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4年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首演。200年前的5月7日，那是维也纳的一件盛事。随后的200年，从西方到东方，贝九走遍全世界，可谓传奇不断。![]()
当下，我们对于欧洲名团来华演个贝9，甚至如今晚柏林爱乐可以携手中国艺术家王羽佳同台演出，早已司空见惯，但追溯到半个世纪前，却是难上加难——这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1959年，新中国建立的第十个年头，逐渐远离了内战和朝鲜战争的中国人已经开始习惯了和平的生活，前一年在北京破土动工的“十大建筑”（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两馆属同一建筑内，即今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钓鱼台国宾馆、华侨大厦（已被拆除，现已重建）、北京火车站、全国农业展览馆和北京工人体育场。）在1959年的国庆前逐一建成交付，北京的街头一片欣欣向荣、喜气洋洋的景象。![]()
1954年去往苏联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指挥系做为公派留学生深造的指挥家严良堃，1958年学成回国后，看到自己出发时的中央歌舞团已经分割出来管弦乐团与合唱团，在1956年成立了中央乐团，他做为这个乐团合唱队的首任指挥，自然是责无旁贷的。
1959年，几乎所有的行业都面临着一个迫切的任务，如果为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献上十周岁的贺礼，年轻的中央乐团同样要完成这样的历史重任。在此之前，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方针，天然的排斥了大城市，尤其是上海这样殖民地色彩浓重的城市流行文化的侵袭。这其中也包括欧洲古典音乐，即使曾经留学法国巴黎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冼星海，到达圣地延安后，也完全抛弃了自己的导师，作曲家杜卡那种色彩明艳的法国浪漫主义风格，投身到中国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他的《黄河大合唱》这样柏辽兹康塔塔风格的作品里，也听不出任何一丝“资产阶级情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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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家严良堃
中央乐团及其前身中央歌舞团，此前很少触及欧洲古典音乐传统曲目，合唱团排练的曲目大部分也是革命歌曲大齐唱，多声部训练只是刚刚展开，管弦乐队稍微好一些，年长一些的演奏员中有以前上海租界工部局乐团的成员，也有从小接受比较系统训练的“资产阶级少爷小姐们”，到底排练什么曲目做为国庆献礼呢？从1956年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开始，中苏“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就在逐渐出现裂痕，“波茨南事件”、“匈牙利事件”、“长波电台事件”和“联合舰队事件”，这些历史的偶然和必然，最终导致了中苏决裂。然而，1959年国庆前夕，从表面上看两国还是热烈而亲密的关系，苏联从建立之初就没有排斥过欧洲古典音乐，更没有排斥过贝多芬，连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都在讲话中提到他喜欢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一切学习老大哥，一切向老大哥看齐，新中国的音乐工作者们在“不明就里”的前提下选择用排练和演出贝多芬第九“合唱”交响曲做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这首由严良堃指挥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和同样留苏归国的李德伦指挥的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一交响曲，中央乐团创作组中的作曲家罗忠镕的第一交响曲“浣溪沙”，并列为中央乐团的三个献礼曲目。![]()
