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咪，女，山西太原人，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

由余治平教授带领的读书班从2020年开始，到2023年暂告一段落，坚持四年，在国内一众读书班中独树一帜。关键有五点经验：一是要读好经。从学理上看，研究董子，必要晓通《公羊》；从现实考虑，新人难以独立入门《春秋繁露》。二是好读经。四年来，读书班吸引了国内国际公羊学和董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与积极参与，促成了一场场跨国、跨领域的专业交叉与学术交流。三是会读经。成员们摸索出一条余门独有的解经方法：《公羊》为本，凡经必解，凡《传》必解，凡引必解。四是勤读经。读书班成果斐然，已完成《春秋公羊余门讲读记》三修稿和《公羊华章传千秋》，发表了一系列公羊学论文和出版专著，赢得业内关注和认可。五是读经好。大家乐在其中，形成一个健康、向上、抱团的学习氛围。

董仲舒；《春秋公羊传》；《春秋繁露》；经学；读书班

在如今的大学里、社会上，读书班常有，而“四年攻一经，轮流来领读。每次有讲稿，打磨冲精品”这样的读书班却不常有。2020年3月3日，著名董学研究专家、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委员会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长聘教授余治平带领自己指导的6名硕博士生举办公羊线上读书班，就此开启了一段长达四年、经历两轮的读经之旅。公羊读书班最早只是师门内的一种学习活动，后来则逐步变成由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董仲舒国际儒学研究院、董仲舒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组、上海春秋学研究共同体、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委员会共同主办，衡水学院董子学院、河北省董仲舒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协办的学习活动，学员队伍也扩大到海内外。第一轮读书班结束后，2022、2023年又相继以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儒家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原著选读”课程为平台，面向全校本、硕、博展开国学教育和经学普及，并致力于对读经内容的强化和提升，以推进公羊学与董学研究。这四年间，参与授课的每一位主讲者皆能够立足公羊经传注疏，挖掘经典文本的道义价值，使古老的春秋学得以重新焕发生机；并且每一个讲者、听众都表现出敬业勤奋、好学向上的精神气象，涌现出许多印象深刻并令人感佩的事迹，因而值得回顾、总结和分享。

    一、读好经：锚定《公羊》，死啃不放

读经是一种自觉接受先贤文化洗礼、寻找精神归宿的活动，这对于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和民族而言，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孔子之后儒学发展有两个主要的研究面向：一是从曾子、子思、孟子而来的“内圣”；二是子张、子贡、荀子代表的“外王”。董仲舒正是继荀子之后的“外王”一派思想家。汉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的思想融合时期，经过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相互吸纳，兼容并包，先秦时代所有的思想从这里汇入，魏晋玄学又从中流出，这种“漏斗”一般的功能为后来的两千年中国社会塑造了政制与文化的基本范型。站在承前启后的历史节点上，董子创造性地发展出新儒学，充分消化了阴阳家、黄老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等诸子学派的精华，使得他的思想包罗万象，立场是儒家，却又远不局限在儒家。

余师长期治董学，在决定开启读书班之前，选择《春秋公羊传》还是《春秋繁露》作为精读文本是有过一番深思熟虑的，综合来看主要有两个层面的考量：

从学理上看，研究董子，必要晓通《公羊》，这与董仲舒在两汉经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是分不开的。汉代的公羊学是显学，重师法家法传承。《公羊传》的主要传承方式有两种：父子相传、师徒相授，且是先口说流行，后成定本。作为解读《春秋经》的《传》，《公羊传》不同于《穀梁传》和《左传》，它的解经方式是自问自答，通过连续的发问，引导读者层层深入思考经义。与三《传》相同，董子的传世作品《春秋繁露》同样以《春秋经》为基础展开。余师曾撰《董子春秋义法辞考论》一书，将董子辞法分为二十二条，条分缕析、事无巨细地分解《春秋繁露》与《公羊传》的文本，挖掘其中的儒学意旨。这种强调“文本重要性”和“话语封闭性”的笨办法，也成为读书班的基本学习原则。《公羊传》是研究董学的基石，字字有深意，句句有所指，王法大道深藏于文字背后，不提倡肆意作天马行空般的形上发挥，而是要回归公羊语境，借助书法辞法而展开义理追寻和价值阐发，并联系具象的史实，融哲学叙事到经学叙事之中。所以，了解董子，必要先读《公羊》。

