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立强,曹迎春：2023衡水·董仲舒儒家思想学术 研讨会”成果综述

白立强，男，河北衡水人，衡水学院副教授，博士；

曹迎春，女，河北景县人，衡水学院教授，博士。

2023年10月21-22日，“2023衡水·董仲舒儒家思想学术研讨会”隆重召开。会议论文集中对董学和儒学进行研究。其中对董仲舒的哲学、政治、经学、伦理思想，董学文本、董学史，董仲舒思想的价值、影响，董仲舒生平、故里等重要问题的研究，新见频出，成果丰硕。

董仲舒；儒家思想；衡水；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3年10月21-22日，“2023衡水·董仲舒儒家思想学术研讨会”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政协衡水市委员会、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专业委员会、中国实学研究会、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河北省董仲舒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衡水学院承办。研讨会的主题为“董仲舒儒家思想继承发展的现代意义”。日本、韩国、尼泊尔等海外专家学者以及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提交论文90篇。此次会议是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扎实推进和践行“两个结合”重要思想的一次文化盛会。

一、董仲舒哲学思想研究

天人哲学研究。韩星的《董仲舒天道和生思想述论》，强调董仲舒天道和生思想的基本内涵是创生、仁爱、中和。这三者密切联系，相辅相成，最终归结为天地人一体，人为主体，和谐圆满，生生不息。日本北九州大学邓红教授的《董仲舒论“元”》，指出“元”在董仲舒思想体系中没有成为一个物质性概念，更没有升华为抽象的本体，其思想体系中的最根本概念是“天”。张童粟的《天之道与人之应——董仲舒生存哲学管窥》，对董仲舒的生存哲学进行分析，并详细阐述了其对生命性生存和精神性生存的关注。天人哲学的具体体现即天命。冯斌的《董仲舒天命政治的构建》，认为董仲舒将政权的生命与天命的赏善罚恶联系起来，并运用三统说、四法说，阐述了政权更替的基本规律。甘立娟的《董仲舒的顺命观》，指出董仲舒以命为顺说，折射着天命之后的道义准则。李俊岭的《“天人感应”：儒学宗教化的一次尝试——论董仲舒的新儒学建构》，认为先秦儒学走的是一条非宗教化的道路，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是因应汉代需要而进行的儒学宗教化尝试。张鹏的《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中蕴含的生态文明因素探析》，从“天人感应”角度阐释了董仲舒天人哲学包含着朴素、直觉的生态文明思想。

阴阳五行思想研究。王泽春的《论董仲舒不以“五行”推“阴阳”》，指出在董仲舒的思想中，阴阳是理论基础，阴阳远比五行重要。董仲舒并没有把阴阳与五行结合起来，更没有以“五行”推“阴阳”。杨博、潘泽中的《董仲舒阴阳哲学浅论》，认为董仲舒以阴阳哲学思想通天人之际，明经权之变，调和儒法，构建了“德主刑辅”的政治伦理框架。

二、董仲舒政治思想研究

“大一统”思想研究。臧明、顿一鸣的《董仲舒“大一统”理论与“中国式”国家治理》，认为董仲舒通过“大一统”理论使儒家的道德律令成为国家与民众认可的“礼仪标识”，促成了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形成，为后世开创了治国理政的典范。白立强的《奉元立正：董仲舒“大一统”基源性释解》，认为“元”即基源性“范式”，构成解析董仲舒“大一统”及其思想义理整体之枢机。崔锁江的《董仲舒大一统论基本内涵的三重维度分析》，认为董仲舒的“大一统”从天道、政治、王道三重维度分别指向宇宙大一统、政治大一统、思想大一统，从而使得大一统具有了丰富的内涵。侯志成的《从大一统、太极图到共同体》，论证了大一统、共同体以及太极图之间的关系。刘恺的《“大一统”：董仲舒哲学的核心》，认为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大一统与通三统、文化的兼容、历史和传统文化等，其理想目标指向人心的统一。齐佳宁、张艳青的《董仲舒“大一统”理论的建构逻辑》，指出董仲舒将先秦诸子思想进行融合吸收形成的“大一统”理论，对于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治理之道研究。任俊华、李朝运的《董仲舒的天下观》，指出董仲舒既强调天下一统、无外、有序之义理，又在“德”“仁”“礼”“和”基础上提出了“修文德以来之”“仁爱天下”“礼治天下”“协和万邦”的天下治理之道。周海春的《董仲舒关于“孝”的政治哲学》，强调董仲舒的“孝”思想有浓厚的政治意蕴：以五行生克论孝，使得孝起到了调节阴阳五行的作用；以天命论孝，使得孝起到调节君臣和父子矛盾的作用；以受命论孝，使得孝的功效具有普遍性。吴宝麟的《圣道的追寻与实践：〈春秋繁露〉论乐律与听觉》，认为《春秋繁露》中“乐”和“律”概念不同，对乐律的重视实质是强调政治合法性根植于社会民意和自然规律。

