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中美关系趋势的讨论非常令人关注，美国大选牵动了许多中国人的神经。我就此谈一些看法。
首先，中美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结构性矛盾导致的，我特别引用一些数据和案例加以说明。在经济方面，中国30年确实取得了长足进步，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大家可以看看，30年前德国、日本人均GDP是中国的80倍，韩国是30倍，香港将近40倍。马来西亚当时也是中国的10倍，泰国是7倍，菲律宾和缅甸3倍，印度也比中国略高一点。今天已经完全逆转了，德国与中国的人均GDP之比已经从当年的80倍变成了4倍，日本、韩国和香港大约都是3倍左右，其他几个国家都已经被中国超越。印度人均GDP0.26万美元，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
中美对比也是如此，1981年我国GDP总量只有美国的6%，1991年是6.2%。到了2001年增加了一倍，达到12.7%。2011年变成了48%，2021年达到74%。从1981年的6%到2021年的74%，这种对比实在太突出、太强烈了，毫无疑问会带来双方结构性的一些冲突和矛盾。
我们再看看科技。我曾长期在科技部工作，也长期研究科技战略和政策，可以说是这20年中国科技变迁的亲历者、见证者。2003年国家启动中长期科技规划，当时我们在高科技领域乏善可陈，跟踪都非常吃力。今天呢，航天领域的载人航天、空间站、登月都已变成现实。卫星定位导航是卡脖子工程，中国银河号商船在印度洋上被美国直接关闭GPS信号，不得不妥协接受完全无理的核查。1996年对台军演草草收场，也与此有关。今天北斗已经实现了超越，我们不再受制于人。
大飞机是我在科技部期间曾经深入研究的一个领域。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启动了运10，结果无疾而终，此后将近20年基本上无人问津。2000年我开始介入大飞机战略研究的时候，大多数部门都认为做不了，做出来也无法商用。今天我们的C919已经飞上了天空，而且已经投入商用，C929双通道大飞机也在进行中。前不久我到了中国商飞，亲眼看到这些年来的巨大进步，真是感慨不已。
新能源汽车也是如此。20年前论证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曾有新能源汽车的方案，但被否定了。大多数人认为在汽车领域我们很难有所作为，只能搞CKD组装。几大国有汽车公司享尽了政策红利，长达几十年时间无所作为，基本上就是躺赢。没想到今天打了一个翻身仗，受尽排斥和挤压的奇瑞、吉利、比亚迪等后来居上，为中国汽车正名，让中国汽车走出国门。
5G也是如此。当年我们做3G都是勉为其难，所以在中国发布 3G的移动通信标准，是世界上唯一用了三个标准，除了我们自己的TD-SCDMA，还有欧美的 CDMA2000和WCDMA，相当于我们为一个电信服务付出了三倍的成本。这在世界上是非常罕见的，原因就在于当时我们的技术有较大差距，不敢肯定TD到底能不能正常商用，只能选择妥协。今天，中国5G已经全球领先。
还有载人深潜器。去年我专门搭乘中国自主研制的“奋斗者号”深潜器到南海科考，在海底待了6个小时。这款深潜器到万米深的马里亚纳海沟如履平地，全球现在能够到万米深渊而且能够正常开展工作的深潜器也只有我们了。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深潜器，而是一个完整的技术体系，表明我们在自动化控制、新材料、通讯、照明、动力和系统集成等诸多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特高压输变电、煤制油、煤制氢、三代核电、核聚变、高温气冷堆、核磁共振、量子通讯、基因工程等等，一个个从无到有。基因测序仪过去百分之百依赖于美国，不仅完全受制于人，而且意味着我们的生物数据随时可能被别人拿走。到了今天，我们已经实现了超越，华大智造自主研制的测序仪，在性能、成本和安全性方面都已实现了超越。前年华大智造与世界最领先的美国illumina公司在美国打了一场知识产权官司，法院判定对方是恶意侵权，赔偿3.34亿美元，这是到目前为止中美知识产权纠纷中最大的对华赔偿额，也表明我们已经从技术学习者走到了技术引领者。这些变化基本上都是在这20年内发生的，毫无疑问也给中美以及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关系带来了新的变数。