从现实考虑，新人难以独立入门《春秋繁露》。余师深耕董学领域已二十余载，门下弟子皆以董子专题为研究对象。然则董仲舒在中国儒学史上的地位远不如孔、孟、荀，在有限的本科学习时间里，不甚“重要”的冷门儒学家自然得不到授课教师的额外拓展研讨，这就导致学生往往只知其名，不知其里。从董学自身的研究历程来看，东汉以后春秋公羊学就不再成为显学。一直到晚清“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出于现实政治需要，将董仲舒从故纸堆中拾了回来。其《春秋董氏学·自序》中大赞曰：“其传师说最详，其去先秦不远。然则，欲学《公羊》者，舍董生安归？”[1]不过这个时候的董子形象是经过康有为改造过的先师，到了“五四”时期，董仲舒又变成了“文化独裁的罪魁祸首”。“文革”时期，本就岌岌可危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彻底成为被批判的对象。直到20世纪80年代，历经坎坷的董学研究才开始走向了专业化、学术化，海内外都出现了研究专著，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但这种董学升温并未使得董仲舒研究成为今日中国哲学领域的主流，以董仲舒为研究对象的本、硕、博学术论文数量远远少于先秦诸子、宋明理学和阳明心学。除了历史、政治等外部原因外，董学自身也存在着入门难、作品散佚等问题。《春秋繁露·楚庄王第一》曰：“楚庄王杀陈夏徵舒，《春秋》贬其文，不予专讨也。”[2]若没有《公羊传》的基础，不禁要问：楚庄王是谁？为什么杀夏徵舒？《春秋》不予专讨又是什么意思？当下的学术大家鲜少提及董仲舒，恐怕与《春秋繁露》的晦涩难懂、枯燥艰深不无关系。类似楚庄王杀夏徵舒这样的典故在全书中比比皆是，这就昭示着读懂董仲舒存在一条阅读的暗线，只有沿着特定的顺序才能一步步走近董子，深入《春秋繁露》，进而啃下这块“硬骨头”。余师曾在访谈中为新学者厘清了一条董学入门的阅读阶梯[3]，这个庞大的阅读量没有三年五载是不可能通读一遍的。

余师正是根据教学经验，了解到如今的学生基础薄弱，需要师长牵头领进董学大门，因此在繁忙的日程之中抽取时间组织读书班。在2020年春季学期，新冠疫情来势凶猛，原定的课堂学习任务只能转至腾讯线上，《春秋公羊传》读书班首先是通过网络视频的形式开展的。《论语·卫灵公》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课前，余师通过微信告知大家需要提前借阅、购买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汉代何休解诂、唐代陆德明音义、徐彦疏、刁小龙点校的《春秋公羊传注疏》本，台湾艺文印书馆的宋刻本《春秋公羊传注疏》影印，以及刘尚慈先生的《春秋公羊传译注》作为基本的文献参考资料。

公羊学是董仲舒非常重要的学术基础与思想来源，同时为了给余师在研的董仲舒国家重大项目的顺利开展奠定牢固的学术根基，在精心选择了适当的文本后，余师又借助于版本学、文献学、考据学、训诂学、哲学、历史、思想史的方法，正式展开研究性地读书。3月2日上午8:50-11:40，在预先定好的腾讯会议空间里，暂居各地家中的余门所有在读博士生、硕士生准时共同参与。在读书班初始阶段，成员仅有余师及其门下的博士生张靖杰、张禹、唐语鲛、张惟尚，以及硕士生张咪和Paul Napier七人。值得一提的是，张靖杰当时正在美国洛杉矶进行访学，而Paul Napier则身处英国苏格兰，但两位依然积极参与，共同营造了国际化的学术氛围。其余成员均分布在国内，形成了跨地域的学习群体。最终经过协商，只能将读书班安排在晚上，尽量缩小三国时差带来的影响。轮到第三位主讲人张禹博士时，他率先改变讲解方式，课前撰写讲稿，课上和大家讨论，课后又认真订正，这一方法得到了老师的高度认可。此后，备有文字材料的读书讲解模式使得读书班展现出更高的学术水平和研究深度，既能维护与保持经学诠释的严谨性，又能够提高学习的效率，促进了更大范围的学术交流和讨论。

