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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Naomi Gershoni, Miri Stryjan, 2023, “Do Deadlines Affect Project Completion?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Israeli Vocational College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Vol.205, 359-375.
DDL：网络流行词，deadline的英文缩写，指某项任务截止的最后期限。
写在前面
01
今天是正月十六，年到这里也就算全部过完，我们也即将投入到新一年的学习工作当中。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生活被各种各样的DDL环绕：它总喜欢扎着堆来，汹涌而至；也总是从天而降，毫不讲理。拖延，让事情变得棘手起来……
今天，笔者将分享一篇上个月发表于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上的论文。文章研究发现，DDL对毕业论文答辩以及毕业率并没有影响，似乎并不是我们习惯性称之为的第一生产力。作者考虑了三个主要的替代约束：毕业论文和毕业证的低预期回报、流动性约束以及学术约束，发现即使它们没有约束力时，DDL也是无效的。
尽管论文的结果出乎意料，但是，笔者认为，DDL本身也标志着我们的成长：它教会我们灵活调适自己，与情绪和平相处；它督促我们做好时间管理，明晰轻重缓急；它提醒我们关注点滴积累，去追逐重要但不紧急的热爱。没有DDL的生活就像一潭死水，它波澜不惊却也缺乏生机。DDL随机掉落，水面由近及远泛起涟漪，我们的目光也随之推向更远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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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引言
提高职业教育的成果以及毕业率一直是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究其关键，管理者要解决教育成功路上的潜在干预行为障碍，例如拖延症。从理论上来说，DDL可以作为一种承诺手段，帮助代理人克服目前的偏见，克服拖延症，从而提升任务绩效。然而，鲜有文献实证评估了其效果，即使是评估了其效果的那些文献，也使用的是相对较小的选择性样本。
为此，这篇论文与以色列国家技术培训学院合作进行了实地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从个人层面评估了DDL对学生毕业论文和毕业率的效果。作者发现，DDL对毕业论文答辩以及毕业率并没有影响，该结论通过了事件分析法、改变样本容量在内的多项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考虑三个替代约束：毕业论文和毕业证的低预期回报、流动性约束以及学术约束，发现即使当它们没有约束力时，DDL也是无效的。
这篇文章一方面补充了教育经济学中评估克服教育行为障碍政策的文献（文章评估的DDL手段相对容易大规模实施），另一方面补充了行为经济学中的实验工作（文章的实地实验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研究背景与实验干预
03
（一）研究背景
以色列的职业技术学院主要教授特定的职业技能，同时提供更广泛的知识和专业技能。学校提供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学习方式，全日制学生前两年完成学时要求，非全日制学生前三年完成学时要求。文章重点关注建筑、电气工程、土木工程和软件编程四个专业，它们涵盖了一半以上的学生群体。
学生在获得毕业证书之前，要（1）完成专业的学时要求（不同专业有所不同）；（2）通过专业领域的标准化国家认证考试；（3）提交毕业论文并进行答辩（毕业论文要展现学生的专业知识和应用能力），其具体时间表如下图所示（每学年通常从10月开始）：
考试和毕业论文的分数均由政府部门管理。需要说明的是，以色列的法律规定，学生的延毕时间与正常学制（涵盖毕业论文答辩）相比，最长不能超过六年。作者绘制了2017届学生的答辩日期分布，可以发现大多数学生能够按时毕业，甚至有15%的学生很早完成毕业答辩，实现提前毕业，如期毕业率为56%，但是也有一长串的学生要延毕一至四年。答辩日期的这种分布，反映出有很大一部分学生有能力完成毕业论文和毕业答辩，但是他们同样也存在着拖延症的特点。因此，DDL的干预从理论上来说能够让他们减少拖延。
通过统计这些学生延毕的原因，可以看到36.7%的学生是因为毕业论文，24.5%的学生同时因为考试和毕业论文，因此毕业论文的确是学生毕业的一个主要障碍。不同于考试日期的单方面确定，答辩日期是由政府与学校之间滚动协调而定，其可以在一年中的任何一个月进行，但是确切的时间取决于一个系中已经有足够数量的学生（通常为8-10人）完成了毕业论文。
（二）实验干预
作者使用成对随机分组法，根据院系过去的毕业率、大学目标人口、学生人数、管理质量等信息，选取部分学校中的部分专业，以每月个性化的提醒和鼓励信息的方式，引入毕业论文提交的截止日期，同时还组织了一场实验组（引入DDL）院系负责人的会议，以资金拨款的形式激励他们实施DDL。为了保证学生真实意识到DDL的重要性，他们所在的院系也会告知他们，如果错过DDL，将至少等待两个月才能重新安排答辩。延期答辩的不确定性虽然增加了学生的毕业成本，但是不能完全防止其迟交毕业论文。最终，31个系为实验组，31个系为相应配对的对照组。
作者对2020届毕业生和2021届毕业生实施了毕业论文的DDL干预，考虑到2021届毕业生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最大，DDL干预不一定能够被保证实施。因此，文章着重分析2020届毕业生，将2021届毕业生的数据作为稳健性检验。
04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数据来源及变量
个人层面数据：2017至2021届学生的人口统计特征（性别、出生年份、居住地）、学习轨迹、注册日期、考试日期、考试成绩、毕业论文答辩日期、毕业论文成绩、毕业证书日期等；
学院层面数据：提供的专业及课程、是否专门针对阿拉伯人口、平均毕业率、学生满意度等；
在线调查数据：学生对毕业论文和毕业证书重要性的看法、获得毕业证书的可能性、人口统计特征、生活安排、完成学业后第一年和第五年对有无文凭的预期收入、一般工作经验，特别是研究领域工作经验。
通过汇总统计，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这些变量满足平衡测试。
（二）研究方法
尽管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采用了成对随机分配，但是其在干预前的答辩情况和毕业率并不平衡，为了避免偏倚，文章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DDL的实施效果。
基准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i指学生，d指院系，p指配对组，c指毕业年份。在回归方程中，加入了学生层面的控制变量、配对组的固定效应和毕业年份的固定效应，标准误聚类在院系层面。在这里，文章感兴趣的估计系数是β1。
