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个性,六年前中国学者就分析得很透彻
学术
时事政治
2024-11-06 17:59
北京
编者按:特朗普宣布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获胜。早在6年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尹继武在人大重阳系列讲座中发表题为“中期选举后的特朗普——政治心理学的分析”的主题演讲。他以特朗普为案例演示了政治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尤其是政治心理学在分析国家领导人时的独特功能与作用。解释了在研究特朗普时三个阶段的认识变化,并讨论如何从消极人格特质的积极作用、特朗普的双面特性、恒定的政策偏好等视角理解真实而客观的特朗普。现将讲座实录及其相关论文重新编辑发布如下,供读者参考。▲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尹继武教授
今天我主要谈谈怎么认识特朗普。我的基本判断是,对一个人来说,尤其是对六七十岁的人来说,我们成年早期所形成的性格和人格是比较稳定的。用特朗普的话说他是“Stable genius”。变的东西是什么呢?变的是他周围的国内、国际环境,包括最近的美国中期选举。这些是他政治的背景在变化。我们作为普通观众也好,作为研究者也好,我们对他的认识在变。那么,我们如何认识更加真实的或者准确的特朗普呢?政治心理学是什么?它为什么重要?在研究一国政治或外交行为时,通过深入考察该国领导人的心理心态,又能够得出哪些启发?一般观察者、美国研究学者都会形成自己对特朗普的观察与判断。而这些判断都是基于一些事实的、客观的材料作为支撑的,比如特朗普的言行、相关的媒体报道、研究成果、政府的言论政策等。比如,特朗普的自恋、专断、情绪化这些观察的特点都是一些个体的定性观察,是基于经验的判断,这种判断在对素材和信息的选择中很可能出现带有主观的偏见和偏差,难以证实和证伪,从而导致相关话题不易展开,更多的是观点之争,此外,容易陷入基于言行得出领导人的个性特点,继而又以他的言行来加以验证的“循环论证”风险。所以,需要引入相关的领导人心理分析的理论与测试方法,而不仅仅是提供一种结论判断。对于特朗普人格特质的分析,我们的团队所采用的是“专家测试法”,这种方法是因素分析与定性评定的结合。首先,以248个形容词为标准问卷,选取10位特别知名的美观研究专家作为第一批被试,进行选择保留大概有6-7位选择的词。然后进行第二阶段的测验,248个词筛选下的29个形容词,以1-10为符合程度的选择测试,选择相关专业研究人士进行判断,包括相关专业的博士和硕士。理想状态是选择5个案例,配合相关的阅读资料和视频材料,在阅读后进行匹配选择。第二批大规模测试后,形成基本的研究数据录入。后进行因素分析,形容词依据权重自动归类,形成五个维度的形容词聚焦,再对五个维度的人格特质关键词命名,结合特朗普的言行对五个维度的人格特质进行论证说明。根据团队的研究,特朗普最为核心的人格特质为“不羁善变”,这是反应特朗普外显个性方面的特征。不羁善变可以从特朗普对于社会规范和政治规范的观点来加以理解。特朗普的不羁表现对应的形容词包括无礼的、激进的、鲁莽的、暴躁的、粗野的、易怒的、浮夸的和偏激的等。具体来看,特朗普之所以获胜,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代表着美国反建制的“体制外身份”。他自幼便力图打破父亲的经商模式,实现自我升华,而后在商界经营也是不拘一格,不愿接受各种陈规旧俗的约束。一是在社会规范上,特朗普个性鲜明,不落俗套,他的各种奇谈怪论和攻击行为屡屡占据新闻头条。从早先对女性、少数族裔的公然侮辱,到竞选期间对于不同群体的指责,均展示了他不受社会规范约束的一面。