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建业
来源：《历史研究》2024年第6期
中国先秦文献中的“文明”，指人在道德修养和社会礼仪层面达到的高度。而现代汉语的“文明”一词，多指对西文“Civiliz(s)ation”一类词汇的意译。“Civiliz(s)ation”在希腊文词源上虽与城市、国家相关，但在使用过程中逐渐出现其他含义：或指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文明社会，或指一套长久传承下来的文化传统，或指人类创造的物质、精神和制度文化的总和。无论如何，现代语境中的“文明”和“文明社会”、“国家”等概念仍需加以区分。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是将“国家”基本对等于“文明社会”而非“文明”。中华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也都是延续3000年以上的综合文化实体。综合看，我们可将“文明”定义为进入国家阶段的包含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综合文化实体，或者由一系列（或一群）处于同一文化圈的国家社会组成的综合实体。
世界范围内最早的三大原生文明，就是亚欧大陆的早期中华文明、早期西亚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亚欧大陆后来发展起来的其他文明，或多或少都以此作为基础，或者受其影响。如果进一步梳理，会发现全新世以来的亚欧大陆，大致可划分为早期东方、西方和北方三大文化圈，其中“早期东方文化圈”的核心是“早期中国文化圈”，“早期西方文化圈”的核心是“地中海文化圈”。同属于地中海文化圈的早期西亚文明和古埃及文明，都位于亚欧大陆西半部，有相似的农业基础、文化面貌和文明特质，彼此间联系紧密且对后世亚欧大陆西部影响深远，因此未尝不可将其归纳为广义的“早期西方文明”，以区别于一般意义上具有古希腊—罗马文明源头和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的所谓“西方文明”。其实深究起来，将早期西亚文明和古埃及文明视为属于“东方”，很大程度上只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从全球视野看未必如此。毋庸讳言，几乎所有文明都有一定程度的“自我中心”意识，所谓“地理大发现”后的“西方文明”更是如此。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迫切需要加强亚欧大陆东西方文明起源阶段的比较研究，以促进客观认识和评价不同文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和包容共存。
早期中华、西亚和埃及文明化进程植根于史前或原史时期，相关文献记载缺乏，比较研究主要依靠考古学。17世纪以后部分学者杜撰“中国文化西来说”时，初步的比较性思考就已出现，只是当时考古学尚未诞生，不具备科学比较的条件。1921年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后，长期致力于年代框架和文化谱系的构建，至20世纪80年代前后才掀起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索热潮，中国学者逐渐认识到广义早期中西方文明起源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但一般只是在长时段的比较中涉及，专门的研究成果少见。欧美学者从全球比较视野出发对古代中华文明特殊性多有论述，但集中于晚商以后且比较笼统，较少涉及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阶段。有鉴于此，本文拟从考古学视角出发，结合文献史料，从文明起源和形成、基础机制、文明模式等方面，比较早期三大原生文明的文明化进程。
一、起源进程
文明化进程指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进程。文明的形成以国家出现为标志，此前还有长时期的起源过程，包括承载文明的文化共同体的起源和形成进程，社会复杂化进程，以及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或者诸文明要素的积聚发展进程。早期中华、西亚和埃及文明起源经历了大致相同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距今8000多年开始，第二阶段从距今6000年前后开始。
（一）文明起源第一阶段
文明起源第一阶段的表现，一是早期中、西方两个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圈的初步形成。距今约820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之后，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在黄河中游文化的纽带作用下，初步联结为一个雏形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有了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的萌芽。西方自前陶新石器时代开始，随着农业从西亚向周围地区的传播扩散，初步形成“地中海文化圈”甚至“早期西方文化圈”。二者也有一定区别，“早期中国文化圈”基本以黄河中游地区为中心，周围文化和中心文化始终存在较为密切的互动关系。“早期西方文化圈”的形成虽与西亚中心区文化的扩张影响有关，但之后初步形成爱琴海岛屿、东南欧、伊朗、中亚南部、印度河流域等诸多次级文化圈，彼此相距较远，联系不够紧密。
