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1个月上台后料将升级针对中国、墨西哥等国的贸易战。除了延续第一任期加征关税、退群、政治胁迫等手段以外，特朗普2.0时期的贸易战手法预计会因中美博弈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变化而有所不同。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近期访华后撰文称，特朗普现在面对中国已经是一个“制造业强国”，中国在2025年将面对的特朗普，与之前与之打交道的特朗普也有很大不同（详见《托马斯·弗里德曼：特朗普现在面对的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强国”》）。

但和弗里德曼观点不同的是，也有一些声音强调美国现在处于贸易战的优势地位。12月17日，美国经济研究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创始合伙人荣大聂（Daniel H. Rosen）、该集团中国企业咨询部总监里瓦·古洪（Reva Goujon）和合伙人兼中国市场研究主管罗根•赖特(Logan Wright)在《外交事务》网站撰文，分析了特朗普2.0对华贸易战的“新形势”，认为美国现在处于上风，中国经济前景具有挑战，为美国提供了新的手段来遏制中国的影响力。美国可以利用其强大的消费者市场和资本市场影响力，为盟友和合作伙伴提供更具吸引力的选择，避免其在贸易中被中国的出口挤占。

但他们在文章同样提到，特朗普的极限关税政策也存在风险。他们认为，若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希望有效实施其经济战略，就必须慎重考虑关税政策。对所有贸易伙伴施加高额关税可能引发西方经济体内的一系列不良反应，包括成本上升、需求萎缩以及供应链多元化进程的放缓。更为合理的选择是，对那些被中国出口威胁到工业竞争力的关键领域采取针对性的关税措施，并辅之以一项积极的投资策略，以构建和扩大排除中国的关键供应链。

他们在文章中提到，当特朗普于2025年再次上任时，他将面对一个与2017年他首次执政、2020年离任时完全不同的中国。特朗普离任后的2021年，中国在全球GDP中的占比达到峰值，略高于18%，但如今约为16%。

文章对今日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是：依然以投资为导向。其全球投资总量占比约为28%，制造业总产出占比高达35%，但在全球消费中却仅占约12%。内需不足使中国难以吸收自身所生产的大量商品。因此，为了维持经济增长，中国愈发依赖出口那些国内市场无法消化的过剩产能。然而，中国若想进一步实现相对经济优势，只能寄希望于其他国家削减制造业投资，或者其自身能够显著扩大其全球出口份额。 

文章认为，中国经济已不复几年前的强劲态势，其明显的经济放缓也解释了为何中国在2024年末推出更为强劲的经济刺激措施，包括降息、用“以旧换新补贴计划”提振国内消费、发行新债券以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对投资的制约，以及承诺在明年提供更多财政政策支持。但是，中国经济摆脱以投资为主导的增长模式不会一蹴而就，而且中国迄今为止为家庭提供的支持似乎不太可能提高收入和推动更加可持续的支出增长。

文章称，近年来，中国试图通过开拓新市场，特别是东南亚市场，来降低对单一国家（包括美国）关税或贸易限制的脆弱性。然而，这种所谓的多元化在很大程度上流于表面，中国商品往往通过第三国转运，最终仍流向相同的美欧市场。美国对这种逃避关税的做法心知肚明，未来几年，其可能采取更为严厉的限制措施来阻止这种行为，比如对特定产品实施进口禁令。

为应对潜在来自美国的新限制，同时寻找比国内市场更有前景的机会，中国企业已加大对外投资力度，在墨西哥和越南等第三国建厂，以规避关税壁垒并继续向美国出口。然而，随着美国贸易限制政策的进一步演变，这一权宜之计是否能够长期奏效尚未可知。此外，雪上加霜的是，目前占其出口量30%的许多外商投资企业正计划将生产转移到海外，以应对中国国内需求的疲软。

文章认为，在与中国争夺关键行业技术领先地位方面，拜登政府通过“芯片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特朗普政府在其首届任期内曾推行“打地鼠式”的政策，重点打击中国的电信企业。现在，经过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多轮详细的出口管制、对信息和通信技术供应链的限制、对外投资的额外限制，以及美国对相关规则的严格执行，跨国企业已重新评估其在中国的经营策略，并逐渐将投资转移出中国。

上述转变仅是全球对中国贸易政策反应的一个方面。文章判断认为，随着对中国主导全球制造业供应链的担忧不断加深，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如今比几年前更有可能调整其政策方向，包括采取关税和技术管控措施，许多国家无需特朗普团队的强力游说，便已开始主动与美国的“去风险化”战略保持一致。这种战略旨在减少西方经济对中国的过度依赖。 