    二、好读经：师门接力，外溢同行

意料之外的是，公羊读书班影响不断扩大。2020年夏季，读书班成员参与了在河北枣强大原书院举行的《春秋繁露》研习班，在与会学者的交流中，大家将余门读书班的方式透露了出去，吸引了众多同好。线上读书班这种形式灵活、便捷的优点，不仅为国内的董学爱好者提供了学习平台，还吸引了海外学者的青睐。2020年秋季公羊读书班伊始，来自欧美、日韩、东南亚的学者通过网络积极加入了学习和讨论。特别是韩国檀国大学的Juchang Kim教授，每次都准时参加，期期不落。

经过一学期的听讲，2021年1月4日—15日，公羊寒假读书班如期举行，除去最初的成员外，主讲人增加了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哲学系的代春敏博士和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曾力博士两位新鲜面孔。寒假读书班依然采取线上集中讨论模式，两周时间内进行了九次高强度的领读和讲解，每次时长约半天，从余师开始依次讲解了从僖公二年至文公十八年的经传注疏内容。当时师母身体抱恙，要在上海华山医院做一个大手术。余师一边陪护，一边阅读《公羊》研究文献。为了不影响读书班的学习氛围，他甚至完全没有提及家事和个中的辛苦困难，病榻旁依然坚持《公羊》在手，提前备课预习，修改大家的讲稿，上课时都激情满满。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带头人，寒假读书班的结果令人欣喜，每个人都坚持到底，无人中途退出，这也给了余师继续办下去的信心。

到2021春季学期，代春敏博士正式加入了主讲人队伍。这学期的任务是完成《公羊》成公和宣公年间的经传文讲读，借由余师开设的课程为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介绍《春秋公羊传》。春末时节，团队成员于4月9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主图书馆四楼会议室召开了《春秋公羊余门讲读记》（以下简称《讲读记》）阶段性成果总结会。余师不仅从序言、凡例、目录、征引文献等各个方面提出修改要求，还与其他参会人员依次对编著《讲读记》所遇到的问题、想法进行了交流。7月2日—7日，由张咪负责组织、筹备和实施，“泰伯吴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春秋公羊传》暑假密集型读书班”在江苏无锡梅里国学堂成功举办，这是读书班第一次在异地举行。听课学员规模进一步扩大，来自中山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大学、河北大学、青海师范大学、衡水学院、德州董子文化研究院的老师、同学齐聚无锡梅里。衡水学院董子学院王文书副院长首次挑战讲课，共计9位主讲人领读、讲解了从襄公元年到昭公二十三年的内容。每位主讲人在上午或下午四个小时的时间内进行讲解，余师予以逐条点评，学员间也认真交流。本轮读书班作息统一，高难度又高强度，成效明显，极大地提高了青年学子的科研能力，也与无锡地方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了抓紧时间完善讲稿，从秋季学期的9月22日起到2022年1月5日，成员们集中攻克所见世之昭、定、哀三公，力求在寒假之前完成第一轮《春秋公羊传》读书班的全部讲解任务。这一学期，没有现成平台可供利用，我们只能统筹时间，积极协调。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下，一学期的读书任务顺利进行。在最后一堂课上，唐语鲛从晚上六点到十一点半，整整用了五个半小时领读并讲解完哀公十四年，线上线下同道一个个都听得如痴如醉、意犹未尽。

2022年春季学期，余师决定继续带领团队开启新征程，面向上海交通大学全体学生举办“春秋学工作坊”。工作坊以公羊读书班为基础，八位深耕经学、熟读《公羊》的主讲人选取自己觉得最精彩的公羊解读篇章分别对选课学生每周进行一次授课。工作坊获得了连续不断的称赞，为以传统工科见长的上海交通大学带来了阵阵经学气息，收效甚好。2023年春季，余师再一次带领团队举办“春秋学工作坊”“春秋注疏癸卯讲”“新青年·新经学”系列学术活动。这次活动所用讲稿均以《讲读记》“二修稿”最新文字为底本，又结合《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公羊学内容进行认真修改补充后，最后呈现给各位老师、同学。6月6日晚，2023年“春秋公羊学系列学术活动”正式结束。最后一次课堂由同学们做读书报告，分享、交流自己的感受和体会，现场阵阵掌声，师生尽欢。系列活动的顺利举办一方面激发了理工科青年学子对春秋经学的学习热情，另一方面又展现了上海交通大学经学研究的巨大潜力。尤其在2022年11月，由余治平教授指导的“春秋经义训”团队获得上海交通大学“文科创新团队培育计划项目”立项。这无疑是在新时代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下，学校对勇于承担时代使命、锐意创新的人文工作者辛苦付出与成果的肯定，《春秋》学也必将依托上海交通大学的平台蓬勃发展。