二是社会秩序的加强和社会复杂化的肇始。距今8000多年以后，中国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社会开始发生前所未见的变化。社会秩序井然，出现成排房屋组成的环壕聚落，墓葬分区分群、排列有序，出现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和社会分工。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随葬数十件特殊器物的较大墓葬，墓主人多为成年男性，推测当时初步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出现巫觋祭祀首领和普通人之间的分化。西辽河流域的玉器制作应与一定程度的专业化有关。西亚聚落在体现社会秩序方面远不如中国明确，但社会分化更加明显，在前陶新石器时代末已存在恰塔尔土丘这样包含上千间房屋的大型聚落，每个居住区中心有“祭室”，其主人可能是主持祭祀仪式的大家长。有陶新石器时代的社会可分为以社区为本位、以建筑为本位、分层社区三个发展阶段，比较清楚地展现了社会初步趋于复杂化的过程，还出现了专长于制陶和石器制作的村落，意味着专业工匠出现，也为贸易发展准备了条件。
三是较为复杂的精神文化的涌现。距今8000多年以后，中国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共有的“一元”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诞生了“敬天法祖”观念，孕育了整体思维、天人合一、追求秩序、稳定内敛、和合大同等文化基因，进入中华文明原创思想的第一个爆发期。中华先民早期的宇宙观即“天圆地方”观和敬天观，体现在八角形纹、龙凤纹及其祀天仪式，含石子龟甲、八卦符号及其数卜龟占行为，骨“规矩”、律管及其观象授时行为等方面。伦理观和历史观，是指重视亲情、崇拜祖先、牢记历史的观念，集中体现在土葬“族葬”习俗中。同时期的西亚也有较为复杂的宇宙观，不过流行多神偶像崇拜，是“多元”而非“一元”宇宙观；印章也主要用于标记物品归属，而非像中国早期符号那样与卜筮象数相关。西亚流行居室葬，强调死者和生者在现实社会的联系而难以体现社会秩序，还有以追求灵魂纯洁为目的的火葬等，难以传达亲情人伦与历史记忆。
（二）文明起源第二阶段
文明起源的第二阶段，同样体现在上述三个方面，突出表现在社会复杂化过程显著加速。
第一，早期中国、西亚和古埃及都开始了更为明显的文化整合过程，早期中国文化圈和早期两河文化圈、古埃及文化圈形成。约距今700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后，黄河中游地区形成范围广大的仰韶文化，约距今6000年仰韶文化东庄—庙底沟类型在中原核心地区迅猛崛起并对外强力影响，导致中国大部分地区文化交融联系形成以中原为核心的三层次文化共同体，“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正式形成。距今7000年前后的铜石并用时代，以两河下游为中心的欧贝德文化迅猛发展，并向周围尤其是北方的两河上游地区扩张，约距今6000年发展为乌鲁克文化，影响遍及两河流域及周边地区，进入乌鲁克时代，形成早期两河文化圈。同时期在尼罗河流域也出现了和西亚有密切联系的文化，约距今6500年后在上埃及出现比较强势的涅伽达Ⅰ、Ⅱ期文化，并向下埃及施加影响，形成古埃及文化圈。此外，爱琴海、东南欧、伊朗、中亚南部、印度河流域文化圈也正式形成。
第二，早期中国、西亚和古埃及社会复杂化程度加剧，聚落和人口激增，聚落群和中心聚落普遍出现，涌现出大城、大墓、大型祭祀仪式中心、宫殿式建筑，普遍出现手工业分工和以男性为主的等级社会，进入前国家社会状态。距今6000年以后，中国大部分地区社会复杂化程度显著加剧。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晚期的甘肃秦安大地湾二期的环壕聚落，从房屋凝聚向心到布局发生变动，显示出一个相对平等的氏族社会走向解体的过程。进入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后，聚落形态和社会状况发生更加明显的变革：一是聚落遗址数量激增，晋、陕、豫交界地区庙底沟期聚落数量是半坡期的几倍。二是出现聚落群和明显的聚落分化，中原核心区聚落分化最为显著，涌现出数十万甚至超百万平方米的中心聚落。三是出现房屋建筑的明显分化，有了宫殿式建筑。有一种具有仪式功能的“五边形”房屋，其面积大小体现出明显的等级差异，很可能是原始“礼制”的反映。与此同时其他地区也普遍出现社会变革。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和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凌家滩文化，都出现了随葬品丰富的大墓，表明社会贫富分化日渐加剧。