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声音：特朗普回归，影响几何？如何应对？

特朗普赢得这场选举，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来说，都是有这个心理预期。许多智库评估与预测文章早已出炉，大致观点都是未来4年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可能会在全球引发一场涉及政治、经济、金融、气候应对等方方面面的海啸。从这个角度来看，特朗普的回归，相比于2016年首次当选，给世界带来的震惊、焦虑、恐慌程度都要小得多。

对中国而言，面对特朗普当选，其实，应该更加有自信，更加有战略定力。特朗普当选决不会给中国带来颠覆性的、不可挽回的外部冲击。必须看到，特朗普虽回，但不论是世界，还是美国、中国，都已经和8年前完全不一样了。

特朗普2.0时代，与特朗普1.0时代相比，至少有三大变化，值得捕捉。

第一，美国在中国的全球战略版图上的重要性在急剧下降。美国仍是中国对外战略中的最重要博弈对象，只是它的重要性远不如前。8年前，中国对美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的份额是约15%，如今，这一数字降到11%。8年来，中国全球战略的版图变得更加丰满、多元。共建“一带一路”大发展、金砖国家大扩员、中国国际形象大提升、中国软实力大增长、“三大倡议”获得广泛认可……

更重要的是，过去8年，“全球南方”国家群体崛起，使得中国在全球战略版图中的支撑大增。特朗普2.0时代的美国，可能还会“作妖”，不断掀起“风浪”，但中国日益拓展的全球“棋盘”终将稀释掉特朗普2.0时代那样的兴风作浪。

第二，美国遏制中国所产生的冲击力也在急剧下降。特朗普1.0时代开始全面遏制中国的政策，拜登政府几乎100%地继承了特朗普1.0的对华政策，甚至变本加厉，所谓关税战、科技战、干涉香港、新疆、大打“台湾牌”，还出台了印太战略等。但是，没有一个真正遏制住了中国的发展。

其中，最令外界关注的，关于特朗普2018年针对华为的限制令，拜登延续了这一打压动作。即便如此，多年来，华为还是从逆境中突围，如今轻舟已过万重山。可见，对于美国诸如歪招狠术，中国已充分积累了化解与应对经验。

第三，美国霸权的内外整合力量也在急剧衰退。许多文章都说过“正在坠落的美国梦”。这次大选失败的不止是哈里斯，也不止是支持民主党的拥趸，更不止是像泽连斯基或者欧洲那些亲美派，最大的失败方是美国民主。所谓“美国民主”，竞选的不再是政策的优劣、候选者的高下，而是身份政治的归属进而导致国家的撕裂。当前，“美国内战论”等盛行，政治极化加剧，关于美国民主崩盘的言论更是流行。

在这样的前提下，美国未来既不能团结国内，也无法统领世界。不难预料，特朗普正式上台后，以其性格，首先做的一定是打击报复过去4年曾打压过他的人。从这个角度看，未来4年，特朗普政府执政的重心绝不可能是单单中国一项，甚至可以说，中国不会在美国政治绝对靠前的优先级。有更多比中国更加棘手的问题需要特朗普去紧急去解决，从政敌到LGTB，从俄乌到巴以。中国会在特朗普内外视野的内圈，但不要主动去“抢占”美国政治的优先级，考验着中国的战略定力和耐力。

基于这三项变化，可以预测，中美未来四年的竞争会趋于内化。它不再是两国谁能打倒谁的比拼，而是各自增加内功、如何把自身发展得更好的比拼。谁能把自己发展得更好，谁就能在两国竞争中把对方比下去。这种内化式的竞争更像是高尔夫球赛，各打各的，或是马拉松，各跑各的，而不是拳击赛，不太可能谁把谁一拳打倒。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应该更加自信，聚焦在本国的发展上，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高水平对外开放。只要中国经济复苏，国力持续上升，持续保持经济4.5%-5%的增长率，未来10年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就是可预见的结果。原有的大风大浪在更伟岸的中国面前也就不再是事儿。

