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詹小注：
这是一篇回忆当年上山下乡当知青的文章。
作者曾经与当年“最大走资派”儿子在一起，
所以，起了这么一个能够吸引读者的名字，
其实，文章中几乎没有详细写有关的内容。
这也是时下取标题时的一种常用的手法吧。
文章还是写得生动具体，值得认真一读的。
[知青]沙亦强：与最大走资派儿子一道插队山西
新三届 2024年10月03日 06:01 广东
原题
桑干河畔
上山下乡曾经是中国数千万城镇青年走过的共同道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端，持续到七十年代后期，影响了无数人的生活，给几代中国人留下了深刻记忆。而从1967年至1969年，是插队人数最多、地域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三年。关于上山下乡已经有非常多的专著和回忆文章出版，但由于每个人对插队生活的不同体验以及日后发展的不同层次，如何看待与评价这场运动，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而随着年代的久远和少数知青精英进入国家最高领导层，对此的解读也似乎正在出现微妙的变化。因此，尽可能多的留下对那段生活的真切记忆和真实看法，应该是有意义的。
1968年12月24日，我们乘知青专列出发。这一天记得很清楚，因为就在三天前的12月21日晚，毛主席发表了那条影响我们一生的最新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正是这条指示掀起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应该说这是一条十分含混的指示，对于接受什么再教育？为什么很有必要？要去多长时间？要去多少人？各地农村的同志为什么会不欢迎他们去？都没有说，但我们的城市户口可是被吊销了。我们知道，上山下乡的大背景是这么多毕业生的同时就业问题一时无法解决，但这种安排倒也相当符合毛泽东一生的思想脉络。他毕生最辉煌的事业是以深入农村和动员农民起家的，因此一直有着很浓厚的民粹主义色彩，通常认为民粹主义的两大标志是反精英和反建制，毛泽东从骨子里鄙视那些在他看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大知识分子，认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知识分子已经从传统的教育者成为要不断接受教育的对象。
所以，这批被所谓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从文革开始时的造反依靠力量，文革后期要由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学校改造，接下来去农村继续接受再教育也就不难理解，与工农相结合的教育目标当然还是继续革命，不过能否实现只好另当别论。
我们这趟车上的知青主要都是去山西雁北地区的，清晨出发，下午进入山西省，到达指定地点的知青开始一站一站下车。大同、怀仁、岱岳、朔县……,有些地方下了火车还要再换乘汽车。四中和师大女附中的知青被安置在山阴县（现属朔州市），县城就叫岱岳。
记得我们400多个来自北京的男女学生从火车站出来，走在县城的中心马路上，道路两旁是夹道欢迎的密集人群，等我们走到县委党校先安顿下来，大家或躺或坐在大通铺上，等候下一步的安排时，窗户上也立刻贴满了窥视的面孔。
后来我们知道，其实所有围观的人们主要都是在争睹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之子刘源的真容，这在一个小县城里可是个特大新闻。
山阴县地处山西省北部，在大同西南方向约90公里，县境内南北高，中间低。西北有洪涛山，南为恒山支脉翠微山，中部为大同盆地的一部分，地势平坦，桑干河、黄水河贯穿其间。战国时山阴为赵国之地，秦属雁门郡、唐为马邑县、辽置河阴县，金大定七年始称山阴。宋、 辽时杨家将故事中著名的"金沙滩大战"就发生在今山阴县境内。岱岳南距雁门关约50公里，从历史地理上已属塞外苦寒之地。2010年全县达24万人，1968年底记得仅有13万人，不过是个很小的县。