1949年10月7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Die 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简称DDR），与6天前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属当时所谓的“东方阵营”，德累斯顿做为萨克森州的首府，虽然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争最富争议的盟军对它的大轰炸，损失惨重，但依然保留着古典音乐的火焰，19世纪成立的德累斯顿爱乐乐团（Dresdner Philharmonie）经过战后短暂的蛰伏，1947年就恢复了音乐会演出。
1959年，由率领乐团浴火重生的德国老牌指挥家博加茨（Heinz Bongartz）带队，德累斯顿爱乐乐团一行95位音乐家来到了新中国进行系列的访问演出，从首站北京开始，德累斯顿爱乐乐团相继在西安、重庆、南京和上海展开了为期六周的巡演，包括20场大型音乐会、2场独奏音乐会和近30场室内乐音乐会，演出辐射观众达15万人次。![]()
指挥家博加茨（Heinz Bongartz）
博加茨和乐团的音乐家们陆续上演了贝多芬第一、第五、第六交响曲，以及海顿、勃拉姆斯、舒伯特、舒曼、门德尔松、韦伯等人的纯粹“德奥古典音乐”作品，除此之外，德累斯顿爱乐乐团还和1958年在苏联获得柴可夫斯基音乐比赛钢琴项目亚军的年轻钢琴家刘诗昆合作了一场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这次巡演累计辐射到15万人次，辐射面之广，演奏曲目之纯正“德奥”，似乎至今还没有任何乐团访华期间能够打破这个记录。
德累斯顿爱乐乐团到达之前，克服重重困难的中央乐团已经演奏了若干次贝多芬第九“合唱”交响曲。之前的排练非常辛苦，也特别艰难，许多参与者是在下放劳动中被乐团召回北京参与排练，面对贝多芬总谱上的诸多难点，尚且稚嫩的管弦乐团与合唱团，采取如今已经不多见的“分声部”个个过关的方法，弦乐、管乐、打击乐，男高音、女中音、男低音等等声部，甚至抠到小节。![]()
贝多芬在总谱里通过和声、复调、对位所表达的音乐情绪，慢慢被中央乐团的音乐家们领悟和重现，1949年前曾经参与过上海工部局、南京国立音乐学院两次降调演出贝多芬第九“合唱”交响曲的音乐家们，完全展现出和旧社会不同的风貌，他们热心去帮助年轻的音乐家尽快达到演奏和演唱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程度，一砖一瓦的搭建起来通往“欢乐颂”的阶梯。
毕业于燕京大学的女高音邓映易担纲对于终曲乐章“欢乐颂”的歌词翻译，新中国的音乐家要用中文演唱贝多芬，这位即接受过燕京大学西化教育，又参加过抗日救亡的歌唱家，按照歌唱的要求，以动人而朴素的词句翻译了经过贝多芬遴选的席勒诗作《欢乐颂》
“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芒照大地；我们心中充满热情来到你的圣殿里……”这一连串热烈感人的话语，代表席勒，更代表贝多芬，在1959年浸润了中国古典音乐爱好者们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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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7月4号到5号，中央乐团在地处北京东城区王府井大街22号的苏联式剧场—首都剧场首演了贝多芬“合唱”交响曲，参与音乐会的有，中央乐团交响乐团、中央乐团合唱团、中央广播合唱团，- 领唱者女高音梁美珍（女高音歌唱家，1932年生，广东南海人，曾主演过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交响乐《沙家浜》）
- 次女高音蔡焕贞（1952年考入中央歌舞团合唱队学习班）
- 男高音魏鸣泉（1921年生，饰演过《叶甫根尼奥涅金》、《被出卖的新嫁娘》等歌剧角色）
- 男中音魏启贤（1921年生，饰演过《叶甫根尼奥涅金》，后在中央音乐学院担任教职），指挥严良堃（1923年生，抗日战争期间曾参与救亡演出，抗战期间考入国立音乐学院，1949年后相继担任中央乐团多个职务，并留学苏联，此后一生在中央乐团担任指挥）
在首都剧场的首演相当成功，我们今天对这座后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圣地已经十分了解，这座苏联式的建筑声学设计很成功，受过正规训练的话剧演员不用任何扩音设备就能用自然的嗓音让全场观众听清自己的台词，可想而知，1959年的贝多芬第九“合唱”交响曲在管乐声部加倍。短笛（第四乐章）、2 长笛、2 双簧管、2 单簧管（A调、降B调、C调）、2 低音管、低音巴松管（第四乐章）4 法国号（D调、降B调、降E调）、2 小号（D调、降B调）、3 长号（中音、次中音、低音，第二、第四乐章）90多人大编制管弦乐队，以及创纪录的140人合唱团的簇拥下，会发出多么震撼的音效来。![]()
在7月4号到5号的首演获得巨大成功后，严良堃和他的同事们又在随后的7月12号、16号，9月23号，27—28号继续演奏贝多芬第九“合唱”交响曲。
