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玲玲、陆信礼 || 张申府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探索

常玲玲，女，山东潍坊人，中国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

陆信礼，男，山东济宁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是近代以来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对这一问题，张申府主要从学理层面进行了探索。他不仅提倡理性评估中国传统文化，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真精神，而且主张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吸收西方文化中的有益成分，融汇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张申府特别注重“中国化”，他借鉴西方文化中科学和民主的现代价值，并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科学化，科学中国化”和建立“中国的民主”的观点。张申府在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上的理论探索，对于挺立中华文化的民族主体性以及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张申府；现代化；中国化；民主；科学

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成为中国各派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张申府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成员，对此问题从学理角度进行过深刻探索，提出了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初步构想。其中，他不仅强调发掘西方文明中科学和民主的现代化意义，同时注重将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他试图在融通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的基础上，解答“古今中西之争”问题，为推动构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积极尝试。

一、凸显“中国化”的中国的现代化构想

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需要解答的基本问题。张申府在探索中国的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仅理性评估中国传统文化，鉴别其中的精华与糟粕；而且主张融汇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坚持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同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西方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张申府这方面的观点，充分体现了他从“中国化”角度探讨中国的现代化的特点。

（一）理性评估中国传统：“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

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出现了“批孔”和“尊孔”两种截然对立的思潮，张申府对此均不赞成。他主张从中国实际出发，对其进行“重新估价”。他认为，对包含糟粕的“孔家店”应该彻底打倒，但是，对作为精华的孔子思想的真精神必须坚决继承。这体现的正是他在新启蒙运动时倡导的理性精神。张申府认为，一般说来，启蒙运动具有三个突出的特性：一，理性的主宰；二，思想的解放；三，新知识新思想的普及[1]189。众所周知，历史上的启蒙运动，是以专制的封建社会为批判对象的，包含了对武断、垄断和独断的否定。张申府提出，中国历史上那种将孔子视为教主、定于一尊的做法存续了两千多年之久，严重阻碍了中国学术的发展与进步，“当然要不得，当然要该打倒”。需要指出的是，张申府的这种思想倾向，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与“批孔派”的非理性态度有明显不同。另外，对于“尊孔”派，张申府认为，他们只是关注了孔子思想的表面，缺少对孔子真精神的深度理解。在中国过去文化中，哪些属于“珍贵的有永久性的文化遗产”，哪些属于“有害的文化赘瘤”，都“应加分别抉择”[2]。在他看来，近代以降，人们已逐渐失去对孔子的信仰，若要恢复孔子的地位，仅像过去那样注重外在仪式，却不从培养大师、阐发教义入手，就“不免是一种可笑的举动”[1]145，对恢复国民信心、挽救国运来说没有任何益处。按照张申府的观点，重视传统积极价值的“尊孔”是需要的，但是方法必须得当。如果将“尊孔”仅停留于外在形式上，缺少对孔子内在真精神的理解，就会产生“倒退的多，而前进的少”的现象。

在文化建设方面，有一种倡导中国本位的主张。此主张的提出者，是王新命、何炳松等10位教授。他们在1935年初，曾联名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文章。此《宣言》甫一发表，就引发了西化派学者的尖锐批评。胡适认为，《宣言》不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出现”[3]。陈序经更抛出“全盘西化”论与之抗礼。在陈序经看来，中国在救亡图存的急迫局面下，不能不采取全盘西化的策略。他还提出，要实现彻底的全盘西化，就必须彻底“打破中国的传统思想的垄断”[4]。对于全盘西化派彻底否定民族文化的做法，张申府很不赞同。他认为应以同情理解的态度对待民族文化。在张申府看来，虽然哲学的党派性不能否认，但“哲学有民族性，也是不容否认的”[5]179。需要指出的是，张申府同情民族文化，并非主张走保守复古的老路，而是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分析评价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他在倡导新启蒙运动的过程中，对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进行了反思，认为“五四运动”“不够深入，不够广泛，不够批判”。张申府特别指出，在“五四运动”中提出的“打倒孔家店”以及“德赛二先生”两个口号，“不但不够，亦且不妥”[1]190。他认为，如果依照“打倒孔家店”主张者的设想去做，可能的结果就是：孔子被打倒了，但“孔家店”中的“恶流”如封建纲常名教等，却还继续保留并不断发展着。他还认为，“德赛二先生”的说法，也是不妥当的，因为科学与民主都是客观的东西，将其称作“先生”，就把它们“人格化”了，这显然是一种主观的做法。张申府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理性思考的基础上，主张对儒家思想进行“重新估价”，提出了“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的主张。其中，他所谓的“救出孔夫子”，就是要在研究儒家学说的过程中发掘孔子的真精神。在张申府看来，孔子的真精神突出表现在人文关怀方面，其中蕴含的中庸之道、仁的道德规范以及实事求是等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道德及性格，应对其进行挖掘、传承和弘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6]张申府的“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口号，厘清了“孔家店”和“孔夫子”的关系，对二者也进行了“重新估价”。这是基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立场提出的。它不仅体现了对待儒学的理性态度，也表达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应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鲜明立场。

