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元：小说天真
文摘
文化
2022-10-06 09:34
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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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天真
王建元
张天真是我二十多年的朋友，尤其是近十多年来走得最近，了解最深的一个朋友，而且是一个越来越让我刮目相看的一个优秀小说家朋友。早就想写点什么，说说我的这个朋友，可一直没想好写什么，从哪个角度写。一是他的一些中短篇小说，我看了一些，尽管不是全部。从文学的角度说，只能是凤毛麟角，但对一个已经基本形成自己风格的作家来说，已经足够了。二是究竟从那个角度去写更为合适，更能表述我所想到的一切······好在我身边有一些文学的朋友，也是他的朋友，好在这些朋友没有一个混迹于官场的。半个多月前我对他们说了我的想法，并说了我现在的这个题目，他们一直赞同，于是就有了这篇文字······“小说天真”，不是大说，也不是小说家张天真。如果大说，我知道自己的能力，因为我只是一个写诗的，小说虽然也写，也发表了很多，但在一个真正的小说家面前，我自愧不如，更不敢班门弄斧。如果说到小说家张天真，在我们这座不大的，却有那么多自诩的小说家和诗人的小城，恐怕会引起一场地震，所以考虑再三，还是小说为宜。在我的感觉中，不论是小说家和诗人，首先应该是人品和人格的，其次才是作品和文字的。天真无论做为一个朋友，还是小说家，他的人格和人品都具备了让我尊重和敬佩的基本因素。所以我认为“小说天真”是最恰当的题目。一个人的性格和他的文字所传达的东西，很难从他的脸上和一举一动看出来，尤其是天真这样一个一直低调，从不张扬，从不与人争辩和谈论文学，从不靠认识某某编辑，某个作家而到处炫耀的人的身上。对他的了解只有以心交心，只有对他发表的作品反复揣摩，品味才能进入他的内心和创作的通道，才能感悟他的审美和价值取向，才能懂的一种平静而舒缓的叙述才是真正的艺术常态。阅读作品和欣赏艺术都需要一个视角，而视角的选择则因为年龄，所处的地域，所接触的人和事物，以及各人的思维方式而呈现不同的感觉和不同的画面。所有写作的人，不论是小说家，还是诗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套密码，一种语言习惯，一种常用的意象，尤其是基本形成了自己风格的作家。密码有以自己的文学底蕴和写作实力，独立见解以及语言特色编程好的，也有人云亦云，道听途说，靠看了几页外国作品，盲目新潮，盲目跟风，胡乱堆砌的。没有一定的文学底蕴和大量的阅读是很难看清密码的走势和一部作品好坏的。天真小说的视角和他所描述的对象以及所有的故事和细节的构成都是向下层倾斜的，是与他所处的社会地位，他的工作，他所接触，所看到的人有着密切关联的。他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和配角都是生活在底层的人，都是最接地气，土得掉渣的人。大约在三十多年前，著名作家刘绍棠和丛维熙来通化讲课，刘绍棠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我就是一个头顶着高粱花的作家。”正是这个头顶着高粱花的作家创作了《西苑草》，《蒲柳人家》等一大批深受人们喜爱的，接地气的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天真就是这样一个头顶着高粱花的，脚踩厚实的大地，和底层同呼吸，共命运，倾听底层声音，展现底层世界，为底层百姓写作的作家。中国有许多作家，尤其是新潮作家，虽然是喝拉美作家的狼奶长大的，但却很少有人理解拉美作家的内心，古巴小说家卡彭铁尔说，“在拉丁美洲，小说是一种需要，展现一个世界。”小说对于天真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喜欢，也不仅仅是一种消遣。而是一种需要，一种不吐不快的需要。读了他的小说，让我们对社会的底层有了一个比较真实的了解，一种接地气的需要，一种接地气的展现。