我们这批北京知青被分配到3个公社，分别是山阴城、合盛堡、薛圐圙（KuLue）的十几个大队（现在都改成乡和村了）。有意思的是，城、堡、圐圙的含义都是有围墙的居民聚居地，只是形态、规模有所不同。各知青点都在平川地区，离县城近的十来公里，远的可能要超过二十公里。以后才知道，北京知青的插队点基本都是当地条件相对较好的，队里不太穷，交通也比较方便，这里一定有北京带队老师（我只记得有一位叫石磊的带队女老师）为学生力争的苦心。
来山阴插队的还有好几十位大同市知青，据说他们的带队干部就非常左，坚决要求县里要把这些知青分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结果大同知青全部安排到山区，实实在在过了几年苦日子。
我曾经跟队里的马车到山区去运过东西，亲身体验到那里的生产生活条件特别艰苦不说，交通更极为不便，一些山路的坡度经常有达三四十度的，赶着马车上下坡都有点提心吊胆，人爬起来也非常吃力，他们进一趟县城或赶火车回家，来回都要走二三十公里甚至更远的崎岖山路才行。
从这一天起，我们的插队生活开始了。没人知道，我们在这里到底要呆多久？
第二天在县城休整一天，县里举行了欢迎大会，晚上招待我们看了晋剧《沙家浜》。我们17个人（9男8女）被分配到薛圐圙公社河曲堡村，第三天是12月26日毛主席诞辰，所以很容易记住，几挂马车把我们接到村里，当晚就分别安置到社员家，每家2-3人。为了表示欢迎，晚上村里招待我们吃炸豆馅黄米油糕、羊肉土豆拌汤，这可是当地农村只有过大年时、重要仪式上或招待贵客才能吃上的好东西，而我们当时真没觉得怎么样，特别是有的女生根本就没吃几口。很多看热闹的老乡都纷纷摇头，表示不能理解，这么好的吃食，怎么还会有人不爱吃？不过要不了多久，我们也会都视之为美味了。
河曲堡位于桑干河干流的一个河湾边上，故名河曲。桑干河！久仰了！那是我们并不陌生的名字，著名女作家丁玲的名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作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描写了其时农村的土地改革斗争，曾获斯大林文学奖，那在当时的中国绝对牛过诺贝尔文学奖，有点文化的几乎无人不知。
桑干河河床宽阔，河岸陡峭，平日水流不宽但很急；每逢夏季洪水下泄，瞬间便可汹涌而至，浪拍两岸，夜间在村里常可隐隐听见涛声。208国道从小村东侧经过，距县城岱岳约10公里；向北走三四百米，涉水趟过桑干河，河对面不到1公里就是一个叫东榆林的火车小站，绕道走桥到车站则要四五公里，交通已算相当便利。
当年全村200多口人，近3000亩地，主要有郭、杨两个大姓，分成3个生产小队。三队其实是距本村1公里多的另一个小村庄，村名“店上”，由于只有十来户人家，也以郭姓为多，所以划归河曲堡大队一体化管理。我们到的时候正值严冬，一派荒凉景象，而后来令我们惊奇不已的是河曲堡的绿化水平。
村东离交通干道虽不足1公里，但从周围很多方向往里看，都有以杨树为主的成片树林，春夏秋三季都在绿荫掩映之中，基本看不到村子。原来由于地处河湾，适宜造林，这一带较早就有国营金沙滩林场的大片国有林。绿化有效地改变了原有的土壤沙化和小气候，走过不少插队知青点，河曲堡还真是“风景这边独好”。
2017年初，国家住建部公布全国14个省区第一批4970个绿色村庄名单，山西省239个村庄入选，山阴县唯一的入选村庄正是河曲堡村。该评定标准对村庄以及公共场所的绿化覆盖率都有较高要求，还包括道路、坑塘、河道绿化，村庄周边要有绿化林带，农户房前屋后要普遍栽树养花种草等。这套标准中的主要指标，河曲堡大概50多年前就大都达到了，说明整个山阴的绿化水平虽然在几十年里肯定会有很大进步，但可能还很少能达到河曲堡当年的水平。能在这样一个绿荫环绕、风景优美的小村落插队，也算是我们的一种幸运。