（二）融汇三种文化资源：“孔子、列宁、罗素合而为一”

张申府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坚定信仰者，认为要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就必须以中国为本位，突出本土化、当代化和民族化，在融汇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三种文化资源的过程中，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论断。在毛泽东看来，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革命，不仅需要结合中国的具体特点，同时还要采取“一定的民族形式”[7]。这一重要思想，为张申府探索“中国化”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借鉴。1939年2月10日，张申府发表了题为《论中国化》的文章。在该文的开篇，张申府便引用并称道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他说，毛泽东所表达的思想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代表了“中国最近思想见解上的一大进步”[1]304。张申府还提出自己关于“中国化”问题的见解。在他看来，中国人寻求革新在方法上固然须“借资他人，借镜他国”，但也要从中国的本位立场出发，毕竟学习西方文化的目的是发展中国。而且，西方文化要“用在中国”并“发生效力”，就“应该中国化”，也“必然地会中国化”[1]304。由此可见，张申府在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时，始终主张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从中国的民族特性出发，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本位立场。他的这一态度，对于挺立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具有重要意义。

张申府认为，在坚持民族本位的基础上推进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整合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三方面资源。他创造性地提出“孔子、列宁、罗素合而为一”的观点。在张申府看来，要建设中国未来的新文化，毁弃中国传统文化、片面接受西方文化的做法是错误的；固守中国传统文化、拒斥西方文化的做法也是不对的。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对孔子、罗素和列宁所代表的三方面的文化资源进行“辩证的综合”。他之所以提出这一主张，原因在于：中国古代文化“最好的传统”是由孔子代表的；西洋自古以来“最好的传统”是由罗素代表的；就列宁来说，他是“世界新的方在开始的传统”的代表[5]434。按照张申府的观点，在由“孔子、列宁、罗素合而为一”形成的新文化中，三种文化资源的地位并非同等重要，由列宁代表的辩证唯物论的方法始终起着主导作用。20世纪30年代，在中、西、马三派对立、各自探索不同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情境下，张申府敢于冲破门户之见，明确主张以辩证唯物论为主导，以中国民族文化为主体或本位，同时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部分，将三者“合而为一”，大大拓展了中国现代化的现实道路。

毛泽东谈到“五四运动”的缺点时指出，那时的领导人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采取了形式主义的方法，评价现状、历史和外国事物时带有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的偏向。他认为，“五四运动”后的思想发展，主要表现为两条道路或两个潮流：一是中国的共产党人以及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走的道路，他们不仅继承了“五四运动”时期倡导的科学和民主精神，还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将这两种精神加以改造；另一部分人仍坚持形式主义的错误，向右的方面发展了，主张走资本主义的道路[8]。张申府倡导的三种文化资源“合而为一”的做法，就是他作为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

二、主张“科学的‘中国化’”

“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高扬的两面旗帜之一，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张申府始终认为，“科学”是五四时期具有进步意义的传统。他主张从“中国化”的角度发展“科学”，提出“中国科学化，科学中国化”。

（一）“中国科学化”