总体看来，从2020年至2023年，《春秋公羊传》读书班吸引了国内外公羊学和董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与积极参与。这一阶段内，来自海外的董学专家学者主动融入其中，促成了一场跨国、跨领域的专业交叉与学术交流。除了日本北九州大学邓红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郭美华教授、上海大学曾海龙教授、衡水学院魏彦红教授、中国孔子研究院宋冬梅研究员以外，还有来自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河北大学、青海师范大学、云南师范大学、衡水学院、上海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泰国格乐大学等数十位教授、博士、硕士生的加入，其中部分优秀教师也参与讲解和撰稿，全球范围内专家的集结为公羊读书班注入了新的活力。专家学者们从经学、历史学、哲学、文学、诗学、政治学、音乐学、教育学、艺术学等多个角度，为读书班带来丰富的学术资源和有趣观点。他们的参与不仅推动了跨国界的董学和公羊学的合作，也为深入探讨《春秋公羊传》提供了宝贵的新思路和研究视角。可以说，跨国读书班一方面充分展示了学术研究的国际性和多样性，为未来的学术交流拓展了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成为董学爱好者们交流学术观点、分享研究成果的平台，为公羊学和董学的研究拓宽了国际合作的空间，为中国哲学研究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三、会读经：紧扣文本，充分诠释

读书班能够顺利开展，并保持四年不断，离不开对一个核心问题的解决——让经典走进现代课堂。读经典是了解中华传统文明的必须，《春秋经》的重要性已经无需多言，立志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更是手不释卷，时时诵读。为了不辜负宝贵的研究生时光，余师再三斟酌，最终决定让博士生们都参与撰写讲稿，并轮流领读。在坚定了全员参与的想法后，如何撰写讲稿又成了新的问题，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读书班成员们摸索出一条余门独有的解经方法，其特点如下：

首先是《公羊》为本，旁通《穀》《左》。《春秋》两百四十二年，纲纪陵夷，荆蛮猾夏，孔子述而不作，惄然忧之。《春秋》今存者唯有三《传》，《左传》重史，《公》《穀》重义。二家之中，又以《公羊》立义更为精妙。《孟子·离娄下》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故研治《春秋》，事义辞例同样需要关注，却尤以大义为先。《春秋经》与《公羊传》，文约而义博，其义有：张三世、异内外、通三统、建五始、大一统、尊王恶战、大复仇、夷夏之辨等。在讲稿撰写中，每位作者都要坚定立场，“以《春秋》为《春秋》”，更要“以《公羊》为《公羊》”。每写一篇，当先求之《传》，参用《穀》《左》，不可被其牵着鼻子走，忘记《公羊》家法。

其次是凡经必解，凡《传》必解，凡引必解，逐字诠释。《春秋经》中的经文往往对应有传文，或《公羊》、或《穀梁》、或《左传》，鲜少有经文无任何注疏。凡遇到这种情况，余师要求必须对全部的经文均有解释，不放过任何一处死角。譬如，讲解者若写到战争，第一要查阅《穀》《左》，看看是否有史实补充。第二应该阅读《史记》《汉书》《春秋史》，甚至是相对应的诸侯国史和专题史，以进一步分析其中的起因经过。第三还要阅读和研究历代注疏家的解经文字和研究著作，以查漏补缺。此外，五经互证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解经原则。在撰写讲稿的过程中，还有两种情况是每位主讲人遇之头疼的“拦路虎”，一是涉及礼制的婚丧嫁娶，二是关乎天文地理的日食灾异。余师建议大家可参照《周礼》《仪礼》《诗经》《周易》《尚书》等其他经书和古今天文学、天象学著作，触类旁通，通过考校礼器、名物、制度、字训，达到通一经等于通五经的效果。

