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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金庸小说再解读》
导言
金庸及其小说的“例外”状态与“定位”之难——“金庸现象”、“金庸文本”与“文化研究”——“雅俗之争”潜藏的误区——“娱乐行为”与“乌托邦主义”——乌托邦的消极与积极功能——社会想象过程：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谱系关系——“再解读”的策略：敞开“娱乐行为”潜藏的“乌托邦冲动”
金庸及其小说似乎始终是个“例外”！金庸的武侠小说处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却又不仅仅是通俗文学，从而成为流行小说的一个例外；他的小说写于香港却与香港文学的风格有所偏离，风靡内地却又与内地当代文学的格局形同陌路，从而成为内地与香港两地文坛的一个例外；他的小说还在古代传统备受置疑的现当代时期，小心呵护着古典的优美与梦境，就此意义而言，其武侠小说又是当代主流与先锋文学的一个例外；作为报业巨擘和武侠小说的名家，他却能获得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的菜誉院士或荣誉教授等头衔，这在报界与武侠小说界更是一个例外；⋯⋯这一系列例外使金庸及其小说处于玄妙的游弋状态。研究者出于学术的目的，“金庸迷”出于个人的嗜好，试图为金庸及其小说定位，每每自以妙悟真谛、有所收获之时，蓦然回首却发现自己捕提的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般恍惚迷离的影像。
梁燕城在指出（新派）武侠小说是“中国特有的流行文学作品”之后，亦道出以学术眼光尝试定位梁羽生、金庸、倪匡、古龙、温瑞安等作品的难处：
若说之是一般通俗流行小说，则其又具有独特的文学特色，其气魄之大，描述技巧之奇，反映人性之深，均可登文学的门墙，不能只谓之为通俗流行小说；但若说之是纯文学作品，则其又具有某些通俗和吸引大众的因素，如怪异的情节和探险历奇故事等；说之是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则它又不纯是民间流传故事的结集，而具有作者独创的人物、故事和现代的文学表现特色。①
① 梁燕城：《从哲学角度解析金庸作品的思想结构》，见刘绍铭、陈水明编：《武侠小说论卷》（下），香港明河社1998年版，第416页。
他的分析策略是借用杜夫海纳（Mikel Dufrenne）、弗莱（Northrop Frye）、艾柯（Umberto Eco）的分析框架，提炼出武侠小说的基本元素：人物具有材质上无限发展的力量潜能、以事件为核心展开的人生以及侠义英雄的原型式典范。藉此三要素，武侠小说区别于其他文类的独特性得以凸显。然而金庸小说在新派武侠小说中，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常规惯例，它更可称为骄人的特例。它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形成的巨大冲击波，使其在归属新派武侠的阵营之余，也突破了单纯的文类界限，而被视为意义更宽广的文学作品，甚至被文学史家收入“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之列。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笔者在论述金庸小说时，在不同章节将它放在不同的类别：具体而微的新派武侠小说、稍为广义的通俗文类（流行小说），甚至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这与其说是一种概念的混淆，不如说是笔者尝试在不同的论述语境，有意凸显金庸小说“英雄千面”的复杂性与难以定位的特点。面对金庸小说“定位”之难，笔者仍旧尝试将“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①的思路与中国大陆的“金庸现象”和“金庸文本”结合起来。“文化研究”是全球范围内新兴的、有意进行“跨文化”科际整合的准学科，它关注并反思通俗文学、亚文化（subculture）、大众传媒、课程设置、教育体制、性别政治、“种族/民族”冲突以及文化身份与认同等问题。②在中国进行“文化研究”，并非要简单挪用西方现成的“文化批评”理论来处理中国的复杂问题，而是从自身的问题与现象出发，解决中
①马家辉在解读香港“英雄片”之前，转述了J.B. Thompson 在 Ideology and Modern Culture: Critical Social Theory in the era of Mass Communication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一书中所倡导的“文化研究”策略：即形式/话语分析是“文化研究”的基本研究策略，透过语意分析、语法分析、对话分析、叙事分析、论辩分析，从人物的二元对立以及事件的排列顺序，发现潜藏于文化现象/作品的意义、象征、功能。参见马家辉：《从外敌到内好——香港“英雄片”电影类型与社会变迁》，载《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春季号，第212～235页。