张申府十分推崇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擎起的“科学”旗帜，曾多次表达了自己对它的重视。20世纪20年代，张申府撰《兴三利》一文，以此呼应陈独秀的文章《除三害》。在《兴三利》中，张申府认为，“利”就是“实行科学教育”，即通过教育使人人能抱有“遵守科学法的态度”，从而成为“批疑之胆大而容受之心虚”的人[5]11。张申府还设想了科学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巨大效用。他提出：“我们可期望以科学的发达，身心不健全的均可有处置方法。”[9]2220世纪40年代，张申府还提出“开展科学运动”的号召。在《“怎样开展科学运动”讨论大纲》中，张申府阐述了科学运动的含义、路径等内容，提出了“科学的深广化与进步化”“科学的大众化与民主化”等主张。在他看来，世间万物都属于科学的范畴，没有什么地方是科学“烛照”不到的。张申府还论述了科学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认为科学面向大众，存在于大众之间，是能够为大众所服务的。他的理想是“使大众人人都成一种的科学家”“也使科学之中再无人为的不平等”[9]241。在张申府看来，“科学”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工具，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推崇和高扬“科学”，使之发挥最大的效用。张申府在晚年接受采访时欣然表示，任何科学上新的东西，都是他所追寻的对象[10]。

“五四运动”后，民主和科学成为人们最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现代新儒家学者认为，“五四运动”时期新思想的代表人物片面提倡科学和民主，是有“术”而无“道”的表现，最终将会陷入空头民主和浅薄的科学主义之中。他们将儒家的心性之学视为“道”，进而提出“返本开新”的思想纲领，即返传统儒家之本，开科学、民主之新。由此可见，现代新儒家所“维护的是儒家伦理本位和心性之学的唯心主义传统”，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视而不见，对马克思主义更是拒斥和反对[11]。与现代新儒家的唯心主义观点不同的是，张申府从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出发，倡导逻辑解析和客观辩证的思维方法。在《第三文化之建设》一文中，张申府认为，中国在精神层面最欠缺的是一种合理的态度、逻辑的思想和自然科学的方法，然而在西方文明中，最大的贡献就是“科学法”，如果将此引入中国并加以培养、运用和发扬，是能够弥补中国在精神层面的这一欠缺的，“言精神，便是要‘科学法’的精神”[1]75。张申府认为，“科学法”的特点是切实、唯物、客观、数量和解析（或说分析）。因此，他将“科学法”称之为“实法”和“大客观主义”。张申府鼓吹科学，极力赞扬科学对于现代化的推动作用，其依据主要来自这种“实法”或“大客观主义”的“科学法”的运用。

（二）“科学中国化”

张申府在阐释“中国化”问题的过程中，并没有限于人文层面，而是将其扩展至科学领域，认为只有在科学方面实现“中国化”，才能切实发挥推动社会进步、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作用。

对于“科学”的“中国化”问题，张申府强调：“使科学在中国生根繁殖，使中国对科学有特色贡献；使科学中也有中国派。”[9]240与守旧派排斥西方科学和西化派全盘接受西方科学的极端态度相比，张申府对待西方科学的态度是理性的。他主张“科学中国化”，把西方的科学精神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在探索中国现代化的众多主张中，可谓独树一帜。该主张的具体做法是：从中国的社会实际和历史文化传统出发，通过科学的大众化等来塑造民族的自信与自觉。对当时社会中“只读外来东西不读本国东西，或不重视本国东西的风气”，张申府认为这是不应存在的现象，也是“不自信而奴化”的体现，是“应该革除的心理”[1]305。一般认为，科学是关于客观物质世界的知识体系，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张申府倡导“科学中国化”，并非要在中国创立一种完全特殊的科学体系，而是坚持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做到因事、因地而制宜。他讲的“不可为特而忘通；同样也不可为通而忘特”[5]123，就是这个道理。

张申府认为，“求真”的科学与“求善”的理想是内在统一的[12]。他主张将中国哲学和西方科学相结合，以“仁”作为“科学法”的价值体系。张申府指出：“‘仁’与‘科学法’，是我认为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5]64虽然张申府特别推崇“科学”，但他同时也认识到“科学是器，器无善恶”，认为中国人应该将科学这个“利器”取来，“益利之”和“善用之”，使其能够“为我所用”。西方国家在追求现代化进程中，科学技术和经济效益虽然得到迅猛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缺失了价值体系的引领，产生了精神失调、道德失范等问题，忽视了科学所能够给人类提供幸福的伦理维度。张申府由此认为，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当将“仁”的生活和科学或由科学而生的工业融合在一起。“仁”属于价值理性的范畴，追求至善；科学属于工具理性范畴，追求至真。以“仁”作为“科学法”的价值体系，这就纠正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将理性降低为工具理性的做法，从而实现社会和个人的良性发展。

三、探索“民主的‘中国化’”