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我国农村还普遍处于贫困状态，在集体化的大锅饭体制下，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农民都很穷。河曲堡的经济条件在当地大约处于中等水平，按当时农村普遍实行的工分制，一个男性壮劳力出工一天一般可挣1个工合10分，女劳力8分。这10分的价值要根据生产队全年生产取得的的可分配净收入决定，而那些年在河曲堡的价值不过在两毛钱左右。有的村可以达到三四角钱，已经是不错的水平，而刘源插队的本公社白坊村，据说工值甚至达八九角钱，但很少有村子可以达到。有些贫困村辛辛苦苦干一年，每个工的价值可能还是负数，也就是每干一天活反而还会倒欠队里的。
刚插队的第一年，我们都分散住在老乡家，生活费是国家按统一标准逐级拨付。第二年，村里用国家发给的建房费为我们建了一排9间宿舍，6间住人，2间厨房，1间做库房，围起了院墙，开始过集体生活。当我一两年后也成为壮劳力时，一年出工二百七八十天，最多时分到过30多元现金，当然其中不包括按人头分配的口粮及蔬菜等实物。
每年每个人大约可以分到300来斤玉米粒、小麦、莜麦等杂粮各几斤到十几斤不等，再加上100多斤土豆、几十斤胡萝卜和几十斤圆白菜，逢年过节生产队杀猪还能分上几斤肉。这就是我们一年的收获和下一年的主要伙食，我们在院子里挖了个菜窖，把分到的菜存进去。
不过粮食还都是原粮，需要自己去加工。开始两年村里还没通电，没有吃的了就得用小平车拉上粮食走好几里路到有电村的加工厂；偶尔没计划好或懒了一下，马上就会揭不开锅，如果不想连着吃煮玉米粒当饭，几个女生只好赶快去推碾子，好歹压点玉米面对付一顿。
在老乡家初步安顿下来后，首先要面临两个问题，一是谁去哪个队？由于3个队之间的工分值有一定差距，去哪个队会直接影响个人收入。由此引出第二个问题，收入如何分配？如果年终集中所有人的收入再按人或按出工天数算出平均标准进行二次分配，就解决了各队工分值的差距问题，谁去哪个队都没关系了，这就是所谓初级共产主义的“大锅饭”分配方式，但只有像我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会赞成，多数人都表示反对，方案无疾而终。
实际上，这种方式的实施前提必须是参与人员的高度认同和相互接近的较高思想觉悟，并且有相对充裕的物质条件。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试验开始时曾普遍采取这种办法，结果无一成功。听说晋南地区也有清华附中的插队集体最初实行过类似方式，最后都以分崩离析而惨告失败。从我们以后的实践看，这种方案也无疑很快就会碰壁。随着经历的逐渐丰富，我越来越对那种看似美好的理想主义抱怀疑态度，理想当然要有，但若上升到主义就需要引起警惕。
既然各算各的账，那就自选分队吧。三个队的工值实际上也差不了很多，主要问题是三队离我们住的本村有约1公里的距离，每天中午要回来吃饭，上下工来回两趟就要多走4公里远，都不大愿意去。最后的结果是包括我的3男2女去了三队。当时看我们是吃了点亏的，但我们在三队都受到了很好的照顾，5年多的时间里，我从一个毛孩子成长为熟练的壮劳力，和乡亲们结下了很深的情谊，那些故事真是犹在眼前，数不胜数。
刚开始插队的一段时间，老乡们和我们聊天时，最感兴趣的话题就是你们到底能呆多久？当时所有的舆论宣传都是提倡与工农相结合，扎根农村一辈子改天换地。我们当然会说，毛主席是让我们来扎根的，要待一辈子。但老乡们没有一个人会相信，都说你们肯定待不了几年，说不好什么时候就都走了。
说实话对这个问题我们一点都没有答案，完全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而农民自有农民的智慧，他们的判断依据无非就是常识。对他们的话我们当时只能半信半疑，含混应付，但事实最终证明，来自最底层的人民智慧往往要远胜于那些出自高层言不由衷的大话。
山阴县这批知青中，年龄最大的是高66届的老高三学生，当年已20岁出头，完全是成年人了。四中学生平时又注重体育锻炼，所以这些高年级学生下乡后适应能力很强，很快就能掌握劳动技能，并在村里事务中逐渐发挥作用，不少身体强壮的初二、初三的低年级学生也能较快完成从城市到农村的转变。很多人插队第一年就能出工300多天，完全顶上一个壮劳力，也有人甚至可以直接在体能上秒杀全村劳力，以及不少人快速掌握各种生产技能的能力，都让老乡们佩服不已。