二是对于传统政治规范,各种政治制度和规矩等,特朗普要么置之不理,要么进行各种挑战制造麻烦。从他的竞选纲领来看,他对于政客及其制度体系也是猛烈批评,显示他对传统政治及其规范的厌恶、无视。比如他所组建的政治团队,虽然代表了共和党内部的几种势力,特别是保守势力,但还是相当与众不同,军方和商业色彩浓厚。又如在中美关系上,他更是打破美国几十年来的政策实践,公然与蔡英文通电话,并在社交媒体上声称“一个中国”原则可以作为谈判筹码,用来与中国“做交易”,这一做法让外界对中美关系能否在以后稳中求进的担忧有所增加。虽然特朗普是位老人,也是政治新手,但从其“玩转”新媒体,采用低成本但受众广泛的社交媒体影响公众舆论的策略,至少可以推测,他比传统政客更熟谙当前时代的宣传工具。比如特朗普“推特治国”倾向非常明显,在“推特”上拥有数量庞大的粉丝群,经常在“推特”上就一些重大政治问题发表一些情绪化的声明,美国政界和知识界对特朗普的随意也产生了严重担忧,这种现象在美国传统政治家中并不多见。不羁意味着特朗普很难尊重既有的规矩,具体在行事中,他经常变化多端,让人捉摸不透,可总结为善变的人格特质。这方面的形容词有矛盾的、易变的、好斗的、自夸的、多欲的和逞能的,等等。一是特朗普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光谱与众不同,他不受传统价值观的束缚。早年他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立场游离,选择党派更多是基于生意的需要,处理好与政府或党派之间的关系,目的主要在于获取经济上的好处。1987年以前和2001~2009年,特朗普是一名民主党人,支持堕胎、枪支管控以及接收难民;而在1987~1999年和2009年之后,作为共和党人,特朗普在这些政策议题上转而持反对态度。二是在公共场合的情绪表达上,特朗普能够做到变化多端,出奇制胜。通过情绪的极端表现,特朗普给人造成了一种较为负面的公共形象,因此一般而论他的宜人性较差。而从达到政治目标的角度来说,营造这种公共形象对特朗普来说并非坏事。从宣布参选到成为共和党候选人,再到成功就任美国总统关于特朗普的争论持续占据美国各大主流媒体头条。据有关统计在2015年美国的四大主流网络媒体上,关于特朗普的报道超过了关于其他总统候选人报道之和,占所有媒体头条的31%。直面公众但难以预测的交流风格是特朗普赢得大选胜利的重要因素,比如在选举时,就有学者认为“当他们(其他候选人)致力于选战时,特朗普却致力于媒体,至少目前为止特朗普的电视‘真人秀’方式正走向胜利”。在此意义上特朗普的善变不仅可看做一种自发性的行事风格,也可看做经过理性分析后采取的竞选策略,具体体现在情绪表达上的阴晴不定,善于折腾。三是商人的交易变化特性。特朗普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所信奉的是商人的交易或互惠哲学,这给他带来了弱意识形态的特点。比如在外交政策倾向上,他在演讲中曾明确讲自己主政下的对外政策将要“以目标代替随意,以战略代替意识形态,以和平代替无序”。当然,特朗普这种商人善变性,并非直接意味着可以与他进行一切合理的交易。因为特朗普也善于进行意图掩饰和欺骗,同时利用情绪表达施加压力等诸多策略进行谈判。特朗普不羁善变的人格特质为他打破既有政策偏好和规范奠定了基础。在此不受约束和多变的特质影响下,特朗普对于内政和外交的各种常规习俗、政策共识,都不会真正重视,而是根据他自己所界定的利益及其谈判和博弈策略进行各种不符常态、防不胜防的出击。由于明显的自恋,特朗普更多是根据自身的理念、认识和哲学进行政策方案的选择而相关的幕僚、助手和团队的意见可能不会特别受到重视。另外,特朗普注重博弈策略的理性运用,他的善变是其进行谈判和战略博弈的一种理性策略为的是在博弈中给对手造成混乱、压力和精神不定,但是,策略是为目标服务的,对特朗普来说,最根本的目标是他认定的美国国家利益,而在这一点上他并不会有很大的变化。