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1955 年的授衔仪式上，共评选出了 10 位元帅、10 位大将、55 位上将、175 位中将以及 802 位少将。
此次授衔评选可不单单只看每位指战员的履历，还会考量他们在大型战事当中的指挥情况。
大体来讲，授衔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基本是依照战功以及职位职务由高到低依次进行的。
并且，为了避免出现授予军衔过多等情况，毛主席、周恩来等领导人更是主动自愿退出了授衔评比，把这些荣誉让给了更多有需要的同志。
要知道，能够获得授衔的将军们，哪一位不是在战役里立下了赫赫战功呢？当然了，也有不少将军觉得自己所授军衔偏低了…
其中就有这么一位将军，他在 27 岁时就已然担任部队的师长了，后来的大将粟裕和陈赓，当时一个是他的班长，一个是他的营长。
如此出色的履历，按说应该能获得元帅军衔才对，可最终他却仅被授予上将军衔。
那么这位将军究竟是谁呢？起点如此之高的他，又为何只是个上将呢？
这位在同期战友当中出类拔萃的上将便是周士第。
在如今看来，周士第的名气相较于陈赓、粟裕等人，似乎要小得多，甚至和许世友、王近山等人相比，也略显逊色。不过在那个时候，周士第可是货真价实的黄埔军校高材生。
1900 年 9 月，周士第出生在海南琼海的一个村子里。虽说此地处于国界线边缘，但这里的革命热情丝毫未减。他自幼家境贫寒，但父母还是节衣缩食供他读了几年私塾。
和许多童年玩伴不同的是，周士第颇具学习天赋，在小学和中学阶段，他的成绩一直在学校名列前茅，这也使得父母更加坚定了培养他的决心。
到了 1920 年，周士第从学校毕业。成绩优异的他选择回到家乡从事商业交易行业，以便继续学习思想知识，同时也为下一代的成长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924 年，周士第从同乡那里得知黄埔军校开始对外招生的消息。从小就怀揣着革命报国志向的他，毫不犹豫地坐上汽车，踏上了奔赴广东的征程。
而这一选择，也成为了改变他一生的重要转折点。
在黄埔军校期间，周士第亲眼见到了此前只在书本上出现过的那些武器，以及作战的真实演练。
现代军事技术与革命理论的完美融合，让他对革命和战争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除了在军事课程上表现优异之外，他的政治课程成绩也十分突出。
毕业之后，周士第和同期的同学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当时，孙中山在广东区委成立了一支名为 “铁甲车队” 的革命武装力量，周士第担任其中的教员，主要负责讲解作战策略与战术理论的各种结合。
为了提升战士们的应对能力和实战经验，周士第开创性地采用了战斗演习的教学方式。
通过模拟战争场景，让战士们仿佛身临其境般感受到战场的真实环境。这种教学方式不仅培养出了一批实战经验丰富的士兵，还得到了孙中山以及许多将领的认可与支持。
同样是在 1924 年，周士第在对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学习之后，庄重而严肃地向我党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彼时，国共两党正处于第一次合作的 “蜜月期”。成为共产党员后的周士第并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按照中央指示，他担任了铁甲部队的代理队长。
在他的指挥下，铁甲部队在多次战役中接连取得胜利。军队改革之后，周士第也从原来的队长升任为团长，肩上的担子也随之越来越重了。
让周士第声名远扬的一场战役当属武昌战役。在此之前，人们对他的印象不过是个纸上谈兵的教书先生，而能否将自己的理论运用到实际战争当中，是每个指挥官都极为关注的重点。
在武昌之战中，虽说周士第的对手实力并非特别强劲，但经过一轮轮的狂轰滥炸，周士第所率领的队伍很快便占据了优势。
面对敌人的策反和鼓动，周士第做出了一个罕见的举动，他让每位士兵写遗书、上缴财产，以此彻底杜绝了队伍中出现不和谐的声音。
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周士第多次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战役。到南昌起义时，他已经担任二十五师的师长了。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当时陈赓不过是周士第下辖营的一个营长，粟裕则只是一个班长。作为当时我党部队的绝对领导指战员，周士第出众的个人能力在军队中是有目共睹的。
其实，单从这样的履历来看，只要周士第能够稳扎稳打，那么在 1955 年授衔仪式上，获得元帅军衔对他而言应当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他仅被授予上将军衔，毫无疑问，在这中间的 30 年间，周士第的经历可没那么简单。