凌家滩聚落遗址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长江中游地区的油子岭文化出现多座城址，有礼仪建筑、扩大家庭或者家族的长排房，以及随葬品丰富的墓葬。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出现牛河梁大型祭祀中心，有了“女神庙”和早期积石冢。建造大型聚落、祭祀中心、建筑、墓葬需要组织较多人力物力，说明已出现掌握一定公共权力的首领。此外，手工业的专门化程度明显提高，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多个玉石器制作中心甚至“贸易圈”，长江中游的快轮黑陶也有较高的专业化水平。
西亚从欧贝德文化开始出现比较显著的聚落分化。以神庙为核心的埃利都面积约30万平方米，神庙周围是贵族居住区，向外依次是手工业区、农民居住区。埃利都的神庙是多个时期分阶段建造的，从距今6000多年仅有10余平方米的祭室，逐层扩大到一二百平方米中轴对称的“T”字形结构建筑，体现出神权逐渐扩大的过程。聚落内其他类似的“T”字形结构大房屋，可能是父系扩大家庭或者小家族的居所。距今5500年前后的乌鲁克文化晚期，村镇级别的聚落数量大增，意味着人口迅速增加，整个两河流域出现5个聚落中心。其中两河流域南部大型城市乌鲁克面积已达200多万平方米，拥有宏大的神庙。城市尤其是神庙的建设，大规模灌溉农业的组织管理，长途贸易的控制，快轮制陶和冶炼铜、金等手工业的专业化，都需要强有力的首领和复杂管理体系，必然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地缘社会组织。当时应当存在比较强大的神权和初步的城邦王权，早期国家呼之欲出。
据研究，国家社会诞生以前的上埃及社会，大致可分为雏形诺姆、诺姆、雏形国家三个阶段。诺姆阶段形成至少8个区域中心，其中阿拜多斯、涅伽达和希拉康波利斯3座城市最为重要。雏形国家阶段上埃及进一步形成以希拉康波利斯或阿拜多斯为中心的联盟，并开始向北方的下埃及拓展。希拉康波利斯面积可能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平方米，在神庙区发现啤酒作坊、陶器作坊，以及数以万计用于祭祀的动物骨骼。墓葬区等级分化严重，较大的长方形“多间墓”随葬品丰富，还出现了所谓“王墓”。较大规模的专业化生产和再分配，男权主导下的墓葬显著分化，大型仪式中心或者神庙的出现，首领手举权杖击打俘虏以及红冠、荷鲁斯等图像的出现，都说明在涅伽达Ⅱ期文化时，已存在较为显著的社会分化，初步形成神权和雏形王权融为一体的公共权力。
第三，早期中国、西亚和古埃及已有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得到继承和发展。距今6000多年以后，早先已形成的“一元”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延续发展。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的仰韶文化蚌塑“龙虎墓”，被认为是观象授时和二十八宿体系滥觞的见证。安徽含山凌家滩和辽宁凌源牛河梁的“天坛”，则属于比较明确的祀天遗迹。凌家滩大墓出土的夹在玉龟背腹甲之间的“洛书玉版”，中央刻有八角星纹，体现出四方五位、八方九宫、天圆地方的观念。凌家滩有些玉龟内放置玉签，大汶口文化随葬的龟甲中有石子、骨针、骨锥等，应均为龟占用具，江苏海安青墩遗址则发现刻有数字卦象符号的骨、角质卦签。祖先崇拜、亲情伦理、历史记忆，体现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普遍流行的土葬“族葬”习俗上，最典型的就是关中东部半坡类型晚期的多人二次合葬墓，是一种特意强调氏族集体意识的丧葬行为。
两河流域仍流行以神庙为中心的多神偶像崇拜。埃利都被认为是“大洪水”之前第一个拥有王权的城市，其王权“从天而降”，当存在敬天观念，但埃利都的主神却是大地和淡水神恩基，还有“空气之王”恩利尔。乌鲁克既有天神安努的白庙，也有女神伊南娜的神庙。该阶段西亚室外专门墓地和仰身直肢葬显著增多，埃利都发现的欧贝德文化晚期墓葬基本都是仰身直肢葬，可能有了和中国类似的“族葬”习俗和入土为安观念。古埃及也流行多神偶像崇拜，并且有土坑竖穴墓埋葬传统。涅伽达Ⅱ期文化的“多间墓”除了地下墓室，还有地上建筑，开后世上庙的先河，显示上埃及人有意识地以地上建筑彰显墓主人社会地位，与中国早期墓葬有较大区别。
二、形成进程
恩格斯提出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以地区划分国民，就是主要根据地缘而非血缘关系组织社会；公共权力集中体现在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王权”，建立在阶级分化基础上。这样的“软性”标志可通过具体分析各地考古材料加以判断，更有普遍性。以上述两个标志来衡量，在距今5100年前后，长江下游、黄河中游和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都已出现区域王权和地缘关系，达到早期国家标准，其他区域社会也已迈进或即将迈进国家社会的门槛，而社会剧烈分化至少从大约距今5300年前开始。
（一）中华文明的形成