再冷静、清晰、客观、理性的分析中美关系，会看到多年来两组温差不同的中美关系，一是舆论中的中美关系，一是实际中的中美关系。舆论中的中美关系，是过去8年两国之间斗得一塌糊涂，而实际中，其实，我们很有信心地看到，过去8年中美关系的底盘并没有被颠覆。

有哪些底盘呢？过去8年，中美贸易额整体来看在上升，即使是经过了6年的贸易战，两国之间的贸易总额保持在6500亿美元上下，并没有“脱钩”；中国赴美留学的人数，虽然最高峰达到40多万，现在仍有20多万；中美之间的投资，仍然还坚挺着，中国持有美债8000多亿美元。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要更加主动有为地应对中美之间的未来四年。中美之间的状态如何，不是美国一家决定的，更不是特朗普一个人能决定的。

两国关系如何，既和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有关，也跟中美两国之间的互动有关，更与中国是否有能力去塑造中美关系的未来有关。比如，中国可以推出更加有利的政策，考虑到中国已经推出对十几个欧洲国家的免签，不排除加速推进对美国公民的免签政策。

另外，中美之间还有共同的“敌人”，如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从更大的格局去看，两国需要从双边之间的博弈中站出来，去更广的世界，寻找共同的使命和书写大国叙事，最终跳出修昔底德陷阱，实现中美两国更好的未来。

总而言之，中国已经不是八年前的中国。根据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改革精神，贯彻落实各项政策，取得更好的改革开放成效，特朗普2.0时代，就会像过去任何一位美国总统任期那样，最终被雨打风吹去。

特朗普能赢的理由在于其竞选纲领，对比哈里斯没有系统性没有逻辑的竞选纲领，特朗普赢在经济上，与特朗普1.0一致。不变的是美国优先策略，简单概括为“一减一增一放一收”“四个一”。

经济还是经济，这是特朗普赢得选举的关键。历届美国总统当选赢得的都是经济，老百姓关注的还是经济，这关系到其切身利益。“一降”是指特朗普对内各种降低税收，不只是企业税、遗产税各种税。相对关税壁垒的抬升，特朗普宣称对内减税，促进经济增长，包括可能会再次放开煤炭，对内减少监管、退出监管，这当然是各行业、各企业、各金融机构喜闻乐见的，比如第一任期，特朗普就各种退群，撕毁2000多页的多德弗兰克法案。而这也正是作为共和党坚持小政府大市场减少政府干预的传统做法。

对内减税而对外加税。“一增”是指特朗普宣称对外加征高额关税，不仅对中国加征高达60-100%的高额关税，而且对包括欧盟加征10-20%的高额关税，其他地方也要加征10%以上的高额关税。对外加征高额关税目的是要这个税钱，企图在未来十年从中国收到4.5万亿美元的关税，这有些异想天开了，如此高的税企业还会跟你做生意吗？而且羊毛出在羊身上，对外加征的这些高额关税最终都是由美国消费者承担，欧洲方面测算，因为高关税美国每个家庭每年税负将增加2950美元，税后收入锐减2.9%。美国老百姓会答应吗？

再大规模再高税率的关税征收也是杯水车薪。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想要的这个钱对其当下就超过35万亿美元的联邦政府债务实际上是杯水车薪。据统计，在2011-2019年美国关税占GDP不足1.1%，即使大动干戈加征关税之后的2019-2023年也不过其GDP的2.0%。

美国恐怕难逃高关税所带来的高通胀！更为关键的是如此小的关税收入带来的祸害却是无穷的，美国刚从汹涌的高通胀中走出来，伴随特朗普的二进宫带来的是高通胀的炙烤和高利率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威胁！为了控制高通胀美联储加息11次，将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5.25-5.5%的高位。一旦特朗普对中国加征如此高的关税，对全球征收10%以上的高关税，美国通胀就会迅速反弹，而且目前美国只有62.6%的劳动参与率，不仅尚未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甚至还不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水准。由此，美国高通胀还会伴随工资上涨的双螺旋，那通胀就更难控制了。