比较研究。李英华的《董仲舒与苏东坡：政治思想异同比较》，指出董仲舒与苏东坡均为政治思想家，在君道观、民本论、人性论、天人感应论、德主刑辅论，以及批判秦朝暴政等方面都存在相似或相同的思想观点。

三、董仲舒经学思想研究

董仲舒经学思想的影响。余治平的《〈春秋〉的“补敝起废”——〈太史公自序〉“余闻董生曰”新解》，认为《史记·太史公自序》与《汉书·司马迁传》中“太史公”所谓“余闻董生曰”的内容，整个都是援引董仲舒的，是公羊大师董仲舒的基本认知，并非太史公本人的观点阐发。此乃《春秋》之总纲，是我们今天治《春秋》所要把握的核心和关键，有助于重新认识《春秋》的地位与价值。李有梁的《以董证孔：戴望〈论语注〉的一种经学新思路》，指出戴望《论语注》具有非常鲜明的“以公羊注《论语》”的色彩，《论语注》中援引董仲舒的观点来证明孔子之言的地方特别多。

董仲舒思想体系的经学特色。韩国安养大学孙兴彻教授的《董仲舒对〈春秋〉的解释与“三纲五常”的关系考察》，认为通过《春秋繁露》的“微言”“重志”，董仲舒确立了作为新的道德伦理的“三纲五常”。姜海军的《董仲舒经学思想的渊源、汉朝危机及其新治国之道》，指出董仲舒以经学解释的形式建构了全新的儒学思想体系，完成了先秦以来经学范式的转化、儒家治国之道的重构。梁艳的《汉代经学视域下董仲舒的文艺观》，认为经学与中国古代文艺之间存在着同源、互动之关系，并以“经学”为切入点，深入阐释董仲舒文艺观的建构与经学的内在关联。郑济洲的《〈春秋〉为汉制法：董子“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古今辨意》，认为董仲舒立足“《春秋》为汉制法”的政治旨归，从治道和人事两个层面体系化建构儒家式“大一统”的汉帝国。王立国的《圆通天人：董仲舒的理论创造与儒术见用》，指出董仲舒以《公羊》齐学立身，光大经学；以《公羊》齐学入仕，构建政治；以《公羊》齐学化人，一统文化。

董仲舒的解经思想。高瑞杰的《经权之间：〈公羊〉经权说辨正》，认为经权之实质体现为尊经与贵志、常与变的互动，董仲舒对《春秋》常变、经权观有着深入的体察与认可。袁新国的《经学诠释视域下的董仲舒“以德解经”思想探析》，认为董仲舒以“德”为“六经”之大义，由通经而致用，提出君圣合一之君德、以德为国之德治和待教而善之德教，形成了自己“以德解经”的理论体系。张俊娅的《董仲舒对〈公羊传〉解经的传承与发扬》，认为董仲舒《春秋繁露》以设问法解《春秋》，是对《公羊传》解经的传承。其解《春秋》通常针对《春秋》书法矛盾之处而设问，而以史实、春秋大义与《春秋》书法作答。