大约距今5300年以后，黄河中游地区至少出现3个区域中心。一是早先的核心区晋、陕、豫交界地带，在西坡遗址有了高级别的贵族墓区；二是郑洛地区出现中部有宫殿式建筑区的、面积100多万平方米的巩义双槐树中心聚落；三是陇山西侧出现甘肃秦安大地湾中心聚落。大地湾聚落面积100多万平方米，有一座占地面积420多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该建筑具有正堂、前厅、后室和东西厢结构，可看作中国典型宫殿建筑的雏形。距今5100年前后进入铜石并用时代以后，在陇山以东出现面积不少于600万平方米的庆阳南佐都邑聚落。中部是由9座大型夯土台及其内外环壕围成的面积30多万平方米的核心区，核心区中央有上万平方米带有夯土围墙和护城河的宫城区，宫城中心是一座建筑面积700多平方米坐北朝南的夯土墙主殿，东西两侧各有一列侧室。所有建设工程，需要组织周围广大地区的大量人力物力来完成，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区域王权和地缘关系，意味着早期国家的出现。
南佐聚落具有择中而居、主次分明、中轴对称的特点：“九台”及核心区位于聚落中心，宫城位于“九台”中心，主殿位于宫城中心，3.2米直径的巨大火坛位于主殿中心；从主殿大堂后部两个直径1.7米的顶梁柱中间向南，到主殿中门、宫墙南门，构成大致南北向的中轴线，两侧室对称分布。南佐聚落布局如此严整，理应存在基于阶级分化的礼制传统，“九台”和宫城区主殿应主要是祭祀和礼仪场所，宫城区部分侧室可能为首领居所，是一种将神权和区域王权紧密结合并以王权为核心的建筑格局。南佐还发现黄土高原罕见的白陶、黑陶等特殊物品，大部分陶器烧造温度在1000℃以上，应存在高水平的专业工匠，白陶、朱砂陶、绿松石饰品等原料和大量水稻可能来自国家控制下的远距离贸易。不过这一时期的地缘关系组织或早期国家还限于局部地区，即只存在区域王权，当时的国家形式可称为“古国”或“邦国”。距今4700多年以后，在黄土高原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华北大部分地区文化格局发生突变。约距今4500年，晋南出现包含宫城和“王墓”的面积近300万平方米的襄汾陶寺都邑，陕北出现有多进宫殿建筑的延安芦山峁遗址。约距今4300年，陕北出现规模达400万平方米的军事性质突出的神木石峁石城。上述材料是黄河中游区域文明社会早期发展的实证。
距今5300年前后良渚文化在长江下游兴起，约距今5100年形成以良渚聚落为中心的早期国家或者“古国”，距今4300年前后良渚“古国”衰亡。良渚聚落有近300万平方米的内城、630万平方米的外城，有水坝、长堤、沟壕等大规模水利设施。内城中部有30万平方米的人工堆筑“台城”上有大型宫殿式建筑。城内有级别很高的反山墓地，发现随葬600多件，玉器的豪华大墓。在良渚古城周围约5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分布着300多处祭坛、墓地、居址、作坊等，可以分成三四个明显的级别。良渚文化诸多超大规模工程的建造、大量玉器等高规格物品的制造、大量粮食的生产储备，都需调动较大空间范围内的人力物力，神徽、凤鸟纹、龙首形纹的普遍发现，可能意味着整个太湖周围良渚文化区已出现统一的权力和高度一致的原始宗教信仰体系，存在对整个社会的控制网络。良渚古国无疑存在区域性王权，良渚中心聚落的建造和运行建立在一定程度的地缘关系基础上，有学者认为良渚已有文字。此外，距今5000年前后，除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在达到发展顶峰或初步形成文明社会之后突然衰落外，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地区社会进一步发展，都初步进入文明社会或正在迈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海岱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墓葬棺椁成套，分化程度更甚，长江中游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古城林立，规模最大的石家河城面积达300多万平方米。
约距今4100年进入龙山后期，中原龙山文化大规模南下豫南和江汉两湖地区，很可能对应古史上的“禹征三苗”事件，随即夏王朝诞生。通过“禹征三苗”，夏王朝至少已将长江中游纳入版图，因此《尚书·禹贡》等所载夏禹划分的“九州”，很可能有真实历史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说，夏朝初年夏王已经初步具有“王天下”的“大一统”政治王权。文献记载的夏朝统治集团除夏后氏外，还有许多其他族氏，亲缘与地缘（政治）关系得以紧密结合，夏朝“九州”疆域更是统一天下的结果，中华文明从此进入“王国文明”阶段。此时中原等地出现中国特色的复合范铸造青铜容器技术，进入青铜时代。
