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 殷德生沈开艳丁晓钦：从体制机制着手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陈  瑜《文汇报》记者

殷德生：市场和政府都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一道世界级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这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是经过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的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标志着我们党对正确处理好市场和政府关系作用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并以此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核心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当前，让市场更有效、政府更有为的重点日益集中于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一方面，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推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另一方面，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和竞争力，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最后，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包括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场以及统一规范的招标投标和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

沈开艳：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精髓要义，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和中枢环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列为党中央对经济工作“五个必须统筹”的规律性认识之首。这是对政府与市场关系及其共同构成的整体经济秩序作出的兼具理论和实践基石分量的科学定位。这一定位为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着手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根本遵循。

围绕这一科学定位推进实践，必须牢牢扭住“放得活”和“管得住”两个关键词，让市场资源配置和宏观经济治理结合得更加紧密、在各自领域发挥独特优势。一方面，要深化认识“放得活”追求的是市场之“活”，而只有“放”才能“活”、“活”方能“动”，就是要通过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不断追求经营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防止对微观主体活动的不当干预，不搞地方保护主义，不搞自我小循环。只有活而有序的市场，才能实现高效地配置资源。另一方面，要深化认识“管得住”既排除了“乱”的可能性，又在明确“管住”的目标方向、扫清“管死”的风险，政府要在完善市场规则并带头遵守规则、着力校正市场失灵、规范竞争秩序、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上更好发挥作用，使统一大市场成为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的舞台。从更深层次看，以经济领域的政府市场协调统一牵引改革，也势必会辐射带动各方面体制改革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总目标协同推进，以强劲合力来更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丁晓钦：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核心在政府，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其实也是对政府的核心要求，要求理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更好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发挥好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对应的是“放得活”，法治政府对应的是“管得住”，通过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建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我们要持续优化行政管理模式，推进便捷、高效、智能的政务服务一体化建设；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要持续提升营商环境法治化水平，不断健全营商环境法律制度体系，规范行政执法，严格公平执法。二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对于约束地方政府行为，增强市场活力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通过税收制度改革，可以优化税收结构，有效减轻市场主体税负负担，税收政策优惠也能有效激励企业展开创新活动；另一方面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有利于提高地方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程度，减少地方政府拖欠企业账款和不合理的收费罚款等行为。三是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一方面要健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体制机制，推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发展；另一方面要强化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

沈开艳：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将“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上升为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这是由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三期叠加”的复杂局面和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决定的。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单靠扩大内需拉动或供给侧调整都行不通，必须是系统的供需两端的转型和发展，是深层次和结构性的匹配和联动，并且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取得总体效果、实现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的高水平动态平衡。要找准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点，系统有力精准施策，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同时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一方面，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能够应对外部冲击、稳定经济运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支持“两新”政策实施，稳步扩大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保持经济发展平稳有序。另一方面，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治本之策。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从总需求不足转变为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因此，要在供给端采取更多改革办法，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着力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水平，推动金融、房地产和实体经济等深层次关系优化调整，使供需结构失衡得到矫正。通过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我国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不断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二者有机结合，既能够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又有利于提升供给体系对需求的适配度，推动供需良性互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丁晓钦：“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要求我们把握好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辩证关系，注重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国内需求不足是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扩大内需是我们当前的重要工作。内需主要包括消费和投资两个方面，针对消费不足的问题，我们要大力提振消费，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针对扩大投资的策略，我们要注意投资的方向和方式，提高投资收益。总供给和总需求是辩证统一的，针对总量问题，我们需要扩大内需，针对结构问题，我们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科技创新，突破供给约束堵点、卡点、脆弱点，以自主可控、高质量的供给适应满足现有需求，创造引领新的需求。在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的条件下，我们既要大力提振消费，也要有效提升供给水平，使得国民经济能够降低外部干扰，实现循环畅通。

殷德生：对于畅通的国民经济循环而言，总供给和总需求总是动态平衡的，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既体现在总量的大致平衡，又表现为结构的优化和适配。在消费需求上，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一方面，以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突破口扩大消费，尤其要构建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另一方面，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尤其是要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充分释放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潜力，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在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加快完善长租房政策等方面有序搭建相关基础性制度。在投资需求上，切实增强投资增长后劲，形成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以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外溢效应和乘数效应，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行动等重点领域的投资。积极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改革创举，充分彰显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辩证统一。

丁晓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这要求我们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一是“立”与“破”的关系。“先立后破”是处理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关系时应当秉持的基本原则，主要侧重于对待传统产业的态度。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要把握时序，在新动能培育起来之前，不能把传统动能都抛弃掉；二是用新兴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二是“量”与“质”的关系。一是寻求“量”与“质”之间的平衡，处理好产业规模扩张与产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哄而上，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甚至经济泡沫的风险；二是推动“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要保持定力，久久为功，努力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的科技硬实力；三是要以“质”的提升带动“量”的增长，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新优势。

三是“稳”与“进”的关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发展新质生产力，亦应如此。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既要摆脱一哄而上的浮躁心态和短期行为，也不要搞一种模式。各地要结合自身资源优势，准确把握其在国家战略总体布局中的定位，把握好稳中求进的时、度、效，强化顶层设计，统筹布局规划，加强分类指导，积极探索适合自己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模式和路径。

殷德生：避免“内卷式”竞争，关键在于规范地方政府与企业行为，畅通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循环，让企业与企业之间有着公平竞争的环境和一流的法治保障。改革举措主要体现为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一是，全面清理废除现存的有违公平竞争、有碍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强化反不正当竞争；二是，深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推进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三是，建立健全统一规范、信息共享的招标投标和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完善激发社会资本投资活力和促进投资落地机制；四是，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

从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到现实生产力，需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链价值链上。据此，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包含四个基本途径：一是，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实施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工程和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补齐基础零部件及元器件、基础软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瓶颈短板，在集成电路、航空航天、机器人、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先进电力装备、医药及医疗设备等领域，以集群发展实现产业创新。二是，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三是，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推动数字产业化，聚焦高端芯片、人工智能关键算法等核心领域，壮大数字部门，催生新业态。四是，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完善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

沈开艳：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首先要处理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也就是新旧发展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坚持加快运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和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双轮驱动”，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前沿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使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方向转型，推动传统产业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和沃土。在数智结合、绿色低碳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超前布局重大科技项目，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紧密互动，共同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重视发挥各地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对农业大省，聚焦通过数字化、绿色低碳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对制造业强省，加快传统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对服务业发达地区，推动高端服务业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针对不同地区的产业基础和竞争优势，积极引导新质生产力沿着符合当地实际的路径发展。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把“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纳入其中，强调提升政策引导作用规范政府和企业行为。通过完善公开透明的政策体系，避免企业短期利益驱动下的低水平竞争，更多关注长远发展、创新驱动与可持续发展，通过技术创新、管理提升等方式提升核心竞争力。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健全培育和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加强由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支持企业主动牵头或参与国家科技攻关任务，一体推进实施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等领域改革，做好顶层设计、坚持全国一盘棋，实现新质生产力总体均衡布局，新旧动能接续有序、平稳顺畅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