②参见I Simon During 编, 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3，导言部分；Lawrence Grossberg, Cary Nelson,与Paula Treichler 4,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3; 7H,《9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载《电影艺术》1995年第1期，第12～16页。
国当下大众文化中存在的重重困境与挑战。①就中国当代大众文化“丰富涌流”而又“迅速消逝”的诸现象而言，“金庸现象”无疑是一个重大而不可规避的命题。“金庸现象”在汉语世界跨文类、跨文化的复杂流行，恰恰为重新思考雅俗关系，具体探究大众文化的丰富命题——社会文化想象（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症候、性别表述的政治、“种族一民族一国家”与个人身份认同的离合关系、“文化工业”的运作机制、大众文化消费的不二奇观、批评机构之合法性话语生效与失效的场域等等，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契机，也是考察当代文化多元状况的一扇窗口。
80年代中期以降的“雅俗文化”论争，无论是文学界对于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乃至更为广义的通俗文学的讨论，还是电影电视行业有关娱乐片各执一词的争辩，其理论价值在于，经过数十年“一统江湖”的局面，通俗文学与亚文化的潜流终于在某种意义上被关注或被认可。但是在激烈争论的背后，似乎还潜藏着一个巨大的误区，即它尚未将大众文化指认为一个特定的、切实可行的研究范畴，而更多是以“雅俗关系”为中心的抽象论战。无论是将俗雅化，还是发现雅中之俗，这种“理路”仍旧是在“雅/俗”二元对立的意义上思考问题。这是文学价值评判的圭泉与基本框架的分歧，而不是对大众文化具体深入的解读。
写作《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金庸小说再解读》，
① 参见李陀、戴锦华、何鲤、朱伟杰关于“文化研究”的两次讨论：《面向挑战的文化批评》，载《北京文学》1996 年第7期，第22~30、42页；《漫谈文化研究中的现代性问题》，载《钟山》1996年第5期，第173~～187页。
对笔者而言，是为了在既有的赏析复述式解读方法的基础上，力图以新的视域再解读金庸小说的丰富蕴涵。与此同时，笔者亦尝试将错综复杂的金庸现象还原到当代汉语世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这一选题，力图通过一个重要的个案，透视当代中国“雅俗文化”的关系、“重写文学史”、大众文化研究的兴起、具体命题和“范式”转型等问题。它试图寻找、发现“金庸小说”、“金庸现象”与西方文化批评的契合处，从而以比较文学“阐发研究”的策略，将西方理论与中国问题融会起来。
毋庸讳言，阅读金庸小说是一种“娱乐行为”，金庸本人亦屡次承认自己小说的娱乐特征：“我写武侠小说完全是娱乐”，而武侠小说“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本来纯粹只是娱乐自己、娱乐读者的东西”……①然而笔者的问题是，“自娱娱人”的“娱乐行为”，是否仅仅止于“娱乐行为”？“娱乐”概念真的是不证自明、毋需深思的吗？当一种娱乐文类已经发生深广的社会文化效应时，“娱乐行为”是否已介入现实世界和日常生活，从而秉承了意味深长的新质，并潜藏了无法压抑的内容？在其广泛的“生产”、“流通”、“接受”过程中，“作者”（“生产者”）最初的“无意为之”和低调处理，“流通”之际不期然而发生的“奇迹”，“接受”（“消费”）过程从普通读者到学院中人的热情、兴奋甚至狂喜，是否使通俗文学作品（譬如金庸小说）在“娱乐行为”之外更提示出耐人寻味的意义？理查•戴尔（Richard Dyer）曾经指出：“对娱乐的两种想当然的描述乃是‘逃避’和‘满足’，这两种描述皆指向了娱乐的核心要旨，即乌
①《诸子百家看金庸》（三），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第31、44、48、103、151 等页。
托邦主义。”①换言之“娱乐行为”是以“乌托邦主义”为旨归的。这种”乌托邦主义”并不是政治类型的乌托邦对理想制度的大胆建构，而是通过诉诸消费者的感官和心理，从而获得感觉层面的“救赎“与“非直接的如愿以偿”（wish-fulfillment）。
