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9日，众议院以306票对81票的结果通过了《生物安全法案》，再次引发国际关注。该法案核心要点是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联邦机构以及接受联邦贷款、资助的机构，采购或使用任何由“重点关注生物技术公司”提供的生物技术设备或服务；联邦机构也不得与使用这些公司产品或服务的承包商签订合同。在国内，该法案引发国人愤慨的是直接点名五家中国公司——药明康德、药明生物、华大基因、华大智造及其子公司Complete Genomics。
不过，地球人都清楚，美国对华强硬不是新闻，美国也从来都是保护主义和强盗行为的鼻祖，其第十八任总统格兰特就曾说：“我对国家的了解让我断言，在两百年间，如果保护主义无法为我们带来利益，那我们就会采取自由贸易国策”。所以美国炮制这份《生物安全法案》，并不稀奇，其上世纪对付盟友德国、日本都未曾手软，更何况如今对付中国，只是这种针对特定企业的做法让人不齿。
“对中国过于强硬不会产生任何政治后果”
当前，美国政治圈陷入一种怪象，就是只要扯上中国，政治就正确。刚卸任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总裁（负责政府事务）的罗里·墨菲（Rory Murphy）就说：“在华盛顿，要想做成一件事，最好的办法是把它放在中国或国家安全的框架下”，他还补充道：“对中国过于强硬不会产生任何政治后果”。
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数据，2023年1月以来，第118届美国国会提出与中国有关的立法就已高达700项。美国当地时间9月9日的一周，联邦众议院还密集表决28项与中国有关法案，涉及议题从对抗中国科技、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到支持美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对付中国等，因此该周也被称为“中国周”。不过从内容来看，“中国周”实际是“反中周”，在科技领域，涉及的就有此次《生物安全法案》，以及加强对中国无人机和港口的审查等法案。其实近5年涉法法案已暴涨，超过去28年总和（如下图）。
在今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前，美国国会只剩下三周的工作时间。美国政治人物都纷纷出来渲染各种“中国威胁论”。美国众议院议长、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人迈克·约翰逊（Mike Johnson）今年7月在华盛顿的一场活动上，就声称中国构成了“全球和平的最大威胁”，“国会必须集中精力用我们掌握的一切手段对抗中国”。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史蒂夫·斯卡利斯就说：“我们希望把所有活动合并到一周内，这样大家就能真正专注于一件事，即我们需要积极应对中国构成的威胁。”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美国对中国做什么光怪陆离的事情都不足以为奇，且看他们表演即可。
该法案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美国以“国家安全风险”为借口对中国企业施加制裁，显而易见，真正的目的并非如此。华大集团9月10日当天的声明就明确指出，该法案的实质，是假借美国国家安全之名，企图以立法手段干预正常市场秩序，妨碍公平竞争，进而实现打击华大等中国生物公司，加强美国公司在美国基因测序市场垄断地位的目的；华大智造则声明，华大智造和子公司Complete Genomics作为基因测序行业上游设备提供商，不参与基因数据的收集，客户数据的收集、存储和处理由客户自行负责；早在2023年10月，美国第三方评估公司FTI Consulting对华大智造的基因测序仪（DNBSEQ-T7）进行了审计，结果表明设备没有与外部IP的通信和数据传输，也未发现任何直接相关的源代码或网络漏洞。
药明康德在声明中也表示，其业务从未对任何国家构成安全威胁，且不涉及人类基因组学业务或数据收集；药明生物则公开表示，其全球业务未涉及基因数据，并反对未经证实的指控。
目前法案已经对市场造成一定的扰乱。法案一经众议院通过，各个被点名公司股价在9月10日收盘均有相应下跌；受该法案影响，2024年上半年，药明康德和华大基因的美洲市场收入均出现下降。如该法案最终通过，药明康德可能被迫出售其美国资产。
其实，所谓“国家安全风险”只是美国一个屡用不爽的打压他国的借口而已。正如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无论事实如何，美国都会以此名义打压各国及各国企业。因为美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立法干预市场秩序，妨碍公平竞争，巩固美国公司垄断地位。
法案搁置并非万事大吉
美国当时时间9月19日，针对中国部分生物公司的《生物安全法》未被纳入美国《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国防授权法案》（NDAA）是一项美国联邦法律，每年通过一次，用于规定美国国防部的预算、支出和政策。这项法律是决定国防资金如何分配的重要依据，同时确定了军事的优先项目和美国的国防战略。《生物安全法》本身的内容过于荒唐，而且有可能反噬美国生物经济，加之中国政府以及华大、药明的申辩，未被纳入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打压、排斥中国生物领域领军型企业的行为，并不会因此而终止，而是几乎将成为一种常态。以美国目前的政治氛围，新的反华法案或行政行为一定又在酝酿之中。面对这种形势，积极应对是必要的，更为关键的还是要做好自己——创造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正如华大创始人之一的汪建老师所说：“制裁吓不倒华大，反而让我们对自己更有信心，也将以更多的投入、更强的竞争力，突破这些无妄、无底线的打压”。这段表态激发了很多人的斗志，但是在实际情境当中，华大等生物企业更多的是无奈和无助。在这方面，汪建老师曾在生物经济50人论坛上有一段义愤的发言：
