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美国研究来说,特朗普回归,说明“特朗普现象”不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也不是一个插曲,而是一个会带来重大变化的趋势。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未来四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美国会发生哪些变化?这些变化会有多快、能走多远?更重要的是,它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不能够仅仅拘泥于这次选举就事论事,也不能只讨论“特朗普现象”,我觉得需要在一个更大的时空背景里思考这个问题。
这三十年,我看到了三个不同的美国
美国研究,其实是区域国别研究,这种研究的知识来源一方面是书本,更重要的是实践。对研究对象国和这一地区的长期观察、跟踪、思考和研究所积累的实践经验,能够弥补书面知识的不足。
其实从我们目前对美国的研究来看,书本知识已经暴露出了它的局限性。现有的分析逻辑和研究范式,已经不足以来解释美国正在发生的变化。
我经常跟学生开玩笑,今年对美国研究来讲有两个重要的事件:一个是美国大选,特朗普要竞选连任;第二个事件是,今年是我第一次访美三十周年(开玩笑的)。
我还清楚地记得,1994年1月份,当时是我第一次去美国,待了一年。从那开始到现在三十年的时间里,除了疫情中的两年没去之外,我基本上年年都去美国,中间还曾长期在美国工作和生活。
所以,我结合这三十年的对美研究,特别是在美国的实践、观察和了解,来看这个国家的变化。因为三十年的时间是判断、观察一个国家走向比较合理的时间框架。
我觉得,这三十年,我看到了三个不同的美国。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看到的是一个自信、乐观的美国。冷战结束,美国一家独大。克林顿政府出台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有两个关键词——“Engagement”(接触)和“Enlargement”(扩大)——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Engagement,就是指跟以前的对手,包括中国、俄罗斯都要接触。
Enlargement,就是指要把美国的战略触角,从冷战时期的西方阵营扩展到全世界。美国要推动全球化,要提供国际公共物品,打造美利坚治下的和平。
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看到的美国。记得千禧年到来之前,克林顿专门到旧金山发表了一个演讲,题目叫《21世纪的美国与世界》,雄心勃勃。他说这个世界需要领导,而这个领导非美国莫属。
变化来得很快,而且超出我们的预料。接下来,我看到了第二个美国:一个沮丧、挫折和愤怒的美国。
一切从9·11开始,两场战争和一场危机(观察者网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让整个美国的局面一下子改变了。
记得2007年前后,我当时在美国待了一年,跟很多美国人聊起时,他们都很愤怒,觉得美国好好的,怎么搞成这样子?正是这种不满和愤怒,诞生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黑人总统,奥巴马就是在这种变革的背景下上台的。
现在回头想,这个十年中,美国的两场战争和一场危机不是不可避免的,更多的是一种战略和政策上的失误。如果换一个更有智慧的领导人,或者顾问团队更聪明一些的话,其实可以避免一些失误。
进入2010年代,也就是差不多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我看到了第三个美国:一个撕裂和对立的美国。就是从奥巴马开始一直到特朗普时期,那个我们熟悉的政治极化、社会分裂、观念对立、充斥文化战争的美国。
这些问题比前面的问题更加棘手,因为它是结构性的,关系到人口结构的变化,关系到利益的冲突,还有观念的对立。某种程度上,你会感觉这可能是美国在发展中不可避免会遇到的一些矛盾。它不是一个选择问题,而是一个变化趋势所带来的挑战。
特朗普,就是这种趋势的产物。当然,他本身也加强了这种趋势。
这就是我在感性上认识到的三个不同的美国。
美国未来变化的三个关健词
那么,美国发生这些变化的逻辑在哪里?怎么从逻辑上去解释这些变化,然后预测未来的变化?
我觉得这要回到二战之后,因为现在美国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形成,实际上是从二战开始的。
国内是自由主义的上升,体现在治理方式上,从罗斯福新政开始,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带来了多元种族文化与社会的开放、包容。在这个期间,自由主义一直是个趋势,在奥巴马时期达到了顶峰。
对外则是国际主义或者是世界主义的上升。美国要转向多边主义,转向国际机制和规则,要打造同盟体系。这跟二战前的美国是不一样的。
这些变化有两个重要前提:从内部来讲,这些变化不能挑战白人的主导地位。讲不好听的,就是白人至上。从外部来讲,就是不能挑战美国的优势地位。
但恰恰是在过去十年,这两大前提都受到了挑战。
在内部,人口结构、价值观和文化的变化,影响到了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传统的主导地位。在外部,中国的崛起,以及俄罗斯的战略复兴让美国的战略主导地位受到了挑战,所以它要开始战略转型。
内部的转型就是回归保守主义。外部的转变我觉得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收缩,体现为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另一个是进攻,就是对挑战国的遏制打压,即遏制中国。
为什么俄罗斯这样跟美国对抗,包括在欧洲打这么大规模的代理人战争,美国还一口咬定中国是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因为中国是真正崛起的大国,俄罗斯不是。美国觉得中国从根本上挑战了自己的优势地位,而俄罗斯只是形成对美国的局部挑战。
根据这样的逻辑判断,我们就知道,美国未来的变化有三个关健词:第一个叫“回归”,即内部回归保守主义;第二个叫“收缩”,从国际多边主义收缩,甚至从同盟体系收缩;第三个叫“霸权的护持”,就是打压崛起国。
那么,美国要回到过去,究竟是要回到什么样的过去?如果从国内来看,有不同版本的美国。
我认为,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是1.0版本的美国,就是WASP主导的基督教价值观,缺乏种族和文化的多元。
从1960年代美国黑人争取民权运动之后是2.0版本的美国,一定程度上接受种族和文化的多元,但还是维持WASP的主导地位。
到了奥巴马时期,开始打造3.0版本的美国。这个3.0版本的美国具有颠覆性,包括现在我们熟悉的所有的所谓政治正确,这就挑战了WASP的主导地位。
这次选举里涉及到的性别问题、对美国历史的修正主义观点、揭露白人犯下的种种罪行并进行自我批判等等,就是3.0版本美国的表现。
从当下的变化看,一部分人认为,美国如果能回到1.0版本是最好的,但实际上我觉得不可能。因为从1960年代民权运动以后,已经走了这么长的时间,有些变化已经出现结构性的固化,包括人口结构变化。所以,最终可能也就是回到2.0版本,即尽可能维持WASP的地位,适度接受种族和文化的多元。
从外部来看,也有三个版本的美国,美国的回归要到一个怎样的边界?