除了不羁善变,“精干有为”也是特朗普的主要人格特质,这方面可以用有为的、能干的、机智的、出众的、独立的、自信的等词加以描述,这些皆体现特朗普的才干和效能方面的特性。一是在选举中,他善于抓住选民心理能控制自己的情绪表达。二是在社会交往、经商才干上特朗普表现出独特而又优秀的才能。从事房地产经营期间从地产选址到营销,再到装修设计特朗普都有自身独特的眼光和理念。在20世纪70年代纽约地产不景气时期,他将几块地皮低价买入,一直到若干年后增值无数,这些地段均成为纽约的地标。在销售特朗普大厦(Trump Tower)的过程中,他又成功实现了“饥饿营销”,走高端路线,抓住富人的心理和地位需求。凡此皆表明,特朗普在商业经营上才干突出。三是特朗普性格独立,依赖性较低。这一特点来源于他的成长经历。他出身商人世家,很早就得到各种经商的锻炼,父亲对他的影响也很大。特朗普父亲家教严格,塑造子女的自律、刻苦品质,特朗普受此影响形成了争强好胜的性格。根据他自述,父亲的教导让他养成了做生意强硬、善于激励别人以及注重效率的个性。在军事学校就读的经历,则使特朗普练就军人的意志和性格特性,刚硬有力,行动力强。有为特质可以用来描述绝大多数的政治领导人,特朗普在此方面表现尤其突出。他精力充沛,热情度高。早年他并未对政治表现出极大热情,在一些自述中也否定自己的参政意愿,但他对事业的追求是充满热情、欲望和野心。设定大目标,大干一番,是他所信奉的生活理念,由此表现出极强的进取心。特朗普不仅欲望强,行动力和执行力也很强。他不是一个口头上的实业家,更多是言出必行的战略家。高效是他行为的突出特点,比如,他每天必须参加数十次会议,但一般都不超过15分钟所有会议均是为了问题解决而设,而非务虚。特朗普在20世纪90年代遭受巨大债务危机,他凭自身积极作为,走出危机,成为纽约地产大商人,名列《福布斯》杂志2015年美国富豪榜第121位。进军娱乐业,他主持的《学徒》一度成为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特朗普精干有为的人格特质,表现在他对于商业和政治的抱负,尤其是自身的行动力和执行力的追求。特朗普在竞选中的政治口号虽出于选举的需要但他所提出的各种反传统的政策理念,诸如美国战略收缩或重新布局,限制移民等等,均非虚张声势,对此他都有加以推行的意愿。他想通过推行这些政策措施重塑美国的内外战略格局,或将这些主张作为博弈和谈判筹码,寻求美国在其他领域要价的杠杆。他最重要的目标是“让美国重新伟大”这种宏观远景,实质上是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需求。在某种意义上,特朗普的美国国家认同和爱国情感是真实的和强烈的。基于特朗普精干有为的人格特质,可以判断出他对美国传统的政治规范和内外政策理念很可能做出颠覆性修改。特朗普的外在非理性展现,与他内在的理性、能干和机智的特质并不矛盾。他善于运用各种极端情绪和策略进行博弈和谈判,而这又是基于他非常理性的情感激发策略。特朗普对执政团队的选择,也体现其精干有为的特性,即军方和商业背景人士大量入阁,凸显了强硬、精干和高效的特点。但特朗普愿意有所作为对于传统政策及双边关系来说,可能带来较大的破坏性。在行为导向特性方面特朗普人格可用冒险的、投机的和唯我等词形容,并可概括为“逐利自我”。特朗普对于利益的追求,构成了他行为的核心动机,同时他特别看重别人对他的尊重,面子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对于利益的无限追求是其利益观最为核心的内容。如上文所述,特朗普自进入商界以来以其雄心壮志顶住破产的风险而不后退,最终成为了美国著名的房地产大亨。特朗普的利益观展现出如下特性。一是精于算计利益和成本。虽然特朗普是美国成功人士的代表家境富裕,生活奢华,但他对生意的利益计算却是斤斤计较,力求控制成本,绝不随意开支,哪怕是很小的钱,他都仔细计算。可以说,节约成本成为他致富经的核心理念。而对于婚姻生活,签订婚前协议是他告诫世人的心灵鸡汤。