约距今5100年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敬天法祖”的宇宙观、伦理观和历史观在中国得到继承发展。一方面，良渚文化玉琮多刻有完整或简化的“神人神面纹”，可以解读为飞龙托举神人飞升，加上与其组合的凤鸟纹，传达出一如既往的“通天”场景。良渚的琮、璧可能和周代的琮、璧一样，具有祭祀和沟通天地的功能。石峁遗址的神人面石雕，两湖地区肖家屋脊文化的獠牙神面、双凤托神人等形态玉雕，也与良渚玉器精神相通。海岱地区还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以玉璋等在山坡祀天的现象。另一方面，仰身直肢葬式的土葬“族葬”墓地仍盛行于大江南北，展现出具有高度共识的亲情伦理观和历史记忆传统。双槐树遗址甚至在墓地中间设有可能墓祭族人的方形祭台，良渚文化的漆觚和玉锥形器则被认为是以祼礼祭祀祖先的礼器。良渚玉璧上的立鸟高台图可能是崇拜凤鸟的鸟夷祖先牌位图，刻在与祀天有关的玉璧上，或含以其先祖配天之意。值得注意的是，良渚古城中心为宫城区，古城西北角有建在祭台之上的王陵区，王陵区大墓出有祭祀沟通天地的玉琮、玉璧和象征军权的玉钺，反映神权和王权紧密结合而以王权为主的状况。南佐聚落中央宫城外呈“U”字形对称分布的“九台”，可能是与祭祀天地有关的大型祭坛，陶寺古城有随葬蟠龙纹盘的“王墓”以及天文“观象台”，同样也体现神权王权结合且以王权为主。
（二）早期西亚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形成
西亚和古埃及正式迈入早期国家或文明社会，也是在距今5100年前后，并在距今4100年前后发生重要转折。早期西亚文明主要是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还包括伊朗高原的埃兰文明等。距今约5100—4900年的捷姆迭特·纳色尔时期，乌鲁克文化已修建有9千米长的城墙，城内面积达400多万平方米，安努“白庙”建成，出现了泥板楔形文字，基什、乌尔、拉伽什等城市纷纷兴起。之后是苏美尔早王朝、阿卡德王国和乌尔第三王朝，距今4000年前后乌尔第三王朝灭亡，意味着苏美尔文明结束，不过此后的亚述、巴比伦、赫梯等西亚文明基本是在苏美尔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苏美尔的王权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即早王朝Ⅰ、Ⅱ期的王权形成阶段、早王朝Ⅲ期的早期王权向专制王权转变阶段和阿卡德王国至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专制王权加强阶段。第一个阶段，虽然可能存在长老会议、议事会和全体大会等，但城邦统治者恩西或卢伽尔拥有最终决定权，王权神授观念萌芽。第二个阶段，城邦统治者和高级祭司的职位开始实行世袭的父死子继制度，王权神授观念明确形成。许多城邦统治者自称“基什王”以显示其超越统治单个城邦的权力和责任。早王朝Ⅲa期（约前2600—前2500年）随葬大量珍贵物品和有大量殉人的乌尔王陵，基什城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的王宫A，以及同时或更早的哈法吉遗址月神南纳的数千平方米椭圆形神庙，都是强大王权的集中反映。在第三阶段，阿卡德国王萨尔贡征服两河流域南北广大地区，建立了中央派遣官员到各地的官僚体系和边境防御体系，统一文字、度量衡及文书公文管理体系，任命主要神庙的祭司等以限制神庙权力，所崇拜的神祇之间出现等级差别，强化了专制国家统治和专制王权观念，出现集王权和神权于一身的“真正的王”。阿卡德第四任统治者纳拉姆辛自称“天下四方之王”，其名字前面出现代表神的符号，表明王权得到进一步强化。乌尔第三王朝的统治者宣称自己是得到众神支持的天命之王，通过修建神庙、举行“圣婚”仪式等方式进一步巩固神权、王权，并完善中央税收体系控制全国土地和资源，大幅度削弱神庙经济。
苏美尔记载中有安努、恩基、恩利尔、南纳、伊南娜、乌图等诸神，万神殿的神祇多达5000多个。《苏美尔王表》关于埃利都、基什“天降王权”的记载，反映苏美尔存在王权神授的古老观念。虽然苏美尔的统治者有被神化的一面，如传说中吉尔伽美什属于半神半人，阿卡德王国时期国王自比神祇，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国王还可以与伊南娜举行“圣婚”，但考古出土的大部分图像和雕塑，表现的多为国王对神虔诚礼拜或为神庙建设奠基等内容，文献中更有对国王主持神庙建设的奠基、落成、供奉仪式等的详细记载，统治者实际上通过强调自身和神的特殊关系强化王权，神和王可以清楚区分。从考古发现看，苏美尔诸城以神庙为中心，城内建筑以高大神庙为核心但秩序感不强，神庙和王宫分布在城市的不同空间，意味着神庙祭司群体的势力比较强大，神权和王权存在一定程度的分离。乌尔王陵将墓主人深埋于地下六七米，有众多士兵、车夫、随从、琴师、侍女、仆人等殉葬，墓主人和殉人穿戴华丽服饰，陪葬珍贵用品，家具、器皿、乐器甚至游戏用具等一应俱全，一如生前在王宫一样，体现了为墓主人营造永久“地下家园”的观念。不过乌尔王陵并不见明显的地上建筑，与古埃及有很大区别，在彰显国王个人地位方面远不及古埃及。王和王后等的墓葬在规模等级方面并无巨大差别，各类生前守卫、下人与墓主人葬在一个墓葬内，表明国王作为一个俗世“人”而非“神”的身份。
古埃及早在距今5400年前后的涅伽达Ⅱ期文化时期，已经出现象形文字，但学界一般将距今5100年前后美尼斯创建第一王朝作为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的开端，第一、二王朝即早王朝时期，第三至第六王朝即古王国时期，距今4100多年前古王国中衰进入第一中间期。古埃及多数时间都是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统一国家，国王有权颁布法律、任命官员、发动战争，具有集神权和王权于一身的绝对权力。古埃及城市一般没有城垣，不突出军事防御，也是“大一统”广幅王权国家的特征之一。
