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各位朋友，欢迎各位来到人大重阳的对话间。今天我们的对话请来了一位非常重要的客人，可能大家对他非常熟悉，因为他是享誉世界的政治家，斯洛文尼亚的前总统达尼洛·图尔克先生。达尼洛·图尔克先生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老朋友，他这些年来经常访问中国，对中国也非常了解，更重要的是，他非常热衷于和中国年轻人交流，尤其在中国人民大学上了很多堂课。所以，今天借着通州·全球发展论坛（2024）的机会，我们在此进行对话，就围绕着未来的领导力做半个小时对话，并且和来自丝路学院和重阳金融研究院的老师和同学们进行问答。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够作为对话间的主持人。
我想请教图尔克先生第一个问题。中国人这些年来才开始关注全球领导力。对于中国来讲，我们或许在这一领域尚显不足，或存在某种谦逊心理，甚至未优先考虑过自身的全球领导力。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国际媒体认为中国应该领导世界，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达尼洛·图尔克：感谢王文院长邀请我参与对话，让有机会分享一下我的看法以及我对于领导力的一些思考。
过去20年，我一直关注中国。我在斯洛文尼亚担任教授，也曾在联合国任职。因此，我对中国的了解是通过长期学习积累的，包括通过阅读文献和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深思。早年在联合国工作时，我曾与安南秘书长密切合作，期间也与中国多次合作，致力于解决全球挑战和问题。安南秘书长那时是我的领导，他也非常关注中国，特别是中国年轻人的发展。
我来自斯洛文尼亚，这个国家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多年来两国关系一直紧密。自斯洛文尼亚独立以来，双方在国际事务中始终保持密切合作，例如目前斯洛文尼亚在联合国安理会中也与中国保持合作。我个人在25年前曾任斯洛文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也与中国驻联合国的同事们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两国之间的友好历史关系值得肯定。
面对当前全球挑战，信心是关键所在。信心是应对各种问题的核心。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家，有时外界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承担重要角色的期望可能过高，但中国始终以务实的态度应对国际挑战，并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无论是在我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期间，还是在安理会工作时，我与中国的同事们一直紧密合作。我们的关系很自然，对彼此充满尊重，他们的工作效率和专业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联合国框架内，中国的贡献受到了高度认可，这也反映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所扮演的建设性角色。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无疑有非常重要的特殊责任和作用，中国在履行自己的责任时也总保持对他国的尊重。这是我个人的一些观察和看法。
王文：我们常说，中国在联合国中是一个天然具有领导力的国家，毕竟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然而，当前国际讨论中的领导力概念，尤其是西方国家或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领导力的期待，可能不仅仅局限于联合国层面。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想要领导世界，进而取代西方的主导地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该鼓励中国去领导世界，比如在金砖国家中发挥更大作用。您认为中国应该如何看待外界对其不同形式领导力的设想？
达尼洛·图尔克：我认为，不同的领导力有不同的风格，各国的历史和文化也各不相同，因此对领导力的理解自然存在差异。领导力并非一个单一的语境。中国通过许多重大行动，已经证明了自己的领导力，并且正在继续证明这一点，尤其是在与七十七国集团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展现了能力与政治意愿。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常常未被充分重视。外界有时误解中国只是在自己的领域以自己的方式行事，但这种看法失之偏颇。中国早已向世界展示了独特的能力，特别是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交往方面。中国在这一点上与其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太一样，其他几个国家的风格或许更多带有“个人因素”。但中国始终坚持自己的风格，同时也关注其他国家的需求和利益，以及地区的力量平衡。