高关税或许还会扭曲美联储降息路径。相对其他总统的中立，特朗普对美联储的干预直言不讳，利率高低我说了算！高关税会带来高通胀，那么高通胀就需要高利率控制，如果说今年剩下的这两个月份美联储还可以降息25-50个基点，那么特朗普上台之后，高通胀可能就扭曲了降息的路径，维持利率水平甚至用加息来控制高通胀。而另一端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就难以承受了，系统性风险会不会发生，去年初不仅硅谷银行、签名银行、第一共和银行接连倒闭，传染到欧洲瑞信银行也倒闭被收购，那么目前美国多家大型连锁零售店接连倒闭又预示着怎样的风险？美国长短期国债收益率也有时间了！

“一放”就是放松监管，是指如前所述特朗普1.0时代不仅各种退群而且撕毁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这部2000多页的华尔街消费者保护法案，是2008年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的血泪史和惨痛经验的总结的法案，需要建立防火墙，需要规范金融机构的行为，否则金融风暴会如约而至。伴随着特朗普的“一增”“一放”，又有怎样的金融风暴在积聚、在累积？！

“一收”是指特朗普上台会限制移民进入，而我们知道美国的竞争力重要的一部分其实就是移民，不仅有高端人才的移民支持创新，也有薪酬低的移民解决生活所需。美国还会继续修边境墙吗，我们拭目以待，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之余，那美国是要把自己封锁起来吗？！

当地时间11月6日，特朗普确定当选第47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胜选演讲中盛赞特斯拉创始人及CEO埃隆·马斯克，“一颗新星诞生了”“马斯克是个人物，是个独特的人，是个超级天才”。可见，马斯克已经成为特朗普中眼中极为重要的角色，势必要在特朗普政府政策制定中发挥关键幕僚作用。彭博社旗下“Business Insider”认为，马斯克重塑了美国政治。

为什么特朗普如此盛赞马斯克？因为马斯克对特朗普胜选功不可没，甚至是起到决定性作用。就在特朗普支持者因为哈里斯成为民主党候选人而军心动摇时，2024年8月12日，马斯克与特朗普在X平台（原推特）上进行直播对话，10月在集会上亲自登台跳舞声援特朗普、在其2亿粉丝X账号上推广他支持特朗普的访谈节目，还有捐赠1.18亿美元，为摇摆州的选民每天提供100万美元彩票等。也观点认为马斯克利用X平台暗中助力共和党竞选，《华盛顿邮报》分析了自2023年7月后的约15万条政治推文以及100名两党议员账户后认为，马斯克为共和党人的推特账户提供了明显的流量倾斜。

美国政治中有所谓的“建制派”，例如共和党中的布什家族、民主党中的克林顿家族，他们类似于帝国时期的“贵族阶层”，经历数十年运营长期把持美国政治中的许多重要环节。而马斯克相当于对传统“建制派”不满的“企业家新贵”或“科技资本新贵”，并且与亚马逊等互联网平台不同，马斯克是制造业新贵。以马斯克为代表的美国新科技精英支持者补充了共和党新鲜血液，也势必将在未来特朗普政府中发挥关键作用，关注以马斯克为代表的美国新制造业企业家动向成为未来预测美国政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特朗普再度当选预示着美国政治的新阶段。社会分裂、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加剧将深刻改变政治格局。民主党若应对这一局面，需寻找新领导人并重建政治战略。

社会分裂与政治极化加剧。特朗普通过MAGA运动重组了共和党，将建制派排除在外，使共和党成为“特朗普党”。此次当选，他在总统和参众两院的胜利，使权力空前集中。2026年中期选举前，特朗普的政策推进几乎不受阻碍。然而，这种局面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极化，党派冲突升级，立法过程更为对立，社会共识更难以达成。