1.0版本的美国是二战前孤立主义的美国,即西半球美国。
2.0版本的美国是冷战时期的美国,它打造了一个西方阵营,塑造了一套国际机制。这个时候的美国更多是一个西方的美国,把欧洲很多国家变成自己的盟友,在亚洲也有一些盟国。
3.0版本的美国,就是冷战结束后,单极世界的全球美国。
如果要往回推,这个边界在哪里?我感觉现在的美国不仅仅是要回到2.0版本,因为2.0版本一定程度上还要考虑国际机制和规则,还有同盟体系。对特朗普来讲,他很可能希望回到1.5版本,介于1.0和2.0之间,有选择性地维护同盟体系,包括承担领导责任;对国际机制和规则也是有选择地来决定美国的立场,标准就是美国利益。
特朗普的三部曲
按照这个逻辑来分析,特朗普接下来会推动哪些变化?我觉得有三部曲:
第一部曲是对共和党的特朗普化,这个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本来2020年大选以后,共和党可以去特朗普化的,但是这四年没有成功实现。这次特朗普归来,共和党完全团结在特朗普的周围,建制派基本上被清洗掉了。
第二部曲,内政外交的特朗普主义。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在第二任期内,他会加快对美国内政外交的调整,即特朗普主义的全面铺开。
第三部曲,就是打造特朗普体制。改革美国的治理体制,重塑联邦政府的架构和运作模式,清洗深层政府。十分耸人听闻的说法是,70%以上的联邦雇员要被解雇掉。当然,这能不能做到还很难说,估计会有很多的司法诉讼和冲突,但很多联邦雇员心里已经有准备了。
这三部曲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第三部——打造特朗普体制。只有重塑体制,才能确保特朗普的政治遗产得以贯彻,确保他卸任以后,这套东西还能继承下去。当然他们希望最好万斯能接班,明显看得出特朗普就是把万斯作为接班人培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特朗普体制的打造。
“新美国”带来的风险
这样雄心勃勃的变革、回归、收缩和进攻,会带来一系列的风险。
第一,内部调整的张力,主要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对立。
民主党掌控的蓝州,已经开始考虑搞蓝州联盟了。因为美国是联邦制,各个州有很大权限,所以对抗是不可避免的。未来会不会走到宣布独立那一步,我觉得目前应该不会,但长远很难讲。由于内部的张力,红州和蓝州之间的分裂和对立会加快。
第二,外部收缩的张力,这肯定会对同盟体系造成冲击。特朗普当选,美国盟友从亚洲到欧洲都感到阵阵寒意。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美国的盟友都往中国跑,就是为了给自己留点后路。
还有对国际机制的冲击。这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经发生了,第二任期内应该也会继续“退群”,而且做得更彻底。
第三个就是霸权护持的风险,就是与中国的冲突。中美的冲突不一定是在指军事上,也可能是在经济、外交等各个层面。
基于这些分析,基本上可以预测,大选后的美国会更加分裂对抗、更加内向、在经济上更加保护主义、在外交上更加单边主义。美国的对华政策,会更加穷凶极恶。
中美关系的逻辑也变了
接下来看看中美关系的变化。这方面,我觉得也发生了重要的逻辑变化。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之前,中美总的来讲是合作时代,双方关心的主要是如何在不断扩大的合作中增加自身的收益。把蛋糕做大,然后多拿一点。同时管控分歧,以减少分歧对合作的冲击。大家要克制,合作为上。
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竞争时代。中美关系的逻辑变成了如何在斗争中减少自己的损失,增加对方的损失。如何在战略较量中,推进不得不开展的合作。因为还有一些东西要对方去帮你,比如说美国芬太尼问题等等。还有如何避免发生重大冲突,包括军事上的冲突。拜登也好,特朗普也好,我相信他们都不希望跟中国发生军事冲突。
根据这个逻辑来分析,可以有三个判断:
第一,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中美关系既不稳定,也不可预测。我们可以预测的是,两国的联系和交往会大幅减少,包括经贸关系、社会层面的联系和人文交流,包括政府之间目前差不多二十个左右的对华机制。而且中美关系会进一步探底,危机和冲突的风险也会上升,甚至会大大上升。
第二,中美战略博弈会更加激烈和结构化。两国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会越来越多地反映出这种张力。同时,中美竞争对国际体系的冲击也更加明显。从联合国到世界贸易组织,到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再到很多其他的多边机制,都会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中美战略竞争的冲击。中美战略竞争的外溢效应会更加明显,包括美国盟友、伙伴,也都会越来越多地受到中美竞争的牵连。
第三个判断,对中国来讲,未来四年我们对美关系当务之急是止损,不是再扩大合作,也不是谋求稳定,因为这都是不可能的任务。未来要做的,是怎么样尽可能地减少损失,并且要为最坏的可能做准备。
总体上,今年大选最独特的地方,就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长周期内美国这个国家的趋势性变化,以及这个变化背后的逻辑。看清楚了这样的趋势,把握了这样的变化逻辑,对我们今后研究美国和中美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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