在上世纪90年代及2000年前后，我曾在联合国与中国的同事们频繁交流。当时，欧洲的安全问题与巴尔干地区的安全问题常常被提上议程，与中国同事讨论这些议题非常有意思，能够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中国的行事方式。作为常任理事国，中国对巴尔干地区安全问题的认识非常独到。中国同事表现出的谦逊与谨慎让我印象深刻，没有让我感觉到他们是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在与我交流。在提出建议之前，我的中国同事总是经过深思熟虑，这种态度在应对复杂的国际问题时尤为重要。作为常任理事国，中国面临许多特殊和复杂的挑战，但始终保持克制，关注各方意见。在与中方的交流中，我深感钦佩，因为中国的同事们总是愿意倾听，始终重视他人意见。中国不会展现出高人一等的自傲。我认为，在倾听和关注他人意见方面，中国远胜于许多其他国家。
王文：您刚才提到中国近年来展现的领导力，在西方国家及其他国家看来，这种领导力可以被理解为三种不同的含义，而对于这三种不同的理解，中国的反应也各不相同。
达尼洛·图尔克：说到建议，我还得谨慎一点。年轻人虽然愿意听取建议，但不一定会真正重视或接受你提供的意见。因此，建议有时显得廉价，而有时则需深思熟虑。像我这个年龄，给出建议时必须非常谨慎，充分考虑自己所要表达的内容。不同代际的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体验，这也导致了我们在看待问题时的世界观、角度和方法各异。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这种代际差异。如果我们这代人真的如此成功、全面、完美，能够提供所有答案，那么世界上的问题早就迎刃而解了，也不再需要我们给出建议。因此，给建议时应当保持谦逊，尤其要认识到寻求建议者的视角也同样重要。
对于年轻人来说，保持批判精神尤为关键。毕竟，现今世界并不完美，身处的环境也充满挑战。因此，拥有独立的见解和批判精神是合理且必要的。尤其对年轻人而言，这种态度显得更加重要，因为他们处在一个尚未达到理想状态的世界中。
每当别人向我寻求建议时，我总是非常谨慎，经过深思熟虑才会回答。人生中经历的事情，观察到的现象，往往成为建议的基础。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如果看到有教授假装他好像什么都知道，无所不知，我也会觉得很可笑。所以有时候不要总是主动给别人建议，到哪里都当老师。我们大多人都不知道问题的答案，每个人都要学习。相比提出建议，我们更应该关注学习的态度和精神，更要能够提出问题。大家需要对老一辈做的决定和事情持怀疑的态度，因为年轻一代通常更加有智慧，更加的成功。
年轻人对老一辈的决定和行为持怀疑态度是正常的，也是值得鼓励的，因为你们更具智慧，未来也更有可能取得成功。每次我给出建议时，我不会提供一个绝对的答案。这往往取决于你如何看待问题，因为答案更多是基于你个人的学习和观察经验。年轻人与老一辈看待问题和机会的方式有所不同，你们或许能看到我们未曾察觉的视角。因此，寻求建议时，你们的创新和独特思考尤为重要。即便你听取了建议，也应深入思考如何运用它，以及它背后的意义，而不是简单地接受。没有一个建议是绝对的，它们应该是思想交流的起点，帮助你培养独立的思考能力。
王文：图尔克先生很谦逊。我十年前有幸认识了图尔克先生，那时您刚刚卸任总统，来到中国访问。尽管这十年间您不再担任总统，但我认为您在中国的影响力甚至比担任总统时更为显著。
图尔克先生还获得了中国政府授予外国人的最高荣誉——“中国政府友谊奖”。在过去的十年里，您的文章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出版了畅销书。您在研究中国、与中国接触过程中展现出了极大的影响力。您能否分享一些心得，就研究中国、影响中国并与中国共同成长等话题，给予中国人民大学丝路学院的学生一些启发？
达尼洛·图尔克：我认为，这个问题值得专门举行一次研讨会来深入探讨，甚至可以花上更长时间。每位在座的朋友都有各自的经历、故事和远大理想。那么，为什么你们会对丝绸之路感兴趣？为什么你们今天在这里？未来你们想做什么？你们如何利用这些经验和知识为未来作出贡献？这些问题并不是一次对话就能完全回答的。当然，我首先要谨慎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当然也愿意分享一些个人的经历。
许多年前，我第一次听到“丝路”这个词，是在学习历史时了解到古代的“丝绸之路”，这条路对全球贸易有着重要的意义。当时我觉得这段历史非常有趣，但并未深入了解它与现代的联系。后来，2015年、2016年，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我开始重新认识这一概念，意识到这是一个旨在重建现代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
中国多年来在国际事务中保持谨慎，更多关注自身国内的发展问题。然而，随着中国在联合国中扮演重要角色，逐步参与全球经济和治理事务，将古代丝路这个概念运用到当代政策中就显得顺理成章。古代的丝绸之路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