第一，中国经济的放缓以及对依赖中国主导供应链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的担忧，本身就为这些国家提供了足够的行动动机。对于发达制造业国家而言，廉价的中国商品威胁到了本国工业；对于试图在全球价值链中向上攀升的“全球南方”国家而言，中国的存在也是一种挑战。这些共同利益促使各国限制中国出口，而这种利益基础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并不存在。 

第二，中国经济放缓不仅使其市场对贸易伙伴和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大幅下降，也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的欧洲经济体，提供了更多理由与美国在关税和出口管控方面保持一致。因为如果这些国家不采取行动，美国对中国出口征收的关税将导致中国商品涌入它们的市场。一些G7国家已经在考虑征收关税和采取先发制人的保障措施，以避免中国进口产品激增。

文章认为，尽管这些趋势迫使美国及其盟友调整供应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但他们仍必须应对日益失衡的全球经济。正如经济学家布拉德·塞瑟(Brad Setser)所指出的，七国集团（G7）及其他发达经济体目前整体上出现贸易赤字，而中国、俄罗斯以及许多依赖大宗商品的国家则保持贸易顺差。这使得美国主导的“去风险”战略变得极具挑战性。

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将需要发展制造业能力，以减少从地缘政治竞争对手那里进口商品。但G7国家试图通过大幅削减商品进口来迫使这一宏观经济结构迅速转变，这种做法将极具破坏性。短期内，这些措施将在政治上产生深远影响，影响到发达经济体的生活水平。美国公众要么支付更高的价格，进而推高通胀，要么减少家庭消费。而且，如果特朗普政府采取一种极端的策略，普遍征收高额关税，那么由此带来的美国国内需求大幅下降，可能会导致G7经济体陷入衰退。

文章建议：专门为推进全球供应链重组战略而设计关税，而不是一开始就制定关税计划，然后根据计划调整战略。随着价格上涨和供应紧张，任何关税的增加都会有一个艰难的调整期，但随着替代中国产品的其他供应商最终出现，这些问题也会随之消失。

文章认为，尽管面临经济问题，中国仍然具备相当大的能力来阻止美国主导的让全球经济远离中国的努力。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快速增长的贸易顺差本应促使人民币升值，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削弱中国出口的竞争力。但实际上，人民币在未来几年贬值的可能性更大，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金融体系和国内货币供应量的迅速扩张，以及中国利率与美国利率相比相对下降，导致了持续的资本外流。

所有这些意味着，中国仍然可以选择通过减少央行定期的干预措施，来使人民币贬值，从而进一步降低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随着中国商品价格的下降，对美国及其合作伙伴来说，投资新的制造供应链以取代中国货源的吸引力将越来越小。中国已经展示了其准备利用货币干预来反击美国关税措施和保护中国制造商的能力。

中国还将试图利用美国合作伙伴对特朗普政府政策潜在不满的情绪，来瓦解拜登政府培养的盟友网络。这些国家正为特朗普的回归做准备。中国将通过提供投资承诺、在中国企业领先的领域（如电动汽车）开展技术合作、税收优惠、关税减免、签证豁免、解除出口管制等“胡萝卜”激励来进行反击。如果这些手段无效，中国可能会诉诸“大棒”，通过扩大自身的出口管制来对美国及其盟国的贸易壁垒进行反制。

即使中国有选择性地发出威胁和实施限制，对一些美国合作伙伴采取行动，而不对其他合作伙伴采取行动，但从欧盟到印度都将感受到同样的“寒意”。不仅是西方，世界各国都将不得不问自己：在关键投入上对中国的依赖是可持续的，还是会对其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威胁。如果答案是后者，美国将更容易召集一个全球联盟，以消除来自中国的制造业供应链的风险。中国虽然有一套针对特朗普政策的反击策略，但却没有办法应对美国合作伙伴可能的回应措施所造成的后果。

从长远来看，目前的经济趋势有利于美国限制全球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美国及其盟友有机会利用当前的趋势，按照各自的国家安全目标，重塑全球贸易体系。

然而，无论美国采取何种措施，经济动荡都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势必会做出反击。但这一过程会带来多大的冲击与代价，将取决于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关税策略的范围和深度。

不过，文章认为，征收高额关税和重构供应链以脱离中国本质上是具有破坏性的。尽管中国的影响力不如从前，但它依然能够进行反击。为了应对“去风险化”战略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成本，美国应选择相对温和的关税，并准备迅速扩大自身及其合作伙伴在产业中的投资，以取代中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结果如何，取决于特朗普政府将如何致力于建立更安全的制造业基础和安排更可持续的全球贸易模式。通过这种方式创造更广泛的需求基础，将比模仿中国在不断缩小的蛋糕中分得更大份额的做法更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