年代为第一王朝时期的纳尔迈调色板，其上国王头戴白红二色王冠，象征拥有上下埃及的统一王权，还有荷鲁斯神的助战形象、神授王权场景和官员名称等。第一王朝期间甚至以荷鲁斯的名字作为国王名字的组成部分，其后王权进一步加强，出现记载重大事件的“王室年鉴”，形成以主管财政的宰相和军事长官为首的国家管理机构雏形。第一、二王朝时期在阿拜多斯和萨卡拉有大型神庙和陵墓，陵墓（大型马斯塔巴墓）面积可达数百甚至上千平方米，周围还常见家臣、奴隶等殉葬墓，阶级分化显著。从第三王朝进入古王国开始，统一国家的王权极大加强，出现规模宏大的左塞尔金字塔。第四、五王朝时期，越来越多的国王自称“拉之子”由神的化身转变为神的代理。第四王朝时期吉萨三大金字塔建成，其中，最大的胡夫金字塔高146.59米、底边长230米，占地面积5万多平方米，是古埃及王权和古埃及文明臻于极盛的明证。随着统治疆域扩大，金字塔等大规模工程的修建，资源征集、财产清查、税收等管理事务的复杂化，古埃及发展起庞大的官僚机构，古王国早期国王开始依托王子担任宰相或完成重要事务，后又通过联姻方式吸收非王室成员。第四王朝时期国王可以随意更换各州（诺姆）长官，严密控制各州经济活动。
古埃及崇拜阿蒙、太阳神拉、奥西里斯、荷鲁斯、阿努比斯、哈索尔等诸神，都有人形、动物形以及人与动物混合的各类艺术形象，甚至诺姆也有人格化的雕塑，发达的多神偶像传统与中国罕见偶像崇拜的“敬天法祖”信仰有很大区别。法老本身就是神的化身、神的后代或神在世间的代理人，是神的最高祭司。孟考拉的雕塑既有王权神授场景，也见国王和哈索尔女神等并排的形象，清楚表达出法老所具有的神性。根据第五王朝以后的乌纳斯《金字塔铭文》等记载，法老生前、死后分别是荷鲁斯和奥西里斯神的化身，太阳神拉和奥西里斯神属于死者永恒存在的两个状态，死者先通过与奥西里斯神的结合实现复活，然后升天进入太阳神拉的循环运动以实现永生，使宇宙秩序恢复到原初的理想状态，王权与神权紧密结合。
三、基础机制
早期中华、西亚和古埃及文明的起源和形成，都主要建立在谷物农业基础之上，但在农业空间格局、经济方式、生产关系等方面又存在不少差异。三大文明的文明化进程和节奏彼此接近，主要缘于亚欧大陆存在相似的气候演变规律，也可能与文化交流有一定关系。
（一）农业经济基础的异同
谷物可以长期储存且方便运输，为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物质保障，奠定了文明因素积聚、社会复杂化和国家形成的基石。而三大文明发源的黄河—长江流域、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都位于气候适中的中纬度大河地区，具备大范围发展农业的良好条件。通过长时段观察可知，农业的早期发展与文明的起源、形成过程亦步亦趋。中国与西亚、北非一带的农业起源都在1万多年前，中国南、北方分别驯化水稻和粟、黍，西亚“新月形地带”驯化小麦、大麦、黑麦等。距今8000多年中国农业获得重要发展，初步形成“南稻北粟”的两大农业体系，西亚农业和家畜饲养结合形成成熟农业，出现灌溉技术。距今6000年前后中国黄河、长江流域农业已在生产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西亚基于大规模灌溉的农业高速发展，尼罗河中下游也以人工灌溉、吊桶取水等方式保障农业收益。大约距今5000年以后，中国农业趋于复杂化，陆续出现小麦、大麦等新的农作物，西亚集约化农业空前发展。
同时，中国与西亚、北非地区在农业空间格局、经济方式、生产关系等方面存在差异。中国的“南稻北粟”农业体系具有互补性，家畜主要是依托农业经济的家猪，能够保证极端时期食物供给的基本稳定，不至于因局部自然灾害而导致文明的全面衰落。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广大的农业文化区，发展农业需要准确的节气时令和稳定的社会环境，可能是距今8000多年前中国发明“观象授时”、天文历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超稳定社会”，甚至出现“敬天法祖”信仰和稳定内敛等特质的主要原因。早期文明阶段的中国农业主要分布于大河支流，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商品贸易并不发达，尤以偏干燥的黄河中游或者黄土高原地区最为典型，多数情况下粮食单位产量和积聚速度有限，社会复杂化速度并不快。当然长江、淮河流域水热条件更好，稻作农业需要水田的平整、灌溉和管理技术，尤其良渚文化还出现了灌溉系统和犁耕农业，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集约化，其贸易交换也可能比黄河中游地区发达，但总体上仍属于小农经济范畴。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国家社会，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长期并存，大量人口分散在农村，都邑中心需要依靠次级中心聚落间接控制管理，依靠“敬天法祖”信仰下的等级礼仪维持，形成远近不等的圈层统治结构。