然而，一些外国人可能无法完全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层含义，以及这一倡议意味着什么。我在联合国工作期间曾多次来华出差，与中国领导人和学者交流。通过这些经历，我逐渐意识到“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全球影响，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项目，而是一个涉及多个领域的系统性工程，能够带来深远的全球变革。很多人可能只从表面上将它理解为贸易、投资或经济合作，但它其实是一个深刻的、具有革命性影响的倡议，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和世界。
因此，当我们进行分析和得出结论时，一定要格外谨慎。这是我个人的经验教训。正因如此，我开始频繁来到中国学习。每次来访，我都会发现中国和之前有所不同，总是充满新的变化和新事物。五年前，电动车还未成为热门话题，虽然有一些规划，但并没有广泛讨论。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电动车行业的重要国家，吸引了全球的关注。中国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使得中国的项目必然具有全球影响力，例如中国的电动车就正在给全球汽车市场带来变革。
在中国，我也体验过不同的国产电动车，并且看到中国在电动车领域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这种变革不仅改变中国，也对全球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个人应时刻准备好迎接变化、适应改变。我自己经历了一些变革，虽然未来的每次变革我无法全部亲眼见证，但作为年轻一代的你们，一定会经历更多的变化与创新。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我希望你们能够关注、观察并积极管理这些变化，防范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并努力解决随之而来的问题。这是你们未来需要面对的挑战和使命。
电动车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展现了全球变革的趋势。在此，我要祝贺大家，作为年轻人，你们拥有无限的潜力和机会，将见证更多的未来变革。年轻就是资本，愿你们在未来的变化中有所作为。
问答环节
王文：特别感谢图尔克先生刚才的谆谆教导，可谓语重心长。下面我们进入问答环节。
中国人民大学丝路学院2024级新生：我叫史凯恩（Smeets,Koen Arthur Johannes），是丝路学院的学生，在人大苏州校区学习中外人文关系。我来自荷兰，但是我学的是中美关系，我的问题也和中美关系有关。在2023年的APEC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邀请5万名美国年轻人来华，您认为外国留学生访问中国有哪些意义？除书本知识之外还能学到什么呢？
达尼洛·图尔克：我认为这很重要。很遗憾，我自己已经不年轻了，对年轻人来说，这是一次非常好的经历，能够作为学生来中国体验一下，和中国的朋友们一起合作。我年轻时在英国待过一段时间，此前我一直生活在南斯拉夫，所以能够有机会去英国对我来说很重要，当时英国还有披头士，他们对全球文化有很大影响。我体验了当地的音乐和文化。那时候英国还是欧洲文化变革的中心，所以大家都想出国。当时我在英国打工，能够观察英国的整体环境，开始有了自己的反思，这帮助我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当今世界更复杂、更全球化、更扁平化，对一些事情有了解虽好，但没有亲身体验还是不够的。
我认为，中国为年轻人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机会。你所看到的可能会与你已有的观点不完全符合，也可能会改变你的想法，这都是很有必要的。因此，我希望这个项目能够不断壮大。我之前也提到了签证自由化的问题，希望签证能够放开，特别是签证系统的放开，这对年轻人来说尤为重要，可以让他们更好地交流与学习。现在也不像50年前了，旅行非常简单，整体成本也降低了，我希望障碍能继续减少。我想政治家们也应该鼓励更多改革措施，以促进年轻人的交流，这也是世界所需要的。
中国人民大学丝路学院2024级新生：我叫娜丽（Kabuya,Nelly），来自赞比亚，我也是丝路学院的学生，学习中国政治。我有志于探索政治和外交，特别是与中国友谊相关的职业道路。我想了解一下，您对我这类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吗？
达尼洛·图尔克：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主动给建议的，除非有人问。我之前也是大学老师，一般会让学生自己探索问题和答案。不过，如果学生问我，我也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建议。所以，既然您问到我了，我就回答一下吧。
先说说方法。我认为要谨慎地思考，先别着急，想一想，探索并体会一下你感兴趣的点在哪儿。每个人遇到新情况时，心里其实有一些预先设定。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先观察一下，然后形成自己对于局势的理解。这是第一阶段。
接着开始对话和讨论，和你的同学、老师等沟通讨论，然后再寻求具体的建议。这肯定不会是容易的，如果只是非常简单的场面话，我可能会跟你说有一些宏观现象应该了解一下，比如非洲等非西方世界问题。在具体的研究问题上，如中国家庭关系的变化就值得深究。如今独生子女政策放松对中国家庭关系有什么影响？中国人民如何应对？他们有什么感受？这其实也是理解社会的一个重要角度。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我就以此为例了。