四、董仲舒伦理思想研究

人性论研究。何善蒙的《〈春秋繁露〉论“性”：再探董仲舒的人性论》，通过对《春秋繁露》中《深察名号》和《实性》两篇进行疏解，阐明了董仲舒的人性论立场，认为董仲舒对人性问题的关注，其思想旨趣乃是王者的现实教化。韩国高丽大学申昌镐教授的《董仲舒人性论在儒家人性论中的地位——具体的现实论的观点》，指出董仲舒正确认识了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所具有的优点和缺点，冷静客观地探讨了人的本性，提出了创造性的人性实践论。邓国坤的《天质之朴与善善恶恶：二元一体的董仲舒人性论》，认为天质之朴与善善恶恶同属于天赋之性，两者共同组成人性，属于一性之两面。廖晓炜的《性善说的强化与弱化：从荀子到董仲舒》，在概述孟子性善说基本意涵的基础上，着力澄清荀子、董仲舒对孟子性善说的解读与批判，并进而分析了荀、董之说对后世学者了解孟子性善说的影响。吕庙军的《董仲舒人性论刍议》，指出董子与荀子人性论的区别在于承认人有善质，从而通过圣王教化使人成善。然而，董子的人性论未谈到人性和心的关系。

义利观研究。台湾政治大学董金裕教授的《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辨》，详细考辨了董仲舒提出此言的时机与用意，结合《春秋繁露》中的义利观以及董仲舒对汉朝有关民生施政的具体主张，指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并不是董仲舒关于义利关系之定论。姜淑红的《义利兼顾、公正分配——董仲舒义利观的核心理念探析》，在考察“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之本义基础上，认为董仲舒义利观的核心理念即义利兼顾、公正分配。安桂玲的《董仲舒的“身之养重于义”与今人的心身健康》，从心理学的角度指出，董仲舒的义利观为今人的心身健康提供了思想依据。闫丽琴的《董仲舒“正谊明道”思想与新时代青年志愿精神的培育》，探讨了董仲舒“正谊明道”义利观在培育新时代青年志愿精神中的价值和意义。

天道与伦理研究。台湾辅仁大学陈福滨的《董仲舒的伦理思想研究》，指出董仲舒的伦理思想以其天道观与人性论为基础。魏彦红的《论董仲舒的博爱思想》，指出董仲舒的博爱思想源于天道之仁。刘贵生的《董仲舒论“德”举隅》，认为董仲舒“德”治思想的起点是天。刘芝庆的《董仲舒的无为教化观》，指出董仲舒把无为纳入天人的大框架中，认为无为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充满了许多德化的措施。

伦理与国家治理研究。王蕾的《试论伦理学视域下的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论述了董仲舒通过比附的方式指出“天人合一”的合理性，突出了伦理道德在政权实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洪博文的《仁义与审慎：董仲舒“原心定罪”主张新解》，指出从伦理视角看，董仲舒将“仁”理解为泛爱与理性思考，推究得到“慎”这一态度；将“义”理解为内在规范力量，推究得到“以经正义”这一方式。田海舰的《董仲舒与“三纲五常”的生成逻辑、形成背景、演化发展及历史评价》，对“三纲五常”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董仲舒将儒学思想与当时的社会实际需要相结合，系统地提出了“三纲五常”学说。常会营的《董仲舒“天人三策”礼乐教化、五常思想及其双向超越》，指出董仲舒的超越思想以外在超越为主，与孔子、子思、孟子的超越思想有显著差异，但其间亦有历史渊源可循。袁晓晶的《董仲舒政教思想发微》，认为董仲舒以儒家的立场与主张作为其政教论的核心价值，奠定了儒家政教结构的基本形态。