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流域虽然种植小麦、大麦等多种作物，但没有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属于单一农业体系。西方家畜饲养需要放养的绵羊、山羊、黄牛，孕育了西方文明偏于外向和冒险的风格。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农业区主要在河谷两岸，古埃及农业区位于尼罗河泛滥形成的土壤上，农业模式严重依靠大河水资源，气候干旱期发生系统性问题的可能性更大。苏美尔文明的基础是肥沃土地上发展起来的灌溉农业，需要修建运河、水库、灌渠以利用水资源。尼罗河流域随着国家的出现，早王朝时期逐渐形成涉及古埃及全境的灌溉网。建立在灌溉、牛耕基础上的农业集约化程度较高，粮食单位产量较高、积聚速度较快，社会复杂化速度也较快。此外大河干流区域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尤以两河流域最为明显，因此西亚和古埃及都需要且拥有发达的商品贸易。西亚这种集约化农业基础上的国家社会，地缘关系比血缘关系更重要，人口大部分集中于中心城市，“神庙经济”比较发达，发展出复杂的管理制度和早熟的法律，但统治范围主要集中在城市。古埃及人口虽不如西亚集中，但都局限在尼罗河流域，国家名义的土地主要由农民耕种，并向农民征收赋税和摊派劳役，也有部分私有土地主要依靠奴隶和佃户劳动，对其管控也更加直接，所以早在文明社会初期就形成了政治统一格局。
（二）文明化进程的相似性和气候演变
中国、西亚和古埃及远隔万里，却有着相似的起源、形成过程和早期发展节奏，应与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相似的气候演变规律有很大关系。距今11700年前后，地质年代进入全新世，气候趋向暖湿，中西方农业起源。经过距今8200年前后的气候冷期，中国进入中全新世气候“大暖期”，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气候也温暖适宜，农业迅速发展，迈开了文明起源的步伐。距今5500年前后，出现了一次全球性气候事件，中国东部季风气候区、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等地出现明显的干旱化趋势，至距今5200—5100年达到干燥低谷，气候适宜期趋于结束。青海湖距今5500年以后树木孢粉比值下降，气候变冷，沉积物综合指标显示，距今5300年前后夏季风减弱，趋于干燥。黄土高原西南部陇南万象洞石笋记录到距今5400年前后存在极端夏季风减弱事件，关中盆地距今6000—5000年古土壤发育中断，黄土堆积速率增加。距今5000年前后，葫芦河流域大地湾剖面全新世古土壤之间出现一个短暂、干冷的黄土发育期，孢粉浓度从全新世最高值降至全新世极低值，植被由疏林草原演变为覆盖率极小的干旱草原。黄土高原东部的晋北公海距今5500年前后降水量明显减少，距今5100年前后，岱海、黄旗海湖面降到全新世以来前所未有的低谷。长江下游地区沉积物孢粉重建结果表明，距今5500—5000年温度较前期有所下降，距今5300年前后出现气候事件。良渚古城遗址附近的沉积物岩芯显示，约距今5200年以后有孔虫逐渐消失，该地区逐渐脱离海水影响成陆。地中海和西亚地区，对以色列的索雷克洞穴和意大利的科尔基亚洞穴沉积的氧同位素分析显示，距今5600年和5200年前后存在明显的干旱期。非洲距今5500年前后发生“撒哈拉干旱”事件，导致“绿色撒哈拉”逐渐变为沙漠撒哈拉，尤其距今5300年以后明显干旱化；对乞力马扎罗冰芯的研究表明，距今5200年前后出现了显著的降温和干旱事件。
距今5100年前后三大原生文明形成之时，恰好对应亚欧大陆东西气候干旱化时期，说明气候的干旱化可能对文明形成产生重要作用。干旱化必然引发动植物资源减少，影响农业发展，压缩人类生存空间，带来社会动荡和人群迁徙。对于复杂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群体来说，气候带来的压力可能引起社会重组、技术发展和权力的强化，出现强权领袖人物以及贵族阶层，从而真正迈入早期国家或文明社会。卡内罗提出的国家起源“限制理论”对此有很好的说明。就中国来说，南佐和良渚都邑的出现并非当地村落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周围人群聚集并着意营建的，气候干旱化可能是人群聚集的重要原因。尤其良渚地区因气候干旱造成水面下降、陆地出露，为人们大规模营建聚居区提供基本条件。迁居形成的大规模聚居，必然使不同血缘关系人群杂居，出现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地缘关系；大规模都邑营建工程、水利工程等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公共权力，从而出现早期国家。两河流域距今5100年前后到达干燥低谷，支流干涸，导致人群间关系紧张甚至常有冲突，曾一度对外扩张的乌鲁克社会衰落，重组后形成的苏美尔社会组织了更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工程，建立了更强大的公共权力分配水资源、组织军事力量，苏美尔城邦文明由此诞生。北非的干旱迫使周围人群迁徙聚集到尼罗河流域，发展起更大规模的灌溉农业，兴起统治古埃及全境的早期国家社会。距今4200年前后的气候降温事件，再次造成资源紧张、人群迁徙和频繁战争，各地社会普遍经历了从动荡到重新整合的过程，早期中西方文明都在这个关键节点发生重大变化：中国进入初步政治“大一统”的夏代，阿卡德王国和乌尔第三王朝先后灭亡而进入巴比伦—亚述时期，古埃及早王国衰落而进入第一中间期。