10月1号国庆当天，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在首都剧场做为献礼曲目正式演出，台下的听众中有德累斯顿爱乐乐团访华的全体音乐家们，这应该也是他们第一次听到用中文演唱的第四乐章“欢乐颂”，终曲乐章最后一个音符休止后，这几十位德国人用“跺脚”的热烈方式表达了他们对中国同行的祝贺。
10月11号，在9月3号刚刚竣工交付使用的人民大会堂，德累斯顿爱乐乐团、中央乐团、中央乐团合唱队、中央广播乐团合唱队、中央音乐学院学生合唱队共同组成的演出阵容，算上4位领唱者，多达330人参与了这次规模空前的贝多芬第九“合唱”交响曲。前三个乐章由德国指挥家博加茨指挥，第四乐章则由严良堃指挥，这场音乐会没有留下录音资料，我们从新华社刊发的照片可以想见当年的盛况，音乐会结束后，周恩来总理从观众中起身走上舞台祝贺中德两国音乐家们的精彩演出。此后，严良堃开始带领通过排练“欢乐颂”开始窥到欧洲合唱艺术门径的中央乐团合唱队的成员们，继续排练了文艺复兴合唱作品，著名歌剧的合唱段落，所有参与过1959年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国庆献礼演出的的人或多或少被它的魅力所感动，向往着以后更加多样化的音乐来到身边，1959年的贝多芬交响曲，预示着美好的未来。就像庸俗的人们喜欢给贝多芬的升C小调第十四钢琴奏鸣曲（月光）臆造一个因为同情盲女钢琴家而创作月光奏鸣曲的煽情故事，给李斯特编造了一个出于义气而收下假借他学生名义开音乐会的姑娘做真学生的矫情故事，约翰 克里斯托弗 弗里德里希 冯 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的《欢乐颂》（An die Freude）最终也被无聊的好事者赋予了一个故事。![]()
1785年10月的一天，在德累斯顿近郊的一个村庄，诗人席勒应一对新婚夫妇的邀请来参加他们的婚宴。宴会上，诗人为新人的幸福、朋友的热情和现场的欢乐气氛所深深感染，写下了这首颂诗。
18世纪晚期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热情，期待变革的世界，1783年美国人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这场由1775年列克星敦北美民兵和英国军队冲突引起的战争，由于法国人的支持和北美十三州人民的坚守，1783年9月在欧洲签署了《巴黎和约》而结束。1789年7月14号，前几天已经骚动不已的巴黎市民们轻而易举的攻克了巴士底狱，释放了7个犯人，从此展开了为时5年，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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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德国，即使城里人的生活，和1750年去世的巴赫，在生活上也没什么区别。
瓦格纳写的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中老匠人汉斯 萨克斯所隶属的各种行会依然牢不可破的存在，乡下则是领主和地主们的天下，老农民还是像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代一样，牢牢的拴在土地上卖命，英国工业革命所发生的“羊吃人”在德国丝毫没有动静，然而，从支持美国独立战争的法国吹来的卢梭“自然主义教育”之风，和从资本主义工业最发达的英国传来的蔑视传统不满现实的“天才崇拜”，让席勒、歌德这样的德国知识分子，也开始萌生出对身边种种现状的不满。由此诞生了为时短暂但是影响深远的德国文学流派“狂飙突进”（Sturm und Drang），这个基于法国式的激进和英国式的自由之上的流派，比德国任何时候的文学作品都要“非德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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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于肺结核的诗人席勒，终年46岁，饮酒很有节制的他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时间不得不靠烈酒来激发自己生命中残存的一点力量，临终前，席勒平静的面对死亡，与妻子、四个孩子以及好友们一一道别，尔后就此长眠，身后验尸证明席勒的左肺已经完全被肺结核摧毁，除此以外他的全身器官也都有不同程度的问题，医生感叹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实在不能不惊异于他怎么能够活这么久的”。46岁我们今天都会视为早殇，然而在欧洲，即使19世纪，人均寿命的中位数不过刚刚超过40岁，诗人席勒还是被肺结核这个20世纪青霉素诞生后才被克服的绝症夺走生命，那么我们不应该过分叹息他的人生短暂，即使没有《阴谋与爱情》，没有《强盗》，也没有《威廉退尔》，只有《欢乐颂》，我们也应该记得这位伟大的诗人。![]()