政策转向与内政变革。特朗普再任依赖中下阶层白人和工业资本的支持，反映出“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矛盾的激化。他的政策旨在限制资本外流、促进制造业回归，以应对中下阶层对精英和金融资本的不满。虽然这些措施可能短期内有助于经济稳定，但也可能扰乱全球供应链，引发国际关系紧张。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和经济民族主义会加剧与国际盟友的分歧，尤其在中美经济竞争中，使全球局势更不稳定。

民粹主义的抬头与民主制度的挑战。特朗普在大选中的胜利显示了民众对民主党执政的不满，反映了选民对全球主义和精英的愤怒。他强调美国的问题在于对中国的竞争和精英对民众的剥削，强化了“制造业美国”与“金融美国”的冲突。这种立场推动了民粹主义与反精英情绪，削弱了对民主制度的信任，使美国政治更为极端和对抗。

2023年5月，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访华，开启了中美之间的“战略平静期”。这次访问被视为美国对中国释放的缓和信号，目的是重启沟通渠道，以便在双方竞争的背景下保持对话和合作。与此同时，中国也采取了相对克制的态度，愿意在气候变化、经济合作等全球性议题上与美国进行有限的合作。这一系列高层次互动被解读为中美双方试图在竞争中设立“护栏”或“缓冲区”，以便控制摩擦，防止关系彻底恶化。

随后，几位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等高级官员也相继访问中国，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平静期。两国在外交和经济方面的互动逐渐增多，中美经济磋商不断推进，双方试图通过新一轮的经济与金融工作组会议缓和紧张关系并解决长期存在的分歧。在2024年初的几次会谈中，中美官员重点讨论了关税、投资限制、产业政策以及全球经济合作等问题。尽管仍存在重大分歧，双方均表现出维持对话的意愿，表明双方在保持竞争的同时，尝试在经济和安全等领域中建立一定的稳定性。

然而，特朗普当选美国下一任总统后，中美之间的战略平静期是否还能继续维持下去？从特朗普竞选期间针对中国的政策主张和言论来看，这种局面大概率会被打破。这些言论包括可能对所有中国商品加征60%的关税，并推动经济“脱钩”，限制美国对中国技术和资源的依赖等。

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对华贸易政策来看，在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之前，2017年-2020年美国对其进口的全部中国商品的实际平均关税税率由2.7%最高升至15.4%，特朗普发出的对华贸易制裁威胁基本上都得到了实施，表明特朗普的政策言论具有可信度，会“说到做到”。因此，中国方面对于特朗普加征60%关税的言论不可掉以轻心，要从底线思维的角度做好应对预案。另一方面，在2020年1月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之后，美国对华进口商品的实际平均关税税率由15.4%降低至12.5%，又印证了特朗普的“商人属性”，表明特朗普是可以“交易”的，特朗普的目标是“美国优先”，只要符合美国利益的事都可以“交易”。因此，我方也要做好继续中美经贸磋商，继续贸易关税谈判的准备，找到契合双方利益的新平衡。

总之，在特朗普2025年1月20日就职之后，已经维持了一年半的中美战略平静期很难再继续维持下去，特朗普必然会拿出新的对华战略方针，重新洗牌双方关系，而中国对此必须提早做出应对预案。

时隔4年，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卷土重来。作为中美贸易战的发起人，对于特朗普是否将对华展开竞争姿态，国内舆论多数持肯定意见。但值得注意的是，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打，到如今特朗普回归，美国实施对华竞争政策的大环境已发生三重巨变。