二是特朗普的逐利有双面特性。特朗普讲究排场,生活奢华,一旦看准商机,投资阔绰,在媒体电视、自述以及影视中,他都是不循陈规的大资本家典型。这种外在表现,给世人形成特朗普乐于冒险和投机的形象,但他又具有较高的风险决策意识。在自述中,特朗普强调从不过没有把握的生活,他的每一个决策都是敏锐捕捉到现实的商机和时机,他的投资哲学是,要进行谨慎投资,多样化投资,从不进行冒险以及将投资方案限定在某一类。整体来看,外界往往关注特朗普投机和冒险的个性,而他则强调自己其实很理性,明白自身的成本收益,在理性计算的基础上形成直觉决策。特朗普使用的政治话语极为简单直接,虽然主张中的实质政策处方较少,但迎合了美国社会中下层民粹主义的情绪,也体现了他善于投机和理性的策略思维。逐利特质的重要基础是自私,在特朗普的自我人格结构中,占主要成分的是本我和自我,而非超我。自恋成为特朗普突出的性格特点,这一点从他的言行中表露无疑。特朗普对自己充满信心自我特别强大,也特别看重别人对他的态度,尤为关注尊重和回报。他认为人际基本的准则就是要感恩,他帮助的人要记得感谢他,否则他绝不轻易原谅。特朗普在任何场合都将自己放在最核心的位置。比如在父亲的葬礼上,他的一番言论突出的是对自己而非父亲的称颂。在胜选后与《纽约时报》工作人员的座谈会上他沉浸于自我表扬当中,力陈大选获胜的荣耀。特朗普明显自恋而较少考虑他人感受,也是他宜人性差的重要原因。特朗普有自己核心的工作和人际圈子,并非是独自一人创业。但他的自我和自信在决策中显露无疑,比如,在进行方案选择时,他最为强调的是直觉的重要性有时候完全忽视周围幕僚的参考意见。而一旦在力排众议,按自己意志行事获得成功后,他更将自身独裁直觉决策奉为圭臬。在行为导向方面逐利自我的特质,展现了特朗普的利益观以及决策背后的深层动机。特朗普的政策偏好很大程度上由他对于利益的判断所主导,这对其内外政策将产生深刻影响。比如在外交上,特朗普可能会斤斤计较地计算美国对外战略布局的成本和收益。在地缘战略领域,特朗普可能重新思考美国在东亚、中东等地战略布局的代价,通过各种方式减轻美国的成本,转而按商业买卖原则要求美国的盟友和当事国承担更多,以换取美国的军事安全保护和承诺。在经贸领域,特朗普在全球问题上将更加“自私”,即以美国自身利益作为政策出发点,而不顾及国际义务和责任;同时,对于相关存在重大贸易摩擦的国家,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可能更具进攻性,由此导致中美关系中的经贸逆差、汇率等问题的碰撞更加激烈。自恋是特朗普深层的行为动机之一,决定了他对于面子、地位尊重的强烈需求。他一方面将更加以自己的“直觉”和“荣耀”作为政策考虑出发点,缺少政治家通盘全局式的大局观。另一方面他的自我也体现为对于美国自我私利或利益的维护,而不是贡献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在对外在反应方面,特朗普的特质主要表现是倔强的、竞争的和好胜的称为“好胜执着”的人格特质。持这种特质的特朗普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一方面,特朗普在面对事业上的阻碍能够充满斗志,拥有极强的抗压能力;另一方面,当这种风格与社会规范和人际关系发生冲突时,特朗普好斗、记仇、低道德感的一面便会表露无遗。
克服挑战获得的满足感和他人的赞赏是特朗普生活和工作的动力之一。在特朗普眼中,工作不是一份没有温度的差事,而是一种因不断克服难题而获得满足感的生活方式,他经常以自己视工作中的挑战为享受而自豪,劝导他人努力工作。特朗普是一个典型的“工作狂”,他不像大多数美国上流社会人士一样热衷于度假,工作中“表现出色”是他快乐的第一来源。经商期间,特朗普喜欢绕过代理人直接与最高权力者面谈,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追求成功的愿望。特朗普著书多次提到收购华尔街40号的成功商业案例。