如果你生活在这个国家，你就有很大的研究优势，在生活中体验不同层面上的问题，譬如教育、计划生育，如何帮助子女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等等，虽然这些不是十分前沿的政治问题，但却是你在中国可以亲身接触到的生活。我并不是在向你描绘可以直接套用的蓝图或公式，而是想说，如果你想要在这里做出更多探索和创新，你应该从自己的学习中找到线索。这就是真实的中国生活，而且是非常好的机会，非常好的时候，所以我鼓励大家去这样做。
中国人民大学丝路学院2024级新生：谢谢您！我的名字叫阿瑞甘（Ayalkibet,Aregahegn Shiferaw），来自埃塞俄比亚，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参与今天的对话，我也对您的经验非常感兴趣。
近几年开始，中国提出了多项全球倡议，比如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对于这些全球化倡议，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向中国学习什么？应该学习什么？我们作为年轻学者可以向中国学习什么，发挥怎样的作用，从而对非洲的发展做出贡献？
达尼洛·图尔克：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非洲有着悠久的历史，近年来情况非常艰难，所以这个问题我不能轻而易举地帮你解决，但我想从两个方面和你进行探讨。
第一，重视工业发展，因为非洲仍然被视为采矿的地方和初级商品的原材料产地。工业化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而中国是重要的合作伙伴，但未来的发展程度应该走到哪一步，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如何在经济上与中国建立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韩国的工业化政策就非常值得我们研究，虽然不能直接应用于非洲，但问题是一样的，即社会的工业转型。我们也应该思考，中国的经验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非洲，并基于此，思考中非应如何建立好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国正在帮助非洲建设工业区，寻找合适的非洲合作伙伴来共同开发。所以，这不是简单就能够回答的问题。
第二，非洲、中国、欧洲三方合作，通过培训和教育来实现非洲的发展。显而易见，中国的合作伙伴关系是强有力的。关于欧洲的经验，许多欧洲国家与非洲有着历史联系。历史上欧洲对非洲的影响整体上并不完全积极。对于中国、非洲和欧洲之间的三方关系，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过于理想化，甚至是不切实际的白日梦。然而，中国的经验可能会产生直接影响，而欧洲也能够参与其中。欧洲并不是非洲的敌人，两者的历史关系也远比表面看起来复杂。虽然历史中确实有不快的时刻，但这些不快的过去不应成为我们创造美好未来的障碍。因此，我认为三方合作的框架是有可能的，至少值得我们为之努力，而不是将这一可能性排除在外。这应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
当然，提出建议容易，实践起来却充满挑战。非洲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多样的文化，这些国家经历了漫长而独特的历史发展。然而，我认为，正是这种独特的历史背景为我们提供了更广泛的合作契机。我们可以共同探索创新的合作方式，而这种合作不仅适用于现在，更为未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丝路学院2024级新生：我来自巴基斯坦的Syed Inam Ali Naqvi，更关注政治关系和安全，说到领导力，我们知道，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主张通过合作实现安全，然而，很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把中国看作一种威胁。请问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达尼洛·图尔克：我认为国家的发展和崛起很难避免非议和挑战，成熟的政策制定者应该有这样的敏感度，而不会害怕，不应该害怕给出建议。在我看来，中国不应该被视为威胁。世界应该接受这一点，中国并不是挑战，而是一股重要的力量，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就应该提出这样的倡议和规划。
我们需要认识到，重要国家之所以重要和强大，并不是因为其规模大，而是因为它相较于其他国家更具实力。然而，在当今世界，我们必须承认相互依赖的现实，这是我们展望未来国家关系时不可忽视的关键点。我们需要务实的政治形式，这种潜在的动态一直在发展。历史表明，较小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往往会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强调它们的需求同样值得尊重。历史也告诉我们，这种尊重是必要的。更何况，现今与六七十年代的国际局势已经截然不同。