第一，中国对美认知上：从推动中美关系迈进新台阶，到认为中美关系已进入合作与竞争同时增强的“新常态”。2017年，面对首次上台的特朗普政府，中国对其对华政策的“变脸”以及“变脸的程度”的认知，实际上存在着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在2017年4月，在首次中美元首会晤中，中国对中美关系的展望是“在新起点上推动中美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然而就在同年8月，特朗普政府毫无预兆地启动了针对中国的“301调查”，并于次年3月宣布，将向600亿美元的中国货品征收关税，中美贸易战正式开打，并延续至今。尽管在此过程中，中国不断主张对话协商，但实际收效甚微。因此，中国国内逐渐形成一个共识：即美国的目的，就是企图阻断中国的发展进程，为此甚至不惜一再突破底线。因此当前止跌企稳，已成为中国开展对美工作的首要目标。所以相较过去，对于特朗普的首次上台，中国势必将有更好的且更全面的应对方案。

第二，中国反制裁能力：“脱钩”“断链”倒逼中国提高反制裁能力。尽管特朗普7年前提出的“脱钩”“断链”，已令中美经贸合作陷入不利局面：2017年，美国是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但到2023年，美国已下降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占中国外贸总值下降近3.6%。然而，正是因为美国的步步紧逼，倒逼中国提升了反制裁能力。2021年6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颁布，在此基础上，中国又陆续制定或更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等一批法规政令，对关键技术和产品的出口加强管理，为中国实施反制裁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依据。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努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2024年9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全球自主创新能力排名已从2017年的第22位，提升至第11位。仅仅5年，中国自主创新力已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国家国际声誉：美国的国际信任危机伤痕仍未修复。首届特朗普政府大肆“退群毁约”的行动，至今仍让西方各国心有余悸。尽管在拜登时期，曾以重返多边主义的姿态修复与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关系，如宣布重新回归巴黎气候协定，但美国政府在盟友中的信誉和影响力，毫无疑问已被严重削弱。因此，作为美国“孤立主义”的代表，特朗普的回归，国际社会普遍持消极态度，与中国支持多边主义的主张形成明显对比。

金融去监管化延续但会寻求平衡。预计特朗普将寻求削弱美国金融监管机构的权力，将华尔街从“繁重的监管”中解放出来，但维持其1.0时期宽松力度的环境已不具备。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推动了对《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的修改，以减轻中小银行的监管压力。但2023年以来美国连续爆发两场中小银行危机，引发了市场和政策制定者对现有监管体系的反思，如利率风险管理不足，集中度和流动性监管过于宽松等问题。虽然整体上共和党倾向于支持自由市场和减少监管，但在近期的中小银行危机后，共和党内部也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和立场，部分保守派或务实派成员可能会推动适度的监管措施，特朗普需要回应这些担忧。因此，为了维护党内和更广泛的政治范围内的支持率，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可能会在政策上寻求平衡，在继续宽松政策的同时，也要引入有限的调整以应对2023年以来银行危机所揭示的问题。

适度放松银行资本监管。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2017年12月发布“巴塞尔协议III终局”（Basel III Endgame）提案，旨在全球范围内统一银行资本要求。2023年7月，美国版巴塞尔III终局规则的征求意见稿发布，该提案适用于总资产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的美国银行机构，提案计划于2025年7月1日生效，并设置了为期三年的过渡期安排。截至目前该提案仍处于征求意见和评估阶段。特朗普再次当选可能加大“巴塞尔协议III终局”提案的重新评估力度，导致实施适度放松或推迟，以减少对银行业的资本要求。如果美国放松或推迟该提案的实施，而其他国家维持较严格的要求，则可能削弱国际金融监管的一致性，加大全球金融风险分布的失衡性。

弱化金融消费者保护，强调市场调节。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减少了金融消费者保护局（CFPB）的权力，认为其过度监管阻碍了金融市场的效率。在特朗普2.0时期，CFPB及其他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构可能面临进一步削弱，政策重心将更多地倾向于鼓励金融企业自律和市场自我调节。2020年，美国最高法院赋予总统更多权力来管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包括授权总统解雇局长的权力。因此，特朗普更换金融消费者保护局局长的障碍很小。

非银金融机构监管也将趋松。特朗普还可能会更换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等关键金融监管机构的领导层，以推行更宽松的监管政策。虽然总统无权直接解雇SEC或CFTC主席，但可以用另一位SEC或CFTC的委员来代替主席，直到确认永久替代人选。此外，特朗普如果削弱对大型银行的监管，也可能间接影响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的宽松度。