（三）文明化进程的相似性和文化交流
三大原生文明文明化进程节律的合拍，与彼此间的交流存在一定关联。距今5000多年以后，中国的黍、粟等传入中亚、欧亚草原和欧洲等地，不排除进一步传入西亚的可能性，西方的绵羊、黄牛、小麦及青铜技术等传入中国，中国先后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
再向前追溯，距今6000年前后中国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庙底沟期仰韶文化、东欧地区的特里波列—库库泰尼文化、中亚南部的安诺—纳马兹加一期文化，都出现较多彼此类似的花瓣纹彩陶，甚至两河流域的欧贝德文化也出现少量花瓣纹彩陶，同时或稍早在渭河流域还出现可能与西方影响有关的黄铜制品和权杖头，暗示中西方文化交流可能早已出现。可惜目前对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与中西方文明化进程关系的了解还非常有限，期待将来有更多发现。
结 语
早期中华文明、早期西亚文明和古埃及文明都有伟大的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有相似的起源、形成过程和发展节奏。文明比较研究应本着亚欧大陆文明整体观，各美其美的平等观，交流互鉴的联系观，动态演变的发展观。当然，三大原生文明在文明化进程中也呈现诸多不同。
三大原生文明的体量和地理环境存在较大差异。早期中华文明主体在空间上涵盖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大部分地区，范围远大于古埃及文明和西亚文明区，地貌单元更加复杂多样。但即便如此，在距今8000多年到距今6000年文明起源的两大阶段，中国大部分地区出现了“一元”的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诸多考古学文化系统交融形成有中心圈层结构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范围广大的“一体”格局。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当与中国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相关。古埃及文明起源阶段虽是多神“多元”的宇宙观，但由于地理上相对独立、文化上颇为单纯，形成有中心的“一体”文化格局也在情理之中。早期西亚文明是复合概念，是以早期西亚文化圈为基础的，空间范围虽然不大，但还分为苏美尔文明、埃兰文明等，文明起源阶段的文化和人群构成比较复杂，有着多神“多元”的宇宙观，因此并未形成有中心的“一体”格局。
距今5100年前后的文明形成阶段，黄河、长江流域出现多个拥有区域王权的早期国家，神权、王权并存却以王权为中心，至距今4100年后夏朝建立才整合为“天下王权”，初步形成政治“大一统”的早期国家，并在商周时期进一步发展。但夏商周的“大一统”是内紧外松的圈层结构统治方式，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到秦汉时期才出现。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尼罗河流域在距今5100年文明形成之初，就诞生了拥有王权的中央集权国家，古埃及国王具有集神权、王权于一身的强大权力。两河流域的王权似乎和中国一样存在逐渐扩大加强的过程，但城邦王权始终是两河流域国家社会的基础，阿卡德王国之后虽出现超越城邦的统治两河流域大部分地区的王权，但政治力量仍然被认为与一座主要城市相关，和中国地域性王权（只是地域范围大小不同）的情况有别。此外，两河流域首领虽也兼有神权、王权，但二者相对分离，王权的中心地位不如中国显著。
总之，早期中国文化圈或早期中华文明具有“一元”宇宙观和“多支一体”的文化格局，其“一元”宇宙观和相对独立的地理格局，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上的趋于“一体”和政治上的趋于“一统”，文化上的“多支”又包含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既长期延续主流传统又开放包容，是一种超稳定文化结构，早期中华文明因此可称为“天下文明”模式。古埃及文明基本是“一支一体”的格局，虽崇拜多神但一定时期总有一个主神，加上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很容易形成文化上的“一体”和政治上的“一统”，可称为“古埃及文明”模式。但这种“一体”或“一统”程度较高的文明模式，因缺乏分支文化系统和社会子模式的多样性而少了许多变通而长存的可能性。早期西亚文化圈或早期西亚文明基本是“多支多体”格局，多神“多元”的宇宙观、四通八达的地理环境，使其文化上难以趋于“一体”、政治上难以形成较稳定的“一统”，王权多数时候是城邦王权，可称为“城邦文明”模式。
（作者韩建业，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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