再次是征引广博，充分诠释。对《春秋经》的研究是一项繁杂而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其中一个主要难点在于涉及的文献量巨大，涵盖了从先秦至近代的经典著作，还有当代学者的研究著作，数量繁多不胜枚举。起初读书班所引文献皆是著名的解经著作，包括汉代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诂》，唐代徐彦的《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疏》，宋代戴溪的《春秋讲义》、胡安国的《春秋胡氏传》，清代康熙的《日讲》、孔广森的《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刘逢禄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王闿运的《春秋公羊传笺》、陈立的《公羊义疏》、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以及近现代学者段熙仲的《春秋公羊学讲疏》、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钟肇鹏的《春秋繁露校释》等。随着二修稿、三修稿的启动，日本学者重泽俊朗的《春秋董氏学》、英国学者M.鲁惟一的《董仲舒：“儒家”遗产与〈春秋繁露〉》（Dong Zhongshu, a “Confucian” Heritage and the Chunqiu Fanlu）、美国学者桂思卓（Sarah A. Queen）的《从编年史到经典——董仲舒的春秋诠释学》（From Chronicle to Canon：The Hermeneutic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ccording to Tung Chung-shu）、Joachim Gentz的《Das Gongyangzhuan：Auslegung und Kanonisierung der Frühlings- und Herbstannalen（Chunqiu）》等海外新作也进入了大家的视野。各位撰稿人为力求论证翔实，逻辑清楚，写作时纷纷开始去图书馆翻阅《四库全书》《续四库全书》中“经部·春秋类”的研究文献，这种凡有所需，皆“入吾彀中”的精神，对《公羊传》的深入钻研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余师还再三强调大家要重视字义训解，许多字要追溯到甲骨文、钟鼎文、小篆，结合最新的出土文献进行补充。

最后是汇通古今，力求出新。经典涵盖了宇宙人生的全部真理，如何结合时代背景重新诠释经典是历代学者所必须解决的问题。董子在汉初用改造后的新儒家学说应对汉帝国统治者的现实政治需要，现代学者同样也需要站在21世纪的时代大背景下对经学进行阐发，使《公羊传》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余师学贯中西，一直关注并践履经学和哲学的关系处理，提出了做“有哲学的经学”的研究理路，德文写作“der die Philosophie absorbierende Konfuzianische Klassiker”。不同的领域中做经学的方法是不同的，西方哲学出身的专家偏重概念分析，强调思辨精神。但经学是中国已经存在两千年之久的学问脉络，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原生态学问，回归经学更是身为中国人深藏在骨子里的使命感在暗中驱使、敦促的结果。所以，读书班的读经、解经活动，一方面要“明乎典章制度、礼器名物”，结合各自的专业背景充分发挥形上能力，不能只满足于表面上对经传文中的字、词、句的训诂解释，另一方面也要在“微言揭橥、道义分析、观念阐释上有所创新，别开生面，进一步凸显《春秋》经传注疏的思想高度和哲学价值”。

四、勤读经：讲稿三修，打磨精品

要深入做董仲舒思想的研究，对《春秋公羊传》这一经典文献的精读至关重要。清代学术大家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提出读书有三个境界：第一境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4]。要想读懂董子，读懂《公羊》，在读书班同样要经历三个阶段：处在第一阶段时重点就在于看，读《公羊》更是要找到合适的版本，以经典文本为基准，遍寻历代诸家之解诂、注释，博览群书；二则是要思，理解原句后，通过比较、分析不同的观点所处的立场，发现其各自的优缺点；三是要最终回到文本，找寻孔子深藏在篇章词句后的原意，不可随心所欲，任意发挥。在这一过程中，往往需要哲学、儒学、文献学、历史学、文学等多学科的知识积累。

正是有了读书班这样先天独厚的机会，余师门下博士、硕士生的学术研究和学位论文计划基本都围绕着春秋学和董学展开。在读书班一轮又一轮的讲稿撰写、修改的过程中，良好的学术写作习惯得以形成，讲稿的质量一次比一次高。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公羊读书班也已经有了初步的收获，其学术成果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完成《讲读记》三修稿和《公羊华章传千秋》。《讲读记》是以十一位主讲人所精心撰写的讲稿为核心，经过三位主编的整理、修改、完善，最终汇集成皇皇三百万字的合集。《讲读记》的形成，最先离不开余师的辛勤付出。三年多来，余师展现了令人钦佩的坚韧与敬业精神。不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一次不落，如期上课。每回上课前，他都坚持携带纸质稿，一边听讲一边用红笔批示，事后把批改后的讲稿再返还给主讲人，即便在疫情期间，也通过快递寄送，从不耽误。反馈给我们的讲稿，几乎每张纸上都布满了老师的“朱批”。余师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他最反感学生在课堂上不带本子不动笔，光凭借着自己的记忆力坐在下面听，实际上就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下课后一无所获。有这样一位以身作则的严师在前，读书班的各位听众都习惯了自主打印、纸笔修改的模式，也令讲稿质量愈加上乘。其次，《公羊传》有“张三世”之论，即根据孔子亲见顺序分为“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三世所用书法辞法不同，所涵括的义理情感亦有所别。从隐公元年起，至哀公十四年，隐、桓、庄、闵、僖五公，共计84年，由张靖杰主编；文、宣、成、襄四公，共计85年，交由张禹；最后昭、定、哀三公，合61年，则是唐语鲛负责。这三位主编不仅要承担自己的写作任务，还要对各自主编年份范围内的课程认真听讲，现场对主讲人的讲稿做出修改，然后再反馈给主讲人。在2021年的一修稿、2022年的二修稿、2023年的三修稿整理期间，作为分册主编均需要进行收集、汇总和排版工作，时间紧张，任务繁重。与此同时，张咪在余师的嘱托之下，汇集每位成员最为满意的讲稿，主编《公羊华章传千秋》一书，作为《讲读记》的先行本和精华合集。目前已经完成了全书的校稿、整理、汇总与编订，即将由广陵书社出版。诚如《吕氏春秋·本生》曰：“万人操弓，共射一招，招无不中。”[5]正是有了每一位成员的负责努力，《讲读记》三修稿和《公羊华章传千秋》才能顺利完工，并计划开展讲稿四修，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申请到国家重大课题的支持。