当时,得知这栋大楼的相关事宜由代理人负责,他当即决定绕过代理人,直接飞往德国拜访拥有该产业的家族的掌权者,并顺利达成协议,大大节约了达成目标的时间和谈判成本。在特朗普看来,获取真相的最佳方式就是和真正掌握权力的人直接接触,而与代理人或者经理人的接触往往是缺乏效率的。当与社会规范相悖,或在人际关系中发生冲突时,特朗普的好胜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为好斗,甚至睚眦必报。2005年,《纽约时报》刊载了一篇书评对特朗普的畅销书做了较为消极的评价,特朗普立即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回击作者,不是从书评本身出发进行回应而是对书评作者进行了一番尖酸刻薄的嘲讽,充满着强烈的人身攻击色彩。当好胜心受到打击时特朗普经常表现出强烈的羞愤之情把“怀恨在心”视为理所当然,并从与自己交恶的人身上找缺点,将这种缺点放大以示人。而对自己的过错,他会视而不见至多抱怨自己因察人不明而“吃亏”。无论在生意场还是大选过程中,特朗普能够获得成功得益于执着这一重要的素质。
一是特朗普面对低潮和困难很少放弃,具有极强的抗压能力和忍耐力。20世纪90年代,特朗普的生意遭受了一次几近破产的经历,资产负债超过了90亿美元。在一个凌晨3点的雨夜,他被传唤到花旗银行参加与银行家(特朗普的债主)的电话会议,没有打到出租车,在走过15个街区到达银行的时候“被完全淋成了落汤鸡”,感觉“跌到了人生的谷底”,但他仍然选择鼓起勇气,直面困难,最终成功度过了这次危机。另外,特朗普善于耐心等待,抓住时机。比如,他在1974年买下一块地产,立志在其上建立特朗普广场(TrumpPlace),直到30年后时机成熟才建成,对于这30年的等待,他认为尽管漫长,但是非常值得。二是在对外界事物的关注点上,特朗普最关注事物的解决之道而经常忽视外在制约,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的道德底线。商人出身的特朗普,熟谙各种谈判技巧,其著作《做生意的艺术》一度成为美国畅销书。在生意中,如果觉得有必要,他可能会使用一些非道德的技巧。比如,在建造特朗普大厦期间,为了竞争购得杰纳斯科公司(Genesco)的地皮,特朗普两三年间不断向公司老板寄信,表示如果不达成协议,他将通过上诉的方式使这块地皮的售卖拖上几年;另一方面,他在报纸上放风说自己已经与杰纳斯科公司达成协议(实际上没有),造成了对方公司内部员工的恐慌。特朗普通过这种方式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面对外在客观持有好胜执着的风格,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特朗普具有很强的政策执行力。因此,不能低估特朗普面向公众发出的政策宣言的真实性,一旦条件允许看似为了博得眼球而发出的“离谱”言论,很可能被他付诸实践。特朗普大选中的一些基本政策主张,包括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大规模减税、与俄罗斯发展关系、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美墨边境建墙、推翻奥巴马医改、在控枪和堕胎等议题上坚持共和党的保守立场等等,均应严肃对待。三是特朗普尖刻的情绪往往是在其感受到轻视和侮辱之后产生羞愤而爆发,这种“执着的羞愤”可能会强化他对对手进行报复的动机。在与特朗普打交道时,一方面要非常注意对其优越感和自尊感的“关照”,另一方面,即使发生不快,在国际场合的批评也应更多针对机构而非个人。特朗普关注事务的解决之道而经常忽视外在制约,国际道德可能对特朗普不起作用,因此要提高对特朗普在具体领域行为方式的警惕。特朗普为人处世的风格取向,主要可用健谈的、积极的和外向的等词加以形容,可将此特质称为“积极外向”。具备这种处世风格的特朗普,一方面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必然是积极进取的,他善于从纷乱的事实中找出积极的一面并加以利用,另外,基于高参与度的需要,他需要把控全局,乐于学习新的知识;另一方面,特朗普具有较高的说服能力,具体表现为愿以电话指挥的工作方式,有高超的演讲鼓动技巧,愿意展现自己的人格魅力。