变故发生在南昌起义之后，当时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力量异常强大，我党军队被迫进行转移。
由于当时通讯设备落后，再加上很多指战员的身份是保密的，周士第错过了党内对这些指战员的统一安排，无奈之下，他只能独自一人前往南洋。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周士第音信全无。他担心暴露行踪，而且在当地也没有可以信赖的战友，所以一直没有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近况，这就导致我党误以为周士第同志在南昌起义中壮烈牺牲了。
后来虽说取得了联系，但周士第决心在海外学习先进革命经验，而由于通讯方式不发达，他未能将自己的想法和诉求全面地向党组织汇报，这也使得党内许多战友对周士第的个人行动极为不满，周士第再次回归我党已经是五年之后的事情了。
1933 年，周士第回到了江西瑞金。时隔多年，他在海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连那些和他关系要好的老战友一时之间都没能认出他来。
面对如今更为错综复杂的战争条件，周士第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检讨书，对多年前自己欠缺考量的行动进行了检讨。
也正是通过这次自我检讨，他才得以重新回到党组织的怀抱，从而拥有了更为广阔的施展空间。
周士第所带来的先进革命经验，显然为当时这支红军队伍注入了更多的新鲜血液。
尤其是相较于李德、博古这样教条刻板的外来专家，周士第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显得更为难能可贵。
重新获得信任的周士第在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对他而言，能够被党组织重新接纳，就如同翻开了人生的崭新篇章。
在抗日战争中，周士第被任命为八路军 120 师参谋长，与南昌起义的重要领袖贺龙搭档。
面对前期日军武器装备先进、敌众我寡的不利围剿扫荡情况，周士第巧妙地运用战术，一次次破解了敌人的攻击。
周士第的出色表现不仅体现在一场场战役之中，在敌后工作和后勤工作方面也能看到他的身影。
特别是在切断日军交通线和供给线方面，周士第的策略可谓是让人防不胜防，既给敌人的后备造成了巨大损失，又为前线部队赢得了难得的喘息机会。
虽然周士第也打过不少败仗，但从总体上看，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周士第的表现还是相当优异的。
作为一名从南昌起义就跟随我党的老党员，周士第在军队中拥有着绝对的威望。
所以在 1955 年授衔仪式前夕，周士第的情况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从资历上看，周士第的革命履历比当时党内的大多数人都要深厚，特别是在他担任师长时，陈赓、粟裕等人还只是名不见经传的中层干部。
要说党内比周士第资历深的，也不过是朱德、贺龙等寥寥几人。
因此，当时有不少人提出要将周士第纳入元帅的评选范围，很多老战友都表示：“周士第的资历战功评个元帅都绰绰有余。”
然而，也有不少人认为：“周士第有一段脱党的空白期，这在党内是极为罕见的，在那五年中红军队伍涌现了不少年轻将领，给周士第评元帅还是有点太高了。”
在权衡利弊之后，周士第最终还是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有人对他的评选结果感到不平，但周士第本人却看得很开，他说：“能被党组织重新接纳我就很高兴了，那么多老伙计牺牲在了前线战场，我哪能还有别的怨言呢？”
周士第的这番话朴实无华，却又蕴含着不计个人得失的情感。
在晚年生活中，周士第从军队退下后，投身到了教育领域，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和经验，继续为国家的军事和教育事业贡献着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
周士第的一生可谓是波澜起伏，从黄埔军校的第一批学员，到北伐战争的先遣队队员，再到南昌起义时的绝对指战员，他年少成名。
然而，面对不可抗拒的变迁和影响，他又从不缺乏从头再来的勇气和信心。
直至如今，周士第的故事仍会被后人反复提及，他的付出与回报是否成正比也成为了许多人热烈讨论的焦点。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他身上所展现出的老一辈革命人的奉献品质，依然是值得当代年轻人学习的优秀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