第二，在公羊读书班的学习过程中，同学们不仅是领读者和讲解者，更是在某一特定问题上深入探索，展现出个人的学术能力，进而取得令人欣喜的学术成果，这集中体现在大家的论文发表和专著出版上，已经赢得业内关注和认可。唐语鲛作为典型代表，撰写了一部30.7万字的经学诠释专著，《童蒙养正，受益终身——〈周易·蒙卦〉经学诠释与儿童哲学研究》现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张禹撰写出《论公羊家“从道”与“从君”的思想张力——以〈公羊传〉“赵盾弑君”说为中心》一文，发表在《同济大学学报》。由他点校的凌曙《春秋繁露注》也即将出版。其他主讲人，张靖杰、张惟尚、张咪、代春敏、王文书、Paul Napier也以公羊学中的经权、君道、弑君、女德等问题为基础，撰写了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中还有数篇已经投稿C刊、C扩，期待以后能有更多的成果呈现。

第三，读书班的成员以撰写讲稿为基础，深入探讨公羊学各种议题，将其转化为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得以成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并受到组稿的邀请，扩大了公羊学的影响力。中华孔子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哲学系王中江教授邀请了董仲舒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课题组成员，在2022年下半年的《中国儒学》杂志上组团发表了五篇论文，构成了第十八辑的主题“经学和义理：董仲舒研究新开展”。2023年，《吉林师范大学学报》王金茹主编邀请了部分成员，连续两期在该刊“国学论坛”中发表春秋学研究系列论文，集中展示了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华东师范大学《思想与文化》辑刊也于2024年第一期发表了张惟尚、代春敏、臧明老师关于董仲舒春秋学的三篇论文。这一系列的学术成果仅是团队努力的开始，未来团队成员将继续努力挖掘重点热点话题，笔耕不辍，致力于推动公羊学与董学领域的深度研究。除组稿之外，大家每年还按照个人或组团的方式参加各高校、学会、研究会组织的学术会议、学术论坛等，受到了专家教授们的肯定。如2021年5月23日，张靖杰、唐语鲛分别获得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长三角博士生论坛的优秀论文奖励；2023年4月22日，张惟尚、张咪、梁艳一起参加了在南昌大学举行的第十五届长三角地区中国哲学博士点论坛暨“经典诠释与思想发展”学术研讨会，并获得一等奖和三等奖。

五、读经好：乐在其中，“吾道不堕”

2023年6月17—18日，由余治平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董仲舒传世文献考辨与历代注疏研究工作会议暨《春秋》文本诠释与现代阐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江苏淮安金陵大酒店成功举办。这次会议的后半程正是对三年多来《春秋公羊传》读书班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也标志着读书班即将暂告一段落。曾国藩曾言：“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者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6]可喜的是，读书班的成员们做到了志于董学，遨游古今，融贯中西，持之以恒。在会议的最后，大家借此机会纷纷表达了自己在读书班研读经典的心得感受。

张靖杰是课题组的大师兄，自入学起便加入了余师带领的董仲舒研究团队，参与了几乎所有的会议讲座活动。他感慨说：“读经四年，讲稿三修，是一个不断学习、收获与成长的过程。起初习读《公羊传》，是出于研究董仲舒的需要，如此才能理解《春秋繁露》的解经诸篇。在老师的指导下与大家一起研读更是收获良多。于我个人而言，读《公羊传》四年也伴随着我从博士生到博士后的成长，相信《公羊传》会是我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学问根柢。”