国际金融治理碎片化和美元霸权削弱加速。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以“美国优先”为核心，强调减少对国际组织的依赖，再次当选会进一步降低美国在国际金融治理和全球金融监管协调的领导力和参与度，加速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碎片化。预计特朗普会对IMF和世界银行采取务实的态度，继续通过这些西方主导的多边机构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但可能将更加聚焦于如何为美国获取最大利益。特朗普激进的关税和国内税收政策通过增加通胀风险有助于推升短期内的美元需求和汇率，但长期内将加大美国财政失衡。虽然他在竞选纲领中承诺“维护美元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但这些因素均可能在长期内加速美元霸权的削弱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多极化进程。

总之，特朗普的再次当选将对美国乃至全球的金融监管政策和金融治理格局产生深远影响，虽然不会是特朗普1.0时期金融政策的翻版，但金融去监管化、降低国际金融治理领导权的大势不会改变。这些政策的变化将有助于释放美国经济活力，但同时也可能降低美国乃至全球的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增加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同时在长期内加快美元霸权的削弱。

移民政策与劳动力市场冲击。特朗普计划实施的移民政策，如遣返非法移民，可能导致美国劳动力供应大幅缩减。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据，如果驱逐约830万非法移民，美国的潜在劳动力供应将减少5.1%。这种劳动力萎缩将严重影响农业和制造业等依赖移民的行业，推动工资上涨和生产成本增加。历史上，类似政策在1956年“湿背行动”（Operation Wetback）中对劳动力市场造成严重冲击，虽然实现了短期政治目标，但对经济的长期影响是负面的。劳动力的减少将推动本地或外来企业基于成本考量选择外包或搬迁至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如墨西哥和东南亚地区。

高关税政策的经济效应。特朗普提议的关税措施包括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的额外关税，以及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高达60%的关税。此类措施在2018年美中贸易战中已有前车之鉴。当时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引发了资本市场剧烈波动。数据显示，2018-2019年期间，美国的制造业投资大幅下降，供应链逐步转移至越南等国。此类资本转移反映了投资者对美国高关税政策引发的经营风险、成本压力等不确定性作出的避险反应，并可能在其新任期再度上演。

联储独立性削弱的潜在风险。特朗普可能对美联储施加政治压力，削弱其独立性，从而持久影响美国及全球资本市场。美联储独立性的削弱会导致市场对美国未来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从而引发资本外流至政策环境更稳定的国家和地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模拟研究显示，如果美联储被迫推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通胀率到2026年可能上升至高出基线3.2个百分点。历史经验显示，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滞胀”时期正是宽松政策与供应冲击叠加的结果，资本流出美国，转向如德国和日本等更为稳定的经济体。

全球资本流动再平衡。整体来看，特朗普政策的核心效应将可能导致美元贬值，例如通过实施高关税政策、减税和增加财政赤字等手段，增加市场对美元的抛售压力。虽然这将在短期内提升美国出口的价格竞争力，但从长期来看，美元贬值可能引发资本外流，导致投资者因担忧投资回报率下降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而寻找更为稳定的投资机会，削弱美国国内的投资和生产力，并进一步推动全球资本流动的再平衡与重塑。

对于美国高科技企业来说，特朗普的上台对其可能是一个利好。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主张延长2017年减税法案，并继续实施减税措施以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税负。这将有利于美国国内高科技企业减轻税负。更为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可能采取更宽松的监管环境，减轻科技巨头面临的反垄断压力。拜登政府对高科技企业的监管态度较为严格和全面，在加强隐私保护和反垄断方面推出了诸多严格的监管措施，积极推动反垄断立法，推出《美国创新和选择在线法》《开放应用市场法案》等一系列法规。特朗普上台后，对高科技企业的监管有望放松，这将为高科技企业提供更为有利的经营环境，促进其研发和创新活动。

