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政府将正式“开张营业”，伊朗可能是全球最忐忑不安的国家之一。这不仅是因为特朗普誓言要再度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政策，更重要的是伊朗的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伊朗需要重新思考国防甚至是国家战略。“代理人战争”是伊朗国防战略的支柱，“抵抗经济”是伊朗经济战略的基石，“反美（国）反以（色列）”是伊朗意识形态的基础。这些曾经是不需要思考的基本信条，但今天伊朗可能会重新权衡这些信条的利弊得失，微调、修正或转向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伊朗的敌人是美国和以色列。鉴于美以拥有军事上的优势，“御敌于国门之外”是伊朗国防战略的支柱。这意味着伊朗不愿同美国、以色列发生正面军事冲突，否则军事上处于弱势的伊朗就会陷入被动。为此，1979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伊朗一直在以色列周边培植反以色列武装组织，最终形成今天的“抵抗轴心”。借助“抵抗轴心”，伊朗就可能把战争推进到以色列家门口，而以色列却无法抵近伊朗本土，毕竟两国之间相隔1000多公里。
然而，在过去一年多的加沙冲突中，这个基本逻辑变了。在伊朗没有御敌需求的情况下，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爆发了大规模冲突。为保护真主党，伊朗被迫同以色列发生正面军事冲突。而以色列凭借强大的空中优势，把战争推进到伊朗家门口，伊朗的“代理人战争”失灵。本来指望关键时刻“代理人”能让伊朗免于直接战争，未曾想反而被“代理人”卷入了直接战争。更何况，即使在自身遭受毁灭性打击的情况下，真主党都没有对以色列发动全面战争，伊朗还能指望真主党为伊朗而战吗？目前，以色列与真主党已达成停火协议。伊朗需要思考，是重新武装真主党，回归“代理人战争”，还是改变国防战略，依靠自己的国防实力，甚至包括核能力，改变自身的安全处境。
1979年以来，美西方一直对伊朗实施程度不同的经济制裁，伊朗的应对之策就是“抵抗经济”。“抵抗经济”的核心是摆脱对西方的依赖，在此前提下实现繁荣富强。2011年美国开始对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严厉制裁，2019年后升级为“极限制裁”，“抵抗经济”面临最严峻的考验。迄今为止，伊朗经济虽说经受住了生死考验，但也仅仅是刚刚过了生存线。伊朗国内生产总值从2015年的4082亿美元下降到2023年的3664亿美元，2022年通货膨胀率超过40%，人均消费支出与2017年相比却低了7.7%，老百姓对高物价怨声载道。对此，时任总统莱希在波斯新年致辞中说，经济是伊朗最大的问题，也是最大的软肋，经济和生计困难是生活中痛苦的一面。当天，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会见客人时也表示，“只有在全球层面上”进行协调才能解决伊朗的经济困境。今年7月伊朗新总统上任后，积极寻求同美欧改善关系，也是要在“抵抗经济”之外寻求出路。
“反美国、反以色列”是伊朗意识形态的核心，也是伊朗外交的主轴。但是，缓解伊朗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又离不开美西方，这成为伊朗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矛盾。回顾伊朗意识形态基础的发展历程，反美、反以并非不可动摇之本。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之初，伊朗的口号是“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强调的是伊朗的独立、独特性，而非反美反西方。然而，国际和地区政治的演变逐渐让伊朗与美西方对立，形成不可调和之势。其间，伊朗数次想缓和同美国的关系，但均没有成功，最近一次是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目前有民调显示，78%的伊朗人认为外交政策是经济困难的原因之一，三分之二的人希望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伊朗缓和同美国的关系，又到了一个历史节点。
就目前而言，伊朗的首要考虑是重建“抵抗轴心”，以恢复伊朗对以色列、美国的威慑信誉。但是从长远来看，若伊朗同阿拉伯国家、美国、以色列的关系出现松动，其经济和安全压力会大大减轻。这虽然非常困难，但并非不可能。两伊战争结束时，伊朗也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当时刚刚接任最高领袖的哈梅内伊决定，采取实用主义政策，改善同阿拉伯国家和美国的关系，让伊朗摆脱了迫在眉睫的危机。目前，伊朗再次走到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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