美国正在制裁我们，但国内许多单位仍在引进我们竞争对手的东西。我们的竞争对手进入国内，各省都在抢。在政府采购招标时，不少指标都是带有定向的，带马甲的伪国产设备到处耀武扬威，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写了很多报告，都不管用。后来提出来，能不能同等税收，人家制裁我们，你不制裁人家，税收还给他5%的税收优惠，这是什么道理？在这个领域美国人出什么价，我就以人民币价格和他对着，他没有能力和我们竞争。但我们没有应用场景，我们目前最大应用场景都在海外。华大100多亿收入里，60%以上是海外收入。如果国内有重大的应用场景，哪里还有什么资本的问题？有效市场在前沿科技里见不到，反倒是负面争论太多。
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出，在国内，连华大都如此艰难，可见其他中小生物企业生存环境必将更加艰辛。近期，中信医疗有份关于医药企业的调研报告《我国生物医药创新技术“出海”现象跟踪和对策建议》，更是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报告显示，目前，国内大部分生物医药企业营生艰难，外资乘机，频繁整体并购我生物医药企业。仅2023年12月底至2024年4月初，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就有4家本土生物医药企业被跨国并购，包括：
系列并购创下两个第一，并购亘喜生物开启了跨国药企完整并购国内生物医药企业的先河，并购普方生物则创下了今年以来本土并购的最高金额。虽然并购价格超过企业“现价市值”（例如对亘喜生物的收购价较其市值有一定溢价），但由于此时被并购的企业处于“卖身自救”的困难处境，相关并购本质上仍是跨国公司对我国生物医药公司的廉价收割。
另外，2023年底以来，一部分生物医药企业在火热的海外授权与跨国并购的同时，面对生物领域的资本寒冬，不得不选择收缩业务，甚至黯然退场。其中联拓生物最为典型，其虽然收到了跨国公司的并购邀约，但是由于交易价值被大大低估，而国内亦没有满足条件的企业出资，为避免被低价收割，不得不选择关闭业务，出售剩余管线资产，并从纳斯达克退市。面临不同程度困难局面的还有：申请破产的蓝盾生物、博际生物，剥离国内资产的天境生物，持续裁员的贝达药业、信达生物等。当前，缺少“输血”支持的生物医药企业面临“出售”还是“出局”的两难境地。
这是十分危险的现象，长此以往，我国医药的未来将给国外所掌控。所以政府和各界打造一个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环境已迫在眉睫。如果不帮助企业抵御来自外部国家的打压和市场的挤压，我国生物经济的未来堪忧。针对此，华谷研究院理事长梅永红曾在战略和政策层面提出前瞻性的建议，这对当前破局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一）充分认识中美科技之争的性质。未来大国之间，尤其是核大国之间的战争，更多的将是体现在非传统战争上，比如科技战、贸易战、金融战、认知战、信息战，其中科技脱钩就是非传统战争的重要形态。目前在美国已经达到高度共识，即中国是最大的地缘竞争对手，是以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对中国的科技战必然是举国式的、全方位的、联盟的、长期的。我们不能继续心存幻想，而是要有底线思维、战争思维。这一竞争的结果，将决定着中美博弈的走向，甚至是终局。如果没有战争思维，没有战争意愿，也许离战争最近。
（二）关键是如何做好自己。一是强化科技统筹，实现部门之间、地方之间、军民之间、产学研用之间的协调互动。中美科技竞争的成败，很大程度上是国家科技组织能力的结果。二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特别是在院士制度、评价制度、奖励制度等方面取得实质突破，真正形成有利于人才辈出、创新创业的科技生态。三是明确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引导各类创新资源（人才、资本、政策等）向高科技企业汇聚，加快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的新格局。
（三）坚持科技对外开放不动摇。美国越是打压、脱钩，我们越要想方设法冲破铁幕。一是对西方国家实行差异化政策，他们也并非铁板一块，即使在美国内部也仍有交流空间。合作重点转向基础科学领域和双方共同关注的气候变化、环保、反贫困、卫生健康等领域。二是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广纳贤才，广交朋友，以合作实现多赢。三是设立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学大奖，增强中国科技软实力和话语权。四是注重发挥民间机构作用，特别是让民营高科技企业更多地走上前台，扮演科技对外开放的主角。五是打开“对内开放”局面，为中国科学家参与国际学术、信息交流提供最大便利，拆除各种不合理的高墙。
生物经济时代已经到来，任何狂风暴雨吹向中国都不足为惧，关键还是我们做好自己。如果我们能够切实把上述的几点做到，可以预见，生物经济的未来属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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