“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另一面旗帜，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本质追求之一。在张申府看来，民主与科学相辅相成，应当并重。中国应当建设何种类型的民主？中国的民主有哪些内容？对于这两方面的问题，张申府进行了颇为深入的思考。

（一）倡导“中国的民主”

中国的民主建设，需借鉴西方民主建设中的合理经验。但是，外来的民主观念只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够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因此，张申府积极倡导建设“中国的民主”。他认为，中国的民主建设，无疑要坚持民主的一般原则，即“民主的”。但他同时认为，中国的民主建设要坚持民族本位的立场，立足中国本土、采取民族的形式，不然就会使大多数中国人产生隔阂。他还主张，中国的民主建设必须是“独立的”“不奴于他国”，在精神上不“依赖他国”[1]473-474。

张申府认为，他提出的“中国的民主”，是一种区别于“英美的民主”和“苏联的民主”的新型民主。这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结构与英美的、苏联的有根本的不同，需要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具体实际出发进行建设。在政治民主层面，“英美的民主”是“一个主要阶级在上，一个主要阶级在下”，是体现阶级对立的民主；“苏联的民主”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由“一个唯一阶级构成社会”的民主；与“英美的民主”和“苏联的民主”不同的是，“中国的民主”是一种多阶级“平等”“融洽”“合作”的民主[1]540。在经济民主方面，张申府认为，中国在抗日战争后，应采取民主的设计或计划化，广泛扩大合作的事业，“兼采生产贸易交通运输的民营与国营”[1]541，这与苏联的经济民主也是有差别的。他还提出，中国的民主与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密切相关。因为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存在“仁”“为公”以及“为人民服务”等“最美之德”，民主与这些内容是“相联而不离”[1]473。可见，张申府倡导的“中国的民主”，不仅结合了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具体实际，也包含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丰富内容，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

（二）主张社会各领域的民主

张申府讲的“民主”，并不限于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而是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他认为，民主的内涵至少有两方面：一是民主政治或民主制度；二是民主习惯或民主精神。他提出：“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方式，民主也是人的行动习惯。”[1]233在张申府看来，将民主作为“人的行动习惯”，就是能够“承认他人，容许他人，重视他人”[1]456。考虑到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特殊形势，张申府将“民主”泛化到人的行为习惯当中，赋予了“民主”全新的内涵。他还在《友声与民主》一文中，对民主与纪律、民主与领袖等方面的关系做了深入探讨，认为它们彼此间并不冲突。在张申府看来，正是因为民主的实行，纪律才能得到良好地贯彻，领袖的领导才更有力量。张申府作为党外民主人士，立足中国实际对民主观念和民主制度进行诠释，对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45年，张申府在《民主大纲》中，就民主的具体方式进行了专门阐释。他从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思想民主、社会民主以及国际民主五个方面，论述了自己对民主的理解。所谓政治民主，是指国家组织和机关保障人民权益，监督政府行为，执行人民的共同意见；所谓经济民主，是指以社会福利为生产的出发点，以均衡作为分配标准，探索计划与逐渐集体化的发展路径；所谓思想民主，是指倡导思想解放，反对独断、迷信和盲从；所谓社会民主，是指个人社会地位和男女关系之间的平等；所谓国际民主，是指成立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组织，实行资源互惠互利，推动各民族的普遍发展[1]533。张申府对于社会各个领域民主内容的论述，反映了他对于“民主”内容理解的深刻性和全面性。

张申府从“中国化”角度对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的探索，不仅强调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民族性，而且揭示了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因此是可贵且深刻的。但不可否认，由于时代条件和个人思想的局限，张申府的探索在现实性和系统性方面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方面，张申府的探索主要在学理层面，缺乏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了解和分析，因此，他提出的一些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理论脱离实际，仅仅流于抽象思辨，缺少现实针对性；另一方面，张申府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观点是在对其中部分问题的思考中阐发的，并非对中国现代化专题的全面探究，因此未能形成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系统论述。尽管如此，张申府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观点以及其中包含的关于西方文化资源“中国化”的方法，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

[1] 张申府.张申府文集:第一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

[2] 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一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234.

[3] 欧阳哲生.胡适文集:第五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48.

[4] 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M].长沙:岳麓书社,2010:121.

[5] 张申府.张申府文集:第三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

[6]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4-11.

[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8]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32.

[9] 张申府.张申府文集:第二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

[10] 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M].李绍明,译.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200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