第一,特朗普非常重视积极心态对工作生活的重要性,善于调节自己的心态,从消极情绪中走出来。他认为整日怨天尤人是一种偷懒的方法,而远离这些“偷懒者”是获得积极心态的途径之一。在多本自著的励志型书籍中,他不仅向读者表明积极心态的重要性,还从自身经验出发总结获得积极心态的方法,尤其强调要“与抱怨者割席而坐”。另外,在遇到较大挑战时,特朗普比常人能看到更多的积极因素。他曾坦言:“在决定主持《谁是接班人》节目的决策过程中,乐观心态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时大多数人认为选择主持这个节目会给特朗普的公众形象带来不利影响,但是他更倾向于从积极方面看待,并列出了一长串积极因素的清单,通过对比,认为积极因素大于负面因素,最终决定接手这项工作。第二,在行事时,特朗普具有较高的开放性对新知识有较高的接受度,这决定其对具体事务有很高的参与度,从大选中比希拉里紧密得多的事务安排中可以发现这一点。特朗普的思维图式具有很强的开放性,他对周围世界的认识突出体现了这一点。他把世界看作“一个成长型市场”,要获得成功,必须要做到“世事通明和具有世界范围的历史观”。特朗普对周围世界具有很强的好奇心对新知识有强烈渴望,每当做一件新的事情时,他都会表现得异常兴奋。为了获得对一个全新领域的深入理解,他主张要进行一定的调查和挖掘,并将获取的信息融汇贯通。麦克亚当斯从“大五”(Big Five)人格分析框架出发分析特朗普的人格特质,发现他具有远高于美国历届总统的外倾性(Extraversion)。这一研究支持了本文关于特朗普具有较高外向特质的判断。特朗普演员天赋很高,善于抓住听众心理,愿意展现自己的人格魅力,并在其中获得成就感。他的大多数演讲富有感染力和煽动力,这与其善于抓住听众的心理有很大关系。他知道无论面对几个人的办公室,还是有成千上万听众的场合,读懂说服对象的心理至关重要。不仅如此,特朗普也善于把演员的天赋运用到具体事务中去,在谈判中,为了迷惑对手,向对手施加压力,给自己赢得考虑时间,他“常用到的一个小花招就是表现得更加放松,更加从容不迫,似乎并不确定是否想要做成这笔交易”。可以说,在特朗普身上,“放烟雾弹”的做法不仅是一种策略考虑,也是一种天赋和性格特质的表现。特朗普善于讲故事,并在其中引导听众和营销自己。在大选中,他不断强调美国民众受到了移民、犯罪率上升等各种社会问题的威胁,引发民众的恐惧心理,进一步将原因归结为奥巴马政府的无能,同时推销自己的富有和能力,向美国民众传达只有特朗普才能“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神话。在工作中,特朗普很健谈,能抓住要害迅速解决问题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其倾向于电话指挥的工作方式上。特朗普能够通过电话交谈“把生意信息汇总起来,然后再处理最为重要的生意”,电话指令是他工作时的一大特色,他也认为自己的很多成就“都是通过打电话来实现的”。特朗普积极外向的个人风格很可能塑造一种积极进取的执政风格一是可以推测特朗普是一个对政治事务参与度很高的总统。他此前并无执政经验,但从大选表现以及之前的经商经历可看出,他将是典型的积极-肯定(active-positive)类型的总统,这类总统希望把自己的许多精力直接用于获得成就,具有高自尊心且心情愉快,灵活多变且善于从错误中学习。