《欢乐颂》写于1785年夏天，几年前年轻的席勒经历了因发表作剧本《强盗》遭到福腾堡公爵的迫害，从福腾堡潜逃曼海姆，正在穷困潦倒之际，素不相识的诗人克尔纳（Christian Gottfried Körner）从莱比锡发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邀请席勒到这里生活，正在困窘境地的诗人投奔到莱比锡，随后又跟随克尔纳去到德累斯顿，几年的颠沛流离，让时年26岁的席勒深刻感受到克尔纳以及他的朋友圈所给予自己的温暖和友谊。
这些新朋友不但在经济上资助了席勒的生活和创作，更从精神上对他产生了强大的支撑，正因为被诚挚的友情和美好的生活所包围，席勒在感动之余，创作了这首颂歌体的《欢乐颂》（颂歌体源自古希腊的诗歌传统，这种冗长而抒情的体例，既可以歌颂神明，也可以抒发诗人自己的感情，最初是为了古希腊音乐中的演唱部分，后来才逐渐转变成一种诗歌体例，在欧洲各种语言的诗歌中都有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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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颂》最初刊行在席勒自办的杂志《塔莉娅》上（这本杂志是席勒在曼海姆时期由朋友出资刊印的，只发行了两期就告夭折，“塔莉娅”之名源自希腊神话缪斯九女神中的喜剧女神），克尔纳为席勒的这首颂歌谱了曲，做为他们几个核心朋友圈成员的“团契歌”（团契，基督教新教教徒组织形式之一。
用来指教徒间的团结、友爱与分享，这种形式源于使徒时期教会组织形式，即信徒之间互相平等、团结友爱，在圣灵指导下过信徒见证的生活，分享基督之爱），克尔纳也是历史上第一位给《欢乐颂》谱曲的人。
作品发表的1785年，15岁的贝多芬还在德国各地辗转求学，这位来自波恩的年轻人，4岁就能弹奏羽管键琴，并且已经在三年前开始半职业音乐家的生涯，没有明确的记载他是哪年读到席勒的《欢乐颂》并且终生被它召唤，为它着迷，最终让《欢乐颂》随着他谱写的曲调传遍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的。![]()
有关这首颂歌的德文和中文全译本，我并不打算在这篇文章中呈现，我想邓映易先生1959年为中国首演做的翻译是最好的入门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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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2月第一次访华是以普通游客的身份，负责接待他的中央乐团指挥家李德伦带着小泽征尔游览了长城、定陵，吃了东来顺的涮羊肉，并且听了李德伦带领下中央乐团的排练，对于完全没有任何德奥古典音乐的曲目的奇异现象表示了惊讶和不解。
1978年春天，小泽征尔第二次受邀访华，首次以指挥家的身份来访，上次接待他的李德伦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突出表现”，正在接受审查，这次是中央乐团的指挥韩中杰待客，中央乐团排练和演出了以前从没接触到的柏辽兹《罗马狂欢节序曲》和勃拉姆斯《第二交响曲》，小泽征尔也听到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姜建华用二胡演奏的名曲《二泉映月》并为之折服。![]()
1979年3月，应当年1月出访美国的邓小平副总理的邀请，小泽征尔率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访问中国，波音747降落在上海机场，当天在上海除了和上海交响乐团交流，就是晚上演出访华第一场音乐会。第二天波士顿交响乐团来到北京，开始排练，准备在北京的三场音乐会，头两场实在月坛附近经过翻修和做过声学改造的国家纪委红塔礼堂，第三场则是与中央乐团在首都体育馆合作演出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结束后的加演曲目是美国作曲家苏萨的《星条旗永不落》（Stars and Stripes Forever），这也是中美关系解冻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周恩来总理为他在人民大会堂的欢迎仪式上安排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演奏的曲目。1979年3月，在首都体育馆，有一万八千名观众欣赏了波士顿交响乐团和中央乐团的联合音乐会。![]()
1979年12月，小泽征尔第四次访华，这次是为了两只交响乐团继续合作演出，曲目定为了贝多芬《第九“合唱”交响曲》。