据我估计，在山阴县担任过大队或生产小队干部的四中学生应超过20人，这些很快就能担任农村基层干部的学生，显示出在一个陌生而艰苦的环境中超强的适应能力和开创能力，他们通过各种方式离开农村后，或迟或早都在所从事的领域中展露头角，成为领导者或专家学者。
但对我来说，适应农村生活的考验则要大得多。插队的时候我不过刚满16岁半，个子不高，长得也显小，还真也就是个孩子，村里不少人都叫我“沙娃娃”。刚开始下地劳动时，但凡用点力气或技术的农活，像锄田、铲地、挖渠、打坝等，全都会被甩得老远，当地人戏称为“打狼的”，意思就是狼来了，别人都跑了，就剩你在后面留着打狼吧。
好在老乡们从不欺负我们，干不动就慢点干，常常有人会接你帮你一下。“打狼”打了近两年，人长大了些，技术也基本掌握了，过了18岁，就慢慢能顶个壮劳力了。老乡们有时会忽然发现，不管干什么活，我已经不再落在他们后面，甚至还干得很像样，于是都很感慨，说是农村把我养大成人了。
农业劳动是插队知识青年必须要过的一关。说起干好农活，一是靠力气，二是凭技术。力气是基础，没有力气什么也干不了。比如冬闲时，县电力局要竖线杆拉电线，到沿途生产队派活，挖一个线杆坑给队里1块钱，出工者可以多计一点工分。塞外冬季严寒，地冻没有三尺也有二尺半，力气大也会干的人一镐下去就是一条缝，几下就能撬起一块冻土疙瘩，一天能挖几个坑；而没力气的人一镐下去只是一个白点，一天连一个坑也挖不出来。
而那时的农业技术说到底主要还是熟能生巧的熟练工种，当然有的人干出活来就是比别人漂亮，那也真是有天份或悟性，我印象特别深的是用锄头为谷子间苗。种谷子是用耧（Lou）耩（Jiang）的，小苗钻出土来是一条条密密的苗线。谷子长到二三公分高就得间苗，每棵苗之间要相距约2公分，你得在一丛苗里选出最壮的一棵，前后左右的苗与草都要锄净，稍不小心这个位置就会缺了一棵苗。标准是每棵苗周围锄4下，又要快又要好，由此发展出一套包括推、抹、挑、撇等动作在内的技术，你看着那些高手的锄板翻飞、进退有序、定位精准，身后的苗壮畦平，也是一种享受。
农村出工不按钟点只看日头，当地管太阳叫“老爷儿”，“老爷儿”升起就得出工，“老爷儿”落山才能收工。夏日最长的时候，早上6、7点钟就出门了，中午回来歇两三个小时再上工，傍晚收工已七八点，随便吃点饭天就黑透了。塞外农村的地头都很长，短的二三百米，多的一两千米甚至更长，远远看去让人绝望，有时候锄地得半天才能打一个来回。炎炎烈日之下，这一弯腰就是半天，你还得赶上大伙的进度，即使中间歇一次晌，直几次腰，暴晒脱皮、挥汗如雨已经是小意思，那腰也酸疼得真像要断了一样，就算是那些壮劳力、老农民也得咬牙忍着。
插队第二年夏天，我就出了一次大事，要不是河曲堡离县城还不算太远，性命也许难保。那天队长安排我不用下地，留在队部饲养房起圈，圈里养了几头牛和马，地上垫了厚厚的一层土，每过一段时间要把混着牲口粪便的旧土铲出来沤成农家肥，再换上新土。圈房大约30多平米，起圈时要把地面的粪土用铁锹下挖五六十公分，再从后墙距地面两米左右的一个窗洞抛出去。圈房里只有我一个人，一锹粪土大约十来斤，这是个力气活，以前也干过不止一次，应该是半天的工作量，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干这样的活我已经不觉得很吃力。
但那天干到快中午时，我忽然觉得下腹部疼痛难忍，再坚持了一会儿，实在不行了，跟队部里的人说了一声就想回住处。那时我们还住在老乡家，走回住处的1公里多真的很艰难，好容易才走到，一头扎在炕上。
别的同学闻讯赶来，一检查发现我的阴囊肿涨并已拉长下坠了20多公分，村干部也来了，一看情况很着急，让赶快往县医院送。村里很快派了挂驴车，三四个同学吆喝着驴车，拉着我往医院赶。十几公里路怎么也得走两个多小时，一路上他们几次试图拦辆汽车车也未能成功。