国际关系的背后都是利益，今天中美、中西关系的逆转也是如此。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强迫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通过市场准入、关税和汇率等政策压制日本，给日本带来的是30年停滞。我们可以从数据上看看，1995年日本GDP是德国的两倍，是中国的8倍，是英国的4倍，是韩国的10倍，占到了美国的73%。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在经济规模上达到美国的73%，半导体领域完全超越，这是多么令人震惊的奇迹！到了2022年，一切都发生了反转，中国GDP现在是日本的4.5倍，美国是日本的6倍，日本和韩国已经变成了2.5倍，德国已经超越日本了。九十年代曾经在中国称王称霸的日本家电企业索尼、松下、东芝、夏普、三洋，都已成了昨日黄花。一个广场协议加上一个半导体协议，基本上把日本打趴下了。
高科技领域之争不是什么意识形态问题，本质上就是利益之争。美国对自己的把兄弟日本尚且如此，更何况中国呢？新加坡前驻美大使陈庆珠说，美国对高科技产业的态度，就是“是我们的”，特别强调这是他们的领地，是不可以自动让渡的。美国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20多年前跟北大周其仁老师有过一个对话，那时中国只能做服装鞋帽和加工贸易，美国则是高科技，也就是所谓的7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一件衬衫赚一块钱，这样的交易方式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周老师做了一个假设：如果有一天当中国也决定制造大飞机的时候，美国人会怎么看？萨缪尔森当即不假思索地说，那将是美国永远的痛。
弗里德曼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全球化的推手，《世界是平的》一书就是他的力作，在中国曾经洛阳纸贵。最近他有一段话：如果中国一直专注于制造和销售低端产品，到底实行什么样的主义，社会主义也好，自由主义也好，甚至素食主义也好，我们根本不感兴趣，也不会去关心。我们只关心能否购买中国的低端产品而已。这是他的原话，他的全球化其实只是希望中国作为西方的奶牛而已。
让他们感到失望和震惊的是，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变化太多太大了。《人民日报》2002年有一则关于十六大报告的报道，提出到2050年中国经济有望世界第二的愿景。仅仅10年后，中国就把日本超越了，现在已经是日本的4.5倍。从1990年到2023年，中国GDP增长38倍，印度增长5倍多，其他国家都低于4倍，意大利、日本是负增长。有人说百年变局就是中国的崛起，单从数据来看并不为过。
因此，美国对中国科技的打压毫不奇怪，而且只会不断加剧，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心存侥幸。以我们华大基因为例。从2018年开始遭受301调查，进入美国制裁名单，到今天已经有4家下属机构被美国列入负面清单，可以说打压力度一轮超过一轮。他们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禁止向中国传输人类数据，目标直指华大。他们的《生物安全法案》，直接点名的四家公司中有三家是华大的（华大基因、华大智造和华大CG。美国有一家CSET的国家智库，最近专门出台了一个报告《中国，生物技术和华大基因——中国混合经济如何扭曲竞争》，长达111页的报告，对华大做了最全面、最细致的研究分析，其中特别强调“华大基因已经成长为一个国际竞争对手，在生物技术领域承担着与华为在电信领域相同的角色”，这是他们打压华大的全部理由。
目前美国对华大基因的打压是用举国之力，我概括为“四全”：第一是全政府，不仅仅是商务部，国防部、国务院都已经上手了；第二是全社会，不仅仅是企业竞争对手，NGO、大学和科学共同体也都跟进；第三是全方位，不仅仅是贸易，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学术交流、人员往来都受到限制；第四是全西方，不仅仅限于美国，许多西方盟友也行动起来了。过去长期与华大密切合作的一些欧洲国家，比如德国、丹麦、瑞典、英国等，也都纷纷与华大科技脱钩。甚至中东一些合作伙伴也明确表示美国正在施压，要求切断与华大的合作。