做为一个小说家，这就足够了······而看看今天的文坛，开口不是这个作家，就是哪个诗人，不是中国作协，就是什么“鲁院”，更有甚者，为了加入省作协，中国作协，不惜低三下四托人，拉关系，送礼请客，文人的所谓“清高”和脸皮不如一块踩在脚底的狗皮膏药。文坛早已不是昨天清纯，崇高的圣殿，而成了夸夸其谈，互拉帮派，互相吹捧的污浊世界。可谁又想过，在一些人还根本不知道文学为何物的五十多年前的1972年，天真就已经在全国颇有名气的《萌芽》杂志发表过散文《打扮春天的人》，据我了解，通化市的老作家大概只有吕良钟在《萌芽》上发表过作品，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而天真发表作品时只有二十几岁。2009年，2011年，他先后在《鸭绿江》发表了中篇小说“酒鬼新传”，“盲流张”。2012年又在《满族文学》发表短篇“傻妹”。2013年和2014年又在《中国铁路文艺》发表了中篇小说“早市”和“三进珍珠岗”。这些期刊都是中国文学界一流的纯文学刊物，没有真金白银含量的作品只能是望洋兴叹。在此期间，他还有数百篇作品登陆各地报刊，仅靠这些期刊，这些作品，张天真在通化地区完全有资格称得上一个真正的小说家，因为他发表作品的年代是许多后来自诩小说家和诗人们还在文学的启蒙阶段，而他发表作品的期刊也是许多作家不敢奢望的层次。为天真的中短篇小说定位其实很容易，它不是通俗的，也不是前卫，先锋和新潮的，但它却是中国最正统，一直在中国一流作家作品中延续着的一种小说。他的小说或许有邓友梅，陆文夫，刘绍棠，李国文，宗璞的某些味道，也有着沈从文的韵味。他的小说继承了沈从文“贴着人物写”的传统，又在情节上注重了故事的可读性，在细节上再现了生活的真实，他的语言通俗易懂，又有方言和民间的俚语，但却完全不是地摊文学的那种东西。在描写底层人的生活，命运，在题材的挖掘，在艺术典型的塑造和人物性格，在场景再现的方面，都各有独到之处，并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天真的小说中大多描写的是底层和生存的边缘状态，读他的小说，总是让我想起加缪的小说《局外人》。天真的小说看不到所谓的“正能量”，也没有“高，大，全”式的脸谱人物，对于改革开放，时代大背景的东西，他从不涉及，而他选择的地域，场景以及他所塑造的人物和人物间的对话却能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人物的生活背景和生存状态。他的小说没有议论和对某种事物的的诠释，也没有为时代发声的空洞言辞。但他的小说却从另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示了生存的艰难以及小人物无可奈何的幽默和打诨。从某种意义上说，小人物，局外人，边缘人才是这个社会的大部分，他们的存在才为我们提供了可信的真实写照。在一场大变革中，在一个大文化和后现代的复杂的背景中，局外人并不是多余的，正如文化的碰撞产生多余人一样，而文化的终结必然导致了局外人。主旋律和正能量永远不会是一个社会的全部。做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有良知的作家，天真选择的题材和他关注的视角，我完全赞同。我不是小说家，充其量只是一个小小的诗人，但我们在创作上的殊途同归，同归于大地，同归于底层，我感到欣慰，有这样一个小说家做朋友，足矣······天真平时沉默寡言，但他有自己的正义感和良知，他爱自己的祖国，对祸害祖国的贪官污吏，利益集团深恶痛绝，对时政也有清醒的认识，这一点也与我相同······天真平时最大的喜好是听老歌，喝酒，吃猪头肉，还愿意一个人在江边散步，秋天的时候上山捡蘑菇，每每朋友聚餐，他都会用自己捡的蘑菇炖上一只鸡，热腾腾地从家里端来，看着朋友们热腾腾地大快朵颐，喝到高兴时，他还会为朋友们唱上一段字正腔圆的“八路军拉大栓”······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小说家。这就是一个让朋友们喜欢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