然而需要进一步申明的是，“娱乐行为”所构造的“乌托邦主义”，乃是积极功能与消极功能的共生共存。在“逃避”和“满足”这两种想当然的描述之外，乌托邦还有对现存秩序“置疑”与“批判”的一面。诚然，就消极功能而言，“逃避”行为确实是“实践的缺失”，是“对行动逻辑的否定”。逃避到特定的文学类型——譬如金庸等人的新派武侠小说之中获得象征性的“满足”，是将作家的写作行为、读者的阅读行为转化成作者、读者“行动的替代物”②，是将注意力执着于那个远离此时此地的古远的江湖世界，那个寄寓着刀光剑影、侠骨柔情的“乌有之乡”，从而有可能“摇摆于幻想和创造力，逃遁和回归之间”③，陷身于迷狂、奇想、虚构之所在。但是乌托邦的积极层面在于，它对现存社会的缺陷与不公提出了有力的“挑战”与“讽刺”。它通过打开可能性的领域，曲笔书写了作者、读者内心深处的怀疑和叛逆，从而为现存的模式和体制提供了“对抗性”或“替代性”的维度。这积极的层面及无可压抑的“内核”与“旨归”，正是人作为“人”不可遏止的“乌托邦冲动”。
①Richard Dyer, "Entertainment and Utopia", Simon During编 , 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 273。中文本参见《娱乐与乌托邦》，宋伟杰译，载《当代电影》1998年第1期。
②Paul Ricoeur, "Ideology and Utopia", From Text to Action, translated by Kathleen Blamey and John B. Thompson,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322.
③Ricoeur, op, cit. , p. 324.
弗雷德理克•杰姆逊在其影响深远的《大众文化中的物化与乌托邦》一文中指出：
大众文化作品若不同时具有或隐或显的乌托邦性，就不能具有意识形态性：除非这些作品提供些许真实的内容作为幻想，专以讨好行将被操纵的公众，否则它们就无法进行操纵。①
杰姆逊这篇文章1979年发表于《社会文本》（Social Text），其时他尚未对大众文化消费者的能动性与辨识能力予以发挥，但其洞见卓识在于，它一语道破大众文化“既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也同时具有乌托邦的或者超越性的功能”②。保罗•利科则从“社会总体想象”的层面指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是相互联系的，二者指示了两种基本相反的方向及其相互作用，“第一种方向指向整合、重复和对既定秩序的镜照，第二种方向指向解体，因为它是离心的，但二者离开对方则无法运作。”③这种相合亦相克的谱系关系，构成了社会想象的总体内容。而且，“每一组意识形态—乌托邦都发展了其自身的病理学。如果想象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存在状态，那么可以理解的是，某种
①Fredric Jameson, "Reification and Utopia in Mass Culture", in Signatures of the Visible, Routledge, 1993, p. 29.
② Fridric Jameson, op. cit.，P.30. 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细致梳理，参见Terry Eagleton, Ideolog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Verso, 1991. 伊格尔顿该书结语部分的中文译本（附译者注释），参见《意识形态导论：结语》，宋伟杰译，载《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
③Paul Ricoeur, op. cit. , p. 323.
特定的功能障碍对应着想象过程的每一个方向。”①
当我们从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的关系来考察这种功能障碍时，会更为全面地把握人类进行社会文化想象时不同而又相关的表现。意识形态的功能障碍是扭曲和掩饰，与社会想象的一体化功能相关（有着维持现存秩序、保持稳定的“健康”的一面）；乌托邦的机能障碍则与一体化相反，是类似于人格裂变的某种离心状态，即便它可能沦为意识形态操纵的工具，但毕竟从某一角度对准了僵化的象征机构的硬化症，也许能够通过写作这种方式，提供一定的治疗效果。也许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关系最为积极的一面，恰如利科勾勒并憧憬的那样：
似乎只有诉诸意识形态的“健康”功能，才能治愈乌托邦的疯狂性；似乎也只有通过“乌有乡”的视角有意识地反观自身，才能实行对意识形态的批判。②
虽然精英人士常常批评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毒素——麻醉与欺骗效应，而忽略了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的或超越性的功能”；但是，大众潜藏的未曾泯灭的“乌托邦冲动”，会借助大众文化本身的生产与消费行为，重新构筑具体而微的乌托邦世
① Ibid, p. 323.