对于全球科技发展和科技格局演变来看，特朗普上台将采取加征关税、限制核心基础出口等一系列措施来推动美国科技产业的本土化发展。对内，通过补贴和税收优惠鼓励高科技产业尤其是半导体产业在美国设厂。对外，尤其是对中国，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可能倾向于限制中国企业获取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高科技企业可能需要重新审视其国际合作战略，以应对潜在的市场壁垒和技术封锁，更加注重自主创新和技术研发，以应对市场竞争和技术变革的挑战。然而，如今世界的科技格局已经发生重要变化，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正在全力发展科技产业，非洲等地区的一些低收入国家也将技术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并以更加积极的姿态通入全球科技发展之中，全球的科技竞争合作态势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特朗普政府的科技单边主义政策对全球科技格局将会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或将催生全球科技中心或将发生自西向东的演变。

特朗普的回归，无疑是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又一次剧烈冲击。他的政策主张，特别是其标志性的“美国优先”原则，以及大选中重申的“将关键供应链带回美国”，预示着美国将继续沿着与中国经济脱钩的道路疾驰。这种政策虽然在表面上避免了对美国消费者的直接伤害，但其深层目的在于遏制中国的科技崛起，以维护美国的全球科技霸权。

自2018年以来，美国对中国实施了长达六年之久的技术封锁和经济制裁，将超过1500家中国实体和个人纳入制裁名单。尽管拜登政府继承并加剧了这一策略，联合盟友对中国实施芯片和光刻机禁运来遏制中国的发展，但结果却未如预期。中国的科技进步并未因此受阻，反而激发了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和突破。彭博社的追踪数据显示，中国在无人机、太阳能电池板、石墨烯、高速铁路、电动汽车和锂电池等领域已经全球领先，另有7项技术领域在迅速追赶。这不仅凸显了“脱钩断链”策略的局限性和风险，更使中美关系陷入更深层次的对抗，加剧了全球供应链的不稳定性。

若特朗普继续推行这一策略，将加速全球科技体系的分裂，使美国在应对全球技术竞争中失去灵活性和创新动力。对中国而言，这不仅是外部挑战，更是推进“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催化剂。美国的单边行动，恐将失去合作的国际支持，并在国际舞台上愈发孤立。

特朗普上台后，其面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倾向无疑可能会延续先前的主张，即减少联邦政府在气候行动上的介入，支持化石燃料产业，撤回或放宽气候法规，并削减对清洁能源的资助。此前特朗普就曾扬言要“结束海上风电行业”，相关机构预测他会对“海上风电租赁拍卖颁布禁令”。

与此同时，11月份正值阿塞拜疆COP29召开，如果特朗普在上台后再一次选择退出《巴黎协定》，则缺少全球第二大碳排放国的努力后，《巴黎协定》很可能无法达成。具体来看，特朗普的气候政策会加剧全球气候不平等，G20的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的77%，而不发达国家仅占3%，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在行动力上的缺乏会严重挤压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碳排放空间，提升其发展压力。其次，当前各国的NDCs国家自助贡献目标综合来看总体效果不足以支持《巴黎协定》目标的实现，甚至即使这些NDCs无条件完全落实，联合国预计全球升温也将达到2.8°C。

为此，在特朗普上台后，中国一是需要在美国大概率再次退出《巴黎协定》之后，提升全球气候行动的核心领导力，实现中美气候治理角色的完全互换。过去美国和欧洲指责中国的工业化加剧了全球气候变化，但现在双方在气候行动中的角色和地位已然互换，中国是新能源产品、清洁发电领域的领先者，而以美国为首的G7则是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最大阻碍。此外，中国还需要借助“一带一路”等倡议维护好与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气候利益关系，并强化中美气候合作的底线思维，虽然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削减在气候议题上的外交投入，但中国可以维持与美国企业、州政府、环保组织的沟通，确保民间和州级层面的气候合作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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