中国的贝多芬第九“合唱”交响曲首演于1959年，这年的国庆，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来华参与了国庆的阅兵都系列庆祝活动，然而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中苏的裂痕已经逐渐显现，就在这年苏联政府撤走了对话援建项目的所有专家，恶化以致到最终公开论战已不可避免。
古典音乐是以苏联为代表的苏东“修正主义集团”无法分割的一部分，反修防修的工作中，领导人在1963年12月对文学艺术做了两个批示，明确指出了古典艺术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很多文艺团队和部门是被“死人统治”的。由此各地的交响乐团取消了欧洲古典音乐的曲目，大量排演新创作的革命歌曲，即使像按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原则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也因为其“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内容被禁止演奏，即使中央乐团这样的国家级古典音乐团体，也曾经面临被撤销的命运，只能依靠大量安排下基层的演出来证明自己对于“工农兵群众”还有一点存在的价值。贝多芬也因为交响乐的资产阶级属性，自然而然的成为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言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总谱和所有欧洲古典音乐的乐谱一起被锁紧中央乐团资料室并贴上了封条。![]()
随着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谈判和1972年尼克松访华并在2月28号发表《上海公报》，中国和西方国家间的关系逐渐松动和恢复，古典音乐和贝多芬的命运一波三折的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基辛格访华前，周恩来总理要求中央乐团为基辛格博士要出交响乐，李德伦提出演奏贝多芬第五交响曲，被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出身的时任文化组负责人以宣扬“宿命论”否决，继而提出演奏贝多芬第三交响曲，又被以“歌颂拿破仑”为由否定，最终这位文化组负责人自己提出排练和演奏贝多芬歌颂大自然的第六交响曲，已经十年没有排练过任何欧洲古典音乐曲目的中央乐团最后勉勉强强凑合着完成了给基辛格的专场音乐会。1973年，伦敦爱乐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和费城交响乐团相继访华演出，围绕费城交响乐团的报备曲目，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中美双方展开了交涉，最终以费城交响乐团的指挥尤金 奥曼迪在驻华联络处负责人连哄带骗之下同意把宣扬“宿命论”的第五交响曲换成“歌颂大自然”的第六交响曲儿结束。最后一场音乐会结束后，还因为爆棚曲目—雷斯庇基《罗马的松树》音响效果太过刺激，引起了业余摄影家峻岭的不满。![]()
1973年到1974年，《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刊登了“殷言石”、“朝华”、“向欣”、“初澜”的署名文章，批判了“无标题音乐”。
其中一篇文章特意以贝多芬第九“合唱”交响曲为例：“就拿西方古典音乐的代表作――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来说，在该曲末乐章的合唱部分，高唱‘一切人类成兄弟’，‘拥抱起来，亿万人民，大家相亲又相爱’，就是在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正是在这种虚假的‘人类之爱’的旗帜掩护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着极其残酷的剥削。”刚刚有了一丝喘息的贝多芬，又在这两年连续评论和批判的打击下再次进入“冬眠”中……
1979年底的北京，和几年前小泽征尔初次到访时似乎没什么不一样，又似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3月份的音乐会经过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实况转播，很多中国的音乐家和爱乐者们对这位幼年时曾经在北京生活过的指挥有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中国指挥家从来不曾展现出的夸张指挥动作，让他们认识到原来指挥台上的领袖们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严肃刻板，他们也可以用近乎癫狂的姿态阐释自己对音乐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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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揣着对音乐的梦想，对贝多芬的渴望，对小泽征尔的崇拜，中央乐团、中央乐团合唱团、中央广播文工团合唱团，