到了县医院好像已是下午四五点钟。医院的几位大夫进行了紧急救治，马上诊断为“嵌（Qian）顿疝”，就是“小肠疝气”发作并且卡住了。经过复位处置等措施，我倒是很快就恢复了常态，不过大夫说由于肠子被卡死导致血液不能流通，要是再晚来一两个小时，可能发生肠坏死，就会有生命危险。看来要是在山区插队，无法及时送到医院，这次还真是凶多吉少呢！“小肠疝气”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基本不能自愈，一般都需要手术治疗。在医院留观了三四天后，同学们就接我出院了。
问题是我以前从未发现过这个病，现在想来，应该是由于正处于发育期，力量不足又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全凭憋着气使劲，导致一时腹压太高引发疝气。按说这个病当然不适于从事重体力劳动，现在想应该完全可以凭此病申请病退回城的，但当时根本没当回事，回村后继续照常出工劳动，连父母都是以后才听我无意中说起的。有意思的是，以后干过很多比这还重得多的活，也再没犯过病。
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民是没有什么自主权的，能种什么、种多少，从县里到公社都有很多要求。“大跃进”时期的共产风，是核算单位越大越好，大工程、大锅饭、大食堂，表面上的轰轰烈烈，实际上害惨了农民，直接导致了以后三年大面积饿死人的悲剧。大跃进的失败使得农村经济核算单位不断划小，从人民公社到生产大队，再到生产小队，并一再明确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调整方针，但即使后退到小队核算，其实质仍不过是从大锅饭变成小锅饭，锅无论大小，都属共有，无非是从这口锅里舀饭的人多一点或少一点。
在这种体制下，农民基本被捆死在土地上，无从发挥创造性，更无生产积极性可言。我在农村5年多，天天和社员们一起出工，干什么活由队长派，集体劳动时，什么时候开始干活，什么时候可以休息，都得听队长的，只要能多歇一会儿，谁都想多歇一会儿。除了队干部，没有人真正关心集体和收成，这是农村贫困化的根本原因，也是改革发端于农村的大背景，当然更是能把这么多知青大面积安置到农村的体制前提。
村里原来并不缺少我们这十几个劳动力，知青的到来对村里的经济发展不会有多少助益，反而要成为参与年终分配的人头。好在我们的安家费和第一年生活费是国家拨的，也说不好哪天就都走了，所以村里倒也没当成多大的负担。不过，既然老乡们认定我们都是“飞鸽”牌的，待不了几年就会离开，因此在劳动安排上都尽量照顾到我们的具体情况。没有人强制我们出工，有什么轻活也会先安排我们，每到秋收季节，没收割的成熟庄稼还在地里，打下的粮食晾晒在场院上，都需要有人看守，这些护秋看场的活一般都会让我们干，说是我们在此地没家，不会往家里偷，其实也有照顾的意思。
当我们逐渐适应了农村生活，基本掌握了农活技能，会觉得日子过得很单纯。清晨，踏着朝露跟着一队人下地，就算是大锅饭，农活讲季节，抢农时，该干的一样都少不了。黄昏，夕阳晚照，炊烟袅袅，拖着疲惫的步子归来，伴牛羊入圈，似倦鸟归林。
下乡前读过一些陶渊明的诗文，曾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美好意境所陶醉，也曾为“田园将芜，胡不归”的归隐心态所向往。40多年后，我曾写过一首忆往诗，其中关于插队生活的4句是“桑干入梦，伐薪正林间；陇亩难忘，荷锄戴月还”。前一句说的是那时我们做饭要烧柴，一项日常功课就是像当地农民一样，经常要到周边的杨树林去砍树枝，然后打捆背回来，堆在院子里晾干。第二句说的就是下地干活晚归的场景。
诗写完后一段时间，偶翻陶渊明诗集，见到“归园田居（其三）”有句为“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此乃名句也，应该读过但确实完全忘记了。“荷锄戴月还”意境与此相近，也确实来自插队生活写照。但我们很少会有陶渊明的那种心境。陶诗表达的是一种生活理想，我们却始终纠结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经过多年煎熬，许多挣扎着离开农村的人，实际上已是失去理想的一代。
沙亦强专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