去年德国政府制定了一个专门针对华大的内部政策，即华大的设备再好不许买；华大的服务再好不许用；用华大的设备测出来的数据废掉，换上美国的设备重做；跟华大合作完成的论文不许发表；华大领先和主导的时空组学技术联盟不许参加。由此可见，美国的硬实力很强，软实力也非常强大，可以调动全球的力量来对付中国一家企业。
面对日益复杂和严峻的地缘政治环境，我们怎么办？我认为关键是做好自己。中美之争的关键是科技战，上甘岭战役就是科技战。很多人谈到金融战、贸易战，但是最较劲的夺命之战是科技战，决定双方最终命运的也一定是科技战。美国能不能把我们打死，中国能不能向死而生，也一定是在科技战上。我还认为，科技战不是遭遇战，而是持久战，我们并非束手待毙，而是面临许多历史性机遇。今天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研发投入全球第二，如果按平价购买力计算肯定是全球第一。全时研发人员全球第一，PCT专利全球第一。全球投入研发最多的50家企业，中国占了12家。我们不能自以为是，也决不应当妄自菲薄。
第一，科技发展正面临着深刻的变革。今天很多人谈到了人工智能，这无疑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同样的，生命科学领域也在酝酿着重大变革，由此带来的影响很可能丝毫不比AI更小。尤其是AI和BT的结合，将成为未来的技术主导方向，也许能够超过我们今天所有人的想象。变革就是机遇，变革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有所作为。我们必须集中力量，把科技战作为核心之战，全力做好战略布局。科技战不能输，也输不起。
第二，引导资本、人才等资源加速流入民企。中国创新的希望在民营企业，目前民企新技术发明占到70%，企业研发投入的绝大部分也来自民企。华为一家年投入研发1600亿，我们华大基因年投入也高达27个亿。这种长期稳定地专注于一个方向和巨量投入强度，而且是高度竞争和市场导向的研发模式，决定了企业已经走到科研前台，形成了经院式科研无法达到的技术创新能力。如何让民企在中美科技战中担当起应有的角色，甚至是主力角色，这已经不是一个需要继续讨论的问题。
第三，新型举国体制的最大变量是市场化。我们经常谈到我国的体制优势，谈到过去举国体制的成功，其实美国也有举国体制，而且其效率并不在我们之下。仅仅一个阿波罗登月计划就有11万人、3000多家机构参与，长达14年，这还不是举国体制吗？今天的马斯克能够一飞冲天，其实背后依托的并不只是单纯的市场力量，而是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高度融合。SpaceX的核心技术平台基本上都在NASA，第一笔研发经费是NASA给的，第一个60多亿美元订单也是NASA下的，这是NASA有史以来最大的单笔订单。马斯克还在巨额亏损的时候，美国的创业资本仍然蜂拥而至，不断推高其市值。正是这种全社会汇聚起来的力量，成就了一个传奇的马斯克。新型举国体制不应该再是不惜代价、不讲成本，举国体制的最大变量就在于市场化，市场化程度越高，举国体制越有生命力。
第四，调整创新体系建设中的政府角色。我曾在政府部门工作多年，对政府在科技发展中的角色定位深有体会。过去我们确实做了太多不该做、也做不好的事情，而在营造创新生态方面又往往使的是反劲，以致再多的投入可能是事倍功半。比如评价机制，论文导向、数量导向是谁引导的？学术行政化、学阀化日益突出，背后的力量是谁？科研力量分散重复、恶性竞争，与政府科技资源配置有没有关系？面对日益严峻的科技战，我们迫切需要反思和改变。现在缺的不是钱，甚至不是人才，而是创新生态。
第五，对重点领军型科技型企业提供特别救济。现在有1300多家企业被美国列入负面清单，涵盖了我国所有的高科技领军企业。在美国的国家治理模式下，只要列入负面清单，几乎所有的机构都将选择后退和脱钩，这是完完全全的举国之力。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形成对相关企业的有效救济机制，许多政策高高在上，始终落不了地。被打压的企业往往孤家寡人，得不到来自政府的有效帮助。当企业正在冲锋陷阵的时候，友军在哪里，后勤补给在哪里，这是需要尽快回答的问题。（以上为中信基金会座谈发言，根据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