特朗普如何处理自己政治知识薄弱与政治参与愿望较高之间的落差,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二是特朗普积极外向的个人风格可能降低白宫行政中的官僚化程度,尤其是其在做生意时形成的简洁高效习惯可能会体现在美国的外交中,因此要注意美外交中沟通方式的调整。三是特朗普的乐观心态使他更愿意解决而非搁置现存问题。对中国来说,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一方面有可能促成中美现存问题的迅速解决;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激化双方矛盾。四是特朗普对新知识的接受程度高,思维图式呈现开放化,因此可通过适当方式让他增加对中国的理解,降低其对中国误解和敌意。作为一个不合传统的政治领导人,特朗普既无政治履历,又在言行上与众不同。如何认识这样一位美国新任总统,成为理解美国并开展中美关系交往的重要基础。基于相关的专家问卷测试数据分析,总结出特朗普的五个人格特质,并认为不羁善变和精干有为是特朗普最为核心的特质,在此强调几点对特朗普人格特质的核心认识。第一,最值得关注的是他不羁善变的特质,这意味着特朗普对于传统的颠覆、改造和重塑的意愿及其行动将是空前的。尽管会受到国内政治和国际大局的制约,特朗普仍将具有打破常规的意愿,因此要全面评估其在不同领域的各种政策可能。需要注意的是,通过特朗普的组阁来看,他对既有政策决策和执行团队的塑造作用很强,所以,未来美国对外政策是更多体现他个人的特质和特点。第二,特朗普的人格特质并非是消极的。美国和国内媒体的大量报道,塑造了一个不符合积极公众人物标准的特朗普形象,他的各种奇怪言论和行为都不同于传统的美国政治领导人。但是研究发现,特朗普展现的不羁善变、精干有为、逐利自我、好胜执着和积极外向的人格特质,并不是非常消极负面的特质,相反,这些特质可能造就一个具有行动力和执行力的政治领导人。第三,特朗普执政风格将呈双面特性。在美国历届总统中,特朗普的个性表达属于较为极端的一类,但这并不意味其执政风格也是极端的。相反,特朗普的执政风格可能表现出明显的双面性。比如,不羁善变展现了特朗普最为典型的打破传统、不按常理出牌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极端非理性,毫无战略和策略方略。实际上,他又展现出执着的品质,在很多政策偏好上体现出恒定不变的特点。对特朗普的人格特质需要从两方面来理解,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和理性地理解他的未来政策偏好。提问一:您刚才听到关于专家评定的研究方法,您还有没有其它的研究方法作为佐证?尹继武:关于研究方法我提了四种也是对应不同的研究路径,今天没有给出具体详细的文献,每种文献都有些比较经典的中国、美国学者的研究作品。比如精神分析,在传统上六七十年代比较流行,科学性弱一些,但是好处是可读性强,讲故事一样,类似于领导人为什么是成为这种性格,在某一些问题上为什么这样的特别固执或者其他独特的地方,其追溯到小时候跟父母的关系,如在家里得到的关爱不够,自尊心比较低,因而需要受全国人民的爱戴。这一路径逻辑可行,但是很难证实(最经典的是乔治夫妇关于威尔逊总统的研究)。还有我们用的是专家评定,专家评定是一种外在观察,专家评定数据是需要进行有效分析,理想状态一般是四五百份专家数据比较好,但是因为一个是没有经费支持,另外也很难操作,没有那么多专家,尽管可能每个人谈起美国来都头头是道,但问题不是严肃的专家。还有一种对于他一年、两年关于某个具体问题或者关于对外政策研究进行定量的编码分析,这在欧美是比较流行的,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上述都可以尝试,尝试之后会发现不同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不一样,比较这之间的差异,是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领导人。