张禹根据自己的求学经历，谈了三点感想：其一，《讲读记》伴随了博士四年时间，在所留存的记忆之中，写讲稿、领读、交流公羊学成为读书期间最为乐道的学术活动；其二，读《公羊传》对经、传的理解加深，使得大家不仅能区分董仲舒、何休两位公羊学大师思想的异同，而且能在更广泛的视域中认知董仲舒对春秋学的贡献；其三，读《公羊传》使得余门开启另一个研究场域——经学，让古典经学与现代哲学发生一种相融性的交叉视域。

张惟尚则从自我实现的角度回顾读书历程，“读《公羊》，写《公羊》就是一个不断塑造自我的过程，一如西方哲学家所说，人要认识我自己，对经典的诠释，就是当下的我对自己思考的明确性、文字化的认知，虽起于经典，但也在一字一句中，又不断地去给予‘我’一个新的思维空间，在这样的环境浸润中，给自己以新的生命形态。它是有厚度的、有理性的、有张力的，值得我们心怀感恩！”

唐语鲛文采斐然，总结了自己从“读《公羊》、品《公羊》到爱《公羊》”的三重境界。第一阶段，课题组从经传逐条解读、摸索讲读形式、范围扩大；到了第二阶段，大家走出《公羊》，扩充文献，贯通历代的注疏。第三阶段，皇皇三大本2 935 672字，逐字逐句读出，四年战果，融入每个人的情感、智慧与努力，《公羊》成为大家共同的精神财富，一辈子也读不完、读不够。

张咪是大家公认的读书班“班妹”，从硕士到博士，一度是读书班里最小的成员，也是成长最为迅速的成员之一。她在腰伤复发期间，依然坚持站着为大家上课，一天八节课，连续站着两三个小时都没有坐下，精神实在可嘉。

历史专业出身的王文书同样是重要的校外主讲人之一，他回忆道：“沪衡两地同仁共读《公羊春秋》。曾记否索泸河畔黄浦江边，梅里古庙朗郎的读书之声，董子、邵公也许欣慰不已，感叹‘吾学不废，吾道不堕’。衡水，作为董子故里，衡院作为大儒故里高校，学习传承董子学说责无旁贷。承蒙余老师不弃，让我参加读书班，虽一曝十寒，然收获颇丰。从公羊‘小白’也逐渐知道了‘三科九旨’‘五始’‘七等’‘二类’之类的知识，为更深刻读懂《春秋繁露》奠定了基础。”

代春敏讲述了在余师的鼓励下，从对自己充满怀疑到在短短半年就开始撰写讲稿、走上讲台的心路历程。代博士还专门写作诗歌记录这段读书时光，节选如下：“首推阴阳并五行，一代经师儒者宗。而今重读阐礼义，幸得良师引前行。以哲解经为致用，幸遇益友相砥励。索泸河畔尽欢歌，犹记梅里颂泰伯。线上线下工作坊，四载三修论《春秋》。古今大道一贯之，历史现实一脉承。常读常新谓经典，原文原意出新意。念兹在兹心有畏，感悟圣心通天人。”

周莲芝不是哲学科班出身，但她在参加读书班的过程中，找到了《公羊传》中的乐教思想与自己艺术学专业方向之间的学术联系。她十分感谢自己有机会参加读书班，认为对《公羊》的阐释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讲读记三修稿截稿之时，总字数将近三百万字，我的写作仅占其中的百分之二。这些数字都足以表明我在其中的微不足道、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于我而言，却是百分之百的进步。”

曾力也是2020秋季那批参与者，更是主动要求试讲，讲稿一次比一次写得好，进步明显。对他而言，读书班历经数年，畅游经学的海洋，如痴如醉。扎扎实实地一字一句地阅读与专研，沉醉式的学习过程，深入且深刻。几年的学习改变了自己对学问的理解，在知识上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花功夫读儒家经典，是必要且幸福的。旁征博引式的阅读与写作，不仅仅熟读了《春秋公羊传》，兼顾熟读了其他儒家经典，多本经典之间的交融与贯通，是做学问的必须功夫，是思与学的根基，是乐趣更是升华。

