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就各自的职责而言，学校、媒体和监管部门对烟卡的处理，确实算是各尽其责。
但如此兴师动众，也不免会让人心生“高射炮打蚊子”的疑惑。尤其是对比一些校园食品安全等问题发生时的各界反应，更进一步牵扯出疑问：为何一再成为众矢之的的，总是少年儿童的娱乐？
若带着这样的思路重新审视“烟卡禁令和批判论”，应该可以意识到当中有两点缺失。
一是前置条件——孩子为什么要玩烟卡呢？
二是执行效果——烟卡可以被消灭吗？
02
烟卡
关于“烟”，更关于“玩”
经过几个月的大围剿，烟卡游戏的势头有所下降，但终究没有被消灭。
大街小巷，依然不时能看见一个个“烟卡少年游击队”，手握几张烟卡，在空地上拍得啪啪响。
此情此景，不由得让人想起那句古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一项事物能有这般顽强的生命力，其后必有旺盛的需求为其凿出护城河。
而根植在烟卡游戏中的这份需求，可谓由来已久。
玩烟卡这项娱乐，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江浙沪人管它叫“烟画儿”，天津人叫它“洋片儿”、广东人称其为“香烟公仔纸”。
图源：京报网
它的起源和香烟广告有关，那些绘制精美的烟牌，既能欣赏，一度和钱币、邮票被并称“世界三大收藏”，也能用来玩，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逐渐发展成独立的游戏道具。
物质匮乏的年代，尤其对于普通人家的孩子，现成的玩具很少，更多是从日常用品里开发出可供玩乐的方式。
有深圳土著回忆，在上世纪90年代，不光用香烟做烟卡，大家还会把益力多的锡纸盖撕下来当做牌拍着玩。
而在我的童年时期，小孩们也一度流行把啤酒瓶盖砸扁，当做牌打。
有句流传甚广的话这样说：生命总会自寻出路。
越是本真、天性中的东西，就越是难以扼杀。而玩耍，也是根植于许多物种基因里的天性。
所以烟卡游戏当年流行，就像落入墙缝里的种子，在贫瘠的土壤中奋力萌发。
而今天的许多少年儿童，虽然生在物质丰足的时代，娱乐的根基却依然被限于夹缝当中。只不过，过去的更多是客观所致，今天的则主要源自主观。
有人这样形容当下很多孩子的处境：现在的孩子真幸福啊，什么玩的都有，只有两种东西不能玩，这也不能玩和那也不能玩。
大到政策限制未成年网络游戏时间，中有教育部门限制课间外出活动权利，小到师长严格管教等等。万花筒和牢狱两个极端共存，成为这代孩子身处的魔幻现实。
其实不止烟卡，你还能在现在流行的文具里看到，重压之下的娱乐天性如何拧巴地生长。能变形的笔、可以像模型一样拼装的橡皮、形形色色的捏捏乐。文具和玩具双向奔赴，以适应娱乐需求和成人世界的严刑拷打。
另外，香烟成为玩具，也部分归咎于市面上的香烟包装设计的确称得上精美。
有过出国经历或者见过进口香烟的人都知道，世界上很多地区的香烟包装，往往印着醒目的“恐怖”图片（肺癌患者的肺、长期吸烟者的口腔等），目的是为宣传禁烟。
香港香烟包装警示图案 图源：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
而中国大陆的香烟包装上则只有“吸烟有害健康 戒烟可减少对健康的危害”两行字，对烟盒的美观影响不大。
烟卡终究与烟草密不可分，烟卡所含风险各个禁令、媒体报道也均有提及，最直接的便是拉近了青少年和烟草之间的距离，间接可能增加青少年吸烟的几率。
在一味地禁止之外，一些社会人士发出了“堵不如疏”的呼吁。不过，难点在于实际落实时该怎么“疏”。
03
他们本可以
不玩烟卡
一种相对容易得方式，是烟卡的无害化。即可以保留它的玩法，不过将烟卡替换为无害的其他东西。
例如，尝试将教育和游戏相结合。
我过去曾写过一篇关于“波波攒”（游戏参与者一同拍手并适时喊出“波”、“攒”、“防”的经典儿童游戏）一类的口语游戏复兴的文章，一位读者便回忆，自己当年曾经把科学课内容融入了游戏当中，真正践行了寓教于乐。
烟卡的玩法除了拍，其实还包括卡面等级划分（按价格和稀有度），和由此延伸出的交换。
英语老师和课代表们，也许可以设计制作一套“单词版烟卡”，例如按形容词的“原形、比较级和最高级”划分卡面等级，通过每个学生的词汇量来派发卡片。
也许无法做到烟卡游戏本身那般有趣，但也起码能让教育方式变得更有意思。
我们儿时玩卡片时，总会遇上倦怠期，琢磨起卡片还有什么新玩法。卡片游戏不仅只是被动的收集成品，还可以主动设计。
不妨让想象力丰富的孩子设计卡片，比如赋予卡面形象和特殊技能，再由美术功底好的孩子用绘画实现。创作的快乐，有时可以打过游玩和欣赏。
但不论我们如何构思引导教育方式，终归脱离不了自上而下的视角。回顾我们自己的童年时光，往往最讨厌的就是大人的自以为是——“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或许成年人很多时候更该做的，是先管好自己。一篇同样探讨“烟卡”的文章下，有条留言这样说：
“我们的教育，从来都在告诉孩子你不能这样，你不能那样，也从来没有教会过孩子如何正确面对内心的欲望——因为家长也不会，看看股市就知道了，有区别吗？”
深圳毕竟是一座经济水平和基础教育质量都在全国处于塔尖的城市，因此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之下，烟卡热潮退却明显。
毕竟烟卡游戏只是学生时代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点缀，尤其对于家境良好（经济和教育两方面）、就读于重视“素质教育”名校的学生们而言，生活中还有太多比烟卡游戏更精彩的事物可以去体验。
与之相反，那些仍一时离不开烟卡的学生们当中，不乏有些属于“只能玩烟卡”。
将他们隔绝于世界万花筒外的存在有许多，如与日俱增的考学压力、堪比996和007的学校管理方式、严格乃至严苛的家庭教育环境，还有相当实际的经济原因等等。
“每当你想批评别人的时候，要记住，这世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你拥有的那些优势。”
如《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这句名言所言，面对一个深圳名校在读、家境优渥、父母开明的孩子，和一个父母在深圳做着低薪工作、自己留守老家、在衡水风格学校念书的孩子，你无法以同样的话术去要求和批判他们。
毕竟后者，很可能难以再找到像烟卡这样不花钱、能社交、占用时间少的娱乐方式。
而将他们挤压至烟卡一侧的那些“房间里的大象”，对成长造成的危害，大都远比烟卡所带来的更多。
烟卡也好，萝卜刀、奥特曼&小马宝莉卡也罢，孩子们本可以不玩它，或者说至少不必大批沉迷于此。
但前提是，成年人们能够创造一个除了玩它们以外，还能接触其他缤纷娱乐的环境。
陪伴、给予更多自由、以身作则······
答案很多，而且我们本已知晓。
文丨地豆大
封面图源：南方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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