- 女高音叶佩英（中央音乐学院声歌系教授，马来西亚归国华侨，曾演唱过“我爱你中国”等改革开放时期的名曲）
- 左威（1973年考入中央乐团学员班，北京人，女中音歌唱家，后赴日本定居）
- 男高音饶余鉴（上海音乐学院毕业，上海歌剧院男高音歌唱家）
- 闵鸿昌（中央乐团男高音歌唱家，师从中国贝九首演男高音魏鸣泉）
- 男中音黎信昌（男中音歌唱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
- 杨洪基（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解放军艺术学院声乐教授）
参与了这次贝多芬第九“合唱”交响曲的排练与最终于12月28—30号在红塔礼堂的音乐会。鉴于几次来华对中央乐团专业素养和现实情况的了解，也鉴于1979年3月波士顿交响乐团和中央乐团合作排练演出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暴露出来的明显缺陷，小泽征尔不但请来了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小提琴、大提琴、大管和圆号声部的首席参与这次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演奏，还不无担忧的和中央乐团交涉，是否需要他从波士顿请来四个声部的领唱，担纲这次音乐会中末乐章“欢乐颂”的独唱部分。中央乐团并不信服，于是回绝了小泽征尔的提议，并且按照当年的惯例在国内各个文艺院团中进行选拔，最终给小泽征尔的排练提供了两组领唱，经过小泽征尔的考量，最后确定由相对年轻的一组—女高音付海燕、女中音左威、男高音闵鸿昌和男中音杨洪基担任贝多芬第九“合唱”交响曲文革后首演的领唱。![]()
经过协调，中央电视台提供转播信号，通过租用国际通信卫星传送回美国，再由美国的电视台进行全球直播。从中央电视台保存的视频资料可以看到，当晚参与演出的音乐家们身着西装和长裙，四位领唱者中的两位女士更是穿着绿色与红色的晚礼服，这种画面明确告诉世界，经过十几年的沉默，中国的音乐家和贝多芬第九“合唱”交响曲，都回来啦！
1824年/2024年：200年沉淀，大家相亲又相爱！今年年初，我和springson商量今年古典音乐相对论在音乐和唱片部分的选题，想起来上一次这么商量选题还是2022年，当时我们做的几个选题只有勃拉姆斯交响曲全集进行了勃四的部分，很多意想不到又在意料之中的事情扰乱了我们选题落实在笔头的节奏，比如我们聊到一个巴洛克音乐的选题，我还跟在欧洲的两个学习早期音乐的小朋友临时拉了个群，如今这群我自己都找不到了，不过有关巴洛克和早期音乐适合以什么系统来表达，今年我还是会在后面做一个小专题。![]()
贝多芬的歌剧《费德里奥》算是我喜欢的一部德奥古典主义作品，2020年古典音乐daily创刊早期，我在听到雅克布斯和弗莱堡巴洛克乐团的HM唱片20/27系列中最新录制的《莱昂诺拉》（贝多芬自己没有最终修订前的曾用名）时，想过是不是写一个贝多芬这部歌剧的选题，后来自己也告诫自己，歌剧听的人太少，尤其是贝多芬这类德国式一大堆道白的，算了算了。
另一个一直吸引我的就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了，从萌生这个念头到今天已经也有两年左右的时间，从流媒体里面收集了一大堆唱片版本，得空就找出来听一段，可以说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在脑海，在耳际，始终是萦绕不去的一部作品。贝多芬第九“合唱”交响曲的“只言片语”，我最初也是从1981年人民音乐出版社的《外国名歌201首》上面看到的“欢乐颂”，这段中央乐团邓映易译配的合唱歌词，实际和贝多芬节选的席勒《欢乐颂》还差了不少篇幅，不过对于尚在童年的我，刚知道贝多芬、欢乐颂这两个关键词，一知半解中还是按照简谱学会了怎么唱这段歌，至于真正听到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CD唱片，还是成年以后。![]()
90年代初期上大学时候开始买CD，头十张的内容我还是记得比较清楚，买对的，买错的几乎各半，为了碟片播放长度超过70分钟，买过一张EMI的廉价CDZ编号管弦乐拼盘碟，里面没有一首曲目是全本的，还买过一张当时最流行的萨克斯手KENNY G吹的“回家”（现在留下的似乎只有北京一些还没倒闭的老牌商场用作闭店送客曲了）。