五、董学文本、董学史研究

《春秋繁露》研究。季桂起的《〈春秋繁露〉成书过程、真实性及书名考辨》，认为今本《春秋繁露》是在东汉末年至南北朝的这段历史时期，很有可能是南北朝时期，由一位或几位对汉代经学较有研究的学者汇辑董仲舒尚存于世的作品编纂成书的，其真实性具有很高的可信度。何大海的《〈春秋繁露〉与出土文献关系举例》，分析了《春秋繁露》与郭店竹简《太一生水》、长沙马王堆《黄老帛书》等出土文献的关系，指出借助出土文献可以深化董仲舒思想研究。张继海的《〈春秋繁露·止雨〉“二十一年”条索隐》，对“八月甲申朔丙午”提出新的解释，进而推测出文本产生讹变的可能性。吴锋的《〈威德所生〉的“微言大义”》，指出《威德所生》的言说逻辑中彰显着董仲舒政治哲学的价值取向和言说方法。耿春红的《儒道融汇，共筑君主术——〈春秋繁露·立元神〉文本梳理释读》，指出董仲舒本打算以道家思想写作该篇，但不自觉地融汇了儒家思想，从而使全篇体现出“儒道融汇，共筑君主术”的特色。周莲芝的《先王之乐与改制——以〈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为中心》，指出董仲舒以“天下大治”“民乐其德”为作乐的前提。刘伟的《读〈春秋繁露〉孙诒让批校札记一则》，通过孙诒让在卢校本《春秋繁露·度制》篇中的一条批注，指出了《黄氏日抄》中的“偶失检照”之疏漏。

其他文本研究。曹迎春的《董仲舒〈诣丞相公孙弘记室书〉问题再考辨》，从篇题、语言、内容以及文风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考辨，认为篇题虽为后人拟写，但该文绝非伪作。

董学史研究。刘璐璐的《〈春秋〉新诠与经学重塑——以熊十力论董仲舒为例》，阐述了熊十力以《公羊传》为孔子真义，重新诠解了董仲舒及《春秋繁露》，建构了符合现代政治的外王之道。苏海媚的《唐君毅对董仲舒人性论思想评议》，认为唐君毅对董仲舒的人性论思想给予了中肯的评价。迟成勇的《张岱年对董仲舒人性论思想的研究》，梳理了张岱年关于董仲舒人性论的基本观点与主要特征。

六、董仲舒思想的价值、影响研究

董仲舒思想的价值。李奎良的《董仲舒对三代以来文化资源的继承与创新》，从“天”的概念、阴阳学说、仁义、太学概念等四个方面，着重阐释了董仲舒对三代文化资源的继承与创新。戴建兵、杜运辉的《中华文化主脉——燕赵文化视阈下的综合创新路径探究》，指出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主，汲取阴阳家、法家、墨家、名家等思想而创立“新儒学”，实现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一次综合创新。谢遐龄的《为万世开太平——董仲舒治国理念再探》，指出董仲舒的学术展现了王道学体系，他不单是为身在的汉朝服务，更为中华民族当下与未来作贡献，其价值理念在于为万世开太平。柳河东的《一代大儒董仲舒的历史贡献和现代价值》，总结了董仲舒的三大历史贡献，即学术上传承道统、推明春秋、开新儒学；政治上以道立身、躬亲入局、推动仁政；教育上大力兴学、躬耕杏坛、桃李菲芳。孙斌的《董仲舒的儒学贡献：儒家宗教化与儒学国家化》，阐述了汉政府自武帝后即用儒家和儒学来掌控、指导国家治理与人民的宗教生活，儒家宗教化和儒学国家化的形成过程自此开始。