读书班的四年，还有众多坚持在线听讲的老师，这帮“云学子”同样是读书班能够坚持四年，取得累累硕果的幕后支柱。衡水学院董子学院魏彦红院长，身兼多职，常常需要在各个大学之间做交流，即便如此，依然见缝插针，在高铁上、汽车上都默默上线听讲，每每有所得即感谢余师的指导，其求知若渴、尊师重道的精神是后辈学生的榜样。孔子研究院宋冬梅老师，无论是早八还是晚十，都能看到她拿着打印好的讲稿在认真听课，若有提问环节，宋老师也积极说出自己的见解，为主讲人补充欠缺疏漏的知识点。还有一起参加无锡读书班，从历史学、编辑学角度提供修改意见的《衡水学院学报》曹迎春副主编；缺课后还要补听录屏的衡水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的石柱君老师，善于补充《公羊传》中的《诗》学知识；长期线上听讲并能够把余师对主讲人的点评也一一记录下来的《衡水学院学报》耿春红教授。她们都是在完成自己日常教学、行政事务以后，又立刻赶来听课。还有来自国内各个高校的老师和硕博生们，纸短情长，难以一一感谢。数百节课堂，上千个日夜，这样感人的向学事迹一幕幕在眼前浮现。曾有诗云：“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正是有这样真正从公羊学中体会到了乐趣的同好，读书班才能走得更长更远！

六、结语

公羊读书班在国内多所知名高校和科研单位均有举办，并不罕见。然而，上海交通大学的这个读书班能够脱颖而出并成效显著，有五条经验值得总结和分享：（1）长期坚持不放松。《春秋》十二公，历时二百四十二年，不断重复而无聊。师生不厌其烦，一轮又一轮，风雨无阻，雷打不动，疫情期间也不耽误，几乎每个人都有克服各种困难的故事。读书读一学期或一两年是容易的，但一读四年则不容易。同样在四年里只捧一本书读，更是难上加难。可贵的是，大家坚持注意力、精力不分散，集中攻克《十三经》中最难的一经。这种精神使教学者与学习者都能从中受益、相互促进，亦使《讲读记》经得住层层考验，嘉惠学林。（2）认真其事很扎实。成员们沉下头读书，绝不是应付式的、粗放型的一目十行，而是一字一句读，一本一本钻，不放过一个死角。《十三经》中，《春秋》就独占三部，读懂《公羊》，还得读懂《穀》《左》，三者相兼。我们的目标在于读一经等于读三经，既不是通俗性的读书，也不是做春秋学的知识普及，而是研究性读书。每个领读者、听众都能够把《公羊》当回事对待，绝不会应付了事。（3）目标定位有高度。读书班站在21世纪，重新诠释《公羊》经传注疏，跨越时空而与历代注疏家和《公羊》研究者对话，以期成为当代公羊学的一个标志性工程；《讲读记》已二修、三修，还要四修、五修，冲刺下一个国家重大课题，通过不断打磨，争取载入新时代的“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4）导师带好是关键。余师长期研究董仲舒，治公羊有年，2013年、2014年就出版公羊学专著，2018年又出版专门研究《尚书》的《周公酒诰训》，有经学积累。同时又能做到一方面言传身教，无私奉献，对学生负责，对《公羊》很上心，一丝不苟，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学术问题，带队严谨，要求不降低，把关很严格，让大家“痛并快乐着”；另一方面乐于推荐成员参加学术交流，积极为学生创造机会，放手让三位年轻人做《讲读记》“三世”的主编，分别承担近百万字的编校责任，大胆让他们挑大梁，培养出一支年轻有为、朝气蓬勃的公羊学团队，集体亮相学界。（5）学员跟进收效好。参与者都很上进、很自觉、很要强，读书精神可嘉，读经过程中也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公羊微信群已经形成一个健康、向上、抱团的学习氛围，成员分布海内外，四年来没有一个人退群。大家互帮互学，勤学好问，听课之余能够私下交流探讨，具有问题意识，呈现出精彩的论文，还获得了期刊杂志、学术会议的组稿邀请。在这个功利、浮躁的时代里，公羊读书班所展现的学习态度和阅读精神无疑是弥足珍贵的。

[1]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M].楼宇烈,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2:1.

[2] 董仲舒.春秋繁露[M].聚珍版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8.

[3] 李现红.董仲舒“天人三策在，不废万年传”:余治平教授学术访谈录[J].哲学分析,2015(5):167-183.

[4] 王国维.人间词话[M].滕咸惠,校注.北京:北京出版集团,2020:6.

[5] 吕不韦.吕氏春秋[M].武汉:崇文书局,2017:2.

[6]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M].长沙:岳麓书院,1995: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