刚才我举的英文文献里有一篇是运用美国媒体对特朗普的描述作为分析文本,但是那篇分析对特朗普很多描述是比较负面,因为美国媒体所展现出特朗普的形象是特别负面的。我后来感觉我们做的研究,再加上那个研究或者再加上其它代表性的学者的分析判断,在这样一个整体框架或者图景下,会有助于认识一个比较客观的特朗普。不同的研究方法可以尝试,但是没有一种研究方法可以得出完全接近真实的领导人,所以我用的词是怎么样“认识”特朗普。提问二:特朗普所在的美国社会是高度个人主义的社会,所以个性特征非常明显,而且很容易观察。但是对于别的国家,比如日本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前辈、后辈、上下级,比如对安倍要做认知分析,还需要考虑别的什么因素,比如文化心理或者社会思潮,您认为要怎么展开呢?尹继武:关于日本领导人问题,任何领导人都是处于特定的社会文化成长背景之下,不同国家领导人背后都有文化印迹,首脑外交相互沟通也有这样的问题,比如相互的情感表达,利益判定的方式,人际关系等等都存在不一样。对领导人的理解背后肯定要加入到社会文化背景,但大体上这个东西只是一种文化差异的存在,这种差异的存在并不表示我们不能认识它,你也知道日本跟中国不一样,可能中国跟美国也不一样,这个差异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也可以通过文化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进行更加直观的测试或者了解。但是回归到这些年我对文化差异的理解,可能在中国学者某些观念之中,我们对文化差异的理解有时候过于强调我们是不一样的或者诸如此类的“特殊论”。回到文化心理学里,这背后基本的命题或者基本的判断是,人性是相通的,只不过表达方式、行为规范存在不一样,要不然如果不是相通的话,人跟人,不同社会的人根本无法沟通和理解,现实只是一些方式或者其它的行为习惯或者外在的一些东西,比如情感表达方式、中国人表示友好的方式或者等等的存在不一样。还有一个问题考虑到测试背后基本的舆论变化或者整体环境的变化。普通老百姓或者社会舆论的看法、或者情绪的稳定性、或者对于领导人的变化比较大。但作为专业的严肃的学者,我们的认识,比如我的认识会有变化,但不至于像特朗普一样整天捉摸不定、变来变去。专家测试在某种意义上不是最为理想的一种测试方式,因为我们测试某一个特定的专家群体对某一个人的看法,就是专家群体认为他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一个大的集体或群体的认知。最理想的方式是测他本人,但对领导人是永远不能解决的问题,因为我们无法接近领导人。提问三:在目前国际政治环境中,中美两个世界主要大国领导人的个性特点对于两国在国际政治博弈合作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尹继武:我们需要从更大的背景理解特朗普,他不仅仅是个人,是一种现象,代表美国背后社会政治思潮的变化。之前也看到了相关的研究,包括国内相关优秀的美国政治研究学者,提出从美国社会经济,政治思潮的变化,全球地位等等大的背景来讨论特朗普出现,理解他为何能够获得美国政治上的认可。但是从社会文化来说对特朗普的分歧是比较大,部分人对这样与众不同的领导人可能难以接受。国家领导人的个性,可能影响到首脑外交、战略沟通等双方意图判定、关系交往的确定性,但国际关系的战略博弈更取决于更为宏观的国家间实力对比、对于力量的有效使用以及国内发展的可持续性等。重要!重要!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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