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形式来适应当前的全球形势。但基本的事实是，大国的强大只是相对于小国而言，没有这样的比较，就没有这种定义。以巴基斯坦为例，它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责任或义务。在国际事务中，小国和大国的责任是相似的。大与小只是相对的概念，一些国家在人口或地理上规模较大，但并不追求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因此，我认为，“大”和“小”是一对重要的哲学概念，取决于我们如何在政治语境中表达。例如，77国集团这样的形式可能在未来会有新的表达方式。
中国人民大学丝路学院2024级新生：我是来自阿根廷的龚傲古（Augusto,Aquiles Goncalves），您提到，领导力取决于环境，因环境而异，这点我同意，那么，领导力有没有通用或基本的特点、特性？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想要和中国做生意，您有什么建议吗？
达尼洛·图尔克：这是两个不一样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个很基本的问题，领导力具有什么样的特点，这取决于不同的环境，领导力并不一定要通过军事和经济来表现，领导力也可以展现在原创性、智慧，提出的倡议、建议，其实在过去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不是只有定量的因素，还有定性的，比如新加坡的李光耀。在全球范围内，新加坡的经济规模和军事力量都算不上大国，但它有原创的治国方法，所以也赢得了全球的尊重。新加坡仅是一个例子，它是中国的邻国，也是亚洲国家，这可以是东西方的对比。
但可能也有一些其他情况，因为新加坡做得非常成功，领导人李光耀在英国人称为是苏伊士运河以东最优秀的绅士。这也很有意思，因为似乎英国人能断定谁是绅士，还说他是最儒雅，最优秀的绅士，而且在苏伊士运河以东，意味着欧洲力量、亚洲力量、非洲力量的对比。如果我们思考一下领导力的各种特点，会发现这样的机会可以发展新的形式，就是领导力的新定义。李光耀可以作为例子。南斯拉夫在还不够强大和富有时，其政治仍然有一定的独立性、自主性。我相信未来领导力会以别的形式出现。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可能讲的不是特别全面，但我想，在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有一个根本性问题，即中国是个非常古老的文明，很有可能你的中国合伙人其实对你的了解比言辞表达出来的更深刻，他们会说得很客气，你的自我感觉会很好。
我的个人体验是，和中国朋友打交道，他们沟通时一般都是非常积极正面的，但不要以为他们就不了解你的动机、计划等，其实他们可能会比较谨慎。我认为这是典型的亚洲文化、中国文化，十分友善，但他们真正的想法或真正会做的事情其实是需要背后进一步思考的。这就要多多对话，多沟通交流，不停地提问题，不断地发展你们之间的关系，也需要一些时间，不要觉得事情可以一夜之间就完成，建立起这种关系其实需要时间，需要投入，即使大环境很友好的时候也是如此。
当然，大环境不好的时候你自然明白，要多花时间，多努力；但当大环境很友好时你也需要这样做，因为大家不一定取得共识了，依然要努力工作，取得共识，多沟通，多了解。和中国合作是这样，和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合作，也是如此。
中国人民大学丝路学院2024级新生：谢谢您的讨论和介绍。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Mariam Dilawar，对于全球发展中年轻人的角色，我想问，关于年轻人的政策，特别是学生的教育对于国家发展有多重要？
达尼洛·图尔克：我认为，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分几个层面来看。首先，教育的发展是根本性的，这毋庸置疑。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年轻人学了知识以后用来干什么呢？他们怎么样改变世界呢？年轻人参与了问题的研究，有了自己的想法之后，可能就会想要改变世界，那他们怎么做？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怎么样寻求合作伙伴？我也可以简单地说一两点，但可能情况已经不一样了，因为现在年轻人的机会和我年轻时是不一样的。想想互联网、社交媒体，我年轻的时候都没有这些。如果你现在想带来改变都不需要走上街头，只要使用互联网就可以改变公众或者政客的意见。所以，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探索怎么样使用新媒体，高效地使用不同的沟通方式和渠道。
另一方面，年轻人应当掌握和使用合适的工具。尽管年轻人参与政治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如何将政治参与与政治经济资源、经济力量结合起来，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我们是否仅仅研究国家政策，还是需要商界的积极参与？比如，在媒体领域，是否存在垄断现象？我们应该如何利用新技术？当传统媒体尚未完全熟悉这些技术时，年轻人是否可以率先利用它们？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可以探索的方向，特别是在与媒体相关的领域。