双重差分法分析的前提是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实验前满足平行趋势，作者通过绘制图像，发现前期趋势的确非常相似。
进一步的，在事件分析中，为了更好的观察DDL实施前的效果，检验事前的平行趋势，作者使用了涵盖更多届学生的样本。由于这个样本难以实现一致的成对配对，因此，作者将配对组的固定效应替换为院系的固定效应。
实证结果
05
（一）主要结果
基准回归中β1的估计结果及置信区间如下图所示，基期为毕业年份前一年的1月。从中可以看出，DDL对学生毕业论文答辩以及毕业率并没有影响。
为了防止DDL对其他变量的非预期效果，作者还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毕业论文成绩、GPA和通过必修考试的分数。结果同样表明，DDL对学生毕业论文答辩以及毕业率并没有影响。
（二）机制探究
DDL设置的目的在于解决拖延问题，然而，实证结果却表明DDL对学生毕业论文答辩以及毕业率并没有影响。针对该结果，一种解释是DDL不能解决拖延问题，另一种解释是，学生还面临着其他约束性的限制，而这些限制是DDL干预所无法解决的。在后一种解释中，即使DDL的确能够减少拖延的情况，也会导致其没有效果。
为此，作者分别从毕业论文和毕业证的低预期回报、流动性约束以及学术约束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毕业论文和毕业证的低预期回报
DDL没有效果，可能是由于学生认为毕业论文和毕业证的回报较低。
通过问卷调查，作者发现无论学生是否已经完成毕业论文答辩，均有75%以上的人认为毕业论文有助于提供应用学习期间所获知识的机会，向潜在雇主展示自己的个人能力或是获取潜在雇主的联系方式，即DDL没有效果不能归咎于学生认为毕业论文无用。
另一方面，通过绘制学生预期自己在有无毕业证时的收入的核密度图，不难发现与没有毕业证的预期工资相比，有毕业证的预期工资分布向右移动，这在学业完成后的第一年和第五年均是如此。即学生们相信，无论是从短期还是中期来看，毕业证都有积极的回报。此外，作者还进一步测试了劳动力市场对毕业证回报的信念是否推动了回归结果，采用文凭溢价进行分组回归，同样表明DDL没有效果不能归咎于学生不看重毕业证。
2、流动性约束
DDL没有效果，也可能是由于学生面临着流动性约束。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学生可能会选择在毕业前进入劳动力市场，在全职工作的情况下，他们没有时间完成毕业论文。有鉴于此，作者采用社会经济地位进行分组回归，表明DDL没有效果不能归咎于流动性约束。
3、学术约束
DDL没有效果，还可能是由于学生面临着学术约束。在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中，由于学生缺乏完成论文所需的学术知识，学生没有能力完成毕业论文。有鉴于此，作者采用是否通过考试以及对院系的教学满意度分别进行分组回归，表明DDL没有效果不能归咎于学术约束。
综上所述，DDL没有效果，不能归咎于毕业论文和毕业证的低预期回报、流动性约束以及学术约束三个方面。
06
结论
这篇论文是第一个使用大规模的全国性样本，从教育领域评估DDL对毕业论文答辩和毕业率影响的文章。尽管研究发现，DDL对于毕业论文答辩以及毕业率并没有影响，拖延现象似乎并不是学生群体中的一个问题。
但是，也正如作者所言，我们不能理解为“deadlines never work”。相反，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如何以及何时在教育环境中以有效的方式应用DDL。
未来，可以从DDL实施的其它目标人群（例如，MIT学生）、错过DDL所导致的惩罚的最佳水平等方向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写在最后
07
DDL似乎总是占据我们的时间，限制着我们的生活。一周，一个月，一学期，一个接着一个，催促着我们不停向前跑。有时，我们拼了命奔跑，却好像还停留在原地。
但正是因为一直向着前方，我们才顾不上身后的路。停下来，回头看，才发现，原来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
DDL可能是生活的注解，但不会是生活的限制。希望我们都能在新的一年与它的相处中，找到自己的节奏。
DDL依然来势汹汹，我们依然从容强大。
Abstract
We study a large-scale intervention aimed at increasing graduation rates in Israeli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is context, the main reason for low graduation rates has been found to be the failure of students to complete the required final project. This may result from procrastination which is prevalent among students in many settings. To address procrastination, we introduce a deadline for final project defense in randomly selected departments while control group departments maintain the practice of scheduling defense dates on a rolling basis. We compare student performance over time in treated and control departments in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framework and find no effect of deadlines on project defense or on graduation rates. A potential explanation for these findings is that there are other constraints faced by students, such as academic difficulties or a low perceived value of the diploma, which are not alleviated by the deadline. Using administrative and survey data, we find that deadlines have no effect even when the alternative constraints are not binding.
推文作者简介：
杨杰，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硕士生。推文可能存在纰漏与不足，非常欢迎大家批评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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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小编：沈厚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