董仲舒思想的影响。秦进才的《宋代董仲舒正谊明道影响探析——董仲舒正谊明道思想影响再探之一》，指出宋代二程弘扬正谊明道；朱熹提倡正谊明道精神，多角度阐释正谊明道；学者们注释正谊明道，以正谊明道研究相关问题，质疑、批判正谊明道，推进正谊明道的社会应用。宋代开创了正谊明道影响的新格局，产生了深远的时代影响。王文书、王中良的《东汉董仲舒后学严颜学派考述》，指出董仲舒后学严颜二学均被东汉政府立为《春秋》博士，董仲舒的《春秋学》在整个东汉官学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魏冬、李昊然的《关学“尊董”源流述略》，指出关学自张载而下，历代学人普遍关注董仲舒，并多对董仲舒报以尊重、推崇之情，甚至将董仲舒列入关学谱系或祀位。代春敏的《论宋诗中董仲舒形象的诗意化和人文价值》，以宋代诗歌为例，阐释了诗意化和意象化的董仲舒，指出意象化的董仲舒蕴含丰富的人文精神和深刻的文化价值，成为流淌在历代文人血脉中的基因记忆，产生了强大而持久的文化力量。

七、董仲舒生平、故里研究

生平研究。刘国民的《董仲舒与司马迁》，通过详实的资料考察了董仲舒与司马迁的遭际和关系，指出司马迁未受业于仲舒而成为仲舒的弟子，但他曾数次当面请教过仲舒；其时间在元光四年至元朔三年或元狩四年至太初元年。

故里研究。郝金龙的《以〈史记〉证广川》，通过引证《史记》相关资料，阐发了广川之由来。刘安娜的《从地方志文献看待董子故里之争》，从祠祀文化的角度审视和解读董仲舒的故里问题，为董子故里的考证带来新的思路和视角。

八、儒学研究

传统儒学研究。王博的《六府、五材、五行关系考论》，考察了从先秦到汉代，六府、五材、五行之内涵、演变及其相互关系。刘道岭的《孟子的王道思想初探》，指出孟子的王道思想构成了儒家政治哲学的基本标识，其政治哲学基本主张即力倡制民之产、力主息不义之战、致力于“格君心之非”。周浩翔的《孟子与〈春秋〉学》 ，参较董仲舒《春秋繁露》及近人杨树达先生《春秋大义述》，认为孟子深得《春秋》微旨，多发明公羊之义。王广佳的《“正形名”与“明王道”：〈公〉〈榖〉“取郜大鼎于宋”发微》，认为就“取郜大鼎于宋”条例及阐发看，《公》《穀》二传在传经述义上并无高下之分，只有侧重不同。尼泊尔学者皮奕（Dharm Dev Bhatta）的《王阳明哲学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融入——培育品德卓越的全球公民》，深入研究和分析了王阳明哲学的核心思想，探讨了王阳明哲学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价值和作用。周可真的《尊王之义与经世之用——顾炎武〈春秋〉学思想探析》，指出顾炎武的经学是据经论理之学，其诠经方法以“考据”与“义理”相结合为特点，其《春秋》学的基本思想包含“尊王”与“经世”两个方面。

近现代儒学研究。樊志辉的《普遍性、确定性的现代性“春秋公羊学”是如何可能的——从康有为的经学叙事谈起》，通过探讨康有为《春秋董氏学》与《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思想品质与叙事方式，论证了现代性“春秋公羊学”的普遍性与确定性。吕存凯的《梁启超论儒学的时代价值及其现代转型》，认为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时代价值及其现代转型是梁启超毕生思考和实践的重要主题。张尚英的《急先锋与坚守者：20世纪〈春秋〉学转型的特征》，认为20世纪前期《春秋》学的转型在颠覆性的经学转型中独具特色，具有二律背反性。

地方儒学研究。李金善的《燕赵经学的发展脉络及其文化特点》，论证了燕赵经学历经肇始、兴盛、新变、复兴四个时期，呈现出经世致用、兼收并蓄、厚重古朴、注重汉学的学术特征。诸凤娟、钱明的《明清时期两浙儒学的演变与定位》，总结了以宋明时代为中心的浙江儒学发展史，提出应该在适当调整和补充的前提下，以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为基本路径和操作模式。

综上，本次研讨会紧紧围绕“董仲舒儒家思想继承发展的现代意义”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研究。诸多成果在直面董仲舒儒家思想的基础上，追问、思考董仲舒儒家思想与当代的契合点，聚焦董仲舒儒家思想现代转化，以发挥其价值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