② Ricoeur,op.cit.，P. 324.利科对于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综合思考，源于他本人的“批判式阐释学”（这是 John B. Thompson 的说法，Thompson 在同名书里，将利科与哈贝马斯并置，皆列于“批判式阐释学”这一关键词下，可参见其 Critical Hermeneutics: A Study in the Thought of Paul Ricoeur and Jürgen
Haberm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利科倡导“人类行动的象征性调解”功能，注重语言的实践性话语层面，从而在社会总体想象之中，在“文本”与“行动”之间搭设了一座桥梁，而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作为文化想象方向相反却又内在相关的两大谱系，在相互的观照与调整之中，可以避免单一与偏狭。
界。即便杰姆逊“所尝试要组构出的”是“后现代乌托邦冲动”；①而非古典的或现代的“乌托邦冲动”即便通过文学或者大众文化未必能免除文化工业的“操纵”与滲透，大众娱乐性的乌托邦也“并不是娱乐界强加于人们身上的”，而是“回应着社会创造的真实需要”，②它潜藏着一种美好而又不失深刻、试图改变现实的“想象力”。
或者，让我们在社会总体想象的背景之中，再一次洞察乌托邦的消极意义，凸显乌托邦的积极意义，并向往一种无可抑制的“乌托邦冲动”，这是保罗•蒂利希式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洞察乌托邦的“不真实性”——那种对于人之局限和异化状态的遗忘，以及脱离社会而导致的存在状态的疏远化；也要洞察乌托邦的“无效性”——那种“虚幻的乐园”与沦落的“懒汉”；还要洞察乌托邦的软弱性——那种梦断神伤的“幻灭感”。我们要凸显的乌托邦的积极意义，恰恰是乌托邦的“真实性”，即人的本质，人生存的深层目的和批判丑恶现实的永恒冲动；是乌托邦的“有效性”，即从“颓废的现在”突围的那种预示性创造力；还有乌托邦的“力量”或“坚强性”，即介入实践层面，改造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努力。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进入一种“文本”与“行动”、“理论”与“现实”相辅相成的新状态，或者说从乌托邦本身可能具有的消极状态，走向人类生生不息的“乌托邦冲动”。这一点，正如保罗·蒂利希在德意志政治大学演讲时的结束语所指出的：“战胜乌托邦的，正是乌托
① 廖炳惠：《在台湾谈后现代与后殖民论述》，载张京媛编《后殖民主义与文化身份》，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223页。
② Richard Dyer, "Entertainment and Utopia", p. 278.
邦的精神。”①
也正因为娱乐行为、通俗文学、大众文化与乌托邦主义、乌托邦冲动之间的潜在关联，笔者对金庸小说再解读的过程，就是力图敞开金庸小说的“娱乐行为”，让其中潜藏的“乌托邦冲动”露出踪迹、“浮出地表”的过程。此处的“乌托邦”一词是包含多层蕴意的，它远远超过诸种定型化偏见、陈词套语如空想、幻想、狂想、臆想乃至不切实际的胡思乱想所限定的范围。
通过对金庸小说的症候式细读，笔者试图阐发金庸武侠乌托邦的“空间”与“人（侠客）”的构造、“性别政治”、“个人表述”与“民族一国家”命题、弱势者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承、金庸小说的跨文类流行及其在当代社会文化语境的呈现等问题。
笔者相信本书对金庸小说“再解读”方式的拓荒性以及它所遭遇的形形色色的挑战，除作者本人的学养以及把握材料的能力外，也是“文化研究”的尝试在当代中国拓荒之际所面临的问题。但笔者一方面力图从宏观角度（第一、五章）把握“金庸现象”在当代的文化效应，同时也尽可能从微观视角（主要集中于中间的第二、三、四章）解读金庸小说文本中潜藏的具体症候。
①保罗·蒂利希：《政治期望》，徐钧尧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7～220、214～216、229页。本章对于利科、蒂利希的讨论文字，以及对乌托邦概念的简要梳理，参见拙文《乌托邦简论》，载《艺术广角》1998年第2期。
文章来源：Jan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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