年轻时，我也曾走上街头，当时这似乎是唯一的方式。然而，现在的社会已经提供了更多样化的选择。在这里，我也要做一番自我反思：走上街头可能只是一种短期的行动。那时，我们以为通过游行和示威就能改变世界，但实际上，当局的力量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得多。因此，我们需要更加有效地利用现有的资源和技术，从更加现实的角度审视自己能够做出哪些改变，并实际衡量我们所能达成的效果。
中国人民大学丝路学院2024级新生：谢谢您的建议，我是来自俄罗斯的Vladislav Glaziev。我的问题和同学们的问题差不多，不过是关于俄罗斯的。我的问题是，从您的角度来看，欧洲国家，包括俄罗斯应该做出什么样的改变，以学习中国的经济发展，未来如何能够和平地促进欧洲的经济发展？
达尼洛·图尔克：听起来像博士论文的主题。这个问题涵盖到了方方面面，还是挺难回答的，也和欧洲一直以来的政治力量传统相关。我们看到俄罗斯过去400-500年来都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大国，带来了一些机遇，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俄罗斯在西欧绝对不会被认为是一个温和的合作伙伴。我们可以认识到这是一个大国，但这就会带来一些复杂情况，特别是当代西欧的某些政治领导人没有那么开放的心态，不想做新的事情，老是找理由，避免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
所以，这也是个问题。我只是提了一些表面上的问题，就不再深入展开了，但可能问题有更深层的根源。我没法给出解决方案，只能说俄罗斯有很大的能力以加强在世界的参与度，并且以新的方式与世界沟通。
我们已经看到了与此相关的一些例子。过去，我们对俄罗斯的印象主要受到冷战的影响，这使得我们无法全面理解这个复杂的国家，误以为它充满威胁，必须联合起来才能保护自己免受俄罗斯的侵害。这是西方过去的心态，也影响了全球对俄罗斯的看法。然而，冷战已经结束，这种偏见却依然存在，并引发了一些新的问题。面对俄罗斯，西方的心态调整并不充分。我希望金砖国家等国际机构能够带来更灵活、更全面的关于俄罗斯的理解。我对此充满期待。
与俄罗斯建立常态化的沟通可能需要时间，尽管过去做出了一些努力，但并未取得显著成效。虽然在某些时期，西方曾视俄罗斯为合作伙伴，但这种欢迎并不真诚。西方更多是在寻找俄罗斯的弱点，而不是公平地将其视为一个大国进行对待。这种态度显然行不通，如今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结果。因此，我们需要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然而，这不仅仅取决于俄罗斯，或者仅仅是欧洲和美国的问题，而是全球共同的课题。我希望俄罗斯能够更好地探索其在全球事务中的角色，并期待看到积极的转变。
我就说这些，可能有点泛泛而谈，这也只是我的个人看法。
王文：感谢图尔克先生，我认为我们刚才的对话非常有意义，也极为重要。今天的讨论主要围绕中国的未来，以及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如何看待中国展开。每次我阅读报纸、媒体或浏览网站时，都会发现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报道充满批评与误解，甚至有些报告对中国进行妖魔化。我认为，对于中国的未来，我们亟需像您这样的大使与国际桥梁。多年来，您为促进中国与西方的理解，搭建了许多重要且富有建设性的桥梁，这非常值得敬佩。
今天，我也请教了您关于中国研究的一些看法。我想回应一下这个问题，也给在座的同学们提几个建议。
首先，世界的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必须着眼长远，因为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现在，在中国的国际学生人数有所减少，尤其是与美国相比。每年有100至200万留学生前往美国，许多留学生毕业后选择留在美国工作，为美国贡献力量。反观在中国的外国留学生，尤其是来自西方国家的留学生，数量明显少得多。据我所知，去年在中国的美国留学生仅约700人，日本在华的留学生数量也不超过1000人。因此，你们这些留学生比以往更加重要，成为未来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友谊与理解的桥梁。这是我给大家的第一个建议。
第二，要在中国交朋友，并建立长期的友谊。这一点我也亲身实践。几个月前，我在你们的录取通知书上签上我的名字，那时我便已将你们视为未来的同事。从300多位申请者中，我们选择了你们这不到30位的优秀者。因此，我希望大家在未来能够尽最大努力，持续关注中国，相互学习、相互研究。我相信，你们能够找到与中国相关的工作，并取得成功。正因为如此，张东刚书记在给你们建议时强调，要学习中文，结交中国朋友。
最后，我再次向大家表示感谢，特别感谢图尔克先生的参与，也感谢我们在场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人大重阳的对话。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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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