第一张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也位列我的头十张CD之中，很多同龄人应该是那套“红卡”（卡拉扬60年代和柏林爱乐乐团的经典版本）吧，我当学生时候买碟的首要标准是足够便宜，在王府井外文书店看见一张CBS的3D录音系列，是美国人蒂尔森 托马斯（Michael Tilson Thomas）指挥英国室内乐团在80年代全集录音的单行本，39块钱，听完没留下多深的印象，这次为了专题写作，特意找出来又听了一遍。这张1983年在伦敦EMI录音室的唱片，整体速度偏快，全曲66分31秒的演奏时间，四位领唱者名气在80年代也不算大，演唱中规中矩，风格上偏向端正的古典主义，听着不是很过瘾，蒂尔森 托马斯后来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录音我们在正文中还会提到，在几十年前对于二十出头的我，拥有一张著名曲目的CD比认真听演绎和选择版本更重要。![]()
2020年1月1号，古典音乐daily第024期，发表了一篇有关贝多芬本真录音的文章，在写作这篇文章过程中，我了解到奥地利管风琴家、指挥家马丁 哈塞尔伯克（Martin Haselböck）率领他组建的维也纳学院乐团（Orchester Wiener Akademie）进行着一项“极端复古”的贝多芬交响曲巡演和录音—贝多芬回响（Resound Beethoven），回到贝多芬这九首交响曲首演的场所，用当时的乐器，首演版本的乐谱，以首演时的乐队编制，在乐器摆位和观众席次设置也尽量还原首演时的模样，这在历史资料记载详细，图书馆发达，古典建筑保存相对完好的欧洲虽然有难度，但也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得到资金支持的哈塞尔伯克和同事们找到了大部分交响曲首演的建筑，并且按照史料恢复了建筑内部的一些原始结构，试图让现场观众和唱片聆听者能够多接近一些贝多芬作品首演的音响效果。![]()
然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首演的那座康特纳托尔剧院（Theater am Kärntnertor）早在20世纪到来之前就被拆除，哈塞尔伯克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的寻找第九交响曲第二次或者第三次演出的场地。
2020贝多芬诞辰250周年来临之前，指挥家和乐团已经在阿尔法公司发行了全部九首交响曲的CD，我既佩服这些本真音乐家的奇思妙想，更佩服他们为了实现这个系列巡演和录音为期五年默默无闻的准备和寻访工作，这一些和贝多芬自己1824年为了上演第九交响曲所付出的努力如出一辙！贝多芬在交响曲的排练阶段，面临着雇人抄写乐队总谱和分谱，这既需要花钱，还需要面对抄谱员的业余错误和耽误时间；面临着当年即使维也纳也缺乏职业乐手，更没有任何一支职业交响乐团，今天随处可见的双管制乐团在排练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之前东拼西凑才建立起来，其间还有不少人因为各种原因出出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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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着从未有过的第四乐章，独唱与合唱团的加入，这在欧洲古典音乐里并不罕见，无论是传统的宗教音乐还是19世纪初期流行的意大利歌剧，但贝多芬为独唱者与合唱团写作的唱段，并不是让歌唱者们担任传统角色，而更像把他们当做一件乐器，参与到末乐章的狂欢之中，很多乐句演唱难度非常大，音域也接近各个声部的极限，即使今天，演唱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欢乐颂”的难度依然不小。
最后，还面临着贝多芬本人耳聋已久，还要固执的全面掌控第九交响曲的排练与演出中所有具体细节，以及音乐会的投入产出比是否能达到盈利等等。![]()
卡罗琳·昂格尔 (Caroline Unger)
在这样重重困难下，1824年5月7号的音乐会在延迟了若干次后终于上演了，音乐会的第一首是贝多芬《献给剧院序曲》（Die Weihe des Hauses），随后演唱了1823年写就的《D大调庄严弥撒》（Missa Solemnis Mass In D, Op.123）中的“慈悲经”、“信经”和“羔羊经”，最后按照前一天张贴的演出海报，上演了“大型交响曲”—第九“合唱”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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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首演领唱者是女高音桑塔格（Henriette Sontag），女中音昂格尔（Caroline Unger）,男高音海清格尔（Anton Haizinger）,男低音赛佩尔（Joseph Seipelt）,音乐会最终的成功已经被历史所记载，并且翻译成各种语言传诵至今。
贝9是德国的，是欧洲的，是全世界的，是我们的。谨以此文献给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首演200周年。
